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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关于这一时期，要注意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提法。
头三年：恢复国民经济
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党的八大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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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了统一祖国，解放西藏人民，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谈判，以便和平解放西藏。1950年10月7日，人民解放军巧渡金沙江，解放了昌都。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等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举行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就有关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讨论。1951年5月23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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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和稳定物价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统一财政经济问题。同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基本内容有三：第一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第二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财政收支的统一，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全国物资调度的统一，使国家所有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从分散无力的状态中，集中起来，变为有效的力量。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的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样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上述这三种统一的同一结果是避免了财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它对于扭转当时困难的财政经济局势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与实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同时，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衡了财政收支。这样，由于通货膨胀而来的物价上涨的因素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打击投机倒把，还需要保证物资的供给。1950年，人民政府组织了空前大规模的粮食调运，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充分的粮食、棉花、纱布、煤炭、食盐等民生必需品，使全国大城市和灾区的供应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使物价得到了稳定，从根本上克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猛升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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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执行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路线。到1952年9月止，加上三年前即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已共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土地改革运动使三亿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使农民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三千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觉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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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着，又把美国第七舰队派往中国台湾。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轰炸中国安东（今丹东）等地。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迅速组成了以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旗帜，于10月25日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在全国范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于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就在全国掀起。朝中人民军队经过五次大规模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10日同我方进行停战谈判。美国侵略者不甘心于失败，停停打打，几经较量，连遭失败，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三年战争中，朝中人民军队毙伤和俘虏了敌人一百零九万多人，其中包括美军三十九万多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一万二千多架，击伤击毁和缴获敌坦克三千多辆，击沉击伤敌舰艇二百五十余艘，取得抗美战争的伟大胜利，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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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
建国初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贪欲也越来越强烈。为了牟取暴利，不法资本家采用腐蚀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偷漏国家税收、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定货中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资产阶级的这种不法行为，对抗美援朝、国家建设、人民生活造成了危害。同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下，国家工作人员中出现贪污、浪费行为和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从1951年底开始，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揭露了一些干部腐化堕落的严重事实，教育了广大党员，增强了他们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1952年初，又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党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人民群众，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查出了一批“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在运动中，政府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违法的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处理规定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在认真查证核实，弄清真伪轻重的原则下，分别作出处理。
“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夏先后胜利结束。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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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
土地改革以后，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中国共产党适时地领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实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的政策；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首先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接着发展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再进一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地方党组织印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草案。1952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有三千六百多个。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同年12月16日，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一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1954年，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0万个。到1955年上半年，又发展到67万个，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户。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时，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6月30日，命令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到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2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其中，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一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8％。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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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的，经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计划规定：在五年内全国经济、文教建设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属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和副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到1957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将有一半转变为公私合营，三分之一左右农户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年内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三分之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由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从我国实际出发，对各项比例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强调既要避免冒险主义，又要防止保守主义，并把建设项目能否如期完成、工业增长速度、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和市场能否保持稳定，列为检查计划的四项主要内容。1956年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步子太急的情况，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及时地提出了正确的措施，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
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就已基本完成。在建设方面，五年内经济、文教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达到491亿元，超过计划14．9％。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包括制造飞机、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冶金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新的工业部门，在我国建立起来了。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计划15．3％，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和副业总产值也超过计划1．2％，平均每年增长4．5％。五年内，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42．8％，全国农民收入增加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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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问：《决议》中说：“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提法有什么意义？
答：这个问题，过去的提法不统一。有的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有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两种提法，都不妥当。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而且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那么，又何以解释建国以后进行的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以及西藏的和平解放？这些都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那么，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就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了，我们建立的国家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是不符合我们历来的提法的。
早的不说，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我们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一条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1952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提出的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
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1956年的党的“八大”决议宣布：“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现在，六中全会的《决议》重新肯定了这个提法，说建国后的前七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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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适应帝国主义进行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和掠夺资源的需要，依仗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它除了剥削产业工人以外，还利用政治特权，通过滥发纸币、募借内外债、商业投机等方式，残酷地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官僚资本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国民党统治阶级代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多年里，集中了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经济命脉。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80％。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拥有291个工矿企业，掌握全国钢铁90％，煤33％，电力67％，水泥45％，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44％的轮船吨位，还有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官僚资本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