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国建工部门的一位杰出领导者
——回忆战友刘秀峰同志
李葆华 林铁 赖际发 杨春茂 王志远
刘秀峰同志是我们的老战友，他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于1971年3月29日含冤逝世，距今已经十年了。
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
刘秀峰同志1908年生于河北省完县，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曾任保定市委第一支部书记，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从事工运工作。在保定市委遭到破坏后，他奉党的指示，回乡建党，开展农运工作。1927年，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鼓舞下，他同韩永禄同志组织地下武装，准备武装起义，1930年8月23日在完县举行了闻名华北的“五里岗暴动”。
“五里岗暴动”前夕，秀峰同志调到天津顺直省委，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在六年的监狱生活中，他经受了种种严峻的考验，积极参加了多次反虐待、反迫害的斗争，特别是1930年7月在狱中党支部发动的大规模绝食斗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敌人发觉他是骨干分子，把他关入单身牢房，用尽各种手段逼他进食，他坚如磐石，毫不动摇。由于遍体刑伤和长期饥饿的折磨，当时他肌肉萎缩、皮肤脱褪，奄奄一息。看守告诉他狱方已答应要求，劝他复食，他仍坚持不进食，直到党支部正式通知斗争确已胜利时，他才复食，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36年秀峰同志刑满出狱，任保定特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平汉线省委组织部长、华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总指挥、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民运部长等职。在国民党节节溃退、日寇长驱直入的形势下，他日夜奔走于河北的完、唐、望、满、易、曲、定等广大地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忠实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组织工、农、妇、青抗日救亡团体，为创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探索者的光荣足迹
抗日战争胜利后，秀峰同志曾先后担任张家口和石家庄这两个华北解放最早的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为我党管理城市取得了很多经验。
张家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从日寇手中收复的最大的城市，是日寇统治时期伪“蒙疆政府”所在地。对于管理这样的城市，当时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在国民党借和谈为名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形势下，秀峰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肃清敌特，安定秩序方面，在团结民主人士、建立民主政权、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方面，在对工商业实行管理改造、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控制物价、打击封建把头、组织小商贩实行合作经营等方面，都取得了成绩。秀峰同志当时就提出了：“要发动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在工人群众中建党”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使张家口市工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前线。1947年秋，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秀峰同志被指定做了关于城市工作的专题发言，曾得到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肯定评价。
1947年11月7日，我军解放了华北战略要地、重要工业城市石家庄。1948年秀峰同志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根据管理张家口市的经验，他明确提出：“城市工作当务之急是发动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恢复生产，安定秩序”。为此，他组织广大干部并且带头深入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工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全市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秀峰同志很重视民主建政工作，在石家庄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特别强调了民主和团结，他说：
“团结，首先要民主，民主了，就能团结。共产党如果把持包办，不征求与采纳别人的意见，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他的这些讲话，当时对动员各阶层人民建设好石家庄市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解放后，秀峰同志曾先后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这期间，他在组织领导城市建设、恢复发展城市生产、繁荣社会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对私营商业的管理上，他强调了要善于用经济斗争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用行政手段去限制他们的发展。他还提出了很多搞好商业，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的办法。诸如举行物资交流展览会、组织土特产推销团、举行行业会议或城乡联系会、增设初级集市、恢复庙会、建立一揽子商店等等，这些对华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市场经济的活跃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党的工作中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要求全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秀峰同志在我国这一革命历史伟大转折时期管理城市的实践，是符合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他在我党管理城市方面，留下了作为一个探索者的光荣足迹。
在建筑工业上的业绩
1954年，秀峰同志调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十年。
这期间正值我国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旧中国建筑业遗留给我们的基础只是一些“皮包公司”，连设计和建筑一幢五层楼房都很困难。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业项目的建筑工程，其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建工部党组在秀峰同志主持下，根据中央指示，首先以中央调给的八个师的转业部队为基础，同来自机械工业部门和各大区的建筑力量合并起来，根据全国工业建设布局，按照施工生产和企业管理的要求，组建成八个工程局，形成了担负国家重点工业建筑任务的“野战军”。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各省市的国营建筑力量——“地方部队”和县以下集体所有制的建筑力量——“民兵游击队”的建设和发展。这样，就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支由“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能够适应大规模建设需要的勘察设计和建筑安装队伍。这支队伍在边建设、边训练的实践中，不断壮大、不断提高，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秀峰同志作为建筑工程部门的领导者、组织者，他竭尽自己的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培养技术力量，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方面，建工部党组在秀峰同志主持下，以原有的技术力量为基础，广泛搜罗人才，逐步地建立和扩建了工业建筑设计院、建筑工程勘察院、建筑科学研究院、城市规划设计院、给水排水设计院、水泥、玻璃设计院等机构；建立和扩建了一批建筑工程专业的大专院校、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举办了多次技术工人训练班，从而比较迅速地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壮大了技术力量。这支技术队伍对我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支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不少设计机构被撤销了，大批设计人员被拆散了，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为了提高我国建筑科学的水平，秀峰同志很注意提倡学术争鸣，自己也积极参加讨论。他根据周总理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发表了《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文章，曾被二十多个国家的刊物转载，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普遍重视和浓厚兴趣。一些老建筑学家指出：这篇文章对我国建筑艺术和理论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秀峰同志十分重视企业管理。他不仅领导举办了培养企业管理人员的干部学校，而且在六十年代初还组织得力人员，根据中央制订的《工业七十条》的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建筑业客观规律的要求，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管理制度，从而使建筑工程各个方面的工作有章可循，生产有条不紊。
在城市建设方面，秀峰同志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根据中央指示和国内外经验，于1958年、1960年先后在青岛、桂林召开了两次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就城市规划、布局以及“骨头”和“肉”的配置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看法。关于城市的规划和分布问题，他强调发展中小城市、建立卫星城市、控制和改造大城市的方针。关于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问题，包括工业区的选择、住宅生活区的确定、干道网的布置、地下设施等等，他强调既要有立足于现代化的长远观点，又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如果远景设想与近期建设的关系、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的关系处理不好，一经确定，施工之后将很难改变，势必造成建设上的巨大浪费和不合理状况。关于城市建设，他还提出过许多很好的见解和有效的措施，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现在看来，这些意见仍然十分中肯。
秀峰同志对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一向是很重视的。为了掌握建筑材料生产中的情况和问题，常常深入到厂矿蹲点，进行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57年末，全国还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没有能力生产水泥，但到了1961年末，全国各地都有规模不同的水泥厂，改变了历史上建筑材料工业偏于沿海一带的局面，使建筑材料工业布局逐渐合理。
秀峰同志主持建工部工作的十年间，是我国建筑业艰苦创业、由小到大、全面发展、兴旺发达的时期，构成了我国建筑事业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他不愧是我国基建战线上的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和指挥员。现在，每当我们谈起建筑业的发展时，就自然地引起对秀峰同志的深切怀念。
实事求是的精神
秀峰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直注意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场、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从不随波逐流。在事关方针政策或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他总是亲自作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拟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并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比如：关于降低建筑标准问题，当时争论较大，秀峰同志认为：“多快好省是矛盾的统一，快要有个限度，过快就会影响好省，省也要有个限度，过省就会影响质量”。他坚持了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要立足于现代化的观点，从实际出发，抓规划、抓质量。在大跃进中，因受到当时浮夸风等思潮的影响，建工部也曾提出过一些如“用百分之七十的材料完成百分之百的任务”、“日砌万块砖”等口号，但秀峰同志对这些问题认识较快，一旦发现不妥，就坚决改正，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因此建工部的工作和队伍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秀峰同志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他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几十年来他不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非常用功学习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就是在国民党监狱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他还学习《资本论》，并自学英文。担任建工部长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业务技术知识，常常深夜不息。在学习中他不耻下问，虚心向工人请教，拜工程技术人员为师，力争自己成为建筑工业的内行。由于他学习勤奋，经常深入厂矿、工地，注重调查研究，写文章、作报告就能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他对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城市建设、建筑材料工业以及建筑史、建筑风格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刻的研究。
秀峰同志富有创业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具有远见和全局观点，知人善任，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当一项任务决定下来，他能放手使用干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去工作。对待干部，他从来都是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对于犯过错误和反对过他的人，从不歧视和计较个人恩怨，照样对他们量才使用。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遇事爱和同志们商量，有不同意见也是以平等态度和同志们讨论。干部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找他谈话时，他总是平心静气地听下去，耐心解释，从不摆架子训斥人。他关心同志，重视团结。对于党外人士和技术专家，他总是以朋友相待，团结他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困难，在思想上帮助他们，在业务上向他们学习。当年张家口、石家庄、天津的知名民主人士王荣仁、张海、周叔弢等，进北京后的梁思成、杨廷宝等许多建筑专家，都和他有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大家都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愈干愈有劲儿。
秀峰同志襟怀坦白，诚实正派，心地善良，很重革命情义。凡是有求于他的人，只要合乎原则而又能办到的，他总是尽量帮助解决。对于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同志，总是念念不忘。他的像册中保存着不少已牺牲的战友的照片，常对孩子们讲这些战友生前的革命事迹。对于这些已故战友的家属，常在生活上予以照顾。他还和彭真同志一同看望住在北京的当年地下工作的堡垒户康奶奶（康景星烈士的夫人）、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李斌、张树荣等同志。
秀峰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即使在逆境中，他也是以满腔的热情对待工作，从来没有消极过。1964年“四清运动”中，他被错误地扣上“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资本主义经营”等帽子，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当副厂长。对这种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他不仅没有流露过埋怨情绪，而是积极工作，主动地到最脏最累的车间劳动。在企业管理整顿中，他亲自到车间蹲点，深入各班组开座谈会、亲自起草整顿规划和调查报告，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解工人生活疾苦，给那里的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秀峰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我们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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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延安生活散记
赖春风
我是1937年抵达延安的，至1944年10月跟随王震同志南下，在延安共度过了八个年头。当年壮壮实实的大小伙，如今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但是，延安的一草一木，延安的许多往事，几十年来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炮兵”的喜悦
在延安的火热生活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那些日子。
我们到延安的头两年，还可以吃到一些从西安来的大米、“洋面”，每人每年也能发上一套从西安来的灰布军装。但到了1938年底、1939年初，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国民党对内反共、对外投降的方针已经逐步公开化，他们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了。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严重地威胁着延安，威胁着革命。既要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又要担负起抗战的重任，还要对付与国民党的军事磨擦。这就是当时延安面临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办？党中央、毛主席断然决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当时，我在延安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教导营任营长。这个教导营的主要任务是训练红军时代的营连排干部。全营有六百来人，驻在安塞县龙安镇。头一年生产，留守兵团给我们营的任务是种地三千亩。说是种地，其实并没有现成的地可种，全都要开荒。陕北这个地方，地多人少，荒山野岭有的是。但是，要把这三千亩地一寸一寸开垦出来，并且当年就要种上各种作物，这确实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的干部和学员，虽然大都是农民出身，而且不少人扛枪已有好些年头了，手脚并不娇嫩，但是，对于连续的大面积开荒，许多同志都不怎么适应，还没干两天，大家就感到腰酸、背痛，有的同志胳膊红肿了，更多的同志手上起了泡。开始是水泡，后来竟变成了血泡。起了泡的手碰在硬梆梆的?把上，?头再碰到荒地上，那滋味真不好受。但是，大家的生产热情都很高，没有叫苦的，也没有当逃兵的，在向荒山野岭进军的战场上，流行的还是那两句话：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每个同志的手上都起了很多血泡，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从步兵变为‘炮兵’了，一个人就是一个‘炮兵班’，全营就是一个‘炮兵师’，胡宗南我们都不怕，还愁三千亩地拿不下来？”“炮兵”们天天坚持天不亮就起床，中午在山上吃饭，下午天擦黑儿才回来，一天起码在山上干十个钟头。有的同志累得腰都弯不下去，胳膊都抬不起来，他们用热水烫一烫，用热毛巾敷一敷，第二天又接着干。开始，我们开荒的进度老上不去，有的同志一天只开三、四分地，到后来，我们平均开到八分地以上。
待到“炮兵”们手上的泡磨成老茧时，分布在好几个山头的三千亩地已经绿浪荡漾了。那一年，我们种了一千五百亩谷子，三百亩高粱，五百亩黄豆，七百亩荞麦，全都获得了好收成。秋收之后，我们的生活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有了粮食，吃饭不用愁，而且还喂了不少猪、羊和鸡。节假日或是星期天，我们还可以吃上一顿肉呢。当大家看到昔日的荒山野岭如今一片丰收景象时，当大家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欣中。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希望，而且给我们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拾粪路上
1941年底，我从陇东军分区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延安的学生生活，也是别有情趣的。在部队，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在党校，则是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我们每个学员都分了一小块地，除了完成学习任务外，种好这块地，就是我们经常要操心的事情了。为了使自己分到的地能结出更多的果实，每个同学都不知洒了多少汗水，想了多少办法。其中，最费心思的，要数积肥这一项了。因为，党校这个地方，挨着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单位很多，人员很集中，有一点肥，互相都“抢”，动作慢一点，就叫人家给抢去了。因此，我们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拾粪。如果哪一天我们能拾到一筐半筐粪回来，那我们连续几天的情绪都会很高。粪，是庄稼的粮食，也是我们延安党校的学生求之不得的宝啊！
第二年开春的一个早晨，天气阴冷。我和几个同学以为这样的大冷天，拾粪的人可能不多。所以，我们起了个大早，抢先到延河边一带拾粪。我们的手都冻麻木了，手上的铲子很不听使唤，一堆粪，常常要来回铲好几下。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两手合起来，使劲搓几下，放在嘴上哈几口热气，再接着干。正当我们拾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在朦胧的曙色里，迎面走来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也在干着同我们一样的活计。
“你们是哪一个支部的？怎么腿这么长，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我们当中，一位同学用开玩笑的口吻大声说。
“我的腿是长一点，大个子嘛，腿当然就长，但总比不上你们年轻人眼尖、手灵、脚快呀，你们是全面的优势嘛！”
好熟悉的四川口音。“啊，总司令，是前几天刚给我们讲课的朱总司令！”我旁边的一位同学真是眼尖，首先认了出来。
我定神一看，果然是朱德同志，只见他穿一件灰色粗布上衣，打着绑腿，一手提筐，一手拿铲，站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后边站着他的警卫员。我们跑步迎了上去，“总司令早。”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
“你们比我更早嘛，看，你们都拾了半筐了，我才拾了一点点。”总司令微微一笑。
有位同学伸手去夺总司令手里的粪筐，想往他的筐里拨点粪，总司令忙说：“使不得，使不得，那我不成‘剥削户’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粮食，我当总司令的剥削战士的肥料，这多难听。”说完，总司令大笑起来，在寂静的黎明里，他那爽朗的笑声更加响亮。
看到总司令那么大年纪，还同我们一样拾粪，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就说：“总司令，您事情那么多，大事情都操劳不完，就不要来拾粪了，什么时候需要肥料，只要通知我们一声，我们就给您送去，或者让警卫员到我们党校来挑，都行。”
总司令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哪有当总司令的就不能拾粪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是农民出身，这些活在家时都是干过的嘛。这些年忙于行军打仗，好久没干庄稼活了。现在国民党逼着我们搞生产，我们就要上下一起来干，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再说，我这也是积肥、锻炼相结合，一举两得嘛！”
听着总司令亲切的话语，想起我们在杨家岭礼堂听报告时，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所住的窑洞前的菜地里，各种蔬菜瓜果常常是长势喜人，南瓜又圆又大、西红柿又鲜又红……，我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样，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各级领导都带头，上至主席、总司令，统统如此，没有什么特殊的。在生产现场上，如果不认识，你还真认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呢！
油灯与纺车
我是在延安成家的。那时，我们的家非常简单，除了一床黄布被子之外，我们的财产，就数那盏煤油灯与那台纺车最令人心爱了。因为，它们与我们相依相伴，度过了许许多多战斗的夜晚。
在1939年的大开荒取得可喜成果之后，党中央向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提出了自给自足的口号。所谓自给自足，就是吃饭、穿衣以及生活上的其他必需，基本上要靠自己动手来解决。这样，生产运动便由开始的全力以赴开荒种地转入“男耕女织”的合理分工。当时，我爱人黄海云在延安联防司令部卫生部工作。本来，根据她所担负的任务，她是可以不参加纺线的。可是她想，别人能自给，我也要自给，能自给多少是多少，总不能光吃别人、穿别人的。她专门从老百姓那里买来一台土制的旧纺车，放在家里，一有空就纺起来。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在我们的窑洞里，在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的微弱灯光下，那架纺车总会“吱呀吱呀”地响起来。她在一旁纺线，我在一旁捻羊毛线，需要时，互相换一换，我替她摇摇车，她帮我捻捻线。在延安的许多夜晚，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当时，有纺车的吱呀声飘出来的，又何止一家？敬爱的周副主席也在纺线线呀！多少灯光黯淡的窑洞里，同时奏着这战斗的劳动乐章。
我在延安党校学习期间，平时很少回家，只能在星期六回来。我每次回来，迎接我的常常是那架纺车奏出的欢迎曲。当时，我们互相是这样共勉的：我在党校，学习、生产要当先进；她在卫生部，工作不能落后，每天还要纺三到四两线。一般情况下，纺不到这个数量，她总不肯休息。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因为党校有活动，我回来得晚了一些。以往，我远远就可以听到有节奏的纺车转动的声音了，可是那一晚，我什么也没听见。我推门进去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黄海云同志头倒在纺车上，昏睡过去了，灯光下，她的脸色苍白、憔悴。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吃不好，睡不好，加上劳累，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她在怀孕期间，一直坚持着纺线，并且纺出了上等线。此外，她还挤时间织了一些手套和毛袜。
这样的事情，在延安是不值一提的，因为哪一个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革命战士，不是这样过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