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党风的思想
牛甲英 齐连池 王仲清
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政党。党以什么样的风格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是关系到党能否带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党本身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工人阶级政党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制定了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纲领和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章程，而且对党的作风问题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们在为建立和健全工人阶级政党而奋斗的一生中，一直把党的作风作为实现党的领导、保持党的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关于党的作风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很有教益。
实事求是 反对空论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作风。他们总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实事求是地指导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曾经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为革命制定了进攻的策略。但是当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状况以后，到1850年秋天，就得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普遍繁荣的情况下革命高潮不会立即到来的结论，及时地把进攻的策略改为退却的策略，使革命免遭损失。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实事求是地决定自己行动方针的事例是很多的。马克思说：“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自己坚持实事求是，而且提倡工人阶级政党都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每当他们看到党的领导人按照真实情况办事，就由衷地高兴，大为赞扬。恩格斯曾向意大利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卡菲埃罗说：“对于您决心向我们如实地叙述实际情况，表示感谢。我们的协会十分强大，不怕了解真实情况，哪怕这种情况看来是不利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毫无实际根据的虚浮报告更能削弱我们协会的了。请您这样做吧，您从我这里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到哪怕是稍微地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消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54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说空话，唱高调，是一种极坏的作风，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导致革命的失败。恩格斯说：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一个党如果热衷于空洞的革命词句，必然使党的行动的水平降低，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同说空话、唱高调的坏作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维利希、沙佩尔等不顾革命处于低潮的客观形势，不愿做耐心细致的积聚革命力量的工作，而空喊革命词句，把革命当儿戏。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以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他们是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在德国党内出现了以“青年派”为代表的左倾空谈主义。恩格斯对这种左倾空谈主义进行了极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9页）
从实际出发，反对生搬硬套
在欧美许多国家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以后，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每个国家，是各国党面临的重要课题。恩格斯反复指出，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虽然它们的最后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它们的活动的条件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它们达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不能不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要求各国党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密切注意自己周围的工人运动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正确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只会背诵一些条文，拿这些条文到处套用，这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是非常可悲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恩格斯批评了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态度，指出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而只把理论当作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93—94页）为了帮助在北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恩格斯指出，“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6页）
要正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理论，必须克服把理论绝对化的错误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原始积累”一章里，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具体道路作了科学的分析，一些俄国人硬要把这个规律套用到俄国。马克思批评他们说：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恩格斯一再强调，工人阶级政党要真正把理论学到手就要在实际活动中学习，特别是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恩格斯谈到英国工人阶级时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反对个人崇拜
马克思、恩格斯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主张不要崇拜任何神圣的、绝对的东西。他们只相信真理，对什么也不迷信。马克思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由于有这种精神，他们批判了那些被认为神圣、权威的东西，建立了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以放弃一切助长迷信的规定为条件。马克思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流行对拉萨尔的崇拜。报纸上刊物上对拉萨尔歌功颂德，顶礼膜拜，捧为德国工人的救世主。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斥责对拉萨尔的崇拜，认为“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7页）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拉萨尔搞个人崇拜，马克思严正声明，要求该报不要利用我们的名字去蒙蔽工人，或者使自己成为任何愚蠢言行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别人对自己崇拜。他们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公认的领袖，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们非常谦虚，始终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当作普通一员，严格禁止对自己歌功颂德。1894年普列汉诺夫写信给恩格斯，称恩格斯为导师。恩格斯给他回信中一开始就指出：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
马克思为了不造成别人对他的崇拜，反对别人给他写传记。库格曼从当时斗争的需要出发，曾劝说马克思同意给他写传记。马克思回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例如，迈耶尔百科词典的出版者早就写信来要我的传记。我不仅没有给，而且连信都没有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个人崇拜，但从来不否认伟大人物的重要作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说：“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7—438页）
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自我批评，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1852年发生了迫害共产党人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马克思认为这件事和闹分裂活动的维利希、沙佩尔有直接关系，曾指责他们跟普鲁士警察当局狼狈为奸。后来，当马克思认识到维利希、沙佩尔只是充当了统治阶级的“无意中的帮手”，他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沙佩尔、维利希等人受到了他的不公正的攻击。他们对待理论的态度，他们的治学态度，也具有十分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恩格斯说：“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向别人请教。他们热忱地欢迎别人的批评和帮助。马克思说：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
恩格斯认为，能不能进行自我批评是工人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哥达纲领批判》这个被埋没十五年之久的文件，能不能在党的报纸上刊载，把马克思对党的批评意见公开，曾引起德国党的领导人的严重分歧，他们有种种顾虑。恩格斯说：“此文在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会使我们敌人的进攻锋芒减弱，也使我们能够这样讲：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你们也这样试试看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1页）他还说：“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已经非常坚强，足以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党在目前也一定经受得住这种在十五年前使用过的直率的语言，以后将可以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同上，第36页）
恩格斯认为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开展党内讨论，是防止党的蜕化，保证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恩格斯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恩格斯反对掩饰和调和矛盾的作法，“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90页）他说，党内的批评，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但是，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恭维更有益处。恩格斯十分厌恶那些把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人，主张和这种人完全断绝任何来往。
反对非无产阶级的各种恶习对党的侵袭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那些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要求他们不要把非无产阶级的偏见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意反对党的领导人中的腐败风气。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党内一些腐化分子，指出他们“故意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7页）
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72—73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党的领导人提出严格的要求。他们主张：“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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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研究资料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介绍（四）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为促进国民党的改组，做了大量工作，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实际步骤。1923年10月孙中山召开了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11月正式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推动和指导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党领导工农群众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党一面迅速恢复“二七”惨案后被封闭的工会，营救被捕的工人领袖，一面继续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党领导广州沙面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成为革命高潮的新起点。农民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
为迎接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确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闸北区横滨路六号召开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杨殷、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谭平山、何今亮、朱锦堂、王荷波、项英、彭述之等二十人。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接着维金斯基向大会致词，大会还听取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等讲了话，各地代表报告本地情况。大会通过了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报告的决议，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决议，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决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以及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这次大会主要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对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问题、加强组织建设以及改进党的宣传工作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分析了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决议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取得胜利。并且指出：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会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全党的同志应当时刻警惕右倾危险。
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九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五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委员，以上五人驻中央局。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贡献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等重要问题，初步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为推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姜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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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打破地区、部门界限是当前工业改组的核心问题
徐之河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做好工业改组工作，有许多好处。首先，通过改组可以把一些产品相同、工艺相似或前后有联系的工厂组成公司或总厂，这样就可在公司内部分工协作，改变一些工厂的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截长线、补短线，使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加符合社会需要。其次，经过改组，组织结构可以更加合理。公司所属各个工厂分工合作，进行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增大批量，利用新技术、新工艺和专用设备，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第三，把许多工厂组成公司或总厂以后，可以把那些为许多厂服务的作业，如热处理、电镀、铸锻、运输等，集中起来成立专业厂、点，实行工艺专业化，以提高效率；同时还可把各厂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使用，使新产品的设计和试制以及各厂的技术革新和改造更便于进行。此外，还可以加强统一规划，在公司协调监督之下，发挥各厂分散经营的优越性。
在工业改组方面，我们过去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就上海来说，在1956年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开始对全市工业进行了改组。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改组，进行了四次。目前，共有工业公司71个，所属工厂2，256户，其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这些公司是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大多数是产品专业公司或零部件、元件专业公司，也有包装、机修等服务公司。有些公司则是按产品用途分类组成的。各个公司都拥有一批大、中、小型企业，它们相互结合，分工协作，灵活多样，适应性强，工业组织机构合理，经济效果良好。现在，上海工业的改组仍在进行中。
但是，工交企业在改组过程中，也碰到不少矛盾。部门分割、地区封锁、自成体系的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了改组联合的顺利开展，现有的一些经济政策、制度、办法，又不适应改组联合发展的要求。联合改组涉及到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和管理权限，触及到老一套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如无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切实的有效措施，要想进一步发展，看来是有许多困难的。事实表明：要搞好工业改组，必须坚持以调整为中心，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从实际出发，讲求经济效果，打破地区、部门、军民和所有制界限，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而如何打破地区、部门、军民和所有制界限，则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工业改组的最核心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才能从全国着眼，统筹规划，在全国范围内，根据经济合理和专业化协作原则，来改组我们的工业，使全国的工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组织结构更加合理。以自行车行业来说，几个名牌产品的生产，如永久、凤凰、飞鸽等，已在一个市的自行车行业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如要进一步实行改组，提高产量，那就需冲破部门的界限，把某些生产能力有多余的机械、化工、军工，甚至冶金工厂，调整到自行车行业的范围中来。这种工作，各省、市正在有计划进行。但是，这种只限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改组，仍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无法从全国着眼，统筹安排。在当前提倡大搞“三大件”的情况下，很可能一哄而上，造成重复建厂、盲目生产的情况。其次，各省、市在其所辖范围内按行业进行改组的结果，必将造成各省、市范围内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各省、市的管理水平、技术力量、资金来源既不平衡，经济效果就大有差异。据统计，全国现有自行车整车厂84户，各户的经济效果差别很大。以三个直辖市的自行车行业为例，生产同样一辆自行车的成本分别为67、75、140元，工业利润分别为60、33、6元，相差甚巨。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自行车生产的专业化协作，发挥现有的生产潜力，使后进地区的自行车生产技术组织水平赶上先进地区，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打破地区和部门的界限，根据全国自行车行业的现状，在全国范围内对自行车生产进行调整改组。在进行改组时，可以名牌产品为中心，成立几个自行车公司。如以永久、凤凰为中心，建立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等省市自行车厂在内的华东自行车公司；以飞鸽为中心建立华北自行车公司；此外还可根据具体情况，建立东北、中南等自行车公司。然后，待条件成熟以后，进一步组成全国性的自行车总公司，作为统筹、协调、监督、服务的中央机构。其他如汽车、造船、卷烟、缝纫机、家用电器等，也可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进行调整改组，设立跨地区公司或全国性公司。
冲破部门、地区、军民和所有制界限，组织跨地区公司或全国性公司，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必须统一规划并进行试点。看来机械、电子工业可以先走一步。在进行改组过程中，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在条件尚不成熟的行业，仍可以仿照上海及其他地区的经验，以工业城市或省、市、自治区为范围，组织地区性公司。在跨地区或全国性公司成立以后，主管部门应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公司。全国性公司或跨地区公司可实行分散经营、协调监督的管理体制。要以地区公司（或分公司）或工厂为利润中心，统一核算利润。至于公司或分公司内部如何进行集权分权，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不要强调一律。
（摘自《世界经济导报》1981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