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
——记宋庆龄同志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给解放区募捐物资的情况片断
张执一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病逝的噩耗传来，使我悲痛万分。我看到报纸上登载着一幅宋庆龄同志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运往解放区的医药器材的照片，一件件往事出现在眼前。
解放战争时期，我由解放区派往上海，在中共地下党上海局系统工作。这时期，有关宋庆龄同志的这段英勇斗争的事迹，有不少是我亲眼见过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设在苏州南路外商颐中烟草公司大楼内，办公室的面积很小，只能放三张双人写字台。就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内，宋庆龄同志呕心沥血，运用她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千方百计地力争为我党提供活动资金，支援民主运动，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募集药品和物资，支援解放战争。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捐款和衣物，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宋庆龄同志有时亲自写信向熟识的外国朋友和团体募捐，有时她要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外籍朋友们用她的名义募捐。当时，取得物资的一个渠道，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该组织一方面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为解放区分配一些物资；同时，宋庆龄同志也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儿童福利站及其它儿童福利机构的名义，向救济总署要求救济物资。这些物资，除去用于接济贫苦少年儿童的部分外，一些解放区急需的物资，便转交我地下党组织。为了多为解放区争得药物，她曾亲自做救济总署负责医药分配的美国人的工作，请他主持公道，为抗战出力最多、损失最大的解放区多分配药品。又如，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在宋庆龄同志的同意下，中国福利基金会还设立一个“中国儿童义养会”，呼吁美国进步朋友义养中国孤儿。这也使解放区得到了不少物资。这个义养会一直到上海解放时才停止活动。
当时，要取得捐款和物资，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蒋介石明令禁止把物资运往“共区”，同时，他们也把捐赠的物品视为可以从中渔利的肥肉，你争我夺。因此，为了多得到一些救济物资，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宋庆龄同志想尽了一切办法。物资不来，她写信去催；物资来后，又需立即提取；提出后，还要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重新装箱；装箱后，又需很快运出去。这项工作，一般都是由地下党组织进行的。有一次，箱内的贵重药物和医疗器材被敌人偷换成了石灰、沙石，宋庆龄得知后十分气愤，向反动派提出了强烈抗议。从此便总结出快装快运的办法来对付敌人。还有一次，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正在仓库中进行物资的重新包装，突然看见宋庆龄同志身穿短外衣，也来仓库和同志们一起劳动。她满面笑容，亲切慰问，要大家注意装箱的质量，以确保安全。她要大家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还提醒大家警惕敌人的破坏。她热情和蔼，平易近人，关心体贴同志，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
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宋庆龄同志很多帮助。一次，她让廖梦醒同志亲手交我三万美元，我随即交到刘晓、刘长胜同志处，以备党的需要。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很大，次数较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宋庆龄同志叮嘱在福利基金会工作的俞志英同志，将衣物的一部分交给佛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居士主办的“上海少年村”（收容贫苦孤儿的救济组织），然后再分批交地下党组织运往解放区。有时，因药品和衣物很多，暂时转运不及，为此，上海局以基督教著名人士吴耀宗先生夫人杨素兰大夫和王辛南、杨宛青（二人均地下党员）的名义出面，联合著名医生王淑贞、苏祖斐、邝翠娥等人在北京西路、石门路口开设了一个“联合药房”，并指派由中原解放区来的李星光同志、由新四军七师所在地来的唐淑琴（女）同志在西门路马当路口开设了一个名叫“美而廉”的旧货店，以掩护药品和衣物的运转。
宋庆龄同志的上述活动，正象她1978年为纪念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四十周年发表的《为人民服务四十年》文章中所写的：“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宋庆龄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全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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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宋庆龄同志二三事
胡子婴
抗战前夕，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名誉主席和何老太太（香凝）、马相伯等都是理事会理事。理事会是对外公开的领导机构，还有一个干事会，是不公开的工作机构。我是干事会的总干事。这里只举孙夫人在救国会时期的两件事，都是我现在还感动非常，终生难忘的。
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发生了震动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孙夫人胸怀全局、深谋远虑，提出了真知卓见。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件告诉了我，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愣，就婉转地给我解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我很快地省悟过来，决定立即随她去西安。孙夫人住在原法租界莫里哀路的一座小洋房里，她要我陪她步行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去约请何老太太同行。何老太太患心脏病，经常睡床不起。一听这话，立即起床同意同行。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原来，孙夫人是叫孙科为她准备飞机的，而南京政府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轰炸西安，孙科无能为力。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就无法赶去了。孙夫人从这天起就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我知道，她为大局着想，忧心忡忡，唯恐爆发内战。这时，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释放蒋介石，一致团结抗战的英明主张，避免了内战。孙夫人当时的主张和共产党完全一致。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怒潮，把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等七位领导人拘捕，制造“七君子事件”，以吓唬爱国人民。当时孙夫人胃病复发，已有几天没有很好吃饭，还是坚定不移地同大家一起，到苏州最高法院展开了说理斗争。
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看到孙夫人率领的队伍，慌了手脚，不敢出来，先后派了几个助理人员来敷衍。我们坚持非同院长、首席检察长直接谈判不可，他们才无可奈何地要求我们推出代表同他们谈判。孙夫人是我们推出来的三位代表之一。院长对孙夫人等代表的义正辞严的驳斥，无言可答。我们去苏州时，酷日当空，闷热难受，而回上海时又大雨倾盆，令人窒息。在这样多变的恶劣天气，又经旅途折腾，正在患病的孙夫人还是镇定自若，表现了为拯救民族安危，维护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大智大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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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名誉主席关心我们成长
北京卫戍区某部部分警卫战士
我们在宋庆龄名誉主席身边担任警卫任务的战士，对她和蔼谦逊、礼貌待人的优良作风，尊重战士辛勤劳动的高尚品质，处处关心体贴战士的慈母般心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宋庆龄名誉主席对班里每个战士都很熟悉。她了解到有的战士家里有病人，或生活有困难，就送些钱，帮助解决困难，并让代问家长好。一些战士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她总要问是什么原因，如果了解到战士当了班长或提干而调走，她就非常高兴。她有时在院内散步遇到战士，总要相互问好；有时随车外出，在车里也要问问战士家庭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行动不太方便，每当上车时，战士给她放个小矮凳，她总要说：“谢谢”。每次随她外出回来，她总是说，你们辛苦了，赶紧去吃饭吧；如果她参加宴会回来，都要问随身警卫战士吃饭了没有，吃的什么。战士们回答吃了，她才放心地回办公室。有时战士们主动帮助整理室内卫生，她亲自端着糖果送给战士吃。院子里有几棵苹果树、梨树、枣树、杏树，每当果子熟了，她都让分给战士们吃。一次，战士孙建祥给宋副委员长送机要信件，在走廊里相遇了，互相问好后，在进办公室时，宋副委员长坚持让战士走在前面，自己随在后面。战士董朝发在训练中把腰摔伤了，她让秘书派专车送往医院治疗。这些事虽小，却给我们的教育很深。每逢过年过节，她特别关心战士的生活，常说，战士们不论天热天冷，都做好保卫工作，小花园也是战士们帮助搞的，谢谢同志们的劳动，给战士们买点肉，不然就给他们点钱，爱吃什么就买点什么。有时还要请战士吃便饭，向大家致节日问候，并亲自让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水果、花生、糖果、香烟和毛巾、袜子等，让我们分享节日的欢乐。有时她在外地，也从来没有忘过这些事。有时从外地打回电话，有时写信告诉在家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忘了解放军，给他们送节日的礼品。甚至连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都嘱咐得很细。1972年春节前夕，宋副委员长从上海特意寄回一些桔子、香蕉等，让秘书送给我们，并转达她的话说，春节快到了，我不能回去和大家一起过春节，对你们日日夜夜辛勤工作表示谢意，祝同志们春节愉快。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鼓励和荣誉啊！去年11月初，排长刘光生听说院内河塘的污泥多年没有挖了，就建议连队利用业余时间挖污泥。宋副委员长看到大家满身泥水，就告诉秘书说，战士们很辛苦，给连队买200斤猪肉，改善改善伙食。连队干部谢绝后，她又说要给补贴200元钱，连队还是不肯收。宋副委员长总觉得过意不去，最后商议给连队演两场电影，才算表示了慰劳心意。还有一次，战士们在池塘里打捞出一条二十多斤重的大胖头鱼，她说，快给部队送点，让战士尝尝新鲜鱼，并让工作人员从中间分开，把一半分给了连队。
宋庆龄名誉主席对我们的文化体育生活也十分关心。她了解到我们的文化体育活动比较少，就把自己的电视机放到外间，让战士们去看。她看电影时，总惦着给战士们留出座位。有段时间，有关部门考虑到首长年龄大了，怕影响她工作和休息，规定尽量不要到首长驻地看电影，战士们就不去了。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把这些清规戒律取消了，别规定得那么死。为了加强战士们的体育锻炼，让工作人员把两间仓库腾出来，安上乒乓球案子；单杠、双杠坏了，及时派人修理；篮球架子不能用了，及时换成了新的。战士们知道宋副委员长喜欢安静，一般很少去玩篮球。她知道后，还是坚持让战士们去打篮球，活跃文体生活。有一次，她对战士们说，毛主席那么高龄还畅游长江。游泳是一门艺术，可以锻炼身体，对作战也有好处。
记得那是在1963年8月的一天中午，宋副委员长在院内散步，看到池塘里水很清，就对当时的排长齐春增说，毛主席很会游泳，战士们会游吗？叫他们游一游，我看会不会。不一会，战士们就在池塘游起来，水里的鱼不时地跳出水面，有的战士就去抓鱼。宋副委员长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游泳结束后，宋副委员长对大家说，你们快回去洗洗，穿上衣服，防止感冒。今后要好好学游泳，锻炼身体。
宋庆龄名誉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那可亲可敬、平易近人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眼前，她对警卫战士的亲切教诲、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心。（附图片）
1961年春节，宋庆龄副委员长在赠送给北京卫戍区某连连长张宽的贺年片上亲笔题词：“祝你在新的一年中工作学习双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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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的“掌上明珠”
——记宋庆龄同志创建、扶持儿童艺术剧院的史实
本报记者 胡思升
在人民大会堂瞻仰宋庆龄同志遗容的长长行列里，我发现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任德耀同志。
三十四年来，任德耀同志亲身受到宋庆龄同志的关怀和教诲。他的回忆，他的感触，既是珍贵感人的史料，也是可歌可泣的华章。
宋庆龄病危的讯息，在上海的儿童艺术剧院里，激起了汹涌的感情激流。没有宋庆龄，就没有这个剧院和它的事业。290多位演员和职员，一次又一次在慰问信上签名，他们委托任德耀，带着他们的心和泪，火速赶往北京探视宋妈妈。
在宋庆龄的病榻旁，刚刚乘坐沪京航机赶到北京的任德耀同志，手上携带着慰问信和一束鲜花，俯身轻轻地说：“宋主席，我代表剧院全体同志来看望您了！”
这位儿童艺术剧院的奠基人闭着双眼，没有回答，她已经处在昏迷状态之中。这是1981年5月24日下午四点多钟的情景。
德耀同志默默站立着。往事历历在目，他怎能忘却三十四年前在上海第一次会见宋庆龄同志时所得到的深邃的启示！
那是1947年初的一天，地点是上海苏州路一家外国人办的颐中烟草公司内一间简单的办公室，这就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会址。当时，为了拯救挣扎在上海滩的穷孩子，宋庆龄办了几个儿童福利站，免费发放衣物和救济食品，给他们治病。但是，物质的食粮怎能替代精神的食粮！宋庆龄通过导演佐临找到了任德耀和另一位同志，要他们筹办儿童剧团，“不能只是给他们吃饭、穿衣，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要使他们看到未来”。并且当即指定剧团上演的第一个节目是鲁迅翻译、董林肯改编的苏联儿童剧《表》。这个作品是描述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教育、帮助流浪儿的经过。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红色的剧本，又是鲁迅的译作，都是犯禁的。但宋庆龄亲自题词：这是一出深刻、动人的儿童剧，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在她的坚定扶持下，4月10日在上海兰心大剧院隆重公演。宋庆龄亲自出席，并决定发售没有固定票价的荣誉券，进行募捐，然后拿出捐款，通过进步团体，到工人贫民区、保育院，为孩子们举行免费演出。她还亲自下请帖，邀请上海文艺界名流，举行“舞台银幕表演会”和茶话会，为儿童剧团筹措经费。
儿童剧团（1957年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每一个发展，都是按照宋庆龄的思想去办的。她主张从穷孩子中招收演员，剧团自己写儿童剧，培养第一流的乐队，选择最好的剧院院址，把导演兼编剧送到国外观摩儿童剧，并定下剧团的方针是为儿童演出、感染儿童，寓教育于文娱之中，不要搞成人剧。她把这个艰苦创业的儿童剧院看作她的“掌上明珠”，一再亲昵地称它为“我的剧团”。逢年过节，宋妈妈总要到剧团来看望小演员，特别注重他们的学习和清洁卫生。
1952年国庆前夕，宋庆龄亲自率领儿童剧团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行前，宋庆龄作了三点指示：一、这是政治上向党中央汇报；二、节目要表现新时代的少年儿童的生活和思想；三、艺术上要强，不仅要征服中国的观众，将来要征服国际上的观众。10月24日，宋庆龄陪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儿童剧团的演出。毛主席特别欣赏木偶剧《兔子和猫》，长时期记得剧中的引人发笑的内容。当天晚上，毛主席请邓大姐转告宋庆龄，要儿童剧团在怀仁堂公演四天，请首都的少年儿童作为毛主席的客人来看戏；邓大姐说：“儿童剧团是第一个进怀仁堂演戏的，这是你们的光荣。”
儿童剧团创作和上演的剧目，宋庆龄非常关心。朝鲜战争期间，为了提高对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的警惕，她亲自阅读了老舍关于消灭细菌的一个剧本，并决定上演。1956年，任德耀创作、由儿童剧团上演的《友情》、《马兰花》获得全国话剧会演一等奖和二等奖，宋庆龄非常高兴，请全体演员到她家里吃饺子，并单独同任德耀长谈，嘱咐他“不要满足，要搞得更好”。她发现有参考价值的艺术书籍，亲自寄给任德耀，要他阅读。甚至在她出国访问期间，还惦记着儿童剧团，写明信片回来：“祝你们工作顺利。”
“四人帮”覆灭后的一个春节，宋庆龄把一条几十斤重的青鱼和一些年糕送到儿童艺术剧院，她热切盼望她的“掌上明珠”能再放异彩。
1979年3月，“儿艺”带着新创作的《童心》到北京演出。一下火车，任德耀同志（他也是《童心》的导演）马上给宋庆龄打电话。宋庆龄的欣喜溢于言表：“我的剧团来了。我一定要看戏。”剧团知道宋妈妈身体不大好，不愿她亲临首场公演的工人俱乐部，建议过几天找一个安静的场所为她演出，宋庆龄快要生气了：“不！我要看第一场演出。”
在工人俱乐部的大庭广众之中，冬末寒意的夜晚，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宋庆龄全神贯注地看完全剧。考虑她已年迈，本来准备选两个演员下台向她献花，但宋庆龄同志不答应，“我要上台”，还送了一个特大的花篮。离去时，又说：“德耀，恭喜你！很好！”并对秘书说，我要亲自写文章推荐。几天后，《我看〈童心〉》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她又请任德耀到她家里，询问情况，谈了一个下午，反复叮嘱：一定要创作出好的儿童剧。在共进晚餐之后，她托任德耀同志带两大包糖果、苹果回去，分给演员们，语重心长地说：“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把儿童剧搞好，坚持下去。”
她的用意，不是没有来由的。有一段时间，轻视、取消儿童剧院、儿童剧的风刮得甚猛。就在他们来京前夕，宋庆龄亲自写了两封信到上海，坚定坚定者的信心，制止动摇者的行动，批评曲解者的用心。有一封信，值得照录如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
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
此致
敬礼
宋庆龄
1979年2月13日
（注：着重点是宋庆龄同志加的）
1980年，宋庆龄同志又写信给任德耀同志：要有新东西；要教育孩子讲礼貌，不要说粗话，不要抽烟；儿艺一定要演这样的东西。
儿艺没有辜负宋庆龄同志的期望，为了迎接今年“六一”儿童节，创作了反映这一主题的《好伙伴之歌》。唯一使人凄然泪下的是，这个剧目的思想启示者宋妈妈，在这个剧目正式公演前三天，竟然永远闭上她慈祥、明亮的双眼，再也不可能观看“她的剧团”的演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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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一划表深情
——访为宋庆龄名誉主席写墓碑的李通海
在全国人民沉痛哀悼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日子里，记者来到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访问了为宋庆龄名誉主席写墓碑的李通海。
李通海是万国公墓的管理员，现年67岁。1934年，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河北省隆尧县，来到上海万国公墓任职。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殡葬工作，工余常常琢磨墓碑上的各种字体，积累了写墓碑的丰富经验。
李通海说，当我接到要替宋庆龄名誉主席写墓碑的任务时，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为了表达我对宋庆龄名誉主席无比崇敬的心情，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以“颜柳”体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的墓碑。
“颜柳”，是中国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与柳公权的合称。颜真卿的正楷以“端庄雄伟，气势开展”著称，柳公权的正楷也以“骨力遒健，结构劲紧”而闻名。世称“颜筋柳骨”。李通海用“颜筋柳骨”为宋庆龄写墓碑，的确是很合适的。
李通海给记者介绍了宋庆龄的墓碑。他说，墓碑为花岗石所制，长120厘米，宽60厘米，“宋庆龄同志之墓”每个字都是8．5厘米见方。6月4日后，这块墓碑将赫然耸立在宋氏墓地上，宋庆龄名誉主席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上海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李通海表示要精心管理墓地，使宋庆龄同志墓前墓后的苍松翠柏，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出类拔萃，万古长青。
现在的宋氏墓地已整修完毕，墓地面积从原来的145平方米扩大到195平方米。墓地的正中为宋父宋母之墓，右侧是宋庆龄名誉主席之墓，左侧是李燕娥（即李妈）女士之墓，墓碑后是一排青翠的龙柏，墓地周围也栽了松树和柏树。
中国新闻社记者 赖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