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重视建筑业的发展
林森木
在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建筑业应该有所发展。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建筑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任务。正象列宁所说的,建筑业的发展是大机器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大机器工业发展的极具特征的伴侣。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一个独立的,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并列的重要产业部门。但是,我国的建筑业实际上长期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看待。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建筑业生产的产品得不到确切的反映,既没有产值指标,也没有产量指标,只是在劳动生产率计划中列有施工单位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在财政收入计划中列有施工企业的收入指标。在基本建设计划中,也没有建筑业这样一个行业,只在各个工业部门里列有“建工”;而“建工”不是独立的完整的一个行业,只是指国家建工总局的管理系统。总之,在我国,建筑业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来参与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
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政策措施不是加强、扶持建筑业的发展,而是削弱、限制建筑业的发展。比如在利润政策方面,我国各行各业都有一定水平的利润率,高的如石油为70%多,电力为60%,机械制造为20%多,低的象军工产品还有5%的利润,姑且不说这些悬殊的利润率是否合理,可是建筑业却长期没有法定利润率。1958年以前建筑业法定利润率为2.5%,本来已经比各个工业部门低得多,1959年把这一点微薄的利润也全部取消了,直到去年在各方面的呼吁下才恢复起来,但仍被视同“苛捐杂税”。各行各业之间利润悬殊,苦乐不均,又没有恰当的税收政策来调节。这就使建筑业长期处于吃大锅饭的状态,严重挫伤了建筑业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又如材料供应体制也不合理。建筑业是负责盖房子、安装机器设备的产业部门,但是建筑材料却不分配给施工单位,而是随同基本建设投资分配给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需用材料再向各个建设单位领取,这就人为地把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分割开来,肢解了负责施工的建筑企业的生产力。这种供应体制给国家造成的浪费是惊人的。首先是竣工率出了问题。据建工总局统计,“一五”时期实行包工包料,一般民用建筑的竣工率达到61%,去年只有46.5%。当然,竣工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材料供应体制不合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是人力浪费。目前在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六万多个,每个建设项目都有一大批人员跑材料设备,少的三、五人,多的四、五百人,全国约有35万人。光是这些人员的工资、差旅费,每年就要三亿多元。据估算,自从改行这套向建设单位供料的办法以来,用于这方面的开支至少已经多花了60亿元。再次是物力的浪费。把材料分配到建设单位,必然增加流通环节,造成两套机构、两套仓库,大批建筑材料从生产厂到工地,需经过物资部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三大关口,十多个环节,光是搭设临时仓库的开支,每年也得2亿到3亿元。至于采购来的材料品种、规格不对路,造成的积压和损失也是严重的,估计国家每年用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费用约5亿元。然而这几笔账却很少有人统盘计算,对这一套妨碍提高经济效益的管理体制,也很少触动。
造成这种状况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是在“速成论”这种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国家能够提供的财力、物力的限度,以致资金、材料有较大缺口。对待这种困难,长期以来,我们又采取了错误的对策。除了紧缩人民的消费以外,还取消或压低建筑业的利润,来弥补基建投资的不足。以一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为300亿元而论,大体建筑安装工作量占60%,约为180亿元,建筑业的利润,即使按1958年前本已偏低的利润率2.5%计算,也应有4亿5千万元。实际上取消了建筑业的利润后,施工单位作为一个企业,应该从自己的收入(包括利润)来抵补自己的支出的资金,却又以各种名义向建设单位收取,或从国家预算的其它科目中拨付,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建设规模与国家财力不相适应的程度。错误的对策还表现在把材料分配给建设单位,想以此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结果,为了弥补基建物资的缺口,建设单位只好挤占生产、维修和更新用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等,用来搞基本建设。这种近视的做法,既抑制了建筑业的发展,也妨碍了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很有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我国正在进行经济调整,对目前来说,要克服经济困难,对长远来说,要根据人民生活的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而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要求对建筑业合理地整顿,并且引导建筑业好好发展。因为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了:没有发达的建筑业,是难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
发展建筑业的目标是什么,要采取哪些步骤和措施?这需要参考历史和现状,组织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拿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建议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帮助有关领导机关在“六五”期间考虑可行的方案,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把建筑业的生产活动完整地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其中应包括建筑安装总产值、建筑制品生产总值和住宅工程量(可以平方米为单位,也可以套为单位),同时还应考虑建筑产品体积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提前设计年度和计划年度,至迟在每年九月底以前确定并下达下一年度的基本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改变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状态”。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必须落实施工者,资金、材料不准留缺口。还要研究改进计划和资金管理办法,改变过去年初分投资、年终一刀切的老方法,逐步试行滚动计划。
(二)改革物资分配方法。研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建立建筑业的物资平衡关系,改变按万元基建投资分配建筑材料和材料分配给建设单位的方法。按照人、财、物统一的原则,把建筑工程需用的材料直接分配给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包工、包料、包造价,对建设工程的工期和质量全面负责。
(三)改进投资方式,发展房屋建设的“一体化经营”。研究在房屋建设任务集中的城市和地区,由国家按照经济规划和建设规划统一征地,把任务直接下达给建筑企业,并拨给相应的材料及流动资金,由建筑部门统一设计和统一施工,实行“一体化经营”。建成的房屋,按套定价出售,直接开展经销业务。这样可以减少许多中间环节和精简许多建设单位及其筹建组织,有利于多快好省地进行房屋建设。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可以组织开发公司统一经营,不能成街成片建设的房屋或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等,可以全面实行承发包合同制。至于住宅商品化生产的可能性,也可以进一步研究。
(四)扩大企业自主权。研究使建筑企业能动地发展生产和经营业务。所有建筑企业都要实行严格的核算,独立计算盈亏。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新的建筑企业,国家应象工业企业一样,确定必要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周转材料和生活福利设施。
(五)调整价格政策,改革价格结构。建筑产品的价格除生产成本外,应包括合理的利润及税金,利润率原则上不应低于工业企业的社会平均水平,使建筑企业在正常生产、合理经营的条件下,能够以收抵支,并有盈余。住宅工程要从目前繁琐的预算取费制改为按平方米计价,并允许有一定的浮动,在浮动的界限内建筑企业有定价权。要进一步研究可否鼓励建筑企业在计划指导下以投标方式开展有限度的竞争,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
(六)改革建筑业管理体制。目前全国700万建筑职工队伍分属二十多个部门,条条林立,是一种多部门、多层次的建筑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研究改革的原则,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缩小自营,发展承包,组织联合。作为第一步,在近两年内,勘察设计单位要逐步实行企业化;施工企业,特别是各部门、各单位的自营内包队伍,要研究改变同建设单位合灶吃饭的状况,实行承发包合同制,独立核算,独立经营,减少建筑企业的依附状态。任务不足的建筑企业要调整生产方向,提高队伍的适应能力。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在行政领导的支持下进一步使建筑企业从部门和地区的束缚中分离出来,发展联合,建立建筑业的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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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危难见赤诚
杨国桢
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壮志未酬、身遭迫害,被流放到新疆伊犁之际,写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诗:“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首诗表达了他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赤诚。
英国侵略者用鸦片麻醉中国人民,吞噬了千万人的生命财产,造成道德沦丧、体质衰颓、国力空虚、经济破产的恶劣后果。腐朽的清朝统治集团放任烟毒,开门揖盗。广大人民群众和地主阶级中的爱国志士,目睹时艰,痛心疾首,发出了禁烟的吼声。1838年,清廷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对黄爵滋的禁烟疏展开辩论。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上疏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力排众议,敦请道光帝早下禁烟决心,并在湖广厉行烟禁。当时,反对禁烟的官僚在朝廷中占了绝对优势。林则徐毅然沥忱密陈,指出:
“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并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为这番深谋远识之言所打动,又见湖广禁烟已有成效,便宣召林则徐进京,命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头衔,派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临危受命,心情是十分复杂的。道光帝破格授以代天子行事的全权,他可以倚仗皇帝的宠信去执行禁烟的使命。但是,这一使命是严峻的。不仅英国侵略者不肯俯首听命,善罢甘休;国内贩毒吸毒的烟民,贪赃枉法、放纵受贿的官吏兵丁,也将拚死地抵制和破坏。特别是道光帝周围的权势炙手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人,在林则徐受命之时,已经对他口吐危言,面动难色。林则徐清醒地看到,历史上从未有权臣阻挠于内,而大将在外立功者,他实在难以逃避岳飞“黄龙未饮,金牌踵至”的覆辙。所以,他把这次奉使看成是“乃蹈汤火”,然而,民族的苦难,激扬了他的民族正气,下定决心,为铲除烟患而献身。
出京前夕,林则徐拜别座师沈维鐈。沈维鐈为他的前程担忧,林则徐含着热泪激动地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谒股肱以为门墙辱”!友人龚自珍临别赠文,期望他胜利地完成使命。林则徐作书答谢,表示了决心。轰轰烈烈的广东禁烟运动,气壮山河的虎门销烟开始了。
可是,清廷给予林则徐的却是不公正的惩罚。当英国侵略者蓄意挑起战争,攻陷定海,进逼大沽口的时候,奸佞们纷起攻讦,诬陷他禁烟“启衅”。屈于英帝国主义的道光帝连下数旨斥责,林则徐被加上“误国病民”的莫须有罪名,落职查办。面对圣旨的谴责,林则徐“不敢不懔天威”,但心头积满忧愤,挂念的还是禁烟抗英的大局。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利用最后的机会,披沥肝胆,上奏密陈夷务不可歇手。奏片末了,他表示:“臣于夷务办理不善,正在奏请治罪,何敢更献刍荛。然苟有裨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倘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道光帝非但不回心转意,还批斥说:“无理,可恶”,“一片胡言”,并将折片寄给来粤议和的佞臣琦善,命其逐条查明论罪。
琦善到广州后,气焰十分嚣张,欲置林则徐于死地。他力反林则徐所为,屈从英军要求,自撤藩篱,终于招致大角沙角之战和虎门之战的大败,耻辱地同意割让香港。林则徐处在逆境,大义凛然,抱定“即陷之死地,亦要说个明白”的决心,与琦善抗争,同时说服广东巡抚怡良密奏弹劾琦善出卖香港的罪行。在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他又一次献出了爱国赤诚之心!
卖国贼琦善被扳倒了,清廷宣布向英军开战,奕山被派到广东主持战事。但林则徐却被排斥在外,到浙江镇海军营“听候谕旨”。不久奕山惨败,他被当作“替罪羊”,流放到新疆伊犁。途中一度折回东河治水工地“效力赎罪”,工竣后于1842年冬抵达流放地。他的病体已经支撑不住,而冰天雪窖的栗烈寒威,又时时折磨着他。但这一切阻挡不了他爱国思想的发扬。他关心被敌蹂躏的国土,梦中“犹听江东战鼓声”;他感叹边陲的落后和失防,甘心为它贡献余生。他以惊人的毅力,带着孱弱的病躯,自备斧资,捐办伊犁垦地的水渠龙口工程,还用了几近一载的时光,策马穿行南疆三万里,勘丈屯田地亩,筹划兴修水利,又在吐鲁番推广“卡井”(坎井)。他愤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呼吁亡羊补牢,厝薪防火,不仅自己潜心研讨边陲的中外形势,还鼓励伊犁领队大臣开明阿绘制《卡外舆图》,提防北方敌国从边境入侵。后来,他第一个喊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经世名言。
林则徐在流放地度过整整三个年头,1845年冬,被重新起用为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49年冬以病老告退,次年暮春回到家乡。鸦片战争失败后,福州被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是年又发生英人违约入城租住神光寺的事件。已经“杜门却扫”的林则徐,放弃闲逸的晚年家居生活,再一次站出来抗争。他不顾闽浙总督刘韵珂所谓“喜事沽名”的攻击,带头联合士绅倡议驱逐,并且忍受喘咳、气逆等疾缠身的痛苦,亲自泛舟视察五虎门海口。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林则徐在民族危难时刻表现的爱国献身精神,鼓舞后继者为抵御外侮、振兴中华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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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从哲学看控制论》简介
《从哲学看控制论》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作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哲学家G·克劳斯(一九一二——一九七四年)。
控制论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克劳斯认为“控制论如果能与一门科学的哲学结合起来,就一定会在将来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这种想法,他对控制论哲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从哲学看控制论》一书,便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自一九六一年问世之后,在世界上颇有影响,曾译为俄、日、英等文字。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哲学基本问题与控制论理论;第二编,控制论的方法与各门具体科学;第三编,人类社会中的控制论。每编之下各分数章,具体探讨了控制论里的各种哲学问题,如控制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机器与思维、信息概念与哲学根本问题、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因果性与目的论、控制论应用于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等;同时,作者在书中肯定了控制论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肯定了它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
控制论的发展,引起一系列哲学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这些哲学问题,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控制论的发展,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滥用控制论得出的各种谬论,这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克劳斯的《从哲学看控制论》译成中文出版,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些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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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研究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二大”以后,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紧迫的课题。
共产国际对促进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起过重要作用。1922年7月,共产国际对此作了指示,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国。根据马林的建议,党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
西湖会议以后,党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李大钊、陈独秀、林伯渠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商洽国共合作事宜。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合作”;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隐蔽自己独立的旗帜”。1923年5月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高潮。工人斗争的高涨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惧。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制造了“二七”惨案。“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要战胜敌人,必须依靠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谭平山、向警予、王荷波、何孟雄、邓培、徐梅坤、罗章龙、项英、孙云鹏、林育南、王仲一、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王用章、王俊、冯菊波等三十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十九人。这些代表来自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州、山东、浙江、满洲和莫斯科等地区,还有各地工会组织的代表,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大会。
大会正式开幕前,召开了为期两天的预备会议。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等参加了预备会议。预备会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的草案,并对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会开幕后,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党的“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着重说明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检讨了中央和各地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扬湖南的同志“工作的很好”。
大会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陈潭秋作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孙云鹏作了“二七”惨案被捕工人救济工作的报告。会上还散发了刚出版的小册子《京汉工人流血记》。在讨论“二七”罢工问题时,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损失太大,是打了败仗,得不偿失。但多数人认为,“二七”罢工虽然遭受了一些损失,意义是重大的。
大会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代表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赞成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革命,将来国民革命成功,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另一种意见强调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认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就会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
这个问题争论的集中点,是关于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主张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担心加入国民党会削弱自己的势力,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于国民党”。
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代表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有了统一的认识: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分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议案分析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地位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决议案还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共产党的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大会最后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候补中央委员是: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中央局由五人组成: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蔡和森担任宣传工作并继续主编《向导》周报。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正确地决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姜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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