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七一颂歌
红楼两巨人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初期
上海历史研究所 吴信忠
北大红楼两巨人，
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
这是五四时代，有人为赞誉“南陈北李”而作的一首很流行的诗。
“南陈”，就是陈独秀；“北李”，就是李大钊。他们两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同志在和斯诺谈话时说：“1921年五月（五月为农历），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讲这话的时候，李大钊早已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陈独秀则早被开除出党，正被蒋介石关在南京监狱中。毛泽东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了“南陈北李”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重大影响。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8日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李大钊，幼年的学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陈、李两人，相差十岁，性格很不一致。李大钊身材高大，态度温和，平顶头，椭圆脸，八字浓密的胡须，象漆一般黑。陈独秀中等身材，态度严峻，词锋犀利，象一股烈火似的。1915年，袁世凯大搞帝制的复辟活动，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陈独秀这时刚从日本归国，他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和革命勇气，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那时李大钊尚在日本留学，闻听袁世凯的卖国罪行，留日学生纷纷集会，李大钊受留日学生总会的推举，愤怒地执笔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1916年1月底，为联系反袁事，李大钊离日回国。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蔡到校不久，为物色各科人选，经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到北大后，《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开始和陈独秀在一起共事。8月，沙滩红楼新校址建成，图书馆于10月间从原来的马神庙搬到那里。为了让北大师生能够不间断地借到书，李大钊决定“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上仍在旧舍开馆”，并且大量增购中外图书，尤其是那些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文化的园地。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还创办了另一个著名刊物《每周评论》，进一步点燃了新文化的烈火。
陈、李两人，交谊很深。李大钊对陈独秀很尊重，总是称他为仲甫先生，不叫他的名字。他常对人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走出书斋走上街头，积极投身群众的革命运动。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警察当场逮捕，关押三个月。后经李大钊等多方说情营救，陈独秀才被释放。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以满腔革命激情，写了一首诗欢迎他出狱。
1920年5月，经过几次酝酿讨论，陈独秀决定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邀集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陈公博、戴季陶等在自己家里开会。戴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的党。”这样，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但陈独秀并不气馁，接着和李汉俊等五人再开会，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并且起草了一个很简单的党纲。后来，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作为党的公开宣传刊物，同时，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秘密宣传刊物。陈独秀在第五号《共产党》月刊的《短言》里，明确地宣告：“共产党在中国两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一是政治使命”。1921年，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同志，经李汉俊介绍，也加入了党组织。
陈独秀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多次和张国焘进行了谈话，希望李大钊在北方从速发动。1920年8月底，张国焘回到北京，很兴奋地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李大钊。李大钊听后，略经考虑，就表示无保留地赞成。第二天，李大钊还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接着，李大钊和张国焘、张申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两次商谈，还亲自和黄凌霜等五人接洽，进行筹建党的活动。9月中旬，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成立了北京支部。陈独秀对毛泽东同志的才干非常赏识，他们之间早就有通信联络，因此，当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就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在湖南建立党组织。
陈独秀对李大钊，是十分钦佩的。他曾对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象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也有所闻，组织上曾劝他离开，但他坚守岗位，不忍搁下工作。最后视死如归，为党捐躯，慷慨就义，面不改色，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他对同志的真诚，也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他将自己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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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斗（国画） 刘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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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党的生日
辛笛六十年的洗炼出了东方的火凤凰，从风雪载途的长征路，到朝晖里芙蓉国的灿烂辉煌！纵然有过满目疮痍，
有过通体创伤，那怕它多么天大的艰难，
地大的困苦，六十年来的革命意志已经百炼成为绕指柔，一心战斗，昂然奋起指向前方！人民中国是何等的自豪和自信呵，永远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做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亿人民的好
船长！让我们举起幸福的酒杯
一齐来祝福，为了过去六十年的成就，为了未来六十年的更大胜利，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泽远流长，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人民，永远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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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凤凰”上钢二厂 刘希涛紫霭里行，烈焰中闯；捏扁了铁，攥软了钢……当年登炉台，流言绕耳房——“炉台不是梳妆台，钢花好看味不香”……你咬牙不下阵，跟定老炉长。喜听钟声响，心中不忘党！党是火——炼就你的铁筋骨；党是锤——锻出你的钢脊梁！长钎牵出金瀑布，炉台飞起“火凤凰”！呵，党的好女儿，笑在光荣榜……田野上的歌 山东济南 祁放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挑水，两只桶儿不住地左晃右摇。一双手使劲分着肩上的压力，皱着眉、喘着气，心儿直
跳。井台旁走来了一位大嫂，望着我禁不住哈哈大笑：“你扭秧歌哪，还是耍龙灯？要不要我哼一段小曲陪着？！”我恼得“咣当”撂下了扁担，眼泪瞬时流成两条小河……心里抱怨着这艰苦的活计，一赌气转身跑回了宿舍。大嫂有些发呆地站着，半天才明白这一瞬的始末，她默默地挑起我扔下的水桶，悄悄把“知青”组所有的水缸
数过。两年后，我要离开乡村，在村头，大嫂把我轻轻抚摸：“这二年，你可受累了，都怨咱村穷是个苦窝……”大嫂说着，红了眼圈，我的心里洒遍了雨露；我忽而感到有很多的爱，要献给我美丽而贫穷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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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孟小妹》出版
徐开垒的小说特写选集《孟小妹》，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五篇，其中《孟小妹》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上海工人武装斗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纺织女工的成长。故事情节曲折，文字生动流畅。本书还包括一部分报告文学，其中作家艺术家访问记，在写作上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是作者以作家身份访问作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被提到的作家艺术家，有沈尹默、王统照、巴金、叶圣陶、冰心、曹禺、魏金枝、周轻鼎等人，很有文学史料价值。
（安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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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竹叶入党申请书
石锐〔景颇族〕
今年5月，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要我到北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的通知后，心里不知怎样高兴。第二天，便到组织部转组织关系。组织部长打开档案柜，准备给我写组织介绍信时，我忽然看见柜里有一包竹叶，就好奇地问：“李部长，档案柜里怎么会有一包竹叶呀？”
李部长笑着说：“这是你阿妈的入党申请书。”说着，拿出来递给我看。
阿妈的入党申请书？我捧着竹叶，激动地仔细翻看着。竹叶已象是烤过火一样的发黄，但叶尖还是那样锋利。还包着一根坚硬的竹根。我知道阿妈是老党员了，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入党申请书。
李部长告诉我说：“解放初，我带着工作队到景颇山寨开辟工作。一天，你阿妈捧着这包竹叶来找我说：‘李同志，我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说好、好。又看她拿着一包东西，便对她说：‘加入党组织，不许送礼。’你阿妈笑着说，‘这不是礼物，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你阿妈是景颇人民中的第一批入党的党员。”
我听着，捧着这份竹叶申请书，眼眶里早已滚动着热泪。回想起旧景颇人民没有文字，过的是原始社会刻木记事的悲惨生活。大人们告诉我说，景颇人的祖先就用实物树叶当文字，互相联系，交流思想。有什么大事就刻在木头上、竹片上，冤仇刻在骨头上。要打仗宣战送辣椒，表示和睦媾和送蜜糖，翠叶鲜花象征美好愿望。我阿妈的竹叶申请又象征着什么呢？
李部长说：“当时，我也不理解它的意思，照你阿妈解释是，‘竹根象征着我的心，用竹叶包起来交给组织，表示我的心、我的生命全交给党。千万棵竹子长在大地上，根连根，不怕狂风暴雨。各族人民有了共产党，就能团结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你阿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了，她是景颇人民的好带头人。”
我捧着这包竹叶，好象捧着母亲的心。
刻木记事的原始生活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今天的景颇青年要加入党组织，不必再象我阿妈那样采集竹叶当申请书了。他们有了文化，有了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这时候，也许有人会忘掉那包竹叶申请书了，可我呢，将永远记住它。一个民族要繁荣富强，不仅要迅速发展经济，还要在文化上打翻身仗。历史落在我们兄弟民族新一代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这次我要到中国作家协会学习，我阿妈比我还高兴。一个从痛苦的原始社会生活中挣扎出来的人，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到首都党中央身边学习，怎能不激动！母亲把亲手织的筒帕给我背上，含着喜悦的泪水，一再叮嘱我说，“景颇人民的歌子象树叶一样多，过去是刻在竹片上，记在树叶上，竹片当柴烧了，树叶被风刮走了，歌子也丢失了。今天要把遍山的新歌，写在纸上，印在书上，让人们都能看到听到景颇人民的幸福歌。”
母亲的嘱托，也是景颇族人民的嘱托，我要把景颇山美好的诗篇献给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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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上的歌山东济南 祁放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挑水，两只桶儿不住地左晃右摇。一双手使劲分着肩上的压力，皱着眉、喘着气，心儿直
跳。井台旁走来了一位大嫂，望着我禁不住哈哈大笑：“你扭秧歌哪，还是耍龙灯？要不要我哼一段小曲陪着？！”我恼得“咣当”撂下了扁担，眼泪瞬时流成两条小河……心里抱怨着这艰苦的活计，一赌气转身跑回了宿舍。大嫂有些发呆地站着，半天才明白这一瞬的始末，她默默地挑起我扔下的水桶，悄悄把“知青”组所有的水缸
数过。两年后，我要离开乡村，在村头，大嫂把我轻轻抚摸：“这二年，你可受累了，都怨咱村穷是个苦窝……”大嫂说着，红了眼圈，我的心里洒遍了雨露；我忽而感到有很多的爱，要献给我美丽而贫穷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