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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宋庆龄给鲁迅的一封信周同志:
方才得到消息,你病得很厉害,我十分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得立刻去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旧不能起床行走,迫不得已才给你写这封信。
我恳求你立即进医院去医治!因为你迟延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病状。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为厌恶进医院,拖延了数月之久,直到不能不割治的时候,才被迫进了医院,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了。因此多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假如我早进医院,两个星期便可痊愈了。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为你感觉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进医院去医治。假如你怕在医院听不到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祝你早日痊愈!
宋庆龄
1936年6月5日(附图片)
〔附记〕这是宋庆龄同志于解放后重新抄写的,重写时字句略有改动。


第5版()
专栏:

宋庆龄与鲁迅
黄源
前些时候,我在扬州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的预备会议上,得知宋庆龄同志被推举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主任,我心中立即激起一股喜悦的热流。她和鲁迅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共同战斗中结成的崇高友谊深埋在我的心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那天,我赶到先生住宅时,宋庆龄同志已经在三楼,和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商量治丧大事。雪峰凌晨五点钟就打电话通知她的。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二楼,我们揩干眼泪在二楼照管着,接着大批的新闻记者来采访,亲友也陆续前来吊念,巴金、曹禺等都是第一次来他家里,我忙着接待。下午遗体移至万国殡仪馆,我们日夜在那里守灵。雪峰和地下党同志所处的地位,不能公开出面,一切重要的关键性事件,全仗宋庆龄主持和承担的。鲁迅的灵柩是她亲自去选办的,钱是她出的,万国公墓的葬地是她去选定的。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送葬的队伍万余人,结成一支示威的群众的战斗队伍,她跟着送葬队伍步行,并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号召继承鲁迅的精神,继续战斗。安葬后,她跟着群众步行回去。从鲁迅逝世到安葬完毕,她始终和我们一起,担负着我们这些小人物无法担负的任务,我的感激之心正是由此而起的。后来我在被“四人帮”禁止发行的《宋庆龄选集》里才看到她在鲁迅先生病危时给他的信。
信的开头说,“方才得到消息”,这消息从何而来呢?其实鲁迅先生在当年5月15日就感到身体不适,曾去须藤医院看病,说是胃病。19日晚上,我送《译文》(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稿费去,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广东饮食店里吃了一点便饭,买了两匣松江茶食,提着走进他二楼的书房兼卧室,他躺在窗前写字台旁边的藤椅上,一见我手里提着两匣点心,随口而出:“你送礼来了。”我很窘。我是一个很愚笨的人,鲁迅先生从来没有和我开过玩笑。
接着坐下来,随便谈笑,两匣茶点吃了大半,我一点没有感到他有病。他也没有说起那天下午又去须藤医院看过病。就从那天晚上起,他夜晚量体温是38度。从20日开始他就请须藤先生来诊,从25日须藤先生每天来注射。5月30日晚上,我又去了,建人先生也在,我们一起吃晚饭。没有想到这是在鲁迅先生大病前和我们吃的最后一次晚餐。当时我年青无知,不懂得鲁迅先生的病情严重。许先生(广平)担忧,和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史沫特莱推荐请上海最好的两个治肺病的医生之一的美国邓医生来诊治,决定事前不告诉他。因为他的病一直是由须藤诊治的。须藤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从习医的时间说,是鲁迅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但怕鲁迅不同意,因此是暗自协商定局的。于是约定在6月31日下午由史沫特莱引邓医生来诊,茅盾当翻译,雪峰也在场。史沫特莱和宋庆龄来往很密切,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消息,正是史沫特莱转告也在病院中的宋庆龄的。
信中说的“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这不仅是就一般说的,在宋庆龄心中是有具体事例的。
1933年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信,邀请他6日下午到中央研究院开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大年初一,鲁迅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其中有个特辑,叫“新年的梦想”,有一百四十多人发表了“梦想”。鲁迅看到这些文章中,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鲁迅认为“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钻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鲁迅又知道“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梦着将来,而是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而这些革命的实践者必然遭到白色恐怖、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鲁迅身边的地下党员,就处在这境地中,人权、生命毫无保障。所以宋庆龄、蔡元培发起人权保障大同盟,鲁迅积极支持,参加一切活动。从1月6日开始,在1月份就去中央研究院六次,参加会议。在17日的第三次会议上,推选宋庆龄为人权保障大同盟的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鲁迅等为执行委员。鲁迅这样频繁的出去开会,怕是继1924至1926年参加北京女师大风潮斗争后的第一次。
宋庆龄在1977年8月2日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中写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即停止活动。”这期间的活动,有四件留给世人以深刻的影响。
一是鲁迅在宋庆龄家会见萧伯纳。2月17日蔡元培派汽车带信去,邀请鲁迅到宋庆龄家和英国文豪萧伯纳会见。鲁迅后来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又和瞿秋白合作,以最快的速度,编译一本《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店出版。
二是宋庆龄、鲁迅等不仅反对国内法西斯迫害,也反对国际上的法西斯迫害。5月13日上午鲁迅到中央研究院,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联名抗议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暴行,并且一同去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这《抗议书》发表在5月14日的《申报》上。鲁迅在6月26日、28日写了两篇痛斥国内外法西斯的文章《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禁书异同论》,署名孺牛,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
三是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盟籍,鲁迅著文《光明所到……》加以痛斥。胡适原是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任,他受“民权保障同盟”的委托了解北平监狱的政治犯情况。他向中外各报发表谈话,却违反保障民权的根本原则,主张保障“政府权”,他说据他仔细调查所得的情况,无法得出曾经使用过这些酷刑的丝毫证据。他反对释放政治犯,并对民权保障同盟作毫无根据的攻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3日开会,决定开除胡适之盟籍。宋庆龄在会上重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并尖锐地斥责了胡适。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任,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当局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
鲁迅在3月1日给北平台静农信,说“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
那时瞿秋白夫妇正在鲁迅家里,他先找到2月21日发表胡适博士谈话的英文《字林西报》,在3月5日写了《王道诗话》,经鲁迅阅后增加一二字,于3月6日发表于《自由谈》,署鲁迅用的笔名“干”。
鲁迅在3月11日得台静农复信,附有《晨报》一张。鲁迅就在3月15日写了《光明所到……》一文。
鲁迅和瞿秋白的两篇短文,深刻而幽默地反戈一击,把堂堂胡适博士的可耻嘴脸,完全揭露在广大群众之前,有力地配合了宋庆龄在组织上宣布他的违反同盟的丑行和开除盟籍的决议。
四是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宋庆龄立即为此事发表声明,说:“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杨铨20日入殓,许寿裳同鲁迅冒着生命的危险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鲁迅又曾写诗悼念杨铨。
宋庆龄正是从这些共同斗争中的关键时刻,深深感到鲁迅的生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所以她这封促鲁迅先生就医的信,信首用的称呼,是“周同志”。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斗争,她在重病中深情地要求我们说:“叫我‘庆龄同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早在心中称呼她为同志了。现在我们更要同声哀悼敬爱的宋庆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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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文学正在走向繁荣
樊发稼
少年儿童,是我们革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儿童文学是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德智体美的教育,使之成长为具有丰富知识和精神文明的新一代的重要工具。因此,大力发展儿童文学,具有重大意义。
粉碎“四人帮”以后,因遭十年浩劫而一片萧条的儿童文学,重新显露了蓬勃生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进一步驱除了曾经笼罩儿童文学领域的阴云;随着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思想解放,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又很快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我国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还不到200种,1980年已经达到2,488种,其中文学读物约占三分之一。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都办有儿童刊物,专门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的期刊和大型丛刊就有十几家之多。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质量也在逐步提高。
回顾新时期的儿童文学,我们首先高兴地看到,一些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成就卓著的老作家,在愤然搁笔十几年之后,今天又重新握笔为孩子们创作了一批作品。例如著名作家严文井,在短短一两年内写出了《南风的歌》、《不泄气的猫姑娘》、《春夏秋冬》等十几篇或长或短的童话、寓言作品。著名童话作家金近,仅在1980年一年内,就连续发表了《爱训鸡的公鸡》、《小面人打猎》和《猫妈妈的担心》等童话。冰心、贺宜、陈伯吹、包蕾、郭风等老作家,也都为孩子们献出了各种样式的新作。虽然总的来说,老作家们的近年作品,由于各自不同的种种原因,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上,有些也许还没有超过他们以往的力作,但他们努力为孩子们服务的可贵精神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生动地体现了老一辈作家对祖国下一代的亲切关怀。
中年作家是当今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里的中坚力量。他们近年来辛勤的创造性劳动,为新时期的儿童文学起到了增光添彩的作用。以在北京的作家为例:葛翠林的《翻跟头的小木偶》、《半边城》等童话新作,在以童话的幻想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使童话作品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和突破。六十年代以著名的《小布头奇遇记》登上文坛的孙幼军,这几年先后创作了《小贝流浪记》、《神笔和笔帽儿的故事》和中篇童话《没有风的扇子》等作品,其中《小贝流浪记》通过对猫妈妈两个儿子小宝和小贝不同生活经历的描述,形象地揭示了家长不该过分溺爱孩子,儿童不该娇生惯养、贪图安逸的道理,主题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郑文光的科学幻想小说和科学童话,金波的儿童诗,刘厚明的儿童剧和中篇儿童小说《小熊杜杜和它的主人》,都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欢迎。其他省、市的中年作家,也都以各自擅长的样式,给广大小读者生产出了一批量丰质优的精神食粮,丰富了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近几年来各地涌现的一大批青年作者,是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里一支突起的异军,他们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带来了新的希望。在众多的青年作者中,罗辰生发表了《白脖儿》、《“大将”和美妞》、《黑妮》等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花儿向她开》。他的作品多数取材于孩子们的校内外生活,他善于通过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对话、动作和心理活动的生动
叙述,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少年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一般又都具有使孩子们感到亲切的戏剧性趣味,因此能引起广大小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令人欣喜的是,在崭露头角的儿童文学新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女作者。例如二十几岁的王安忆、黄蓓佳、程玮,正以她们各具特色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
总观新时期的儿童文学,我们欣喜地看到:
首先,随着批判林彪、江青一伙文艺谬论的深入,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对儿童文学的影响也在逐步消除,儿童文学本身的特点及其艺术规律,正在重新恢复并受到尊重。例如,在儿童文学服务对象问题上,过去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儿童文学为少年儿童服务,有的同志提出儿童文学为儿童服务,曾遭到严厉的批判。“理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儿童文学是整个文艺事业的一部分,理应也要为工农兵服务,否则就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这种极端片面地把儿童文学为少年儿童服务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相对立起来的不科学性,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假如儿童文学的具体服务对象不是广大少年儿童,就必然使儿童文学丧失其应有的特征,从而导致儿童文学存在价值的否定。再如,在如何发挥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问题上,过去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的理解很狭隘,同时在儿童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儿童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怎样塑造儿童人物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片面观点,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导致儿童文学的停滞不前,以致曾出现过茅盾同志在《六○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所讲的“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那样的景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儿童文学界为一批曾被打为“毒草”的优秀作品平了反,并开展了“童心论”等问题的讨论,过去极左思潮对儿童文学的束缚和影响逐步获得解除和廓清,从而使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和作者能够满怀热情,从各自熟悉的生活出发,切实按照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创作出了一批具有真情实感的,有着比较鲜明的儿童特点和时代特点的优秀作品。
其次,作品的主题有新的开拓,题材有新的扩展。在主题和题材问题上,过去也有过相当混乱的观念。由于片面理解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和政治性,甚至干脆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认为只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作品就有了深刻的教育性,这样就促使作者们纷纷写“重大主题”、“重大题材”,许多“重大主题”、“重大题材”以外的所谓“一般主题”、“一般题材”,因为被认为“没有多大教育意义”,甚至会“消蚀儿童的斗志”而实际上遭到排斥。于是,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就愈来愈单一,题材就愈来愈狭窄。在这方面,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可以说是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儿童文学同成人文学一样,都是反映生活的。生活内容的无比多样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儿童文学的主题和题材也应该是相当多样、相当丰富的。这几年,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和作者突破了过去在主题、题材方面的种种禁区,创作出了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丰富多采的作品,生活气息较浓,而且大多能以情动人。其中有象《弯弯的小河》(程远)、《海滨的营火》(赵惠中)那样歌颂男女同学纯洁友谊的;有象《“欢乐女神”的故事》(程乃珊)那样描述香港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的;有象《带血的文件》(黎汝清)那样反映过去艰苦岁月的革命斗争的;还有一批作品如《小微微》(瞿航)、《失去旋律的琴声》(方国荣)等,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摧残少年儿童心灵的罪行……这些主题不同、题材各异而又各呈异彩的作品,为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增添了蓬勃的生气。
第三,增强了儿童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色彩,塑造了一批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少年儿童形象。生活中的少年儿童是天真活泼、富于情趣而又各具性格特征的,但是,过去在艺术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作家却不能按照生活中的孩子的本来面貌去描写他们活生生的形象、丰富的感情和情趣,否则就会被斥之为
“人性论”、“写中间人物”、“资产阶级儿童情趣”;表现在塑造儿童形象的指导思想上,就是不能写少年儿童的缺点,在作品中往往过分夸大他们的能力和作用,没有把少年儿童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这种对孩子任意拔高、很不真实的描写,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说服力。林彪、江青一伙横行时期,儿童文学的“根本任务”成了塑造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高、大、全”的完美“小英雄”。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和作者砸烂了这些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坚持从生活出发,塑造了一大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个性和性格特征的少年儿童形象。例如《小薇薇》中的小薇薇和小航,《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中的张莎莎和李铁锚,《吃拖拉机的故事》中的柱子,《小蓓和小其》中的小蓓和小其,《NO!NO!NO!》中的小伟等等。由于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来之于生活,小读者感到亲切,从而容易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增强了作品艺术感染力,较好地达到启迪和诱导孩子们正确认识生活和对待生活的目的。
儿童文学创作近几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儿童文学的要求看,从我国三亿少年儿童对精神食粮日益增长的需要看,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总的来说,在儿童文学领域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须进一步肃清,同时,对过去长期泛滥的极左思想的影响,还须进一步澄清,思想还须进一步解放。在这个前提下,当前我们要特别重视研究和探讨提高儿童文学的质量问题。
儿童文学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能不能塑造好儿童人物形象,能不能真实地、生动地表现儿童的思想、感情、理想、意志、爱好和情趣。提高新时期儿童文学的质量,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深刻认识和理解新时期的少年儿童的问题。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因素,今天的少年儿童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长起来的,在他们身上既有社会主义建设新长征给予的种种积极向上的影响,又有十年浩劫的动乱留下的种种消极的创伤。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以及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和过去的少年儿童很不相同。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代少年儿童的复杂的特点的基础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从生活实际出发,塑造出真实可信的各种各样的新时期少年儿童的艺术形象。要认识和理解新时期的少年儿童,就必须深入生活,同孩子们交朋友,通过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认真研究,把握住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等。同时,还要求作家有娴熟的艺术技巧,能够自如地掌握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生活和技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互相代替。我们看到,有的在过去曾经写过不少佳作的作家,今天却写不出有重大影响的作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今天的儿童生活、特别是今天儿童的精神世界、思想感情缺乏了解、不够熟悉。因此,对他们来说,深入生活、了解新时期儿童,具有更实际的意义。而比较年轻的一些作家,由于他们多数置身于生活之中,对新一代儿童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比较了解,因此,对他们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要在艺术技巧上多下功夫。生活不等于艺术,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不能代替艺术上的探讨和求索。要广泛阅读和仔细研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作品,认真学习和借鉴,从中吸收艺术营养,以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只有这样,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才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小读者献出既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有动人的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
为了提高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促进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还要大力加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工作。现在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队伍和评论力量相当薄弱,许多儿童文学创作上的理论问题没有人很好研究,不少好作品发表和出版后没有得到评论界的注意。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是指导创作实践的。过去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由于“左”的理论的干扰和影响,曾经使创作走上歧途。这方面我们有极为深刻的教训。今天,必须对那种形形色色的“左”的倾向和思潮,在理论上进一步加以廓清,彻底扫清创作道路上的种种思想障碍。我们还要十分重视儿童文学创作的评论工作,帮助作家总结创作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的成败得失,阐发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以利儿童文学创作健康地发展;同时,通过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鉴赏作品,使作品更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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