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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
康克清
5月29日晚，当我得知宋庆龄同志
不幸逝世的噩耗，悲痛不止，哀思绵绵，立刻奔往她的住宅，向遗体致哀。只见
她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双目紧闭，慈祥地安眠在鲜花丛中，多少往事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傲风霜的劲松
我青年时代，正是北伐战争风起云涌之际，当时听说，中国妇女界有位杰出的人物——宋庆龄女士，她将带着女兵从赣江经过。我渴望着参加这支队伍，去当一名女兵。以后我在革命队伍里，陆续听到有关她的革命事迹。她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高大形象，犹如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傲风霜而长青的劲松，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宋庆龄同志无愧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几十年如一日，不管风云变幻，对反动派斗争最坚决，对人民热爱最真切。她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跟随党。她高瞻远瞩，胸怀宽广，爱憎分明，坚韧不拔，谦逊勤恳，善于团结……。凡是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对她衷心崇敬，满怀爱戴之情。
建国以后，我有机会在她率领下，从事妇女、儿童工作，教益很深，我对她的敬佩更是与日俱增。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同志怒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坚定地和人民站在一起。为坚持伟大的抗
日战争，她奔波呼吁，发起和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即中国福利会的前身），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援助。她从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然后，千方百计地陆续分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驻地，支援抗日战争。她的言论和行动，鼓舞着全国人民和妇女。
妇女的光辉榜样
远在1913年，当宋庆龄同志还在大洋彼岸学习的年代，她就撰写了《近代的中国妇女》一文，论述人类一半人口的提高，不能不同时提高另一半人的真谛。北伐战争时期，她号召妇女积极参加国民革命，明确指出：“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这一号召在妇女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妇女们积极投入了这场战斗。
1949年春，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同志众望所归，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同志对妇女解放事业都提出了卓越见解。她鼓励全国妇女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旧社会遗留在自己身上的弱点和缺点，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在1978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同志虽届高龄，仍热情洋溢地为大会致闭幕词，精神振奋地表示，决心同大家一道进行新长征，鼓舞着广大妇女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宋庆龄同志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我国妇女学习的光辉榜样，而且也是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是我国妇女的骄傲。今年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宋庆龄同志当时已经身患多种疾病，但她仍亲自参加。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这是多么谦虚、崇高的思想境界。当我向她献上一束鲜花的时候，真实地感到她的思想比鲜花更加美丽。
儿童的慈祥祖母
宋庆龄同志为儿童事业呕心沥血，她是全中国儿童的慈祥祖母。记得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我们抚育。遵照毛主席“好生保育儿童”的教导，边区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但当时物资困难，缺医少药，严重地影响着孩子们的健康。宋庆龄同志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送来了医药和物资，支援了解放区的儿童保育事业。这真是雪中送炭，温暖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同志主持的中国福利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福利事业的组成部分。它举办了儿童剧团、少年儿童图书馆、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还有深受广大小读者欢迎的《儿童时代》等。1951年，宋庆龄同志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她首先想到的还是妇女和儿童，她用这笔奖金在上海创建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中国福利会的各项工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福利会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许多热心儿童事业的友好人士，它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时，大会一致选举宋庆龄同志为主席。她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她把《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保委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1979年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恢复了工作，举行了年会。当时宋庆龄主席健康欠佳，但她仍亲自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她强调指出：“关心儿童，人人有责。”并向台湾的儿童工作者致以热烈问候。她说：“我们热切关怀台湾儿童。我们要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
最令人感佩的是：宋庆龄同志虽身卧病榻，但依然关怀着儿童和少年。今年5月14日上午，在她病重之前，还为庆祝“六一”报告会发出了贺信。她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一字一句都倾注着她对儿童和少年的深情厚意，激励着千千万万儿童工作者，为培养一代新人努力作出贡献。
一颗巨星殒落了，这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宋庆龄同志为国、为民、为妇女和儿童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妇女和儿童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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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
廖梦醒
我和宋庆龄同志初次见面，是六十六年前的事。那是1915年，在日本，当时我11岁。她刚和孙中山先生结婚，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承志到中山先生家贺喜。她和中山先生结婚，是日本律师和田瑞先生作证的，结婚证书现在还保存在我国历史博物馆。自那时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叫她姑姑。
中山先生回广州当临时大总统时，我正在执信纪念学校念书。执信学校就在总统府隔壁，中山先生和夫人叫我每天到总统府他们家吃午饭。中山先生是吃素的，我们三个人吃四小碟菜。他爱吃素馨花、豆芽菜等，偶尔有些蛋类而已。
第一次北伐时，中山先生率师赴桂林，庆龄同志和我母亲合作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那时我只有十多岁，她们让我担任会计，每天跑银行，管理各方的捐款，等到她们一同赴桂林去劳军，带走了全部捐款，我才继续上学。
1922年陈炯明乘中山先生赴桂林督师北伐之际，骗我父亲到惠州囚禁起来。陈炯明对北伐早存异心，说父亲是中山先生的“荷包”（即钱包），“锁起你的荷包，看你怎样北伐？！”中山先生赶紧从桂林回师讨陈，庆龄同志亦同行。陈炯明竟丧心病狂深夜火烧总统府，想把中山先生夫妇烧死在观音山。中山先生的卫士长马湘和黄惠龙为了中山先生夫妇的安全，催促他们赶紧逃出总统府。庆龄同志考虑到中山先生带着她，势必惹人注目，反使中山先生难以逃脱。于是她坚持自己留下，请中山先生先走。中山先生又不忍心让她一人留下，两人相持不下。天渐渐晚了，火势越来越大，陈炯明的包围圈也愈缩愈小。最后中山先生不得不穿上长衫扮成中医，令两个卫士长一个跟随自己，一个留下伴送庆龄同志。庆龄同志待中山先生走后很久，才穿着一套女工的服装逃出观音山。由于紧张和劳累，到达岭南大学钟荣光家她就流产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生产。
1924年国民党宣布执行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庆龄同志和我母亲一直努力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因而后来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了两个女人！”
孙先生和我父亲去世之后，国民党右派背叛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破裂。庆龄同志与鲍罗廷夫妇、陈友仁等人离开中国到了欧洲。那时我正在法国，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我父亲，母亲怕国民党当权派心狠手辣会斩草除根，把我送到法国，弟弟到德国。庆龄同志到法国后约我到她的住处见面。谈话时，她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当时我已和少石同志订婚，但还未入党。我回答：“不是。”她说：“当共产党是件好事，你何必否认？”可见当时她对党已很有认识。
1930年少石同志接受任务到香港建立联系苏区中央与上海中央的交通站，我便回国与少石同志结婚，婚后赴香港在交通站工作。庆龄同志因奔母丧亦回到上海，从上海寄了一个马尾毛编织的手袋给我，并嘱我如赴沪一定要去看她。1934年香港交通站被破坏后，我到了上海，又与她相见。一次她宴请萧伯纳、史沫特莱、鲁迅、蔡元培等人，但拍照时，她因知道我已入党，不便拍照，便没有让我参加。
在上海时期，庆龄同志尽力帮助地下党和接近党的民主人士。陈赓同志被捕，庆龄同志亲赴南京营救。起初蒋介石坚持要杀，庆龄同志骂他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她骂得俯首无言，只得让庆龄同志把陈赓同志带走。
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了宣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特务逮捕，囚禁于苏州。庆龄同志带着行李去苏州营救，打算如营救不成就与七君子同入狱。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庆龄同志转移到香港。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承志、邓文钊与我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无建树。乘庆龄同志来港，便发起筹组保卫中国同盟，由庆龄同志任委员长，邓文钊任财务主任，我任办公所主任兼秘书。工作人员起初只有我们几个及爱泼斯坦等人，任务是出版刊物，介绍八路军和延安解放区，为他们向海外人士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我们支援过的机构有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医院、鲁艺、抗大等。后来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都陆续参加工作，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
在港期间，有个汽车商人捐了一部大型救护车，庆龄同志把它送往延安，随车还有几名支援解放区的外国医生。这车大小象公共汽车，灯水齐备，还有手术床和七张病床。送车证给庆龄同志那天，我们都到场观礼，许多记者来采访，报纸纷纷刊登消息照片，引为一番盛事。保卫中国同盟常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托外国友好人士送往延安。但这些宝贵物资常被国民党军警无理没收。有一次国民党在陕西三原没收了我们募捐的三卡车医疗器材，包括外科手术用的胶手套、Ｘ光机等。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假使白求恩大夫及时收到这些胶手套，也许不致于感染破伤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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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
王昆仑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宋庆龄同志的文集：《为新中国奋斗》。这本书由周恩来总理题写书名，有宋庆龄同志亲笔签名，是1952年国庆节前夕出版后，宋庆龄同志赠送给我的，是我多年来很珍爱的一本书。经过十年浩劫，仍然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奋斗”——这就是宋庆龄同志毕生致力的奋斗目标，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
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同志，还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是1923年，我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由于北洋政府委派他们的小爪牙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激起了爱国学生的公愤，认为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也来长教育，实际上是摧残教育，侮辱教育界，便推选黄日葵、李国暄、屠安和我四人南下，去寻求上海各界的支援。其中黄日葵、李国暄是共产党员，屠安是工业大学的学生，我是一个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道如何“革”法的热血青年。我们来到上海，接触了学生联合会、各马路联合会、总商会等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特别使我们振奋的，是会见了慕名已久的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
当时，孙中山先生因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革命遭到失败，正隐退沪滨，总结革命经验，探求新的革命道路。我们来到莫利爱路孙中山先生私邸，见到了孙先生，宋庆龄同志也在场。孙先生坐在他办公桌前的大靠椅上，听取了我们汇报北京学生的情况后，指示我们：彭允彝的问题，不只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光反对彭允彝一人很不够，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还要反对曹、吴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孙先生一席话，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前豁然开朗。
当时，宋庆龄同志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现，她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同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过了几天，我又一次会见中山先生，他对我说，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他听说我还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便介绍我到环龙路44号国民党机关，履行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之后就奉命回北京，在北京学生中联络革命同志，进行革命工作。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次会见宋庆龄同志，是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为南北统一问题带病北上，到北京后住在铁狮子胡同五号，我经常出入其门下。不久，孙先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北京各界人民不顾北洋军阀的种种压制，举行了隆重的治丧活动，这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次大示威，也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总检阅。中山先生的遗体停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内，任人瞻仰。自封为执政的段祺瑞借口腿病不来，派他的国务总理代表行礼，他慑于群众的浩大声势，草草行礼后就溜走了。
中山先生的灵柩决定暂厝香山碧云寺石室，以待全国统一、陵寝落成后国葬。那时交通不便，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王素、王枫，头一天就从西直门出城，先到香山宋氏别墅歇足，陈毅同志和中法大学的一部分同学也都在那里，第二天一早赶往碧云寺迎灵。丧礼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见到宋庆龄同志，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脸上流露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毅的神色，她使我们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还有孙夫人在，还有忠实于中山遗教的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革命不会中断。
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指引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胜利地进行了北伐。但当北伐军打到长江以后，又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再一次被拖进了绝境。在1927——1937年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中，我在南京国民党内部搞反蒋活动，同宋庆龄同志不在一起，但她在国外和上海所发表的言论，所进行的工作，有如穿透阴霾的霞光，给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我对她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是非常之景仰和钦佩的。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存在着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条路线，存在着抗战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复杂的斗争，而宋庆龄同志，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后来，宋庆龄同志因为不满蒋介石在大后方的种种倒行逆施，一度移居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从香港回到陪都重庆。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雾重庆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压，宋庆龄同志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各阶层的人民都非常振奋。蒋介石虽然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尊之为“国父”，但对孙夫人宋庆龄同志却非常冷淡，就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正直的人认为这很不象话。有人找了国民党元老之一的覃振，覃振又找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这才在国府礼堂开了一个茶话会，表示欢迎之意。那天到会的国民党中委有一、二百人，象于右任、李烈钧、居正、张继、戴传贤这些国民党元老都来了，我也以中委的身份参加，而蒋介石就是避不露面。这次茶会本来没有安排宋庆龄同志讲话，不让人民听到宋庆龄同志的声音。覃振代表了大部分与会者的心意，他一面哭一面说：“我们欢迎孙夫人给我们讲话，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宋庆龄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站立起来，大义凛然，侃侃而谈。她说，抗战军兴已经五年，必须坚持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方能对得起流血流汗的前方将士和广大人民。她还说，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搞专制，搞个人独裁，是一定要打败仗的。最后她还说，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万不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她指责国民党违反了中山先生的遗教，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当她说到激动处，也禁不住落了泪。她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讲话，使一些天良未泯的国民党元老无不动容，也使那些躲在会场一角的顽固分子如陈果夫、陈立夫之流狼狈失色。这是何等地爱憎分明、泾渭分明呵！
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总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之后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大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埋葬了蒋家王朝，赢来了新中国的黎明。1949年，宋庆龄同志来到解放了的古都北平，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的盛大欢迎。我也从国外归来，出席了新政协的首届全体会议，我们又见了面。就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同志光荣地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在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天安门广场，人群似海，歌声如潮，红旗如林。在天安门广场的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同志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并排站在一起，我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后。总理对我说：“昆仑，你还记得吗？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这里挨打；三十年后，人民做了主人，我们上了主席台，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的，历史无情，事情正是这样。
54门礼炮，齐鸣28响。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声中，毛主席亲手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历史的时刻，我看到宋庆龄同志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宋庆龄同志，这时您在想些什么呢？我想，您一定想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愿实现了！您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近百年来，特别是共产党成立后二十八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实现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宋庆龄同志耗费了全部心血，奋斗了终生，真是数十年如一日。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人大常委会体现全国人民的愿望，授予您以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可说是众望所归，您当之无愧。
天丧斯人，哲人其萎。现在，您在亿万人民焦灼的期待、衷心的祝愿中，终于撒手离开了时刻在念的祖国，离开了血肉相连的人民。宋庆龄同志，您离开了我们吗？没有！永远没有！您的品格，如同白玉那样无瑕。您的操守，如同松柏那样坚贞。您的丰采，如同和风霁月那样可敬又可亲。您的光辉业绩，永存于我们共和国的史册之中。您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是我国人民和青年一代取之不尽的宝藏。宋庆龄同志，全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您！全世界一切崇尚正义的人民也将永远忘不了您！（附图片）
1949年9月，宋庆龄同志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女代表合影。前排左起：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史良；二排左起：罗叔章、蔡畅、丁玲；后排左起：李德全、许广平、张晓梅、曾宪植。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