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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疏通流通渠道的几个问题
万典武
多条流通渠道势在必行
五十年代，我们有过实行多条流通渠道的成功经验，那时既有国营商业，又有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店组和个体商业；既有专业的商业部门，又有如盐业、水产那样产销结合在一起的作法；农村里既有农民自己办的供销合作社，又有集市贸易和一定数量的个体商贩。这种多种所有制并存、多条流通渠道畅通的商业体制，适应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因而达到了货畅其流、繁荣市场、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目的。但是从那以后，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所有制上一味追求“升级”“过渡”，形成了实际上的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商品流通渠道堵塞的局面，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积数十年之经验，渠道单一、独家经营的弊端甚多，非改为多条流通渠道不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集体所有制工业和社队工业蓬勃发展，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农业上各种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工农产品的购销形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商品流通渠道四通八达，畅行无阻。
活中有乱，活是主流
近二年实行多渠道流通以来，全国的商品流通情况比以前主要是活了，还是主要是乱了？这是议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全面地看，全国市场情况比前几年活得多了，消费者感到比较方便了。
许多同志反映的“乱”，主要的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经营单位违反国家政策，乱跨行业经营；二是对国家统购统销商品和计划收购商品，随意购销，冲击国家计划；三是倒买倒卖某些紧俏商品，哄抬物价，违反价格政策。
对于这些“乱”，不应当看成是实行多条流通渠道的必然产物。五十年代实行多条流通渠道，没有产生现在这样一些“乱”。现在这些“乱”，有思想的、社会的、经济的复杂原因，归罪于实行多渠道是不客观的。这些“乱”，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针对着存在的问题制定一些必要的法令和规章并不难解决。
对于活和乱的关系，从总体看，比较全面而恰当的估计应当是：活中有乱，活是主流。
疏导和管理并重，以疏导为主
实行多条流通渠道，并不是放任自流，必须加强管理。各级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物价部门，税收部门，工业、农业、商业的领导单位，都要针对目前市场上存在的某些混乱现象，重申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制定相应的规定，不能视而不见。
但是，管理应当是积极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商品流通，做到“管而不死”。在疏导和管理的关系上，应当以疏导为主。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多年的经验，往往是管死容易搞活难。
疏导为主，首先必须承认多条流通渠道的同时存在是正常的，必要的。比如工业自销问题，有的同志一提到这个词多少带有一些贬义，而有的同志却又觉得工业自销是“理直气壮”，这两种看法都不够准确，需要作具体分析。对于第一类商品，即统购统销商品，工业随意自销，甚至不收少收票证，当然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因为棉花、棉纱、棉布由商业部门办理统购统销，国务院是早有明文规定的。对于第二类商品，即国家计划收购商品，工业应当按计划交售，商业应当按计划收购，超计划部分工业可以自销，商业也可以协商收购。对计划内的，工业不交、商业不收都是不对的。但是，完成了交售计划的超产部分，工业自销则是无可非议的。至于第三类商品，本来就是实行的选购办法，商业可以选可以不选，工业可以卖给商业，也可以自销。可见，笼统地指责工业自销或认为工业自销就天经地义，都是不全面的，要根据不同的商品作具体的分析。
疏导为主，还必须注意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瞻前顾后，留有余地，掌握管理的分寸。凡是弊端突出，界限分明的，应当坚决加强管理。例如哄抬价格抢购和倒买倒卖一、二类工业品，危害极大，政策界限清楚，就应坚决管住。对于还处在试办阶段，或利弊兼有而尚欠明朗的，就应当允许继续试行。例如贸易货栈的跨行跨业，农工商企业的转手经商，社队办商业等问题，应当多作些调查，研究一些改进的办法，不要轻易一刀切。事物都有个发生、发展过程，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不要“指腹为婚”，一语定终身。要多观察一个时候，等到利弊分明的时候，再定出趋利避害的界限，该放的放，该管的管，比较稳妥。
对批发和零售要严加区别
批发和零售共同组成整个商品流通，但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它们两者的地位和作用是显然不同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把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即批发商业，称为第一次循环；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零售商业，称为第二次循环，两者是不同的。从流通渠道的角度说，批发是上承生产领域，下对零售的关键环节，而零售是上承批发下对消费领域的末梢环节。批发好比渠道中的干渠，而零售好比渠道中的支渠。国家对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计划指导和行政管理，应当主要抓批发环节，控制了干渠，也就掌握了市场的命脉。解放初期，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实行对私改造的成功经验证明，控制了批发环节就掌握了领导市场的主动权。因此，从对商品流通的计划指导和对市场的管理来说，“对批发要严，对零售要宽”。
疏通主要渠道是关键
多中必有主次，实行多种流通渠道，要以国营商业为主。批发的渠道畅通与否，主要看工商关系、农商关系、国合关系处理得如何。就工业品说，疏通国营商业这条主要渠道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最近在以轻工业生产发展闻名全国的常州市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得出一个突出印象，这个市的工商关系比较密切，国营批发商业这条主要渠道比较通畅，因而工业自销、厂店挂钩、贸易货栈、集市贸易的工业品销售等各种渠道比较正常，既有多条流通渠道，又主次分明。放弃现成的国营商业这条主要渠道而完全自搞一套，容易分散领导精力，而且也不可能有星罗棋布的全国商业网。
工业品批发流通渠道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国营商业同供销合作社的矛盾。我国现行的商业体制是国合按城乡分工，划地为牢。应该允许国营批发送货下乡，开选货会，巡回推销，允许基层供销社自选进货单位，农村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可以直接进城进货。这样用多种方法来疏通工业品下乡渠道，才能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这次到江阴县四大镇之一的长泾镇，看了一个由无锡市百货公司和长泾供销社联合开设的批发门市部和零售门市部，试办五个月，恢复了原来的比较合理的工业品流通渠道。这个镇附近的十来个小镇上的供销社、合作商店、个体商业都到这里进货，不用再跑到无锡市去了。现在批发的品种比合营前增加了40％，零售品种增加20％左右，这五个月的平均批发额比合营前增加十来倍，零售额增长46％。经济效果十分明显。这种国合联营的方式，对打破划地为牢，疏通工业品下乡的渠道，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疏通零售渠道的三个重点
就零售说，现在有三个关口最容易发生堵塞，是疏导的重点。
首先是商业网点严重不足。常州市恢复发展商业网点的工作做得比较好。这个市把商业网点的建设纳入了整个城市规划，统筹安排。新建的楼房临街的底层一般用于开设商店，新建的宿舍区用了5％左右的建筑面积建设新的商业网点。每年有建设商业网点的规划和措施，而且落到实处，年年有进展。常州的情况证明，商业网点问题，由市委、市政府统一来抓，纳入城市规划，采取多种途径，广泛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几年就会大变样。
其次是“大锅饭”妨碍着发挥基层店和广大商业职工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或正在试点的办法。一是逐步把现在上缴利润的办法改成纳税的办法（简称利改税），使经营好的企业对财政的贡献大，对本企业的好处也大，财政准保“发财”，企业也一定有利。二是把现在的核算单位划小，实行以自然门点为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打破经营好坏盈亏多少一锅煮的平均主义。三是采取适合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特点的工资制度。如果把利改税、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固定工资加提成工资三者结合起来作为商业的一种经济责任制来推广，相信会象我国农业战线推行生产责任制那样产生重大效果。
第三是在发展国营商业的同时，积极发展集体商业，适当恢复和发展个体商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以手工劳动为主，又以点小分散的经营方式接近和便利消费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年城镇社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网点已经达到79万个，比1978年的22万个，增加2．5倍，其中最主要的是增加了集体和个体的网点。如果不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商业网点是很难有这种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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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研究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党的“六大”到“七大”的召开，中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在这十几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幼年的党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党，强大的党。
全党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全党进一步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1944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先后转入局部的反攻，到1945年春，大反攻时刻即将到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内战准备，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力量，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实现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候，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
出席大会的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
会上，毛泽东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我们的任务就是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4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我们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报告指出：法西斯侵略势力一定要被打倒，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要胜利，这是战后世界历史的总趋势。并且指明，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阐明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基本方法；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4月25日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阐明了党的正确军事路线。朱德同志指出我们党的军事路线，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报告提出了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
5月14日、15日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群众路线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个报告是我党建党路线的总结和发展。
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把它写进新党章。刘少奇把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和政策。这是毛泽东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巨大理论贡献，这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
报告总结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共产党员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刘少奇的报告，还讲到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关于党员的义务与权利等问题。这个报告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正式中央委员44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三、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承、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秦邦宪。候补中央委员33人：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
6月11日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毛泽东指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他指明，今后的任务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他号召，要宣传大会的路线，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书记处书记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表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团结，是在广泛发扬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的团结。
这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和他的领袖地位。
这次大会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姜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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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
最近，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联合主办，有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3个民族的130余位专家和史学工作者参加。会上收到学术论文和资料47篇。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这样的座谈会，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这次座谈会讨论的两个重点。因为这是民族关系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达到比较一致的认识，将有助于解决由此派生的其他有关的学术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中国”一词的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古代“中国”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历代王朝，从夏、商、周一直到明、清，都有自己的国号。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中华民国，提出五族共和，中国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也包括了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今天讲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发生的历史，都是中国的历史，只要这个民族今天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它们在历史上不论处于什么地位，独立也好，隶属也好，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组成部分。绝大多数与会者指出，这样去看历史上的中国，符合历史实际，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从本质上看，中国各民族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交往，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可以说各民族间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发展，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与会者认为，为了正确地开展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一定要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用平等原则来研究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对事件、对人物，都应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不能对汉族是一个标准，对少数民族又是另一个标准。这就首先要清除大汉族正统思想的流毒。
座谈会以上述问题为中心，在讨论中也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疆域的变迁、民族的同化与融合、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和亲等问题。由于对中心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大家都以处理中心问题的原则来重新看待这些问题，认识上有了显著的进展。
翁独健教授在座谈会开幕和闭幕的讲话中建议，今后应着重研究各族人民缔造祖国的历史贡献，不必再纠缠于概念上的抽象讨论。对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要多作一些深入的专题研究。可以写一些材料充实的地区民族关系史的专著，也可以用断代的方式，写出不同时期民族关系史的专著，然后，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依靠一定的集体力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一部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与会同志还指出，一定要做好资料工作。要重视汉文资料的史料价值，更要充分尊重民族文字的资料，同时还必须重视外文资料，对国际上的研究成果注意吸取。
座谈会期间谭其骧教授、白寿彝教授先后作了学术报告。
（马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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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研究中日关系史
据《国外社会科学》杂志报道，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向中国学者介绍日本关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情况。他说：在日本，既有关于中日关系史的通史研究，也有关于断代的专史研究；有的是从一个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有的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进行研究。（晶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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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出版一本研究明清赋役制度的书
去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九州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川胜守的著作《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明清赋役制度史的研究》。
作者对明清史中有关商品生产、土地制度、里甲制、村落制、赋役制度、乡绅论等各种问题进行了系统整理。（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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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颖超同志来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在本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介绍（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关于出席的代表名单上，把我列入正式代表，这不是事实，我当时是以列席身份参加的。请你们考虑如何更正为盼。
致以
敬礼
邓颖超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