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的心愿
——纪念党成立六十周年
许德珩
每个人一生之中都有自己最难忘的经历。使我最难忘的是：我在八十九岁之际（197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这个年逾九十的老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三个时代（清朝时代、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沧桑巨变，深深地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而奋斗，它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作出了伟大成绩，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党使我得到了光明，党使我认识了真理，党使我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使我有决心争取参加到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
一
我出生在清朝季年，当时中国正是外患内忧，备受帝国主义、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和欺凌侮辱，灾难重重。1905年我十五岁，日俄两国因争夺朝鲜和我国的东北三省，在我国国内打仗，而清廷竟然宣布中立，凡有血性的中国人莫不引为奇耻大辱。在此种种压迫和侮辱下，激发了我的爱国思想。入中学后，爱国意识更加浓厚。在两位教员的影响和帮助下，我加入了同盟会，立志改革，后来又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阴谋篡国，迫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913年春，袁世凯刺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之后，南方几省兴起反袁之师。李烈钧率林虎在湖口与袁军作战，我得以参加。湖口战役失败，李烈钧出走日本，我这名小兵也只有离开故乡九江，到了上海和北京。那时清朝皇帝虽已赶下了台，然而若干封建军阀土皇帝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眼见列强侵夺，军阀卖国，国事日非，每况愈下。在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爱国学生拍案而起，于是爆发了五四运动。在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中，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的爱国人民的伟大力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战争。北伐军的锋芒所向，势如秋风扫落叶，自1912年以来，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人心大快，莫不拍手称庆。这次战争，主要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和参战，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革命军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因而获得如此迅速的胜利，我由衷地钦佩。
大革命期间，我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工作。在国共合作高潮的形势下，武汉、九江广大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把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了许多年的租界夺回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伟大表现，是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创举。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使得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是这次革命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丰功伟绩，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为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种前仆后继，坚决革命、坚决战斗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二
1931年暑假后，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学校刚刚开学还未上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的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在激励着我，对我们的抗日救亡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了华北，整个中华民族发生了存亡问题。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平津的学生再不能安心地读书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此严重时刻，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北上抗日了。不久，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十项主张。《八一宣言》发表后，华北的知识界积极响应。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地用各种方式进行传播。我们读到宣言犹如在长夜难明的夜里获见了曙光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平津的爱国师生，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救亡运动的序幕。党的《八一宣言》，是“一二·九”运动的伟大动力。“一二·九”运动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这次运动给我的教育也是极大的。
通过西安事变，我受到了党的深刻教育。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逮捕了蒋介石，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为此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经过周恩来等同志的努力，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时局如此迅速而曲折的变化，我们在北平的文化教育界的一些人，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缺乏认识，特别是对释放蒋介石，以及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再转为联蒋抗日，思想上不通。为了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亲自向我们讲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提高了我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把大家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
三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我们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的同志，对时局极感焦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举行座谈，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后来逐渐演进成为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原名“民主科学社”。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
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我们科学文教工作者非常希望国内和平谈判成功，渴望有一个安定的教学与科研环境。可是事与愿违，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人民又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统治的魔爪酷似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不仅民主政治谈不上，就连个人生活都成了问题。我这个大学教授的每月工资，当时只能买两袋面粉，广大群众的生活更是陷于极端贫困之中。当年的北平，雪地童尸，街头乞丐，屡见不鲜。睹此惨状，令人悲愤万分。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高潮中，我越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渴望全中国的解放早日到来。
1946年秋，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上海、南京分别成立分社。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指导下，密切联系一批教授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口号下，配合各地的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扶日运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运动等，做了一些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成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它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任务，提议可以解散。我们酝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在访问苏联。及至要商讨作出决定时，毛泽东同志回到了国内，当即表示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由中央领导同志传达他的意见，并向我们阐述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九三学社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九三学社推动社员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了力量。
上述事实表明，九三学社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关怀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革命统一战线，九三学社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四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了，党胜利了，我这个老知识分子也翻身了。1949年初，我们首先在前门箭楼上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继而在西郊机场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到达北平。我看到了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我钦佩得五体投地。
解放后各种新鲜事物，天天都在教育着我。党和政府把稳定物价当作解放以后的首要任务之一，经过很短时期的努力，就达到了物价稳定的局面，胜利地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是一件惊人的成就。以北京来说，大街小巷都积存着日本侵占八年的垃圾，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三年，从不过问，以致垃圾成山；什刹海、陶然亭都变成一潭死水，臭气熏天，行人莫不掩鼻而过。解放后，不到一年就清除了成山的垃圾，疏浚了什刹海等处数百年遗留下来的淤泥，把它们变成人民公园和游泳池。北京市面目一新。讲卫生的运动改变了多少年来不讲卫生的风气，疾病和死亡率大为减少。北平一解放，为数众多的青年立即响应党的号召，报考革命大学、华北大学，经过短期学习，即奔赴祖国各条战线，积极参加革命，为党为人民勤奋地工作。党和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闭了北京的妓院，从此铲除了千年遗留下来的娼妓制度，把被侮辱和受损害的妇女解放出来，恢复了她们的人身自由。我在北京几十年，可以说历尽沧桑，看过多少兴亡盛衰，没有一次当政者不是巧取豪夺，吸民膏脂，而象这样的人民政府，有如古书上所说的“羲皇上人”，不但我没有见过，就连历史上也从来未出现过。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我由衷地敬佩。
社会主义的祖国象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特别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使全世界拭目相看。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日益提高，中华民族过去那种受人欺凌、任人摆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何等的扬眉吐气！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我更多地接触了党的负责同志和共产党员，大家朝夕相处，工作、生活在一起，同志们的立场、观点、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都起了模范作用，我常常私自羡慕，做人应该做这样的人！我深深地感到，为人应该为一个最崇高的理想而奋斗，这莫过于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而奋斗，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倾诉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事隔不久，风云突变，十年浩劫开始了。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我坚信乌云终将过去，那些历史丑角的命运是不会久常的。
严冬过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四人帮”被打倒后，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新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一派万紫千红的大好形势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因此不顾自己年岁已经老大，还是鼓起勇气，再一次申请加入党的组织。
一方面我感到入党太晚，在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时候，而我却长期未能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实感惭愧。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光荣。
几十年来，我虽然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受到党的教育，但是我的缺点还很多，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端正自己的人生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正确地体会并坚决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实现党的崇高事业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之所以能总结出极其丰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历史经验，选择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由于我们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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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1956年2月11日，正是春节。董必武同志重访了上海兴业路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当时，董老已七十高龄，但谈笑风生，对革命文物的复原和保护作了细致的指示。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请董老题词留念。几天后，他派人送来两幅题词。其中一幅就是：“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见于《庄子·人间世》，原文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意思就是事情开头总是简单和容易的，发展到后来，就会越来越复杂和困难。董老借用此言，是为了说明共产党人应该认识到自己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毅力，有信心，善始善终地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应该说，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在其开始时也并非简单易成。但革命在深入发展以后，所面临的新问题，毕竟比创业时期更为艰巨和复杂。
在庆祝党的六十周年日子里，一大会址纪念馆整修一新。董老的题词挂在出口处。那苍劲有力、潇洒俊逸的八个字，将会激起人们无限回忆，同时也会面对现实，正视困难，改正错误，同心同德，完成我们党目前正在进行的伟大历史转折。张志业（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