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越南〕黄文欢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了。我以一个越南共产党人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党员表示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不仅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革命和越南革命也具有重大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四分之一的人类获得解放，正在沿着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道稳步前进。
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当革命阵营中的某些人已经蜕变成为扩张主义者和侵略者，严重威胁别国的主权、独立之时，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中国永不称霸，支持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团结全世界的一切进步力量，共同阻遏侵略者及其仆从的军事冒险，伸张国际正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维护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声誉。这一历史功绩，全世界的进步人类必将永志不忘。
从越南来看，必须说，在整个六十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越南人民革命事业的强固支柱，关系最为密切，援助最为巨大。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胡主席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就同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国同志密切联系。1925年到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胡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开办了越南干部政治训练班，以后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派遣许多干部回国工作，在越南国内掀起了空前高涨的革命运动。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建立，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协助。抗日战争时期，胡主席又从苏联来到中国，得到昆明的中共党组织和武汉、衡阳、贵阳、桂林等地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并接受了中共中央提供的意见，集合了住在中国的和因在国内被追捕而暂时逃到越、中边境的越南革命干部，运用中国共产党发动游击战争、开展统战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的宝贵经验，建立了广大的越北解放区，为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成为越南的宽广可靠的后方。1950年初，越南的抗法战争正处于困难之际，胡主席到北京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毛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的支援，并不顾推迟同法国建交而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中国共产党派出了陈赓同志和韦国清同志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和罗贵波同志率领的政治顾问团前往协助越南，从而使越南劳动党全面整顿了自己的工作，在建军、作战、根据地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飞跃的进步，导致抗法战争的胜利。抗法胜利，越南北方获得解放之后，中国继续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物资，帮助越南北方恢复和发展经济；同时提供了足够装备两百万陆海空军和民兵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军事装备和大量粮食、布匹、汽油等等，支援越南夺取抗美战争的胜利。中国还派出了三十多万工程和防空部队到越南协助后方建设，实际上成为帮助越南保卫北方的巨大力量。很明显，中国的援助是越南人民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大业的决胜因素之一。
六十年来的事实证明，越南党和越南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的胜利和成就是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的援助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的功绩和恩情值得用金字书写在史册上。
但十分遗憾的是，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以后，黎笋一伙忘恩负义，充当外国走卒，捏造了所谓中国要吞并越南的谎言，疯狂迫害和劫掠华人，叫嚣准备反华战争，并在边境不断挑衅和犯下罪行，彻底破坏了胡志明主席精心培育的“同志加兄弟”的战斗友谊，彻底葬送了越南人民经过三十多年艰苦战斗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使越南人民再次成为奴隶，使越南完全沦为附属国。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然而，越南人民，特别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功绩和恩情是永志不忘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深情厚谊的。他们必将同心协力，团结成为强固的革命力量，冲破黎笋一伙制造的一切困难险阻，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一个世世代代同中国人民和睦相处的越南，为争取各民族的解放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万岁！
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万岁！
越中战斗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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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折不挠 奋勇前进
〔日本〕横川次郎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在这漫长的、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却是短暂的六十年中，经历过艰难险阻和崎岖不平的道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遇到挫折与失败后能够总结教训，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的伟大的党。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这样讲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进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个时期，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而在这之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由于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居于统治地位，使得正在高涨的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后来，又遭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使中国革命走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只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全党的领导以后，中国革命才展现出一个新的局面。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在同党内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不断斗争中产生的，是对正反两面经验的总结。自我批评的精神、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内居于统治地位、能够扎根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斗争的结果，它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的有力武器。因此，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下一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伟大的事业。但是，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可能由于胜利而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自我批评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所减退，犯了左倾的错误。结果，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企图利用这些错误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粉碎“四人帮”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中国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
我所说的伟大的转折，就是指建设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现实，拨乱反正。近几年来，曾经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上得到了正本清源，从而扫清了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这里我仅举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的问题为例。过去曾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贴上过“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许是没有前例的。
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证明她是严肃而光明正大的马列主义共产党。从敢于公开地纠正这一重大错误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中国在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经济建设方面，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取得了成功，农业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卓有成效。反映这一变化的理论学术界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
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国外有很多人议论纷纷。他们当中有的表现困惑，有的持种种怀疑，这是并不奇怪的。
我认为，观察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现象时，应当以热情、冷静和科学的态度好好地分析一下，为什么今天在中国会发生某些不正常的现象，以便进一步加深我们的认识。用不着我来说，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列强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她是从一个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极为落后的状况起步，一下跨进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其结果，在一些领域还保留着封建的残余，这一点，象我们这些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今天，中国要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中心课题，在这一试验过程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不良影响将会随之而来，这也是事实。况且，林彪、“四人帮”给中国人民本来健康的传统生活方式留下的后遗症还没有完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以为不会出现在我们看来不正常的事态，那倒是奇怪的。
令人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错误中挺身而起。特别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得到恢复，并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上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当然，为了完成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还需要很多实践经验，同时在理论方面也要不断进行探讨。
总之，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还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作为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确信中国共产党会克服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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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所经历过的中国革命
〔新西兰〕路易·艾黎
1927年春，当我——一个年轻的新西兰牧羊人——初次来到上海时，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正企图清剿共产党人。当时，共产党战胜了盘踞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控制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地区。从1927年至1937年，约有三万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变革而斗争的志士在上海市和上海地区惨遭杀害。
我到上海后，当了一名工厂安全设备检查员，这一工作使我有机会到过公共租界的一些外国人很少去的地方。在那里，童工们在缫丝厂和其它类似的工厂里的悲惨遭遇，使我感到惊愕和厌恶。我真没想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情。
1929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去无锡太湖边的梅园赏花。在回来的路上，见一群人围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不一会走过来几个吹鼓手，一些士兵跟在后面，最后押着六个赤身裸体的小伙子，他们被按倒跪在地上，一个军官开枪杀害了他们。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第二天，上海的一些外国报纸报道说，有六个企图组织缫丝厂工人闹事的年轻共产党人在无锡被处决。这个缫丝厂童工的悲惨遭遇，同旧上海的弊病一样，使我甚为吃惊。我同一位朋友谈起这件事情时，他建议我读一读卡尔·马克思的一本书，并把书带给了我。后来，我们还一起讨论过书中的一些章节，从而使我对中国革命者想要做些什么，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是什么力量在鼓舞着他们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认识到正是这些人在为寻求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奋斗着。
三十年代初期，我参加了上海的一个马列学习小组，对正在中国开展的伟大斗争的规模和普通民众在与残暴的敌人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开始有所认识。他们成千上万地参加创建不久的红军，不为名，不为利，而只是为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当史诗般的长征和延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消息传到上海，人们受到鼓舞。继西安事变这一伟大转折点之后，延安成立了抗日中心。全国各地的青年纷纷奔向延安，投身抗日斗争。爱国主义的热情象熊熊烈火一样在这些年轻人胸中燃烧。当时，延安只能向他们提供最低的生活条件，然而他们去延安，并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其它任何东西，而是为了寻求抗日的领导力量。
红军长征的胜利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它使许多人受到鼓舞。它激励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去解放区，收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英勇斗争的战士们的事迹；它激励着美国医生马海德到红军中服务。根据统一战线协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华到八路军中工作。后来，到八路军中工作的还有柯棣华大夫、巴苏和印度医疗队的其他同志以及德国的汉斯·米勒等人。
解放前，我曾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我在老解放区，看到了共产党的影响，目睹了普通群众由觉醒到起来参加革命的道路。解放后，老解放区的精神在全国得到发扬光大。全国各地大搞基本建设，大规模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来，动乱的年代开始了。先是林彪的浩劫，而后，“四人帮”篡夺了大权，横行多年。面临这一切，象周恩来那样的深受人民爱戴的干部同广大党员一起，以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保障了国家的团结。他们终于粉碎了“四人帮”，又开始了医治创伤，建设新中国的大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是他，领导了抵制俄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今天，当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一个国际关系和对外贸易日益发展的时期，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暂时提高生活水平是一回事，但要为使十亿人的生活得到不断改善打下牢固基础，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只有那些熟知中国国情的人们和那些被当年曾使红军胜利进行长征那种精神鼓舞着的人们，才可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历史，一部充满胜利和失败，充满激情和牺牲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精华。尽管党内出现叛逆，尽管大批大批的党员遭屠杀，尽管党内经常有斗争，但她通过纯洁组织，仍然不断前进，在人民的心目中始终是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便没有中国的解放和解放后的伟大进步。在她的身上寄托着中国最美好的未来。全人类的命运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事业的成败紧密相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的时候，衷心祝愿她永葆革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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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往事
〔美国〕耿丽淑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那些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人们的身影，那些外国人支持中国革命者的动人事迹，在我的脑海里象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
我1926年就来到了中国。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时，我有机会经常接触青年会女工夜校的一些进步师生，其中有些人就是在青年会掩护下的共产党员。我负责的一部分工作是找一些较偏僻的地点召开夏令会，例如在泰山或者在青岛海边，可以避人耳目，对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讨论会上，讨论为什么那些军阀、恶霸地主和反动官吏这样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经常是那些进步的师生（有的就是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分析并指出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通过这样一些讨论，革命者们不断扩大他们的抗敌斗争的队伍。同那些进步人士的往来和交谈使我也大开眼界，了解到中国前进的方向，因而决心尽我所能尽力支持他们。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我经常参与中国革命者的一些斗争，如争取人权、掩护被捕者、设法营救被捕的革命者。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由于外国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控诉》的一件案子，里面暴露了我们那里的一位共产党员。一天深夜，两名武装警察闯入我们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他们蛮横地要见一位教员，大声喊着两个字的姓名。警察用手枪顶着一位教员的脊背，推推搡搡地把她塞进汽车。我们和被捕者一再声称她的姓名是三个字，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但是，警察还是把她投入监狱。我们设法找到了一位好律师，在他的帮助下，几个星期后女青年会使那位教员获释。而警察要逮捕的人，确实在女青年会教过书，是个共产党员，她在数星期前已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一直为她保密。
记得有一天，我结识的一对进步青年夫妇突然来到我家，要我陪送他们去新居。原来他们发觉他们居住的地方被人监视，所以就没回去，来找我掩护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我带着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杨树浦区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有两间空房。我替他们找来了一张行军床和简单的铺盖，他们就在那里隐藏起来，终于逃脱了当局的追踪。
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充满着无数这样的事例，仅仅我接触过的那些革命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党、为中国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是令人十分敬佩的。现在可以公开地说了，那时一些与我们青年会有联系的、同情共产党的外国人对困难重重的共产党也出了不少力。我记得很清楚，一所外国教会医院里有一位医生治疗了不少红军伤员。当时药品十分短缺。他还千方百计弄到一些药品，秘密输送给红军。
当时一些外国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了很多宣传工作。记得早年我虽然在报纸上偶尔看到关于井冈山正在建立苏区的消息，而我只是通过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才知道一些关于这个地区更具体的事实。有一天晚上，艾格妮丝请我到她在法租界的住处吃饭。她突然问我是否愿意看一些来自井冈山苏区的材料。当然我愿意。艾格妮丝马上便带我到法租界的男青年会大楼。我们在黑暗中爬上二楼，因为艾格妮丝不愿让开电梯的人知道她把陌生人带进了大楼，所以我们没乘电梯。上了楼，走过一条长廊，然后艾格妮丝取出钥匙打开一间办公室。接着我们又在黑暗中摸索，最后找到一个铁文件箱。她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拉出抽屉，从抽屉最里边拿出几扎铅印的和油印的材料。印这些材料用的纸质量很坏，显然是用粗原料手工制成的。但却可以用来抄写文件、报告和文章。艾格妮丝接着又拿出一些纸币，是在井冈山苏区流通的货币。很明显，史沫特莱是受到委托来保管这些珍贵材料的，不是负责的交通员来取是决不打开锁的。艾格妮丝告诉我她为什么在法租界占有一间办公室。她说：“法国当局和警察比起公共租界的治安人员来，是不那么寻根问底的。”因此，地下党员就能在法国人的鼻子底下进行活动，这比在公共租界里活动便利得多。
我上面谈了一些很零散、很不完整的事例。但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同那些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的革命者的工作分不开的。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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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会见白求恩同志（油画） 许荣初 赵大军 袁耀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