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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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我们不赞成这样做,又不得不这么做
我们北京郊区的社队企业发展很快,作用很大;但是对城里的依赖性也很大。
城里有些单位派出的营业员、采购员,官不大,权可不小。社队企业的干部既怕他们,又离不开他们。招待稍不周到,就受卡遭殃。有些业务员与社队企业的某人有特殊关系,或者能从中捞到好处,便在验收或收购产品时,随意提级提价,作顺水人情。有些业务员横挑竖剔,压级压价,迫使社队不得不送上各种农副产品。有个业务员到一个生产队验收铁丝筐,原定价每只五元,他借口质量不好,只给二元。队干部唯恐得罪他,便按照他的意图,捕捞一筐活鲤鱼送上。此人顿时眉开眼笑,随即铁丝筐合格,仍按五元一只收购。还有少数这种干部和业务人员,借为社队企业安排新项目之机,提出要代为安排退休亲属,每人每月索取薪金一二百元。实际上没人上班,等于坐吃“干股”。
对于这些现象,社队干部只得忍气吞声,“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明知社员有意见,也要硬着头皮照办。要不然,就会“关系”破裂,一事无成。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与社会风气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社队企业的“先天不足”。目前大多数社队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燃料,以及产品的价格和销路,都掌握在他人手里。如果不给有关人员一些好处,事情很难办成。这不仅给少数人以营私舞弊、贪污盗窃之机,而且毒害一些单位的干部,使社队企业走向邪路。我们十分清楚这些歪风邪气之害,从内心不赞成这样做,但又不得不这么做,否则社队企业就维持不下去。因此,我们切望上级加强领导,把社队企业纳入计划,保证它主要原材料的供应,指导我们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只要我们在产供销方面有了基本保证,就可以逐步堵塞漏洞,纠正歪风,在健康的道路上向前发展。
北京郊区干部 陶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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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把社队企业领上正路
看了陶仁同志的信,深为同情。他说出了许多社队企业干部共同的心里话。这种不愿干又不得不干的矛盾是怎么造成的呢?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到北京郊区农村一些社队去寻求答案。
没 有 不 行 有 了 愁
干部社员们谈起社队企业,赞扬之声不绝。和平公社的干部夸他们的社队企业“作用大如山”。去年企业纯收入达301万元,给农业机务、水利、电力等的底垫有一百多万元。
西集公社的干部说:队办企业是生产队的小银行。有了它,样样生产甭愁上不去。
通县人民公社社队企业局局长石琦同志说:“我们全县社队企业的总产值有一亿多元,年利润3,000万元。社队企业支农的资金约为国家支农投资的两倍。”
但是,一些社队企业干部常常为这“宝贝疙瘩”的命运提心吊胆。今天生产形势很好,明天说不定就会变糟。没有原料,没有活干,就得到处求人,“找米下锅”。有的被迫走上邪路。
为什么呢?
靠社队自找关系办企业,不易避免盲目性。据了解,大部分社队企业都是社队自找关系办的,而且是在城里找了什么工厂、公司,就办起了什么行业。某公社原有两个生产队搞手工艺品加工。不久,这个公社便发展了18个加工厂。因搞得太多,对口单位顾不上在技术上仔细指导,产品质量很难提高,销路打不开。干部说:“干这种不死不活的行业,真难受!”
有钱有物又有活动能力的生产队能搞四五种企业,无钱无物又不善于对外活动的队,长期没有一个企业。
有些社队企业经受不了市场竞争和外来影响。
西集公社的综合厂1979年从北京环境卫生局找来新产品垃圾桶的图纸,制造了第一批产品,销售很快,获纯利50万元。现在,据他们所知,北京和天津已有几个厂生产垃圾桶了。今春,综合厂积压了3,000个垃圾桶卖不出去。
某公社铸造厂每年能生产五六千吨沟篦、井盖。他们的对口单位是北京某公司,原料价未变,产品价格却连降两次。今年第一季度一吨任务未给,厂里积压200吨产品又不能随便卖,已借外债25万元,连工资都发不出,全厂干部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西集公社橡胶厂已搞起一套专门生产三角带的设备,现又面临转产的“危机”。这个厂的对口单位已决定:在西集和长辛店的两个橡胶厂中要淘汰一个。
请客送礼拉“关系”的不正之风在社队企业中越刮越大,已由送大米、香油、鲜货发展到送地皮、良田。和平公社西奶子房大队一个干部气愤地说:“我们生产队原给北京一个工厂搞涮锌加工。为建这个企业,占用七亩耕地盖工棚,花三万多元买了专用设备。没有多久,这个企业就被另外一个大队用80亩地给挖走了。我们购置的设备全浪费了,七亩地也不能种东西了(因为涮锌有毒,把地毁了)。”某公社负责同志说,“类似的情况,本公社别的生产队也有。没有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又听说:国务院的一个部在太阳宫公社租了15亩地准备盖房子,每年每亩交一千多元,生产队还向他们要了大批水泥、铅丝和木材。
这些用土地做交易的生产队,减少了土地并不上报,仍按原有的土地面积交征购粮,县、区也无人去查问。
近来,因要调整经济,锻、铸、化工、磨光等行业利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社队打算狠抓利润大、销路快的行业。通县城关公社今年要抓两个重点,其中一个是毛线。侉店公社准备扩大皮凉鞋生产。有些社办厂铁业不行就上木业。而木业中有一部分是打算自买木材做木器自销。
出 路 何 在?
一些基层干部渐渐认识到:有些社队企业虽然来钱快,但是靠不住。得谋求不愁原料、不愁销售,有较稳定利润的门路。
有的社队已找到了这条路。
和平公社——北京长城农工商联合企业中的一个单位,面向首都发展畜牧种植业。去年,全社养乳牛2,728头,为北京提供了两千多万斤牛奶。今年又在下辛堡、索家坟等三个生产队发展了喂养奶牛的生产。这一年交售了5,228头肥猪,供应各生产队小种猪589头,一般小猪292头,还养了肉牛、鸡、鸭、鱼……,去年畜牧方面的纯收入124万元。36个生产队都担负了供应北京蔬菜的任务,其中有十个队以种菜为主。最近他们又利用自己生产的奶、蛋试制二十多种高档糕点,由联合企业门市部销售,卖得很快。
通县西集公社辛集生产队,种苗圃十亩,苹果、桃、梨树150亩,西瓜50亩,还种了芝麻和豆类,开办了豆腐坊、油坊,养了32群蜂、18,000只填鸭。因大量养鸭难免有些伤亡,又养了吃生肉的几十只貂。1980年,这些种植业、养殖业的纯收入达十五万四千七百余元。
农工、农商结合的服装、针织、食品、药材等社队企业都比较好。西集社队合营的羊毛衫厂,是1979年在北京羊毛衫四厂的扶助下发展起来的。初办时只有35人、10台机器,现在已发展到270人、58台机器。1979年国家给羊毛衫四厂下达18万件羊毛衫的任务,实际完成22万件;1980年下达28万件,完成43万件。这样,不仅社队大量的多余劳力找到了很好的出路(工资待遇基本上和国营企业一样),工厂还给生产队和公社交一部分利润。最近他们又在两个生产队发展了两个缝毛衣组,很受群众欢迎。
五个生产队联营的新集衬衫厂,是由北京大华衬衫厂借设备、派师傅扶助起来的。1978年初办厂时,只有30人、15台机器,三年来已发展到301人、170台机器,每日可做1,500件衬衫。这个厂实行工分制,大部利润返回生产队统一分配,工人们每月能得十元左右的超产奖,生产队和社员受益显著。
和平公社与北京蔬菜公司结合,搞粉丝加工厂。通县侉店公社和北京药材公司结合,为药材公司养了8,000只乌鸡。这些社队企业的形势都好,不愁原料,不愁销路,发挥农村资源和人力的优势,面对首都800万人口,供应城里热切需要的消费品。
这应该是京郊社队企业的正路。
有些社队企业中的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要依据中央有关指示,采取正确的方针,利用农村原材料和劳力,发展副业生产或加工工业,为城市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本报记者 李剑虹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 王东摄(附图片)
和平公社重视发展奶牛。这是繁殖奶牛过程中产下的小公牛群。过去小公牛一出生就杀死给动物园喂野兽,现在,他们把小公牛养起来当耕牛。
五个生产队联营办的新集衬衫加工厂。
和平公社重视发展生猪。这是畜收场为供应社员自养而繁殖的仔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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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不知姓名的亲人
——我的日记三则
今年是国际残废人年,作为一个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青年,自从在报纸、广播里听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以来,心里特别激动。我永世不能忘记为我服务过的那些叔叔、阿姨们。下面是我的几篇日记。
1981年1月25日
早晨听天气预报,今天最低温度摄氏零下15度,还有四级西北风。到大伯家(在前三门)补习英语和文学课,回来是顶风。我用力摇动三轮车,走到台基厂向北拐弯的坡路,实在摇不动了,车子被迫退了下来。这时一位佩戴“值勤”袖标的解放军叔叔跑步过来说:“摇不动了?不要着急。”一边说着,一边把我推上了坡。另一位解放军叔叔走上前来对推我的解放军叔叔说:“你去执勤吧,我推他。”他转过头来对我说:“风太大了,我送你回家。”走了一路,我谢绝一路,但都无济于事。我坐在车上,西北风飕飕地吹在脸上,刺骨地寒冷;解放军叔叔在我身后嘘嘘地喘气,却象春风吹到我的心里。
从东长安街到六铺炕有十多里,解放军叔叔一步一步把我送到家门口。我真心实意地请解放军叔叔到屋里休息一会,喝杯茶,暖暖身子,但他一再摆手拒绝。我真悔恨自己两腿不能下地把他拉到屋里。当我看见将要离开我的解放军叔叔的脸上,在数九寒天流出热汗时,我的两眼湿润了,模糊了……
1981年2月6日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节日的快乐和温暖的天气,催我不由自主地手摇三轮车,往天安门方向走去。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我看见进口处有陡坡,三轮车不好摇上去。我正在犹豫,一位三十多岁的民警叔叔走到我的面前,先是向我举手敬礼,然后亲切地问我:“您是想游园吧?”民警叔叔从我的笑意中知道我要游园,就立即把我推到公园入口处,并向公园内的一位年轻民警叔叔交待说:“请你在公园里照顾好这位小同志。”这位年轻民警叔叔一直把我推到台阶以下,推出人群密集的地方,并一再叮嘱:“在公园有事,请你尽管找我们。”
当我游园完毕向公园出口走去的时候,一位民警叔叔上前又给我行了举手礼:“你要出去吗?”我点点头。他一直把我送到天安门前的广场上。当我说声“谢谢”的时候,他又以举手礼告辞。我用感激留恋的目光瞅着他离去的身影。
1981年3月29日
到地安门新华书店买几本自学英语的书。往回走的时候,车子摇不动了。我一看,是轮胎没气了。我只好停在马路旁发愁。过了好一会,从艺影照相馆里走出一位阿姨问我:“我看你在这儿停这么长时间了,要照相吗?”我说:“不是照相,是我车子坏了,不能走了。”她亲切地安慰我:“不要急,我到车铺给你找人去。”
不大一会儿,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叔叔,手提一个工具盒来了。经检查是内胎扎坏了。这位工人叔叔把我从车上抱下来,开始补内胎。补好了以后,又把我抱到车上。我付给他钱,他不要,说:“你这是特殊情况,我们为你义务服务了。”当我要往他兜里塞钱的时候,他躲开了我。我问这位叔叔贵姓,他不肯告诉我,只是说:“你要当心慢走,再见吧!”
回到家里,我想的很多很多。象我这样一个有腿不会走路的瘫痪青年,从诞生来到世上十九个春秋,不但没给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反倒使社会各方面为我操劳,为我分忧。我的生身父母不可能总在我身旁,正是那许许多多不知道姓名的亲人的关怀,弥补了我生理上的缺陷,消除了我残废的疾苦和悲观,给了我生活和学习的勇气。
北京 宋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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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需要更多这样的干部
读了5月17日你报三版刊登的《局长家也是每人三平方米》一文后,深为感动。
孙玉峰同志身为城建局长,却“近水楼台不得月”,甚至本该他得的“月”,也让给了别人。这和那些在生活待遇上斤斤计较,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
目前,国家不能一下子把每个人的困难都解决。因此,就需要更多“当官不为己、住房情愿挤”的干部。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只有“近水楼台不得月”,干部和群众才能上下一心,同舟共济。
河南信阳市三统管理办公室
季光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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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意见最大的是……
5月3日三版《好戏票哪里去了?》的来信中,金运明同志提到的事,在我们这里已成家常便饭。群众意见最大的还是商品开后门、社队企业招工等问题。
比如自行车,我们公社名义上是分票供应,实际上是凭人情、特权行事。去年年底,公社供销社进了17辆自行车,其中7辆是上海产的“永久”、“凤凰”,10辆是杭州产的“海狮”。可是供销部门只把10辆“海狮”分给了各大队,7辆上海产的全部“内销”了。又如,一般社员买不到好木材,好木材都被“关系户”拣光了。木材价格也是看人定价,公社电珠厂一个职工去买一根木头,要80元钱,没有买成。第二天,一个企业负责人去买,只要50元钱。
一些负责人凭手中的权力,随意把自己的儿女、老婆、至亲好友安排到企业工作。有的干部家几乎成了工人家庭,没有人搞农业生产了。而一般社员,拉不上关系的人家,即使有五六个劳动力,也没有一个进得了社队企业。总之,“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成了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好干部、好同志,却被某些人讥为无本事、无派头的呆大。
少数人的不正之风,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希望领导坚决纠正。
浙江海宁县湖塘公社
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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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下马单位要保管好科技档案
读了5月15日四版刊登的《工程下马要保存好技术干部》一文,颇有启示。
目前,有的工程、企业关停并转了,却把科技档案弃之不管,任其丢失。科技档案是今后生产、建设和科研活动的凭据。一旦丢了,以后工程、企业上马,还得花钱买资料;有些资料就是花钱也买不到。有的得重新研究,既浪费资金、材料,又耽误时间。
要为国家算这笔大账,千万保管好科技档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
李延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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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耳闻目睹

英文《中国六十景》的难买和难卖
某夜,去探望友人。他正和一位头发花白、来自海外的洋客人叙旧。旁边一位少女,正专心致志地看一本英文版《中国六十景》。
这父女俩刚游过长城和十三陵。
话题一下子转到这本书上来了。客人打听哪里能买到。
“你们住的饭店里大约有卖的。”
“没有,我特意注意了,没有。”
“那么,外文书店,我想准能买到。”
“这书店在哪里?”
“王府井大街。”
“王府井?已经去过了!”“我们的日程太紧。再说,要找到这家书店也不容易。太可惜了!”
主人就将这本书送给客人作纪念。“不过,我还是觉得可惜。”姑娘的父亲说:“要是我们旅游团的几十个人都能买到它,该多好!不单在中国这段时间有用;有它,我们回国以后,那谈话的资料就无比丰富了……”
几天后,我遇到了编写《中国六十景》的一位编辑。我谈到我亲见的他们的读者的反应。我说:“去年全国旅游出版工作会议上,不是号召不但要出版一般事务性的导游书,还应出版旅游文学吗?你们这本书够得上了。这本书没有半点旅游八股,可算是真的懂得对象的接受能力……。”
“可是,你不知道,这本书连搞导游的同志们都不知道。压在仓库里卖不掉!”
常听人们谈论,在国外看不到中国的外文书刊。又听到在中国的外国人抱怨:在飞机场、大饭店,随处都能买到美国出版的《时代》、《新闻周刊》;可是要想随时买一份《北京周报》或一本《中国六十景》,却不那么容易。
问题是明显的。怎么办?王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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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怀
你报4月16日四版刊登了我写的《我们需要科学养鸡书》的信后,半月内,我们先后收到了北京、四川、河南、甘肃、上海、河北、山西、山东、浙江、江苏、广西、黑龙江、湖北、福建、广东等19个省、市、自治区的出版社、科研单位、工厂和战士、工人、农民、教师、干部、中学生、街道居民的一封封热情来信,并寄来了有关书籍,解决了我们的需要。
没想到,俺的一点困难竟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帮助。俺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祖国——母亲。
现在,社员们争相传阅各地寄来的书籍和材料。大家决心努力学习,为发展养鸡业多做贡献。
请不要再寄书来,已满足需要。
河南淮阳县薛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梁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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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错就改
您社将我写的《“凤凰”牌保温杯质量差》的批评信转给江苏武进县东青公社白茅塑料厂后,他们立即来信向我表示感谢,决心改进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他们还在武汉三阳百货商店设了调换代办点,凡新买“凤凰”牌保温杯发现外壳或盖子损坏的,可在该店调换。这种知错就改的精神值得赞扬。
湖北大冶有色金属公司丰山铜矿 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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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我们的答复太草率
我们读了5月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淄博市氧气生产因何过剩》的来信和《这样的事情应该有人管》的《编者的话》,深受启发,批评意见提得很对。我市氧气生产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我们计划部门是有责任的。你报来函征询意见时,我们未重视,回答草率,不负责任。这说明我们对经济调整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群众的批评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我们要接受教训,改进工作。氧气生产过剩的问题,现正在调查,准备通过调整妥善安排。
山东淄博市计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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