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大会上的讲话
周扬
提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文学艺术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时期取得的。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这种思想的活跃，就没有科学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我们评奖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大大发扬文艺创作中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艺术研究是一门科学，要用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作品以正确的批判，而不是错误的、粗暴的批判。艺术批评要成为一门科学，就要使我们批评和评奖尽量讲求科学性。我们应该鼓励作家创新的勇气。他们在创作的探索中犯了错误，我们要给以善意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并为他们分担一定的责任。批评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党的文艺政策应该帮助作家提高自觉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心情舒畅，敢于讲话，敢于负责，而不是不敢讲话，不敢负责。我们要学会同群众一起，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辨别什么是真正好的，于人民有益的，什么是真正坏的，于人民有害的。我们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要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应当具有全面的、历史的观点。要顾及全篇，而不是断章取义，顾及作者全人，而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不要强人所难，求全责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学习任务。文艺工作者要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文艺家要用自己的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刚才张光年同志的讲话，巴金同志的书面讲话都很好，既有热情，又有文采，他们的意见我都同意。我现在也讲两点意见。一是关于评奖，一是关于学习。
先讲讲评奖的目的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我参加评奖揭晓的会议不止一次了，我赞成这种评奖活动。这回评奖是对几类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其他如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绘画等等方面都各自举行过评奖。这回只是文学评奖，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文学评奖，包括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这些评奖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粉碎了
“四人帮”，经过了三中全会，文学艺术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时期取得的。这个伟大转折不能不在整个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引起空前剧烈的变化。它大大地促进了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了人民思想的活跃。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这种思想的活跃，就没有科学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就将受到阻碍。但是，这种思想的活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评奖的目的，就是要发挥评奖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促进我们的文学事业在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轨道前进，实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文学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进一步提高。
我这里要讲一讲提高文艺鉴赏水平的重要性。文学评奖也好，音乐评奖也好，绘画评奖也好，都有一个如何提高鉴赏水平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要普及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也要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包括鉴赏水平。创作和鉴赏是不能分开的，就象生产和消费不能分开一样。生产从物质文化生活上满足人们的需要，物质产品要讲求质量，精神产品对质量的要求就应当更严更高。评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和提高人们健康的欣赏趣味和欣赏水平，克服一切庸俗的、低级的趣味。评奖要有助于提高我们文学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提高我们的读者的识别力和鉴赏力。精神产品主要不是以数量之多见长，而是以质量之高取胜。数量当然也是重要的，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但数量并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一篇好作品可以胜过好多篇平庸的作品而有余。从文艺史上看，文学艺术创作的每一个新的突破就是一个里程碑，可以作为划分文学艺术史上每一时代的标志。我们不要轻易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划时代的作品，但是可以说这次得奖的作品和许多没有得奖的作品，有一些是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虽然我看的当代作品不多，但就我看过的一些作品而言，可以认为有的确乎超过了开国后十七年的水平。
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甚至在物质生活条件还贫困的情况下，也要尽力去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古人讲“衣食足而后知礼义”。我们共产党人在衣食不足的条件下也要使人民有高度觉悟，努力创造新的精神文明。当然，首先要努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只有在物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才能有相应的精神文明。但不能说要等待有了高度物质文明，才能谈高度精神文明。这样说是不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并不违背。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不要说古希腊，就在近代国家中，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也曾产生了先进的精神文化。十九世纪德国在经济上比英国、法国落后，政治上也不统一，还保留许多小公国，但它创造了远远超过它经济的发展的文化。不仅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比他们更早一些，就诞生了一批大思想家、大作家、大艺术家。真是群星灿烂。黑格尔、康德、歌德、贝多芬都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巨人。所以，一个国家经济状态落后，也不能成为替这个国家文学艺术落后辩护的理由。当年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还处在抗日战争环境中，衣食也不那么足，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还是极大地超过了敌人和国内反动派统治的广大地区，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同志早在《论持久战》中就讲过，“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我们现在掌握了全国政权，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和魄力创造出最先进的文化，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个传统数千年之久未曾中断，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近代远远地落到了欧洲先进国家的后面，但其历史文化传统之悠久，却是世所罕见的。
最近几年，我国对外开放，人们从长时间的闭塞状况中打开了眼界，这是好事。但也有一种现象不好，有的人就觉得外国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这种现象，虽然还不能说已形成为一种风气，但有这种现象就是不好的、可耻的。我们千万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我们评奖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大大发扬文艺创作中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当然，我们要学习和吸取外国文化中一切好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我们不能闭目塞听，安于落后。最近交响音乐也在评奖，这是需要的，虽然我个人对这种交响音乐的欣赏能力很低，但我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能没有高水平的交响音乐。
评奖以什么作标准？我们提倡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三中全会后，又及时地相继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肃清政治思想上封建主义的余毒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以便防止和制止人们对解放思想、对“双百”方针的曲解，引导人们的思想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前进。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解放思想，就必然会伴有错误的思想出现。见错误不批评，不引导，那就是自由主义，是不对的，但批评和引导一定要说理，不能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重蹈过去的覆辙。我们应当变得更成熟、更聪明一些。老路是行不通的。我国的宪法，人民的觉悟，也不会允许我们再走老路了。四项基本原则，是鉴别人们言行是非的普遍标准。除遵循这个标准之外，鉴别科学和文艺，还有一些各自的标准。一般不能代替特殊，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既讲了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自由竞赛的必要，也讲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既要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还要帮助那些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需要的艺术改造为适合群众需要的艺术。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出的“双百”方针，就是他的“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这个思想的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这里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对文艺作品要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批判”。艺术研究是一门科学，要用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作品以正确的批判，而不是错误的、粗暴的批判。艺术批评要成为一门科学，就要使我们批评和评奖尽量讲求科学性。而政治标准，就是要遵照党的方针、路线，代表人民的意志说话，实事求是，公正无私，只有这样，我们的批评和评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我们的评论和评奖要鼓励文艺创作沿着革命现实主义（其中也包括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要鼓励作家敢于接触和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和斗争，敢于和善于描写尖锐斗争的题材。这可能要冒一点风险。我们应该鼓励作家创新的勇气。他们在创作的探索中犯了错误，我们要给以善意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并为他们分担一定的责任。批评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党的文艺政策应该帮助作家提高自觉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心情舒畅，敢于讲话，敢于负责，而不是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这才是我们国家兴旺的景象。要人们敢于讲话，也难免要讲些错误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可怕，人们不敢讲话才是可怕的，危险的。对政治上反动的言论，当然要加以反对和抵制，但我们必须慎重地区别什么是反动政治言论，什么是有错误的学术文艺观点，对这些错误观点，则只有通过讨论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才能逐步解决。有些被认为错误的观点，可能实践证明并不是错误的。我们要学会同群众一起，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辨别什么是真正好的，于人民有益的，什么是真正坏的，于人民有害的。这里需要正确的群众路线，既不是脱离群众，也不是一切由群众说了算。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也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努力学会这门科学，就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鲁迅说过，评论作品要“知人论世”，要顾及全篇，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应当具有全面的、历史的观点。要顾及全篇，而不是断章取义，顾及作者全人，而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不能强人所难，求全责备。鲁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这里正表现了他的真知灼见。鲁迅又是一个大胆的革新家，他对当时的保守派、复古派作了有力的针砭。“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1925年）这些话虽是针对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中国而言的，但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社会中不也还残留某些“旧状况”吗？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不是旧状况么？有些人不是也对这些旧状况心平气和，对新事物求全责备吗？这能说是合理的现象吗？鲁迅反对对于客观事物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他反对任何对新生事物的扼杀和摧残，比之为“在嫩苗的地上驰马”。古人说，人才难得亦难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官僚主义对于人才的压制，文人的相轻，同行的嫉妒，这些旧社会的残余现象，不是还所在多有吗？发现和重视人才，正确对待和扶植中青年一代，就是我们一个责无旁贷的义务。
去年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开创了一个领导人员、作家、评论家在一起自由地、平等地、同志式地讨论文艺问题的新风气。这个会可能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是无论如何开了正确风气之先。毛泽东同志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两个“自由”是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科学就不能进步，艺术就繁荣不起来。科学和文艺既需要最广泛的自由，又需要有领导。现在有的文艺工作者，有一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倾向，这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评和帮助。如何正确对待文学艺术这类意识形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要有领导又要有自由。简言之，就是要有有领导的自由，而不是没有领导的自由。没有领导的自由，势必流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那是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是不利于文艺事业本身的发展的。
至于这次评奖是否还有缺点，是否公正，张光年同志说可以请大家批评。不能说得奖的作品就不能批评。我在今年3月举行的1980年短篇小说评奖会上讲过，评奖也可以叫“奖评”，要鼓励人们对得奖的作品来加以评论。作家不应该认为自己得了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无疵可寻了。要看到，还有一些没有得奖的作品可能比我的还好，而且一定还有比我好的。我们评奖的单位，也要看到我们的评奖可能挂一漏万，或玉石不分。这次评奖经过了反复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应该认为总的来说是评得恰当的。希望今后的评奖一次比一次更完善，也就是更科学，更能体现人民的意愿。
其次，讲一讲学习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熟悉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就必须学习或重新学习，使学习成为一种更经常、更自觉的行动。我们要根据党的方针路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也就是整风学习的方法来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业务水平，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号召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学习任务。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正是毛泽东同志最出色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他的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都曾深受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要为群众服务，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文艺工作者要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至今仍是引导我们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贬低毛泽东思想，那是根本不对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能照搬照抄，那当然也是不对的。我们要重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但是再也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了，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今天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采取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呢，还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呢？长期以来，毛泽东思想，包括他的文艺思想，曾被林彪、“四人帮”大大歪曲了，践踏了。粉碎“四人帮”后，又一度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大大妨碍了对毛泽东思想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将近四十年了。《讲话》指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基本方向，基本原则，至今还是正确的。任何时候，我们也要把工农兵首先放在视野之内。有的同志指出近几年来，对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题材，重视不够，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现在我们党在文艺上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原是毛泽东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倡的，其中包含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并不是从这一原则后退，而是新的情况下对这一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还是抗日战争，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在则已取得全国政权，已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如果看不到今天所处的不同环境和不同时代的特点，不把《讲话》的基本原则和当前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是照抄照搬，那就很不恰当了。现在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与过去解放区时期比，又是一个更新的历史时代。现在的工农兵，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精神面貌，和四十年代迥然不同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和四十年代也大不相同了，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和工人并肩战斗的脑力劳动者。这些服务对象的成份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不到因时代发展所引起的这种变化，还是用老眼光去看他们，那是完全不对的，那就要犯时代错误。
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有了更符合实际，也更为科学的规定。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削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是使这种关系更加正确，更加合理。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理论上继续进行研究和探讨。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改造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到，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努力的过程，要靠自觉，要靠实际行动，要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很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学习社会。这对文艺工作者尤其重要。这就是说，要向社会作调查，要接触和了解各个阶层和各种人物，熟悉各种各样的人；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接触，而是深入的了解，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作为当事人，以主人翁的态度，象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一样，对待人民群众，事事关心他们，摸透他们的灵魂深处。改造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就要从实处做起，结合各自不同的业务，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和实验，文艺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单靠书本条文和响亮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总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现在，世界和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不见这种变化，就要落后于时代，就要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生活实际，克服政治教条主义，也克服艺术教条主义。我们今天得奖的作家，不能说没有社会经验，但也不能说你的经验已经够丰富了。我们大家都还要学习社会，都要扩大和丰富自己的经验，加深对这些经验的体会和理解，才能成为人民意愿的表达者。“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故。这些经验，我们许多人都亲身经历了。不能说中青年作家没有什么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也要看到任何人的经验和见识总是有限的，永远有不足的时候。所以，老作家也好，中青年作家也好，都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现在青年人不喜欢年纪大的人教训他们。青年人不虚心，有骄傲情绪，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耐心地帮助他们，严格地要求他们，而一定要教训和训斥他们呢？那样，即使你一片好心，他们也不会领情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虚心一点，首先去了解青年人，也向青年人学点什么呢？他们不正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么？青年人向老前辈学习，尊重老前辈是应该的，老年人难道就不应该尊重青年人，也向青年人学习吗？我想，只有建立这种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关系，一种同志式的亲密的关系，才有利于整个党的事业和文艺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这种局面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要象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它，使它不受任何损害。我就讲这些意见，讲得不对的地方，请你们指正。
1981、5、25
第5版()
专栏：
党领导武装革命的激越颂歌
——评文献性故事片《南昌起义》
姚国华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喜庆党的六十周年诞辰的日子里，影片《南昌起义》的上映，是电影工作者向节日献上的一份贺礼！
影片《南昌起义》在一开始，即以它雄浑有力的画外音、真实生动的画面和激越昂扬的音乐，把观众带到那峥嵘的岁月。多么难忘的1927年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从广东出师北伐，其势锐不可当，至1927年春，革命势力已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当其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就和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积极准备叛变革命；而在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也恶性发展成为投降主义路线，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动一味妥协退让，而对工农群众却进行压制和阻挠。独夫民贼蒋介石在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7月15日，以左派面目出现窃踞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也公然宣布反共。宁汉合流，蒋、汪沆瀣一气，他们拿起了屠刀，砍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我们党为了挽救危局，毅然肩负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影片《南昌起义》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进程与伟大转折，揭示了南昌起义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是一部充满着血与火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带有文献性的故事影片。
在影片中，风云变幻的斗争形势，纵横交叉的人物关系，从而产生了错综复杂、跌宕多姿的矛盾冲突，但这又是紧紧围绕着“党要找枪，枪要找党”这一主线而演变、发展的。党要力挽狂澜，拯救国家民族危难，就必须独立掌握军队；而要革命的武装力量，也只有找到并服从党的领导，才有真正的出路。这两个
“找”字结合到一起后，就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声势和军事威力，响起了南昌起义的枪声。两个“找”字，是剧中主要人物思想行为逻辑的轨迹，由此生发出妙趣横生的戏剧情节，构成扣人心弦的戏剧悬念，从而深化了无产阶级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主题思想。
凡属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如何塑造好正、反面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形象，是一部作品能否站住的成败关键。影片的创作者们，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大胆的实践。概括起来说，在影片中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不是超凡脱俗、未卜先知的神仙，而是与群众血肉相连但又比群众站得高、看得远，带领群众进行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行者，因而使人感到可敬、可亲。反面人物，不是鬼，也是人。影片中没有对他们过多地从外形上加以丑化，而是着眼于揭露他们内心世界的丑恶和反动本质，因而使人感到可鄙、可恨。
影片中的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写得光彩照人。他高瞻远瞩，从现实斗争中深切体会到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必要性。“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我们不掌握军队，就要任人宰割”。他善于从纷纭复杂的种种斗争现象中，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他认为“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对汪精卫“要有精神准备，他假左派的面目已经暴露”，共产党人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他知人善任，党要找枪，当然不能盲目地乱找。他经过周密的了解，才选定贺龙这一代表人物，而且深信不疑地委以重任，体现了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的真知灼见与雄才胆识。他对同辈的战友，赤诚相见，亲密无间。如与朱德同志见面时的那场戏，充满着崇高的艺术情趣和战斗的同志情谊。他关心群众，接近群众，时时处处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湘江客栈”里与黑姑、双喜、二虎等见面的那场戏，展示了他与群众之间水乳交融的阶级深情。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原则而又注重策略。他跟陈独秀、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冲突，既不失原则立场，又掌握有理有节。以上各个侧面，并不是相互割裂，而是有着内在有机的联系，彼此映衬，相得益彰。
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贺龙形象，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不贴切自然，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在年轻的时候，“十七岁就拿起了菜刀，砍掉了芭茅溪的盐卡”。他为了寻找真理，驰骋疆场，戎马半生。从他走过来的生活道路，面对着严酷的斗争现实，他悟到了必须“找一个好领导”的真谛，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找上了他，他不禁欣喜若狂，漫漫长夜，终于见到了黎明的曙光。他严词拒绝了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的诱惑，也不慑于汪精卫之流施加的淫威，临危不惧，正气凛然。“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我是铁了心跟着党走到底的。”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誓言，是他向党交出了一颗赤诚的心。他性格粗犷，为人耿直，但粗犷处却更见质朴，耿直处更显纯真。他富有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相通的共性，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因此，影片中贺龙的光辉形象，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对反面人物汪精卫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表面上，他颇有点儒者风度，和颜悦色，温文尔雅；而内底里，却是包藏祸心，蕴含杀机。在影片中，随着戏剧冲突的进展与激化，他的假左派伪装被层层剥箨地撕下，最后彻底现出原形，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
影片还着力塑造了一群工农形象，他们并不是陪衬英雄人物的点缀品，而是代表着党和革命军队的群众基础。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黑姑。这个人物是在尊重真实历史基础上经过艺术概括的一个典型形象。她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嫉恶如仇。她也有着独特的个性，大胆泼辣。但大胆而不放肆，泼辣而不失为无理。她通过在革命军队这个熔炉中的锤炼，终于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又如贺长生，他与贺龙有着一种特定的关系，既是贺龙的长辈，又是贺龙的近身副官。他诙谐风趣，憨厚诚实。但他因沾染江湖习气，使他犯了错误，而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使他勇于改造自己，在最后攻克敌人制高点的战斗中，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他如双喜、二虎等军人的形象，着墨虽不多，而且都是虚构的人物，但也给人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举凡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问题。在这部影片中，这两者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影片反映了从1927年春到“八一”起义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敌我之间的殊死斗争，党内思想路线上的分歧矛盾。影片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是以客观的史实作为依据，而无凭空的臆测与杜撰。但影片也不是众多历史事件的堆砌与罗列，而是经过概括集中的。其次，影片毕竟是艺术创作，它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也作了一些合理的艺术概括，因而使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感人。贺龙入党这场戏，是广大观众交口称誉的。但贺龙入党的时间，按照历史记载，是在起义后的南下途中。现在影片中为了加强戏剧矛盾，把人物推向矛盾冲突的尖端，使之迸发出思想性格的火花，而改在起义的枪声即将打响前的火线入党。这样的艺术处理，并没有违背历史本质的真实，恰恰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戏剧效果。
在肯定影片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影片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如个别情节不够真实，有的对话不切合人物的身份和规定情境。影片的前半部分，过于为史料所囿，艺术上的概括提炼不够，以致影片在风格上前后不够统一。如果在前半部再做一些必要的剪裁与提炼，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鲁迅的名言：“创作总根于爱”，“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正是由于影片的创作者们对党、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缅怀先烈以激励来者的创作愿望，才鞭策着他们为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质量作了积极的探索与努力，从而使这部影片获得了可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