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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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与群众“风雨同舟”的感情
——从滁县地区农村的变化看党群关系的改善
这几年,安徽省滁县地区的党组织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大量事实说明,党同群众关系的改善,是从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开始的。
现任定远县副县长朱化才同志原在部队工作。1976年,他回滁县探亲,见到不少社员因生活困难外出讨饭。回部队以后,他向领导反映这个情况。有的人批评他对形势的看法有问题,说现在全国是“莺歌燕舞”,你们家乡一带的农民历来就有讨饭的习惯,不值得大惊小怪。朱化才同志反驳说,你们对我们家乡的事是道听途说,不懂得群众的苦处。谁家有吃的,还愿意携儿带女,背井离乡,沿街求乞呢?以后,朱化才同志转业回滁县地区,投身到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斗争中。
滁县地区(主要是定远、凤阳、嘉山、来安一带)农民有“讨饭习惯”之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早就有所流传。其实是一种误解。
拿要饭出名的凤阳来说,解放前许多农民每到秋收以后,便阖家外流,打着花鼓求乞于全国各地,过着流浪的生活。这种凄惨的状况,从明清起一直延续了几百年。那时就有人说,凤阳人外出讨饭是“人性懒,有讨饭的习惯”。这自然是对事实的歪曲。据《凤阳新书》记载:明清时,凤阳官吏很多,政苛律滥,“巡凤棍役,三五为群,招摇市肆中”,敲诈勒索,以致“无日无词禀,无日无勾蹑”,久而久之,“生畜尽而没其居,家业亡而鬻其子,为凤民者,十羊九牧,不亦难乎?”明清民歌《万曲选锦》中,载有一首凤阳花鼓词:
“白云千里过长江,花鼓三通出凤阳;
凤阳自出朱皇帝,山川枯槁无灵气。
妄生爱好只自怜,别抱琵琶不值钱;
唱花鼓,过黄河,泪花更比浪花多。”
显然,多年来凤阳人民外出行乞根本不是习惯问题,而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和“互助合作”,滁县地区(包括凤阳等县)的农业生产直线上升。1955年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八亿三千五百万斤增加到十九亿四千万斤。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广大农村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安居乐业的局面,群众外出逃荒要饭的现象基本绝迹。但是,自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和破坏以后,滁县地区的农业生产落了下来,1960年降到低于1949年的水平。以后虽有恢复和发展,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社队连简单再生产也难维持,处于“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回销”的三靠境地。
对困难的群众进行救济,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政策。但是,因为国力有限,这种救济是有限度的。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给那些困难社队的群众,每人每天供应八两回销粮,这点粮对进行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吃不饱肚子,只能勉强活命。于是有的群众便拿国家供应的细粮到集市上变卖换成数量多一倍的山芋干吃;有的把一家人的回销粮集中给几个主要劳动力吃(以便坚持生产劳动),分几个人出去讨饭。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左倾错误造成的问题。
前些年,紧跟“四人帮”的那个前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为了猎取个人“政治资本”,到定远亲自炮制“学大寨”的样板,在这个以“旱”、“瘦”、“荒”出名的地方,硬要群众每年栽一百万亩水稻,并据此制定征购指标。因为缺水,1976年有30万亩水稻颗粒无收。减了产,还虚报产量,不仅不降低征购任务,反而大购过头粮,弄得有六千多人外出求乞。当着外流的群众被遣送回来时,他们还硬说发生外流讨饭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没收了群众从外地讨来的粮、款,举办外流人员“学习班”,说他们破坏“学大寨运动”,有的还搞游村批斗。然而那些迎合他们的口味,卖力推行极左路线的人,职务却提升了。
党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以后,万里等省委领导同志来到滁县地区,听人们诉说了这种情形,感到非常愤慨。省、地委立即采取措施,选派同人民群众有感情、有联系、有能力的干部加强了凤阳、定远等县委领导班子。万里同志亲自嘱咐一些县委书记说:“首先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稳定群众的情绪,要想法把生产搞上去,我们不能再忍心看着父老兄弟们拖儿带女外出要饭了。”他说:“你们县委只要解决群众外出讨饭问题,就是立了一大功,将来给你们写在‘县志’上。”他还对派到凤阳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庭元同志说:“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要提出来,我们省委一定帮助。如果这个问题再解决不了,我就叫外流的人到你们家去要饭吃。”
陈庭元同志从1948年就在滁县地区做农村工作。1958年因为替农民说话顶“五风”,1959年被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农村劳动。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时他是讲真话的。以后虽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讲过些违心的话,但心里总是想着农民。他说,中国的农民实在好,你给农民办了好事,多年以后他们还记着。在十年动乱中,一些人把他拉到农村去批斗。由于1958年群众生活发生困难时,陈庭元曾给这里的群众要过不少回销粮,农民们还记在心里,批斗会开不起来。群众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要他,我们要。给我们留下当队长吧!”
陈庭元了解滁县地区的农民,熟悉农村问题,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到凤阳去后不久,就到临淮关看望被遣送回来的外流农民。他一一问清他们是哪个生产队的,在外面的情形……,问着问着,陈庭元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想,多年来,“左”的一套不仅束缚了农民,而且也束缚了我们自己,农民的疾苦我们关心的太少了。他日日夜夜琢磨着怎样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他组织县委一班人,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狠抓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很快给农民退还了前几年收回的自留地,恢复了集市贸易,取消了对家庭副业的种种限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群众意愿,实行大包干、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生产的自主权交给了农民群众。短短两年,他领导大伙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凤阳的生产连跨两大步。全县粮食总产量,1979年达到4.4亿斤,比历史最高的1977年增长20%;1980年达到五亿零二百多万斤,又比1979年增长14.2%。广大群众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扔掉了讨饭棍,而且在他们面前展现了生活富裕的光明前景!
现在“凤阳花鼓”已填了新词: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如今大变样。
三中全会路线好,爱民传统大发扬。
政策归心干劲足,五谷丰登粮满仓。
花鼓小锣唱新歌,穷乡飞出金凤凰。”
本报记者 许仲英 本报通讯员 陈修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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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在垦区的大道上
——王震同志在新疆视察中的一件事
今年5月21日上午,在新疆石河子垦区的林荫大道上,某团场的青年女职工赵秋玲、赵永华,拎着沉重的提包急匆匆地赶路。天热路远,两位姑娘走得汗流满面,双腿无力。
突然,一辆中型轿车从她们身后飞驰而来,姑娘们正要让路,汽车“哧溜”一声,在她们身旁停下。车门打开了,车里传出带浓重湖南口音的老人的亲切话语:“两位小同志到哪里去?上车吧,给你们捎捎脚!”俩姑娘感激地望着招呼她们的老同志,上了汽车。
车里顿时热闹起来。请姑娘上车的那位老同志,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两眼炯炯有神。他关切地问两位姑娘干什么工作,团场的伙食怎么样,老家是哪里?当老人得知,两位姑娘都是当年支边青年的后代时,更加高兴了,他问:“你们父母和你们都安心边疆了吗?”俩姑娘齐声回答:“安心了,安心了!”20岁的赵秋玲是团场砖瓦厂的工人,她告诉老人,砖瓦厂都是年轻人,自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青年们干劲很大,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都感到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大有可为。老人听了,宽慰地笑了起来,连声称赞说:“好,好!”
碧绿的田野不断从车窗外掠过。老人和两位姑娘亲如家人的交谈在继续着。老人从姑娘们的学习问到她们的理想,从工作谈到了生活。他问赵秋玲:“有对象了吗?”赵秋玲羞涩地回答:“没有!”也许是老人没听清楚,顺口又嘱咐说:“要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坐在车尾的一位同志提醒老人:“人家还没有结婚哩!”车内扬起一阵大笑。老人似有所悟,也笑了起来。接着,老人又亲切地嘱咐两位姑娘:“青年是长知识的时期,你们要好好生产,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两位姑娘端详着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感到很面熟,好象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记不起来。这时,从车尾走来一位中年人,指着老人向她们介绍说:“这是中央巡视团团长王震同志,今天来看看你们垦区的建设!”
呵,这就是新疆家喻户晓的王震同志呀!两位姑娘又惊又喜,不知说什么好。她们从小就听父母说过,是王震同志率领千军万马,翻祁连,跨大漠,高举红旗,解放了新疆。又是他同广大生产建设兵团战士一起,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开发荒原,兴修水利,建立工厂,创办学校,发展和繁荣了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去年以来,他不顾年事已高,主动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几次带领中央巡视团来新疆视察。每次进疆,他都不辞辛劳,风尘仆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十分关心新疆各族群众的疾苦,尽力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他出主意,想办法,同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商量进一步开发建设边疆,改善各族人民生活的大业。在新疆有多少人渴望见一见同新疆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的王震同志,感谢他始终不渝地为边疆各族人民谋福利,把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带给了边疆人民。今天,赵秋玲、赵永华的夙愿意外地实现了。她们上前一把握住王震同志的手说:“太荣幸了,太荣幸了!”王震同志乐呵呵地说:“荣幸什么?”赵秋玲回答:“我们常听父母说起您,在电影上也见到过您,没想到今天亲眼见到您,却又没认出您!”姑娘率直的回答,又引起车内一阵大笑。
姑娘们的目的地到了,下车时,她们依依不舍地和王震同志握手告别,望王老多多保重身体。王震同志亲切地对姑娘们说:“请代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好,老一代支边青年和你们新的一代,都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把边疆建设好!”俩姑娘激动而又庄重地向王震同志表示:“请您放心,我们决不辜负您的希望!”
王震同志乘坐的汽车驶远了,高大的白杨树遮断了俩姑娘的视线。她们掮着行装,加快脚步,恨不得马上赶回伙伴中间,把革命前辈的殷切嘱咐和谆谆教诲,以及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告诉大家,把党中央对军垦战士以及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告诉大家。
唐法友 李慎明(附图片)
王震同志在汽车上与女青年赵秋玲、赵永华亲切交谈。
高兰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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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记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共产党员林迪生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迪生同志,是一个始终保持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典范。
林老今年78岁了,是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同志。还在三十年代,他在任延安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学生们就都亲切地叫他“老校长”。至于为什么叫他“老校长”,正如他的学生、著名作家杜鹏程说的:“他并不老呀!大概是亲切的意思吧!”杜鹏程同志回忆说:“‘老校长’当时穿的衣服与裤子都很破,衣袖都碎了,脚上穿双草鞋,面孔则是慈祥而亲切的。”
1951年,他担任西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部里备有小卧车,但他很少乘坐,平时出去工作经常骑自行车。后来,林迪生同志长期担任兰州大学校长的职务。在兰大,他坚持发扬延安时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办学,为国家节省开支。有一份1957年春天写的材料,这样记载着他艰苦奋斗的事迹:
“正当在校长主持下开着会议的时候,假若你走进会议厅去,便可在绝大多数衣冠楚楚的人丛中,发现穿着已旧得褪了色的藏青粗呢制服的林校长,他这身衣服,是1951年国家统一发给的,已穿了足足六年了,裤子有三四个地方磨薄了,臀部有个地方是用线补缀的。”
“有的事竟是别人不能想象的:校舍门前改修马路,拆了一大片房子,林校长原住的宿舍也在内。他竟搬到办公室后面通信员住的小屋子里,与通讯员共住了很久。他看到宿舍拥挤,不愿给总务工作增加麻烦。”
林迪生同志现在虽早已年逾古稀,但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他至今仍坚持不坐小卧车,天天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由于他穿戴简朴,人们常常把他看作普通的“老乡”,有时甚至被误认为是一个被家庭雇佣的服务员。 顾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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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别山上劲松多
——记湖北省大悟县的几位老共产党员
在大别山区的湖北省大悟县,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在战争年代,为人民打江山,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扬革命传统,继续艰苦奋斗。他们象一棵棵高山劲松,茁壮挺拔,常绿不衰,为维护党的形象增添了光辉。在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大家介绍其中几位老共产党员的事迹。
永不生锈的“铆山钉”
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老红军、老共产党员汪锡应扎根山区三十年的事迹,对人很有启示。
汪老被人誉为一枚永不生锈的“铆山钉”。他一辈子没有家产,没娶妻室,孤独一生,别无他求。可论对革命的贡献,那可真是难以估量。他所珍藏的七十多张奖状就是见证。汪老早年参加红军,神出鬼没地战斗在大别山老区,使敌闻名胆寒。有一次,他在作战中被捕,敌人用鳝鱼钩钩穿他的上唇牵着走。他硬是撕裂了自己的嘴唇逃离险境,继续打击敌人。《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中,说他是“胆大包天的‘豁子’队长”。全国解放后,他解甲归田,看到自己的房屋被敌人烧了,亲人被敌人杀绝了,家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更加激起了他扎根山乡、建设老区的情感。政府拨了250元优抚款让他盖房子,他却全部交给了集体,在山沟里搭间茅棚栖身。他的老战友、原省军区一位领导同志劝他到城里去住。他坚定地说:“过去大别山是英雄的山,如今,作为一个幸存下来的老战士,有责任和这里的老百姓一道,把大别山建成幸福山”。
为了能给山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汪锡应当生产队长后勇挑治山治水重担;他当财经队长,精打细算,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从不占集体一分钱的便宜。为了提高山区粮食产量,他在71岁时当了队里水稻技术员,餐风宿露搞试验,终于培育了许多水稻新品种。前年,队里搞“双抢”,他战争年代负过大伤的两腿,在水田里泡久了疼痛难忍,最后,一头昏倒在水田里,社员们含泪把他送进医院抢救,刚好一点,又吵着下田拔秧。
近年来,汪锡应也感到自己年逾古稀,迟暮降临,为群众谋利益的时间有限了。于是,他更加勤奋,重活干不了,白天他给队里拣粪、放猪,晚上又为集体扎扫帚、打草腰,还精心经营苗圃,培育树苗,苦战两个冬春,栽种了一万多棵油桐、木梓、松杉树。
前不久,汪锡应被当地政府接入光荣院,安度晚年。可他晚年的乐是什么呢?他的实践作了最好的回答:还是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集体的事。你看,他不是种菜,就是植树。回到家里,往那一坐,又顺手搓起麻绳来。
“独臂铁包公”
“独臂铁包公”,是大悟县群众对在抗美援朝中失去右臂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老共产党员、吕王公社工商管理所所长黄元利的称誉。
黄元利担任公社工商管理所所长已经十三个年头了。有人说:搞这个行当是件“得罪人”的差事,可他偏偏爱上了这项美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集市繁荣,地处鄂北边界的吕王镇逢集则车水马龙,农贸市场格外活跃。怎样把市场管好搞活,维护好群众利益?只见黄元利经常挥动着他那条独臂,出入市场,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紧密依靠群众,配合司法、税务部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凡属违章活动,他就寸步不让。前不久,有个退休干部伙同一个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以解决农村生产资料为名,向县里套取了两卡车尿素,拖到邻省转手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对此,黄元利严加追查。有人说:哥们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别太那么认真了;有的还说:睁只眼闭只眼算了。他不,坚持一追到底,直到把几百元非法收入全部没收上交为止。又一次,黄元利发现一个外省不法分子和本公社的个别人相互勾结,贩卖耕牛,搞黑市交易,他马上赶去调查。对此,有的指着鼻子骂他;有的甚至放风要暗害他。他不信邪,不退缩,更加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顺藤摸瓜找线索,很快弄清了事实,作了严肃处理。至于对那些暗中倒卖票证、银元、贩卖迷信用品等扰乱市场、危害群众的事,他无不严加追查,按章处理。为此,连自己的亲戚都“得罪”了。就这样,“铁包公”的名称越叫越响,越传越远了。
还是这个“铁包公”,对于方便群众,利于集体的事,却热心极了。他看到社员在出售农产品时,乱摆摊子影响镇容和交通安全,就带领商管人员,垒起一排排整齐美观的售货台。每当集市以后,遍地垃圾,黄元利又担任了集市的义务清洁工。
“板车老八路”
早上天还没有亮,湖北省大悟县中心粮店前的马路上就响起了板车声。听着这熟悉的声音,人们都知道,“板车老八路”又在往门市部里拉粮了。
人们所称道的这位“板车老八路”,是全国劳动模范、县中心粮店党支部书记史德学。他是1938年入伍的“老八路”,战争年代三次负伤,六次立功。解放初期,他转业来大悟,当过炊事员,放过羊,还管了两年大礼堂。1973年老史到县城中心粮店任党支部书记。一来就改了个规矩:这里的销售门市部距粮食仓库半里多路,过去转运粮食靠汽车运输,靠搬运工装卸,每月销售粮油六十五万多斤,要花七百多元的装运费。老史想,当营业员不能光掌个秤杆,卖现成的,要立个艰苦奋斗的店风。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门市部,拖起板车直奔仓库去了。青年营业员们一看到这个刚上任的老书记的行动,都坐不住了,拖上剩下的三辆板车也跟上来了。这天早晨,他们一来一往拖了六趟,搬运粮食两万多斤,还不耽误准时开门营业。从此,店里的四辆板车,取代了汽车,每天早晨4点钟,马路上就响起了板车声。当时,老史五十多岁,每逢天阴下雨,身上枪伤就隐隐作痛。有一段时间,两脚也浮肿了。职工们劝他不要拖了,他总是哈哈一笑说:“添个鸡蛋四两力嘛!”1978年春天,湖北省粮食局长来大悟,看到这位立过功、负过伤的老党员,每天还拖着千把斤的板车爬上爬下,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拨了一辆两吨半的进口汽车,作为店里转运粮食用。对此老史心里热乎乎的,但他还是那个老算盘,用汽车跑就得配个司机、烧汽油,再说车子跑短途也不划算。他就把这部崭新的汽车交给县粮食局汽车队了,还是用他们的板车加“11号”。就这样,一年、两年到现在已整整八个春秋了,县城的马路上,一大早依然响着老支书的板车声,无怪人们叫他“板车老八路”。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八年间,共运粮六千二百多万斤,为国家节约经费六万多元。
张凌霄 范保顺 邱国新 唐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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