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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被“看透”的那一边
蒋元明
6月4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杂文《宋庆龄、沈雁冰同志要求入党的启示》,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劝导那些“天真地自认为‘看透了’的年轻的朋友”纠正自己的看法,这确实给人以启示。这启示还使我想得更多一些,想到了青年以外的人。
不久前,我去南方调查,一位同志告诉我:这里有位六七十岁的艺术家——颇有成就的艺术家,当谈到他对入党的意见时说:我有一个条件——四条基本原则,我只赞成三条半,如果同意的话,我就入;不同意我就不入。我心里很吃了一惊:好大的口气!要吸收他入党,看来还得先修改党章,否则,“三请诸葛”也没用。不用说,这位艺术家的“看透”远在一般青年人之上,就其思想觉悟和精神状态又远在宋庆龄、沈雁冰同志之下。
不过,我还是佩服这位艺术家的坦率。何况党有党规,入与不入全凭自愿,从没有“请”这一说,不能批评人家。只是四条基本原则,不论在党不在党,即使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也是应当赞成拥护的。其道理不须多讲了。单就这点而论,老先生的架子倒是应当放下一点,大有重新学习的必要。
其实,象这位老先生那样“看透了”的人,不仅党外有,党内也有,有的甚至是入党几十年的老党员。也许他们自认为有资格“看透”吧,所以,他们的轻薄态度影响极大,尤其是对那些“天真的”年轻人。广州一位共青团干部就对我说:现在一些青年人的所谓“看透”,除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损害了我们党的形象之外,也与少数的党员的自我“亮相”有很大关系。这是不奇怪的,许多青年看党的形象,主要不是从党章、党的文件上去看,而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党员的言行来进行评判的。其实,共产党的形象不就是一个个共产党员形象的总和吗?我们的党员同志,尤其那些有“资格”的党员干部,是应该思索一个问题:你的言行象不象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你给广大群众和青年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要知道,一个焦裕禄,就赢得了几十万人民对党的信任。同样,一个张钦礼,就使党失去了不少民心!少数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特殊化之类,完全违背了共产党人的宗旨,损害了党的形象,在群众和青年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要搞好党的形象,不能单靠说教和书本理论,主要应该通过整顿党风,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责任感,使之名副其实,模范带头,象战争年代那样,遇到困难、危险,“我是共产党员,我上!”见着利益、方便,“我是共产党员,我让!”倘若如此,还有什么“信任危机”之谈!
然而,我还是要劝青年朋友看透一点:即使是喜马拉雅山,也并非每一个山头都是高峰,但多数还是称得起“高”的。共产党员的大多数是好样的,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是至死尚怀“赤子”之心的老人,是共产党人的代表与中坚。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年了,已经为民族为人民献出了成千成万的优秀儿女,他们的血浸透了共和国的土地;今天,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为着人民共和国的强盛,吃苦在前,忘我献身的,不也正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吗?
抬望眼,真正地看透吧!


第8版()
专栏:

洪湖春
解放军某部 师军红
晨曦湖水在酣睡,波纹是她舒展的眉。烟波在飘荡,婷婷袅袅,是梦神抖动着仙袂。昔日的恶梦已被春雷轰毁,今朝的梦境一定很美很美……啊,果然!贺老总从晨曦中走来,荷花笑醒了,洒下一颗颗珠玉般的泪……
烟波贺老总为洪湖留下了什么?我想起他手中点燃的烟锅。那淡蓝的清烟从湖面上飘过,丝丝缕缕融进了碧波。多少往事都被湖水冲淡,只有这清烟长留在湖水心窝。傍晚,烟波里看得见明灭的星火,——想必是贺老总在谁家船头坐着……啊,朝朝暮暮,这里飞动着迷人的烟波,啊,日日夜夜,人们加倍的劳作……


第8版()
专栏:

我们这一代〔木刻〕 聂昌硕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两位老战友的一次会见
王宗柏
在全国各族人民深切悼念宋庆龄同志与世长辞的日子,我想起了她与吴玉章同志的一次会见。
1961年4月,吴玉章同志在上海拜访了宋庆龄同志。
吴玉章同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以后又参加了孙先生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并在“护法”斗争中认识了宋庆龄同志。吴玉章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又与宋庆龄同志一起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解放后虽然在公务场合时有见面机会,但没有详谈。这次会见,都感到倍加亲切。
当吴玉章同志前往宋庆龄同志寓所时,她热情地接待了他。在互致问候之后,吴玉章同志说:许多老同志催促我写《回忆录》,我是应该写的,但一直因为工作忙没有动手。今年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又觉年逾八旬,如果再不写,就来不及了。我现在上海正写《辛亥革命的回忆》,以后计划陆续写,争取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出来。当然写回忆录不单是记述历史事件,主要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前和今后的革命事业服务。
宋庆龄同志在听吴玉章同志叙述时,频频点头说:很好,很有必要,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把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出来,特别是用马列主义观点总结出经验教训来,是我们老一代革命者的责任,特别是你,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你都经历过了,而且参加了领导工作,就更应该写,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接着,他们回忆了许多历史事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特别详细地回忆了“护法”斗争中的一件事。那是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并被推举为大元帅,联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区,对抗北京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吴玉章同志作为四川省的代表,于1918年2月到广州参加军政府的工作,并会见了中山先生。此后,他因事去北京,6月间返回广州时,孙先生与夫人已离开广州去上海。原来军政府成立时,主要依靠的桂系和滇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表面上拥护中山先生,暗地里却与北洋军阀勾结,与革命派大闹幕后磨擦,反对和排挤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愤而辞职,在辞职通电中斥滇桂系军阀是“南与北一丘之貉”。吴玉章同志说:先生的这一定断非常形象,非常正确。原来我们以为,滇桂系军阀与北洋军阀有矛盾,且实力较小,有可能利用和团结他们,为革命服务。后来事实证明,不仅滇桂系军阀背叛了革命,就连孙先生苦心扶植的嫡系部队、革命派极力保护的粤军统帅陈炯明,也背叛了中山先生。回顾以往,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反对西南军阀而依靠广东军阀,最后都叛变了。看来,不论是大军阀还是小军阀,都是靠不住的。要革命,非建立自己的军队不可。这时,宋庆龄同志说:是啊!孙先生也开始觉悟到这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逐步形成“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思想,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吴玉章同志说:这证明孙先生的英明和伟大。宋庆龄同志说:一个人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前进可不容易啊!你和祖涵(即林伯渠同志)等就是这样一批先进人物,而蒋介石、汪精卫这样的人,开始我们认为还可以,尤其汪精卫,我们还很器重他,可是,后来劣迹渐露,最后都叛变了革命,成为开历史倒车的罪人。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从这里也使我们认识到,革命党选拔干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吴玉章同志点头称是。
然后,他们的话题又转回1918年广州军政府的事。吴玉章同志说:我第二次回广州时,孙先生和夫人已回上海。这时,西南军阀更是飞扬跋扈,
7月竟把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孙先生只是七总裁之一。我对此气愤极了,并与他们进行斗争。宋庆龄同志说:孙先生也是气愤极了,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吴玉章同志说:他们做得很毒,一方面慑于孙先生的威望,名义上给先生保留一个位置,以笼络人心;一方面又给孙先生造成难以到职的局面。如果孙先生不到职,正是他们所求,如果到职,他们也可依仗自己的实力,实现其篡权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孙先生到职或派代表去,可以更有力地揭露滇桂系军阀的阴谋,团结各方面的革命力量与其作斗争,还可能补救大局于万一。于是,吴玉章同志便专程前往上海莫里哀路孙先生寓所与先生商量。这时,孙先生正在生病卧床,在病榻上接见了吴玉章同志,孙夫人也在座。三位革命战友聚会,共商国事。吴玉章同志详细谈了他的想法后,孙先生感动得流了眼泪,说“决不与他们为伍,但可以派个代表去。”宋庆龄同志点头称是,吴玉章同志也如释重负,说:“先生处理得很妥当。”就这样对这一事关大局的问题作出了决定。
两位老人在这一交谈中,宋庆龄同志说:你那次来得好,当时孙先生正是烦、病交加,情绪有点儿消沉,你的到来,给他增添了力量。事后孙先生称赞你是一位对革命忠贞不屈的老同志、好同志。
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们还谈到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同抵制和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斗争。他们回顾着过去革命历程的艰辛,结合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流露出幸福喜悦的心情。
临别时,吴玉章同志说要去瞻仰中山故居,宋庆龄同志随即派她的秘书隋学芳同志,陪同吴玉章同志前往香山路7号瞻仰和参观了孙中山故居。
从这一会见中,使我们深深感到两位革命老人的革命感情是多么深厚,对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是多么崇敬,对总结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多么严肃认真。这一会见,鼓舞了吴玉章同志写革命回忆录的决心和信心。


第8版()
专栏:革命文物

杨士杰同志的血衣
朝晖
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里,陈列着革命先烈杨士杰同志的一件血衣(见图)。
杨士杰同志四岁时,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被逼改嫁。1917年,他流落到安源,当了矿警队队长的勤务兵。1922年1月,安源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开办后,他想法到夜校听课,提高了阶级觉悟,投身革命。9月14日到18日,一万七千多安源路矿工人举行震动全国的大罢工时,杨士杰同志接受工人俱乐部交给的特殊任务,在矿警队里联络穷兄弟,以维持秩序为名,暗中与工人纠察队相呼应,保护罢工斗争。
1923年冬,杨士杰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党组织指示他: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他争取当上了矿警队的连长,加上其他秘密派遣进来的同志,使矿警队为我党所掌握。1927年9月初,毛泽东同志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秋收起义。起义爆发,杨士杰同志负伤后受党组织的派遣,留在醴陵、萍乡、安源一带坚持地下斗争。12月下旬,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在安源被捕。敌人用麻绳缚住杨士杰的手指和脚趾,悬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用烧红的烙铁烙,追问他枪放在哪里。尽管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但他宁死不屈。
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妻子说:“你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为革命而死就是死得光荣。我死了以后,你把我身上这件衣服留下,让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怎样死的,一定要报仇雪恨!”
农历十二月十四日,杨士杰同志昂首挺胸走向刑场,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1930年9月下旬,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率领红一方面军来到安源。毛泽东同志来到杨士杰烈士家中,对士杰的家属安慰说:不要难过,烈士们的鲜血不会白流,革命一定要胜利。并拿出50块银元给他们,说:有三个钱就要把两个钱用在儿女身上,好好把孩子带大,将来继承烈士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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