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影评
真实地历史地刻画人物形象
——影片《南昌起义》观后
陈同艺
在隆重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节日里，彩色宽银幕故事影片《南昌起义》上映了。影片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为创建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武装的反革命打响了第一枪，英勇奋斗、彪炳千古的丰功伟绩。影片象一首雄伟激昂的史诗，激发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敬仰之情，使我们受到一次形象化的生动深刻的党史、军史的教育。
七十二岁高龄的著名电影导演汤晓丹同志，曾导演过《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红日》等重大战争历史题材的影片，具有“指挥”银幕上“千军万马”的丰富经验和魄力。然而，《南昌起义》题材的分量更重，历史年代也较久远。导演却立意求新，以大手笔的功力，在摄影、美工、演员等各方面同志共同合作下，极其真实地再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环境气氛，刻画了处在那个时代的各阶层代表人物，把影片拍成具有“纪录性历史故事片”的特色，别具一种浓烈的艺术魅力。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电影表现这段风云多变，波澜壮阔的历史，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见事不见人”、浮光掠影的弊病。影片《南昌起义》的编导思想比较解放，挣脱了“左”的思想束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真实地描绘了在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党内斗争的复杂性，着重展现各种代表人物当时思想感情的剧烈变化和微妙表现，使观众宛如身临其境。在鲍公馆大厅召开的党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同志提出党要掌握军队，遭到陈独秀的反对时，影片对周恩来同志的刻画是合情合理的。先是通过全景、中景镜头，既看到陈独秀的神态，又见周恩来同志霍然站起，强压住内心的波涛起伏；镜头又推到周的近景，展现他当时因正确主张不被党的总书记所理解而痛苦和矛盾的心情。导演没有把会议只是拍成“龙争虎斗、风云际会”的过场戏，而是落笔于细腻刻画人物性格。在这个场面中，其他人物如蔡和森、谭平山、张国焘等，也都人各有貌，各见风采。贺龙同志“闯”进系马桩前委会一场戏，更是异军突起，十分生动。整部影片中，贺龙同志刚正不阿、肝胆照人的性格跃然银幕。如他与周恩来同志神交已久，相见恨晚；他对汪精卫封官许愿的断然拒绝；他与刁铁民逼其清党的机智斗争……。在戏剧化的情节发展中，贺龙同志的性格步步深入，到他“闯”进党内召开的前委会，提出入党要求，其性格闪光升华到新的高度。
影片真实地再现历史，首先表现在对人物刻画上的力求真实可信。导演、摄影、美工，他们不仅十分注意那个历史时代的环境气氛、人物的服饰用品、言谈话语，以及车厢、旅馆、街道的布置真实，使观众“相信”那些人物是生活在那个历史时代；更主要的是影片没有故意丑化陈独秀、张国焘、汪精卫、张发奎等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地、真实地、恰如其分地再现了他们在这段历史时期的本来面貌。加之演员表演用功，动作比较符合生活真实，使人物一个个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如何表现好首脑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值得重视的课题。在影片《南昌起义》中，真实的历史人物近二十人之多，群众人物和下层官兵则几乎全都是虚构的。编导把他们和谐地融为一体，集于一部戏之中。我们既能看到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举足轻重的行动，又从双喜与黑姑、赵毓与姚湘莲曲折动人的故事和细致入微的感情变化上，看到当时社会深刻变动的情景，深感到“八一”起义的必要性和它的深远意义。
革命历史故事影片《南昌起义》的摄制成功，尤其是这部影片的创作人员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文艺创作，在艺术上追求真实的精神，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在党领导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史，还有很多题材值得搬上银幕，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好的革命历史故事影片问世。
第8版()
专栏：剧评
是金子就要发光
——话剧《金子》观后
迪之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三幕十二场话剧《金子》（田芬编剧），描写了一群待业青年从整天无所事事、消极苦恼中摆脱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发展第三产业的积极力量的动人景象。作者用犀利的笔锋，生动的语言，展示了待业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善意地批评了他（她）们的幼稚急躁、不符实际的思想弱点。剧作者满腔热情地把这一群待业青年形容为光泽四射、非常宝贵的“金子”，呼吁人们重视这些青年的聪明才智，也激励着千万待业青年努力奋斗，为实现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话剧《金子》着力刻画了女青年苏秋华的形象。她从小失去父母，为了照顾弟弟留城，自己下放到农场。十年动乱的磨难和长期待业的痛苦，使她悟出一个道理：悲伤忧愁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自己去闯。她胸怀理想，正视现实，要做生活的强者，而决不在困难面前退缩。对于就业问题，她是这样看待的：国家好象是大病初愈的母亲，没有精力去抚爱所有的儿女，当儿女的应该体谅她，不仅如此，而且应该自己动手去创造，去为母亲分担忧愁，使祖国母亲早日康复，尽快繁荣昌盛起来。我们从苏秋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青年一代的前途和希望。她好象一团火，把周围人的心都照亮了，燃烧起来了。
赵尚泉曾经是一个有理想、有才能的青年，但十年浩劫中家庭的不幸，再加上长期的待业，给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暗影。苏秋华用她那满腔的热诚，富于哲理的铿锵语言，拨燃了他心灵深处的火花，使他恢复了对火热生活的憧憬。另一个曾经失足被强劳过的石老大，自己虽有悔悟之心，但得不到人们的谅解，找不到职业，整日借酒消愁。和他一起长大的苏秋华，深知他失足的社会原因，理解他内心迫切要求做个真正的人的呼喊。她接近他，鼓励他，解除他的顾虑，焕发他重新做人的信心和勇气。
《金子》一剧，除了揭示青年是国家的财富和希望之外，同时也揭示了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中，发展第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现实意义。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时期，发展第三产业，投资少，见效快，既方便了群众，又扩大了就业面，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必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金子》一剧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使得该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气息。
《金子》一剧人物众多，生活气息浓郁，这是该剧的长处。但在情节处理上，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苏秋种为攒钱购置结婚的家具，偷偷去卖血，在今天是不够典型的。唐大娘爱财如命，最后只是用一句“她是过去穷怕了”来交代，显得没有说服力。赵文在全剧中没有起多大作用，显得多余。
但总的来说，《金子》不失为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一出较好的话剧。我们相信，在剧组全体同志的不断努力下，《金子》一定能进一步提高质量，通过艺术形象，更好地对青年们发挥思想教育作用。
第8版()
专栏：
白凤鸣和京韵大鼓
吴恭俭
作为京韵大鼓“少白派”的创始人，白凤鸣承先启后，走的是创新的艺术道路。
1908年，白凤鸣生于北京一个户部缮写员的家庭，父亲因为爱好说唱、杂耍误了公事被革除，成了大鼓艺人。他的从艺，一半由于爱好，一半为生活所迫。白凤鸣八岁随父学艺，何尝不也是这样！他十二岁，在前门外大栅栏的大观楼演出时，幸运降临到了他头上。没想到三五十人的听众里面竟有鼓界大王刘宝全，而且看中了他，当场收他作了徒弟。如果以为这就是日后白凤鸣对京韵大鼓作出贡献的唯一条件，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家，如果自身缺少创造精神，任何好的客观条件，也可能反而成为他的桎梏。刘宝全发挥了这种说唱艺术的潜在功能，他创作改编了二十余段（回）曲目，使京韵大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京韵大鼓成熟的另一标志是风格流派的形成。和刘宝全同时的还有白云鹏、张小轩和崔子明，分别形成四大流派。白凤鸣没有在高峰面前望洋兴叹，也没有因为是鼓王的弟子而自我陶醉，被僵化的格局套住。他根据老师的要求，勤学苦练。他认识到，《子期听琴》里“骂过什么人”的“过”字，字音唱得不响不行；《李逵夺鱼》里的“打拳”的“拳”字，字音响而不美不行；《单刀会》里的“蚕眉皱”，脸上愠色不足不行；《关黄对刀》里的“把刀横”，“刀”的分量显轻不行。但是，这种学习不是刻意模仿，他是主动地学，创造性地学。正是这样，到了十七岁，他已掌握刘派京韵大鼓的真谛。
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他离师去宁、汉、东北等地演唱。观众对艺术的要求永不满足，老师创造的那二十余段（回）确感不够了，要有创新才能适应听众的要求，也才能丰富它，发展它。经过研究，他增加了半音行腔；把从兄弟曲种和姊妹艺术中借鉴来的表现手段和技法熔于一炉，给人以丰富而又新鲜之感；得到白凤岩、葛振卿的赞助，他改制、创造曲目，把创新用音乐造型和语言形象凝聚下来，先后写定的共有二十余段（回），如《击鼓骂曹》、《红梅阁》、《野猪林》等，加上从老师刘宝全那里学的，路子就宽多了。在1930年以后，便有人竞相学习他的段子，如林红五、小彩舞（骆玉笙）等。白凤鸣的创造，使他的老师也深为叹服，在一次同台演出中，刘宝全要他“攒底”，鼓王也曾亲自演唱他的一些段子。白凤鸣到了三十岁，他的艺术便因独具特色而被公认为“少白派”，和京韵大鼓发展史上的其他四大流派相并列了。
白凤鸣的革新、创造，是和他善于吸取姐妹艺术的长处分不开的。诸宫调、大鼓、单弦、八角鼓等的源流变革，都成了他研究的课题。早年为了创作，他就曾钻研过《明史》、《建文外传》。解放后，他一有机会，就向人讨教外国声乐知识……。正是由于他不断开拓视野，使他的创新有了广阔天地。也正是这，才使他超越了一般的民间说唱艺人，而成为京韵大鼓史上乃至曲艺史上少数几个优秀人物中的一个。现在，这位京韵大鼓的艺术大师虽然逝世了，但他留下的艺术，却是永远值得我们赞美和同行们学习的。
第8版()
专栏：文艺动态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重新上演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期间由北京部队战友歌舞团重新上演。
这首组歌创作于1964年，迄今已经演出了二百多场，曾做为优秀作品到国外进行访问演出。今天重新上演这首组歌仍有其现实意义，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朱家铭）
第8版()
专栏：文艺动态
探讨影片《南昌起义》的创作经验
最近，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邀请故事片《南昌起义》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和北京的部分电影艺术家、评论家、党史研究工作者、老红军等，就《南昌起义》的创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到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南昌起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反映党史军史的重大事件，在注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生动地塑造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等方面，作到了文献性与故事性相统一，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比较好地解决了重大革命事件与塑造领袖人物的关系，真实历史人物与艺术虚构人物的关系等问题。
（亮衡）
第8版()
专栏：
严肃改革 立意创新
——唐剧《血涤鸳鸯剑》观后
马少波
唐山市实验唐剧团最近进京演出《血涤鸳鸯剑》，得到首都观众的好评。我是第一次接触唐剧的，看后感觉特别新鲜。
唐剧是在唐山皮影戏传统艺术基础上独创而成的。唐剧的诞生和唐剧团的成立，不过才二十来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十年动乱和强烈地震的巨大灾难，天灾人祸并没有压倒英雄的唐山人民，各条战线迅速恢复发展，捷报频传。唐剧和唐剧团也巍然屹立，蓬勃发展！
《血涤鸳鸯剑》是一出好戏，它表现了可贵的创新精神。作者把原来影卷《五锋会》中充满色情的“杀楼”一折，赋予了表现忠与奸、善与恶、投靠邪恶与反投靠的斗争的新主题，展现了心灵美与丑的鲜明对比，从而成了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作品，而不是一般的爱情戏。
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更应着重于改编，而改编不只是限于优秀的传统剧目；对于某些不好的剧目，如果以脱胎换骨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有的是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这种改编，是一种再创作。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是从一个传统的单口相声改造而成的；《血涤鸳鸯剑》提供了又一成功的例证。
《血涤鸳鸯剑》创作立意新，这是值得肯定的。导演的构思，音乐、美术的设计都有所出新，并且努力保持了唐剧自己的艺术特色。特别是这一台生气勃勃的年轻演员，如苏桂英、彭秀兰、何景田、曹旭良等，他们唱、做都各有专长，发扬了对待艺术创造的严肃认真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新生事物的出现，总要经过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阶段。唐剧虽有老传统，但毕竟是一个新剧种，还存在一些需要探索的问题。唐剧在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许多大剧种的重重包围之中，如何既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以滋养自己，而又尽可能地保持和发扬自己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声腔方面独有的艺术特色等，是重要的。作为戏曲剧种的戏曲化、大力培养唐剧后继人才、加强剧目建设，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血涤鸳鸯剑》剧本也还存在一些针线不密之处，如曹宝之父曹克让及两个卖艺人只是为了交代剧情而设置。此外，曹宝和恒秀锦自幼青梅竹马，后来重逢竟不相识等等，一般说，这是不大符合生活逻辑的。悲剧的结尾也不够自然。相信作者和剧团同志们广泛听取观众意见，精益求精，不断锤炼，这出戏是可以日臻完善的。
第8版()
专栏：
瀚海晓月〔中国画〕 马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