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宏观经济看怎样提高经济效果
薛暮桥
全面提高我国的经济效果，是调整时期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摆脱目前经济困难的出路。
我国提高经济效果，要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方面来研究。从微观经济来说，要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打倒
“四人帮”后，我们在改善企业管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例如，我们重视产品质量，搞了两次“质量月”，但许多次品仍然充斥市场。为什么？供不应求，次品也有人要。再加上有许多工厂不生产次品就完不成生产任务，得不到奖金。有许多工厂生产市场不需要的产品，这是很大的浪费。但只要是按计划生产，质量不好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也必须收购，照样可以得到奖金。现在，有许多工厂缺煤、缺电、缺原料，机器和职工空着没事干，想增产也无法增产。有许多工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想精减也无法精减，不但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连劳动纪律也难于维持。有许多工厂生产长线产品价高利大，生产短线产品价低利小，明知不合理也不能按照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象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所以关着大门改善企业管理，不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想提高经济效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年恢复时期”，生产发展如此快，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使大家深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发展也很快，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斗争中，国营经济远胜资本主义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可抗拒的潮流下自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谁也不会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我们提到经济效果太低的时候，常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比较，这说明那时我们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效果是比较好的。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不能说完全正确，已经有点偏左。那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以上。农民的生活经过土地改革虽然已经大大改善，但是并不富裕，生产上、生活上都有困难。我们的建设方针，究竟是先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重工业，还是照抄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呢？我们走了后一条路。第一个五年计划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大工程主要是重工业，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市场供应愈来愈紧张，不得不采取并逐步扩大征购、派购和定量供应的范围。五年间，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5．3％上升到25．5％，快了一点，但还没有达到显著的比例失调。积累率24％，也略高一点，但人民生活仍然逐步有所改善。这时期不论生产或者建设，经济效果是比较高的。但长此发展下去，可能走向比例失调。1956年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清醒地看到了这个危险。但是1957年末1958年初却批判“反冒进”，批出了1958年的大冒进，从此我们的经济建设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由于我们盲目追求重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就不能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物资不足，又反过来不得不加速重工业的发展。这不但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以致在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条件下，市场消费品的供应仍然愈来愈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后，钢材的供应是“三八制”（按需要批准80％，订货时又打一个八折，领货时再打一个八折），电力供应紧张，使许多轻工业工厂每星期停电两三天，往往是开四停三甚至开三停四。我们年年讲“计划要留有余地”，实际上缺口一年比一年大。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效果和建设效果怎么会不下降呢！为着盲目追求速度，就顾不上产品质量，顾不上生产成本，甚至顾不上产品是否适合市场和用户的需要。反正不合格的机器设备大家抢着要，不合用的钢材只要抢到手，就可以用来做交换其它产品的筹码。1977、1978年，由于没有批评“左”的错误，还是朝着这个方向滑下去。1979、1980两年，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提出和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情况已经有显著的好转。机械产品从畅销变为滞销，钢材供应也不紧张了（长线短线产品还要进行调整），市场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的供应，在购买力大大增加的条件下，仍然比过去缓和了一点。
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虽然刚刚开始，已经收到显著效果。1979年轻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都超过重工业，1980年重工业增长1．6％，轻工业增长17．4％。这两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步子很快，社会购买力每年增加三百亿元以上（过去不到一百亿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保证市场供应，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从今年起，对购买力的增长也要适当控制，力求不超过市场商品供应量的增长。这两年重工业生产速度下降，但钢材特别是机械产品的供应，都比过去大大宽裕了，机械产品已经供过于求，这就为促使它们提高质量，努力使产品适销对路创造条件。过去机械产品不管好不好，不怕没人要，现在开始行不通了。我看两年调整所收到的效果，比两个“质量月”可能要好得多。机械产品的质量影响整个工业的质量，从长期看，目前机械工业暂时的困难，促使它们能够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合并改组，提高产品质量，有可能大大提高整个工业生产的经济效果。所以从宏观经济来看，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工业内部的调整，是提高经济效果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
所谓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是说我们现在的工业有些归条条管，有些归块块管，大家都想建立完整的体系，“大而全”、“小而全”，重复浪费十分严重。最近两年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各地办了许多小纺织厂、小卷烟厂、小酒厂，把高级的原料制成低级的产品，许多原来的大工厂反而被迫减产，现在高级烟、高级酒在市场上很难买得到了。这显然是极大的浪费，不下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决不可能提高经济效果。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汽车工厂年产一百几十万辆汽车，我国有些汽车工厂年产一百几十辆，成本高得惊人，也不愿意同别的工厂合并。资本主义国家是靠自由竞争来淘汰这些“小而全”的工厂的，我国亏了本可以由国家补贴，继续保持下来。不改革目前我国工业的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怎么有可能大大地提高它们的经济效果呢？
为着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效果，还必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要解决“大锅饭”和“铁饭碗”问题。过去我们财务管理是统收统支，企业盈利全部上交，连折旧费也半数上交，基建投资和革新改造费用全由财政部门无偿拨付。企业赚钱亏本一个样，赚多赚少一个样，全国一本账。这就使各企业既没有改进经营管理的兴趣，也没有改进经营管理的权力，大家都照“计划”办事，用不到开动脑筋。基本建设拨款由于无偿使用，越多越好，多建了一些不必要的工程，多买了一些不必要的机器设备。一个批准投资一亿元的工程，至少要花一亿几千万元才能建成。有些基建工程建成以后不能发挥作用，谁也不负责任。三十年投资六千亿元，能不能形成四千亿元生产能力，也很难说。去年有几十个基建项目把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要收利息，许多建设单位就精打细算，能不建的工程不建，能不买的机器设备不买，能够就近组织协作的就组织协作，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因此批准一亿元投资只花七、八千万元就可以完成。有几个已经批准建设的工厂，经过调查，建成后产品卖不掉，自动要求下马。我看这是提高建设的经济效果很有效的办法。
在一般情况下，老工厂的挖潜革新改造，投资效果比建设新工厂大得多。但是革新改造的资金，甚至设备更新的资金，企业自己没有，全靠财政部门拨付，都要列入计划。编计划时按“投资重点使用”的原则，年年把企业上报的革新改造的投资砍掉了。所以少建新厂、多对老厂革新改造这个口号提了十多年，到现在许多老厂机器设备陈旧，厂房拥挤破旧，这种现象还是无法解决。“大集体”企业有一部分利润留给二轻局利用，它们的发展速度就超过国营工厂；近十年有些地区社队工业的发展又超过“大集体”，因为它们的自主权更大。这两年扩大了六千多个企业的自主权，让他们有一点自有资金，可以用于挖潜革新改造，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这些企业为着多分利润，大家开动脑筋改善经营管理，调查市场需要，努力使产品适销对路。吃“大锅饭”使改善经营管理内无动力，外无压力；而在一定范围内自负盈亏责任，就可以督促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
过去在流通领域里实行统购包销制度，工厂按计划生产，产品全部由商业部门收购，有些产品长期脱销，有些产品长期积压，毫无疑义，这是极大的浪费。从前年起，许多日用百货改行选购制度，商业部门按市场需要订货，工厂按商业部门的订货安排生产，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工厂可以自销，有些小商品工厂商店可以直接挂钩。这个制度开始改变二十多年来的产需脱节状态，从整个市场来说，大大地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果。过去城乡物资交流堵塞，却还在那里禁止长途贩运，使许多山货土产烂在山上，城市长期缺货，由此所造成的浪费也是很严重的。近两年逐步放宽对长途贩运的限制，不但供销合作社可以进城，公社也可以把自己的产品运到城市里来销售，并有限制地发展了一批个体商贩，使山货土产打开了销路。这也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果。
现在工厂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许多工厂劳动纪律松弛，仍然存在着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病，这同我们多年来实行的“铁饭碗”制度大有关系。职工一领到“铁饭碗”，就能进不能出，能升不能降，能赏不能罚，提级增资不讲工作能力和劳动贡献，主要是论资排辈。许多工厂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非生产人员、不生产人员愈积愈多，这怎么能够提高劳动的经济效果呢？现在劳动就业问题相当严重，要解决“铁饭碗”问题还有困难。但是从长期来看，不解决这个问题，提高经济效果就有困难。那种把“铁饭碗”当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思想显然是错误的。
前些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何在？”我们的答案是消灭浪费，提高经济效果。而要做到这点，第一靠调整，第二靠改革。这是从宏观经济方面来追查产生这个困境的根源。上述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这些缺点，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存在的（虽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类似的缺点）。如果我们善于总结经验，从根本上来消除这些缺点，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效果就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一定能够明显地发挥出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致命伤是市场狭窄，产品没有销路。我国国内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产品不怕没有销路，只怕满足不了市场需要，所以只要做好工作，发展速度一定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强调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研究提高经济效果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重视微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即企业管理，经济核算；更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重视培养企业管理人员。这些是基本功，不重视是不行的。我很欣赏美国工商管理学院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研究，但并不欣赏他们只重视企业管理，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研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研究宏观经济肯定是不行的。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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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律知识
律师制度浅谈（八）
律师怎样担任民事案件的代理人？
我国律师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律师可以接受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什么是民事案件？民事案件主要指的是婚姻及家庭纠纷，以及涉及财产关系的纠纷，如房屋、债务、赔偿、继承、合同等纠纷。五十年代中期和近一、二年律师工作恢复以来，律师工作主要是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辩护。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民事案件特别是房屋、继承、合同等案件，有许多需要委托律师代理，律师在这方面的业务将随之加重。
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进行诉讼，主要是因为律师熟悉法律，有进行诉讼的经验。律师接受民事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诉讼，是为了维护当事人（委托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协助法院弄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同时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律师接受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诉讼，必须根据事实，依照法律。在此前提下，要按照委托人授予的权限进行诉讼活动。对于委托人的违法要求或者显然无理的要求，要劝说他们放弃。比如男方委托律师代理起诉与女方离婚，而女方分娩未满一年。男方的要求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律师就不能接受委托。又例如甲委托律师代理他起诉，要求乙赔偿医药费，理由是他被乙骑自行车撞倒，住院治疗，花费100元。经了解，甲被乙骑车撞倒是事实，但只有轻微外伤。当晚甲腹部疼痛，医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即进行手术，花100元。这与乙骑车撞人的行为毫无关系，甲要求乙赔偿100元显然没有道理。乙只应赔偿甲轻微外伤的医药费用，而不能赔偿治疗阑尾炎的费用。对于甲的无理要求，律师应予说服。在说服无效，甲又提不出要求赔偿的新理由和新证据时，律师可以拒绝代理。
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要以法律顾问处的名义与委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1）法律顾问处指派某律师为某案某人担任代理人进行诉讼；（2）代理律师必须认真维护委托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按时出庭；（3）委托人必须真实、全面地向律师说明案情，并尽可能提供证据；（4）委托人授予代理律师什么权限；（5）按照规定，委托人应向法律顾问处交纳律师报酬若干；（6）合同起止日期。
关于委托人授予律师的代理权限，不宜订得太原则、太笼统，比如“全权代理”就较笼统，容易发生问题。应当规定代理律师是否有权与对方和解，是否有权放弃或变更诉讼要求，是否有权接受对方的部分或全部诉讼要求等等。代理权限也不宜订得太狭、太死，以免影响律师在诉讼中发挥作用。
代理权限要事先通知法院，但具体的、灵活的权限不一定要告知。比如委托人（债权人）要求对方（债务人）偿还债务，授权律师在必要时可允许债务人分三期偿还。这样的权限，代理律师自己掌握即可，不必告知法院；否则审判人员可能从迅速结案出发，不问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如何，一开庭就按分三期偿还进行调解，因而影响委托人（债权人）可能得到的合法权益。
法院开庭审理时，委托人与代理律师以同时出庭为好，也可由代理律师单独出庭。离婚案件，委托人（男方或女方）必须与代理律师同时出庭。关于双方感情的实际情况和是否愿意离婚，必须由当事人自己表示，代理律师可以从事实上法律上进行分析，给委托人以帮助。如委托人在国外或外地，出庭确有困难，应将其请求的具体内容、事实和理由，以及授予代理律师的代理权限等详细写成委托书，委托律师代理。但是，委托人是否愿意离婚，应由他（她）自己以书面向法院表示。
代理律师对案情要熟悉，出庭前要作必要的调查，要充分估计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和要求。 （马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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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积极性
杨承训 周德章
我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多是农民。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如何，对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二十多年来经济工作的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左”的农业政策挫伤了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国民经济发展迟缓。三中全会以后，“左”的错误逐步得以纠正，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实事求是地调节生产关系，普遍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出现了开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能否把八亿农民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是国民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基本的因素，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中，人始终起主导作用。生产工具是十分重要的，但若没有劳动者积极地利用它，即使是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相反，如果劳动者对生产有高度的积极性，即令生产工具差一点，也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历史上任何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失去生产的积极性和兴趣而引起的；而一种新的方式的确立，又恰恰在于它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引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兴趣，从而取得了比以前较好的经济效果。正是基于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观点，列宁提出了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的关心，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于我国来说，八亿农民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乃是治穷致富之本。
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土质水文情况不同，气候差异很大，我国农村一般人多地少，底子很薄，机械化程度很低，以手工操作为主。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因地制宜，精耕细作，增强抗灾能力，发展农业生产。过去许多地方搞“大呼隆”、“大锅饭”，农民为什么“头遍钟不见面，二遍钟伸头看，三遍钟街头站”？现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民又为什么“不用打钟不用叫，披星戴月地里跑”，“雨天打伞栽苗移苗，夜里打灯捉虫拔草”？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与农民的物质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那些生产工具，实行和不实行责任制就大不相同。过去，河南信阳地区农村经济政策长期不能落实，弄得“鱼米之乡”缺鱼少米，农民多年翻不过身来。去年虽然遭到洪水灾害，但责任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淹几次种几次，硬是从“龙王”口里夺回一季秋粮，粮食总产（包括社员超产部分和自留地）比上年增加5％。在麦、稻收割中，连续三个月的阴雨，使得收到场里的粮食大批霉烂发芽。但在实行责任制的社队，一般都避免了这类损失，有的下雨前就收打完毕，有的采取了遮雨措施。
农业是一个综合型的生产部门，不但包括多种多样的种植业，而且包括多种多样的养殖业、工副业，只有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发展多种经营。过去搞“大呼隆”，40％—50％的时间消耗在大伙“摽着磨”上。现在搞责任制，一个人顶三个人，“活没少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戚没少串”，还腾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力从事家庭副业，形成了多种经营大发展的新形势。信阳地区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还不到一年，便使长毛兔增长一倍，兔毛收购量增长1．4倍，平均每人从多种经营中增加收入38元，农民的纯收入增加了22．8％。大牲畜一反二十年来一直下降的趋势开始上升。
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要靠科学，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采用，必须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为前提。过去先进的农业技术多年推不开，许多人以为是“小农的保守脑袋不开窍”。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抢着听技术课，把技术员请到家，跑几十里上百里找优良品种，人们说：“‘臭老九’（技术人员）变成了‘香老大’，种子公司好似开庙会，电台的科技节目算做‘活菩萨’。”现在农民学科学的热潮方兴未艾，形势实在喜人。
同样，我国农业机械化也只有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才能逐步实现。过去国家、集体都用了不少钱购置农业机械，但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农民形容：“买机器书记挂帅，买来机器雨淋日晒，过不两年废铁一块。”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农民自己办机械。信阳地区仅去年一年就由社员集资购买手扶拖拉机890台，相当于过去十几年内全部拥有量的15％，购买其他农业机械685台，是增长最快的一年。固始县童元大队过去二十年只买了三台拖拉机，每年都有500亩小麦不能适时播种，大量麦子因来不及收打被烂掉。去年搞了生产责任制，社员集资买手扶拖拉机20台，初步实现了耕地、抽水、脱粒和工副业加工机械化，解决了种麦难、打麦难的老问题，机耕费用降低了一半。前一段不少人曾经担心生产责任制妨碍农业机械化。结果与这类忧虑相反，恰恰是生产责任制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提高了农机使用效果。
对于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和爱护。对于实行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应当采取“疏导”的方针，加以解决。从信阳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只要深入群众，加强党的领导，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农民也是欢迎把生产责任制完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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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即将出版
“圣训”是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的称谓，内容包括穆罕默德对伊斯兰教教义和制度的阐述及其创教活动的记事等，是《古兰经》的解释和补充，其地位仅次于《古兰经》。
近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坎斯坦勒拉尼注释》，是由埃及皇室大学教员穆斯塔发·伊本·穆罕默德艾玛热从布哈里编纂的《圣训》实录中精选七百余段（汉译约二十万字）而成。中文译本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宝文安（回族）、买买提赛来（维吾尔族）据一九三四年埃及阿拉伯文版译出。
（雁声）
第5版()
专栏：
《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出版
这本书是王思治史学论著的一个选本，其中讨论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五篇，有关清史问题的文章三篇，共十七万字。
作者认为秦汉时期是奴隶社会，明确提出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发展时期，秦汉是极盛时期。汉武帝之后，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渐萌芽发展起来，奴隶社会从东汉则走下坡路了。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十分关心的一个课题。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学术上的讨论。
（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