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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
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区域性组织。它成立十多年来，在利用东盟地区资源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加强区域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面对越南霸权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威胁，东盟国家更加认识到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性。现在，这种合作有着许多有利的因素和广阔的前景。
王志光
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区域性合作组织。1967年8月东盟成立时发表的宣言，确定它的目的是“通过共同努力来加速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把区域经济合作作为首要任务。1976年2月第一届东盟国家首脑会议签署的宣言，用很大的篇幅谈到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提出成员国应就“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计划采取联合行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东盟地区的自然资源，进一步相互补充各国的经济”。
东盟各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直坚持依靠本地区的力量，发挥经济合作组织的优越性，取长补短，互相协调，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早在1975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就提出“集体自力更生”的原则。从1976年3月到1980年10月，东盟国家先后举行了10次经济部长会议。商讨经济合作领域和具体项目的各种会议，每年要召开上百次之多。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在结束抗美救国战争后，加紧拼凑“印度支那联邦”，向东南亚渗透扩张。面对这种威胁，东盟国家逐步认识到加强团结和合作、增强自己实力的重要性。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在东盟第10次经济部长会议上呼吁东盟国家在政治上加强团结，在经济上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形成一个真正的经济实体。
能源合作是东盟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总的来看，东盟国家的能源资源是比较丰富的。但是，不同国家差别很大。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而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三国所需要的石油90％以上依赖进口。因此，加强协作，互通有无，很有必要。1977年3月，东盟石油理事会经济委员会就关于紧急分配石油的方案达成协议，规定拥有过剩原油或炼油产品的成员国将向其他成员国优先供应石油。1980年9月底举行的东盟能源部长会议，重申过去的东盟紧急供油协议，还考虑进一步扩大成员国之间的电力网，同意交换各国在能源发展方面的资料。目前，印度尼西亚每天供应泰国和菲律宾原油各一万桶，从今年3月起，供应泰国的原油增至每天1．5万桶。今年4月26日和27日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届东盟能源部长会议，一致同意建立能源合作委员会，以便更有效地促进这方面的区域性合作。
东盟经济合作的目标之一，是要建立一个类似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区域性经济组织。1977年6月举行的东盟第三次经济部长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签订了特惠贸易关税协议，协议规定，被列入特惠贸易安排的商品，只要符合50—60％是东盟自己生产的原则，这些商品就可以享受减税10—30％的待遇。这个协议突破了东盟国家长期存在的关税壁垒，大大促进了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
随着享受特惠贸易待遇商品的逐年增加，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有了较大发展。据新加坡杂志报道，1978年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贸易额达十七亿多美元，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在十亿美元左右。东盟五国之间根据特惠贸易进行的贸易，1978年是6，300万美元，1979年增加到11，700万美元，增长了85．7％。东盟国家内部贸易总额1978年达到452，40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4．6％。贸易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媒介。东盟区域内贸易合作的扩大，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东盟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东盟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1976年8月，东盟各成员国银行公会代表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届东盟银行家会议，成立了东盟银行理事会。理事会就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措施，特别是在促进各国商业银行增加对农业贷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78年8月，东盟五国中央银行行长签订了建立一亿美元“通融资金”的备忘录，以帮助各成员国解决由于国际货币浮动而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遇到的困难。东盟国家通过东盟银行理事会为东盟的工业合作筹集资金，并计划成立东盟金融公司。1981年1月召开的第16次东南亚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讨论了与会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问题。
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还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航运方面，1976年4月和6月相继成立东盟承运商理事会联合会和船主公会，提出了促进东盟国家航运业发展的种种建议和措施，对打破西方和苏联船运公司垄断东盟航运市场、维护各成员国的经济权益，起了一定的作用。工业合作方面，以1978年东盟汽车联合会提出的由各国分工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建议，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为建立地区性通讯网，东盟组织设立了海底电缆管理委员会，共同研究海底电缆的发展计划，筹措资金，合作敷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泰国（曼谷）之间的四条海底电缆，其中菲律宾—新加坡之间的海底电缆已竣工启用。
诚然，东盟国家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离预定的目标还很远，但是，这种合作有着许多有利因素和广阔的前景，只要各成员国以东盟的整体利益为重，采取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今后将会迈出更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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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里根的拉美政策说明了什么？
郭伟成
最近，美国报刊在评论里根的施政活动时说，里根政府“仍在为外交政策进行探索”。另一方面，观察家们认为，里根还是显示出了抗衡苏联的强硬姿态。这样一种似乎有些矛盾的状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里根政府的拉丁美洲政策中。一家拉美报纸评论道：“尽管美国新政府还没有全面阐明对拉美的政策，甚至至今也没有任命国务院拉美事务负责人，但是它在本半球的行动路线的基本内容已经十分明显了。”
里根的“行动路线”包括改变卡特的“人权政策”。卡特时代，古巴一度忙于干涉非洲大陆，向拉美的渗透还未严重到足以引起美国担忧。拉美一些国家的动乱，主要是因为那儿的军事独裁或寡头势力对人民和民主力量的长期欺压造成的。卡特打出“人权”的旗号，压一些独裁政府恢复民主，争取稳定政局，以便不给苏古干涉和渗透造成可乘之机。卡特认为，这样做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去年以来，古巴部分地减少了对非洲的干涉，同时加紧了对中美洲一些国家的渗透，并把触角伸向南美洲。这就是发生哥伦比亚等国与古巴断交并疏远的原因所在。一家南美洲国家的报纸说：“在里根总统的眼中，最近一些事件表明了苏联对本半球的明显的威胁。”国务卿黑格在一次作证时断言，在中美洲发生的事态表明，苏联、古巴正按照“一份优先目标名单”或曰“打击目标名单”来达到“最后接管中美洲”的目的。参院多数党领袖贝克对此评论说，“黑格所说的话本应该在很早以前就说的了，我们把我们的头藏在沙堆里的时间太长了”，美国“不再害怕向苏联及其代理人卡斯特罗的古巴说，它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里根政府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大大调整了对拉美国家的关系，同一些因为卡特的“人权政策”而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军政权国家重修旧好。阿根廷的军人总统比奥拉未上任就应邀访美，智利和巴西军事代表团访美；美国相继取消了对智利和阿根廷武器禁运的制裁以及对智利出口商品提供贷款的禁令；并邀请智利海军参加联合演习。美国重要代表团访问南美络绎不绝。巴西《圣保罗州报》报道说：“最近，里根政府决定加紧对本大陆军人的训练。除460万美元的附加经费外，里根政府还请求议会拨款560万美元，作为设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洲学校的专门经费。这项计划将使在巴拿马领土上的军事学校中受训的拉丁美洲军官人数翻两番”。这是里根政府对传统亲美的拉丁美洲军人支持和施加影响的又一重要步骤。
总起来说，里根政府在拉丁美洲推行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同墨西哥、加拿大加强关系，并希望通过一个“北美协议”，组成美、墨、加三国共同体。这将有效地保护北翼的安全。墨西哥是美国与危机四起的中美洲中间的天然缓冲地带，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二，修补同南端军政权的破损的篱笆，保证南翼的安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俄国对拉丁美洲的渗透是那个超级大国新的全球计划的一部分，它是采取几种形式进行的。苏联海军利用古巴的设施已具备了在大西洋北部和南部都能骚扰航道的能力。在发生危机时，向欧洲运军队以及向美国运石油的航线都能受到骚扰或被切断。至少，俄国海军在本（西）半球取得的进展，加强了莫斯科在世界其它地区的重要地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在他的年度军事报告中不无忧虑地说：“在整个拉丁美洲，希望变革的内部压力继续形成。然而，不受控制的变革是不稳定的因素，会造成易被外部强国利用的气氛。”“在南美洲，美国的影响失去了，美国的军事援助下降了。这减弱了南美洲国家支持美国安全利益的愿望和能力。”琼斯具体地说到巴西：“由于巴西在大西洋中所处的位置”，因而“巴西是极其重要的国家”。“总之，一个友好的拉丁美洲对于本半球的集体安全协定来说是最根本的。”这些考虑，至少可以看作是里根政府作出与前任大为不同的政策，并试图加强军事合作的这一愿望产生的背景情况。
其三，里根政府选择了中美洲同苏联“摊牌”。不幸的萨尔瓦多便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政治赌博中一张关键的牌”。对美国来说，保持中美洲和加勒比的稳定，遏制苏、古势力在该地的推进，对它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地区北有墨西哥的石油，南有两洋通道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因而不啻是美国自身安全的重要门户。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对萨尔瓦多的军援，并派出军事顾问。美国甚至一度集结了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加勒比海进行空前规模的演习，威胁要在加勒比海重新封锁古巴。
许多人对里根决心在萨尔瓦多“摊牌”感到迷惑不解；事实上，正如一些美国报刊在评论中所指出的，里根政府试图把萨尔瓦多作为它的国际政策的“试验场”，在这儿“划出一条抵挡苏联人和古巴人的防线”，向他们表明美国要维护它在西半球利益的“勇气和决心”。一位拉丁美洲问题观察家形象地说，那是苏联把球踢到了美国的“24码禁区”，里根截住，在门前作了一番强硬的“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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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的压力集团
吴国庆
在法国，民间的经济、工会和社会组织相当活跃，并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组织被统称为“压力集团”。这些集团种类繁多、数量很大、分布较广。根据1976年统计，用来对付社会问题的压力集团全法国有近20万个
（诸如住房协会、保护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团体等等），但最有势力、有影响的还是由雇主或农场主组成的集团，例如法国雇主联合会、中小企业总联合会、青年雇主中心、法国基督教雇主中心、冶金公会、干部总会、工商会、全国农业经营者公会联合会、法国农业联合会、全国土地所有者联合会等等，其中法国雇主协会的会员众多、财源充足、实力雄厚、联系广泛，是法国第一大雇主组织。
法国雇主联合会是代表工业、商业、服务行业（银行、保险、运输）雇主的组织。它成立于1946年6月12日，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它代表了一百多万个公司企业，占法国公司企业的半数以上（其中大型企业占全国大型企业的80％—100％）。该联合会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参加，但联合会内重要职务都由大工业家、大商人、大银行家掌握，它主要代表和保护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种种渠道，干预国家活动和社会生活，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实行的是总统制，行政部门权限很大。根据这一情况，一些主要压力集团力图使自己的代表进入政府部门，直接参加政策的制订，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订。例如，法国雇主联合会的企业主、公司经理、技术专家被邀请到国家计划总署，分别参加各个专业的“现代化委员会”的工作，协助拟订经济计划，按照大雇主们的特殊利益，确定优先发展的项目和投资的方向和数量。同时，政府的咨询机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以及一些专业性的咨询和顾问委员会也吸收了相当多的压力集团代表参加，他们根据各自集团的立场和观点，影响政府对法律、法令和规则条例的制订。除此之外，压力集团还从外部用各种手段对阁员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施加压力和影响，例如1976年，反托拉斯法案在内阁会议讨论前，压力集团与政府有关官员在内阁走廊上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紧张谈判。
法国压力集团通过庞大的宣传网和巨额的金钱资助，积极干预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
1973年的立法选举、1974年的总统选举和1978年的立法选举中，法国雇主联合会都明确表态反对左翼联盟并资助多数派候选人。据估计，在立法选举中，参加竞选议员的每个候选人至少要花几万到几十万法郎，而总统候选人的花费更是惊人。当然，候选人自己付不起这笔巨款，除了靠各党筹集资金，各种人士和企业捐助外，就是由雇主联合会和其它一些压力集团资助他们看中的候选人。
法国压力集团在议会的活动极为活跃。法国雇主联合会专设有立法局来处理与议会的关系；压力集团还以金钱贿赂议员，在议会走廊上进行频繁活动以改变议员的看法，与议会内各个常设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进行接触，力图通过或阻挠某个提案或法律草案。例如，当1965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瓦隆修正案（关于工人分红制度）时，遭到以法国雇主联合会为首的各个雇主组织的激烈反对，终于迫使当时的总统戴高乐宣布把它搁置起来。又如1974年夏，也是法国雇主联合会通过国民议会迫使政府收回原先提出的景气增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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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人民为纪念在伦敦出生的世界著名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一九八一年初在伦敦古老的戏剧文化中心莱斯特广场修建了一座他的全身塑像。由于全世界人民对他的熟悉和了解，塑像未刻他的姓名，只写着“一个使所有的人们都享受到欢乐的人”。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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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柏林的选举和政局
李世华
西柏林26年来的第一届基督教民主联盟市政府于6月11日组成，西柏林市基民盟主席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市议会132名议员中以69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市长。
新的西柏林市议会是在5月10日选举产生的。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遭到了执政35年以来最大的失败，只获得38．4％的选票，比两年前的上一次选举少4％，占52个议席；而在野的基民盟则获得胜利，得票47．9％，比上次选举增加了3．5％，占65个议席。
基民盟虽然成为市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仍未能获得组成一个多数党政府所需的足够票数。在这次选举中另外两个党：原与社民党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和新起的“替代者联盟”也在议会中分别占有七个和九个议席，但他们声明不准备与基民盟联合组阁，因此最后只好由基民盟组成一个少数党政府。
基民盟和社民党力量的较量，早在今年1月社民党和自民党的西柏林联合政府倒台时就开始了。政府倒台的直接导火线是去年12月发生的加尔斯基事件。加尔斯基是西柏林一个建筑师兼业主。西柏林市政府曾为其提供担保，帮助他的建筑公司得到大量的银行贷款，但该公司终因亏损过大而破产，加尔斯基本人逃亡国外，因此使有关的市政委员受到牵连而相继下台，原市长施托贝也因失去市议会的信任而垮台。
由于市政府倒台引起的政治危机，迫使原应在1983年举行的市议会选举提前举行，随之形成了社民党力量削弱，基民盟力量上升的局面。
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据西德报刊报道，西柏林当局的政治腐败以及市政管理方面，特别是在住房、失业、外国移民等问题上，长期以来引起市民的极度不满。以一批生态保护者和各种民主激进左翼分子组成的“替代者联盟”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力量得到相当发展，在这次选举中一跃成为仅次于基民盟和社民党的第三支政治力量，对挖走社民党一些传统的选票也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执政党内部矛盾也日益深化，这些都使社民党在西柏林选民中的影响日益下降。
由于西柏林所处的特殊地位，基民盟和社民党在西柏林斗争的胜败势必会影响整个联邦德国的政局前途。今年3月，在西德黑森州地方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已有所下降；后来在该州的法兰克福市选举中，社民党又遭到失败。这次西柏林市选举成为社民党又一次失败。西柏林选举通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德政治发展的趋势，因而这次西柏林的政局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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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进行“灭鼠战役”
“一头骆驼被老鼠活生生地吃掉，只剩下一堆骨骸！”人们惊呼：“救救我们吧！我们完全被老鼠控制了，它们把我们的一切都吃光了。现在只有坐待它们来咬我们了！”近年来老鼠已在埃及成灾，尼罗河三角洲一带的大片柑橘、芒果、葡萄、椰枣等果园遭到破坏，大量的谷物、棉花、甘蔗受到严重损失。在一些村庄，饥饿的老鼠不断地袭击着家禽牲畜。小鸡、耕牛、骆驼等随时都可能变成老鼠的美餐。甚至严重地威胁着婴儿和老弱病残者的安全。
人们到处谈论着老鼠，老鼠为何如此之多？有人说这是由于修建了阿斯旺大坝后下游水量减小引起的，而在大坝修筑之前，每年洪水泛滥时就把老鼠统统淹死了。还有人说1973年埃、以战争毁坏了一些乡村和城镇，人去室空，为老鼠提供了生存和大量繁殖的机会。
目前埃及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一场为时两个月的“灭鼠战役”，并且花了100万英镑从英国帝国化学公司购买大量杀鼠剂和技术设施。杀鼠剂基本上分为急、慢性两种。急性杀鼠剂老鼠吃后半小时即死；慢性杀鼠剂含有抗凝剂，老鼠吃后引起内部大量出血，最后慢慢死去。战役首先在埃及西部、代盖赫利耶和达米埃塔三省进行。农业部和卫生部决定在这三个省的40万公顷的农田里使用杀鼠剂灭鼠，并派出大批农业技术人员下乡对农民进行现场指导，还在这三个省巡回放映如何用杀鼠剂灭鼠的电影。现在政府组织的由一万三千人参加的“灭鼠队”已投入战斗，5月中旬已在一些地区初见成效。
刘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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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棒球运动员宣布“罢工”
史达为
六月十二日，美国甲组棒球运动员协会宣布举行“罢工”。棒球发源于美国，是美国人民最喜爱的运动，素有国球之称。两次世界大战都没能终止美国的棒球比赛。然而今夏，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将为看不到精彩激烈的棒球比赛而感到失望。
在商业化的美国社会中，棒球运动也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买卖。二十六个甲组俱乐部在一个比赛季节中的收入可达三亿五千万美元以上。预计“罢工”后的一个周末的损失将达五百万美元。
罢工是由于“自由运动员”问题的争论引起的。过去，一名棒球运动员一旦参加了职业俱乐部，就等于卖身于俱乐部的老板，可以被随意转卖或解雇。运动员们把这种制度称为“棒球运动的奴隶制”。经过长期斗争，“自由运动员”制度于一九七六年得以确立。它规定，甲组运动员在参加六年比赛之后，可以成为“自由运动员”。“自由运动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条件，与不同的职业俱乐部签订合同，这使运动员的地位大大改善。俱乐部的老板们对此自然感到不满。一九八○年，他们提出了
“自由运动员补偿计划”，要求队员在离开本队参加另一队时，由另一队交出一名队员作为补偿。这个计划引起了运动员们的强烈不满。经过十六个月的谈判和调停，双方没能达成协议。为了防止罢工的出现，全国劳工关系局曾请求地方法院指令推迟实行“自由运动员补偿计划”。但这一请求遭到了地方法院的拒绝。
面对这种形势，甲组棒球运动员协会断然决定举行罢工。协会的一名代表在答记者时说：“我们碰的壁实在太多了，现在我们要站出来斗争。”
据统计，美国每年有一亿四千万人观看棒球比赛，其中到球场观看的有四千三百万人。而美国有一千万人打棒球，仅青少年棒球队就有八万五千多个。职业棒球运动员有三千多人，其中水平最高的是甲组运动员。
这次甲组棒球运动员的罢工引起全国的震惊。《纽约时报》在罢工前夕说，“巨大的运动场今夏将空无一人……”。（寄自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