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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在党的哺育下成长

党的光辉照我心
王崇伦
我是吸吮党和祖国母亲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我的今天。亲爱的祖国历尽风风雨雨,沧海桑田,今天终于走上了中兴之路。我为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有无穷的心里话要向党倾吐。
(一)
我生在鞍山,长在鞍山,在鞍山度过了五十个春秋。
由于父亲故去的早,我十五岁就进工厂当学徒,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个小时,早上顶着星星出去,晚上披着月光回来。回到家,没等吃饭,就累得躺在炕上起不来了。第二天,还得早早去上班。家里穷,买不起表,只好靠母亲听鸡叫、看星辰来掌握时间,多少个漫长的寒夜,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熬过来的。走进了工厂,也就好象走进了监狱。工厂的四周全是铁栏杆和电网,日本兵带着雪亮的刺刀守着大门,工人们象囚犯一样在厂里服着劳役。我初进厂的时候,看到那么多机器,真想一下子就把手艺学好。可是,我仅仅因为偷偷摸了一下机器,就被日本工头打得头破血流。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中国工人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以后,鞍山又从日本人手里被国民党“劫收”去,太阳旗变成了“青天白日”旗。我们劳苦大众还是照旧生活在黑暗之中。鞍山啊!你何时才能有光明?
(二)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春雷一声震天响,鞍山来了共产党。鞍山解放了,人民真正看到了光明。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有了学习的机会。党派来工厂的干部,一天到晚和工人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生活,帮助工人,教育工人,工厂变成了一个团结互助、亲热温暖的大家庭。就好象有一双巨大的手,打碎了我们工人身上的枷锁,使我们浑身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后来,新中国成立了,给我们开拓了无限的生活希望。我应该为党、为人民做些什么呢?
在鞍钢恢复建设初期,我觉得自己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但还是感到力不从心;尽管我们日夜为矿山、冶炼、轧钢等生产部门加工机械备品配件,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看着生产建设受到影响,我的心里就象着了火一样的难受,恨不得自己把自己揍一顿。这时,厂子党、团组织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就一面安慰我,一面给我出主意:“老牛上树使不上劲,猴子爬杆快如梭;光靠笨劲不行呀,得找找生产技术上的窍门……”话说的不多,但却一下拨亮了我心中的一盏灯。打那以后,我就把劲都集中到技术革新上去了。在革新过程中,党组织时刻关怀我,帮助我,我同干部、工人师傅、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在1953年,革新创造成功了“万能工具胎”。新的工具,好象给我插上翅膀,使我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四年多的任务。于是,党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报刊上也把我宣传成“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可是,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这个功劳应该归于党,是党的指引和关怀,才使我把理想变成了现实。
(三)
从解放的那天起,几十年来,党始终不渝地在关怀和鼓舞着我。党把我从一个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全国劳动模范;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了车间主任、厂长、鞍山钢铁公司负责人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我并不仅仅把这视为党和人民对我个人的信任,而是视为这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关怀、信任和期望。
当然,也有的同志这样问过我:“十年动乱时期,把你整得还轻吗?”
是呀!我不否认,至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以及我个人身上还留有那个特殊时期的痕迹和创伤。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祖国母亲的过错。国有内奸,民众遭殃。这个内奸就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他们不仅摧残了我们一大批党的忠诚儿女,也摧残了亲爱的母亲——祖国的身躯,把我们的祖国和十万万同胞推进了一场罪恶的浩劫。今天,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向太空科学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纠正错误路线,平反冤案,落实政策,调整经济,千方百计地排除四化建设道路上的障碍。
可以开诚布公地讲,当前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既处在争腾欲飞的形势之下,又处在许多困难之中。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党和祖国的儿女们应该怎么想、怎么做呢?是停滞在十年的忧伤情怀中,念念不忘地追忆自己所受的冤屈和损失呢?是仅仅着眼于面前的困难和问题,喋喋不休地说长道短呢?是抱着自己的技术和智慧不派用场,伸着指头盘算着祖国能给自己多少代价呢?是羡慕资本主义优裕的物质生活,而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失去信心呢?还是振作精神向前看,脚踏实地地做一件、两件实际工作,为祖国、为党分忧呢?我想,凡是一个有党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凡是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取后者,而坚决地抛弃前者。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封建士大夫的古仁人之心。比起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报效祖国,振兴中华”当然逊色的多。然而,更重要的,也就是人民最需要的,并不在于话怎么说,归根结底要看事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干部有没有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这要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要看他是不是做出了一两件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情。
(四)
去年8月,党中央派我到哈尔滨担任市委副书记,市委分配我负责农业和财贸工作。长期以来,我是搞钢铁工业的,对农业和财贸工作是门外汉。但是,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市委决定我分管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正是我学习锻炼和接触群众的好机会。于是,我迈开双脚走出机关,连续几十天,深入到七个区、郊区22个公社、一部分生产队畜牧场和财贸战线的许多单位,首先是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基层解决工作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还走访了二百四十多名干部、工人、营业员、社员和新老劳动模范的家庭。这不仅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受到了锻炼,而且使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多年来“左”的错误的影响十分严重,造成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着很多困难。在调整时期,国家经济有困难,人民生活要改善,这个矛盾必须妥善的解决。
根据调查和分析,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冬春两季豆腐生产上。市委同意和支持我的这个意见。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对党、对祖国、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在关键问题上挺身而出。哈尔滨道外豆腐一车间,1975年试制了一条水豆腐自动线,很多地方还没搞好,报纸电台上就给扬了名,商业部也挂了号,列为批林批孔中产生的新事物。但实际上不好使,四年来,由于跑浆严重,损失大豆16万斤,而且生产的豆腐质量不好。工人们多次要求拆除,但就是没有人敢点头,怕犯政治错误。工人们都瞅着我,一些领导干部也都瞅着我,看我怎么办?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讲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干社会主义要实事求是,既然实践证明这个“新生事物”不合理,不适用,影响生产,就拆掉嘛!封存起来,以后慢慢改进。当前主要还是要生产豆腐,老办法可能笨一些,速度低一点。但我们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要走花钱不多,速度不那么太快,但效果很好的道路。
去冬今春通过抓豆腐,我也逐步摸到了其他一些工作的症结所在。用抓豆腐的办法去抓养鸡,抓了让二百万人每月吃上半斤蛋,看来也初步见到效果。我还想抓抓鱼、抓抓肉制品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凡是人民需要的,我都尽量去抓;同样,凡是抓人民关心的事情,工作中必然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已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开拓了建国以来最稳定的政治局面,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体地落实到工作中去。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党的干部,对党负责、对祖国负责、对人民负责,就要从我作起,从现在作起,从小事作起;脚踏实地的为四化建设做几件有益的事。我想,这就是我们庆祝建党六十周年最好的行动。


第3版()
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光荣的归宿
——记几位新入党的老教授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日子里,记者访问了几位新入党的老教授。长期曲折甚至痛苦的探索,使他们得到一个共同的认识,作一名共产党员,是自己光荣的归宿。
选 择
周廷儒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新近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从1958年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后,始终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努力着。即使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周廷儒被批被斗,“特务”、“里通外国”一类的大帽子一齐向他飞来的时候,他也坚信党总有一天会为他推倒这些诬陷之词。
今年72岁的周廷儒教授,在黑暗的旧社会,目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觉得只有求学成名才是出路。1933年,他从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之后,远涉重洋赴国外留学。全国解放前夕,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正当他刻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新中国诞生了。他兴奋得夜不成寐。当他得知新中国欢迎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时,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不顾种种利诱和阻挠,于1950年元月回到祖国。
从香港一到广州,周廷儒就强烈地感到,新中国到处生机勃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此,他决心跟着党为祖国服务。
从1956年到1960年,周廷儒每年都要用一半时间参加新疆综合考察队,奔赴天山南北、戈壁荒原考察。考察队餐风饮露,夜宿帐篷。有时,一早醒来,帐篷已被大风吹倒,人几乎被埋在沙子里。他想,为了探清新疆的自然奥秘,再累也心甘。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党的事业。周廷儒称这是他最终的选择。以后,他就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四人帮”被粉碎后,周廷儒看到党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把被颠倒了的是非一件件重新摆正,喜不胜喜。他想,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没有搞垮我们的党,我们的党之所以这样坚强,这样富有生命力,是因为我们的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他坚信,我们的祖国,我们党的事业,前程似锦。1979年1月18日,周廷儒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不久,他的夙愿实现了。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努力。
觉 醒
1949年秋,在经美国旧金山驶向香港的一艘轮船上,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女性。10月1日这天,她在船上和一些归国留学生一起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腐败的国民党,但她能否团结起被人们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能否把被外国人比作‘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引向富强?”对这些,她心中还是朦胧不清的。但她抱定这样的信念:谁能治理好中国,我就佩服谁,信任谁,就跟谁走。
她,就是现在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严仁英教授。
严仁英在南开女中毕业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以后又到协和医学院学医。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到北平大学医学院任教。1948年,她得到一个美国医学团体的资助赴美国留学。留学期满时,北平已经解放。这个团体提出要她留在美国或去台湾,严仁英固辞不受,同丈夫王光超一起回到了祖国。
解放初期,严仁英参加医疗小组,为妓女治病。在那些日子里,她看到共产党禁绝妓院,解放妓女,免费给她们治病,让她们同家人团聚,组织她们学习劳动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她想,这件事说明,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党,是彻底解放劳苦大众的党。她确信,中国共产党不仅能缔造新中国,也一定能把新中国引向胜利。严仁英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
在党支部通过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报请上级党委审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成了批判的对象。她感到苦闷,但是她相信,党的政策迟早会在自己和广大知识分子身上落实的。
粉碎“四人帮”后,严仁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1979年,她又一次满腔热情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入党后,严仁英更加勤奋,立志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发出更多的光和热。
探 索
芮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董事。为了使“白首中国”变成“青春中国”,芮沐在旧社会整整探索了40年。最终,还是中国共产党帮助他找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真理。
芮沐教授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旧中国那乌烟瘴气的“十里洋场”,他看到外国列强纷纷侵入,到处逞凶肆虐,中国人到处受凌辱,他在心中怒骂:“这真是欺人太甚,天大的不公平!”毕业后,他出于爱国、救国的热望,决心学法律、走以法救国之路。他先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和德国佛朗克府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1947年,他怀着对资本主义社会万念俱灰的心情回到祖国,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授。
北平解放后,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来到北大。芮沐见到他们后,欣喜地说:“真是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的一模一样,朴素、可亲。”他确信,由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来治理中国,中华民族一定会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不久,他和同志们一道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当看到昔日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被打倒,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流下喜悦的泪水时,他感到十分高兴。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五十年代初,芮沐怀着内心的激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80年6月30日,是党支部讨论芮沐入党的日子。他思潮起伏,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对党充满了热爱。他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自己今天的进步。
追 求
“成为共产党里的一员,是我一生的追求。”全国著名儿童心理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朱智贤,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处于逆境,他对自己的追求总是矢志不移。
“西安事变”时,朱智贤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研究生。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存亡为重,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心中闪现出希望之光。他看到街头有马列主义的书籍出售,就买来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他在那时读的第一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到桂林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授。这时,他听到中国共产党担起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大任,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愤然前行、战绩卓著的消息,一次次为之感奋。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他同其他同志一道,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探索中国教育问题。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他也主动参加。他的行动激怒了反动的学校当局。他被解聘了。后经朋友帮忙,他又去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授。1947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朱智贤因同情和支持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再次被无理解聘。于是,朱智贤赴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不久,他向达德学院的经济系主任、共产党员杜国庠提出了入党要求。
1956年,朱智贤大病初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在两年后,师范大学开展了批判心理学的运动,他被插上“白旗”,定为“资产阶级分子”。心理学被全盘否定。当时,他对自己说:要相信党,相信自己。1961年,党为心理学恢复了名誉,他又向组织上重申入党的请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智贤看到党全力纠正过去的失误,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心里非常兴奋。他坚信,有这样的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有了保证。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许多人向他热情祝贺。他激动地说:“入党只是我重新迈步的一个起点。我现在所要追求的,是以垂暮之年为党的事业再立垂暮之功。”
新华社记者 安仲皇 徐光耀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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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好支书——朱万忠
朱万忠同志当选为河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传到燕山脚下的新集大队,整个山庄顿时沸腾了。广大社员群众争相传告着:“太好了!太好了!”
自1964年以来,朱万忠同志一直连选连任河北省迁西县新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些年,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群众的幸福,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那形式主义盛行、是非混淆的1974年,县委一个领导人到这个大队发表了一通“议论”:“你们发展这么多副业,就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你们如不砍掉,就是坑农、害农,更主要的是,就无法同资本主义决裂……”。朱万忠没等这位领导说完,就心情激动地说:“……俺们的副业是照毛主席‘六十条’办起来的。只要‘六十条’算数,你说啥,俺也不让砍!”接着,他讲述几年来办副业的艰难过程,并列举事实说明:发展副业后,社员生活水平从三十多元增加到八十多元,近些年副业生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的发展,最后说:“你知道,你要砍的,是俺们提高社员生活的摇钱树,你要堵的正是俺们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道儿!”
朱万忠的话使这位领导穷了词。他们的14项副业保住了,可朱万忠同志却在一次会议上挨了批评。
1977年夏,县委另一位领导人把朱万忠领到村东的山头上,下了一道指令,要他们立即动手,在新集和泉庄之间修建一个水库。朱万忠回到大队召集支委算了一笔账:修成这座水库只能浇二百多亩地,却要淹去四百亩;需要耗费几十万个工时和几十万元资金修一道长达400米的大土坝,还要搬迁一个泉庄大队。他们一合计,确认这纯属一项劳民伤财、弊多益微的败家工程,一致决定不能修。可是怎么向领导汇报呢?前几年,因为拒绝搞形式主义的“人造平原”,他挨过批评,后来他不让砍副业又挨过批评,这次会不会挨批评?但老朱却没有想这些,他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离开党性原则,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资格。”第二天他就去找领导。果然,这位领导没等朱万忠把“账”算完,就发了脾气,说他“对搞水利建设缺乏认识”,并说:“这是已经上了全县水利规划地图的工程,非修不可!”朱万忠呢,并不服软:“搞水利建设,我没意见,可是,搞这样的败家工程,说啥也不同意”。他又继续陈述修建这项工程的不利条件。他讲的有理有据,这位领导只好作罢。水库不修了,在一次水利会议上,朱万忠却当成一个“顶着不办”的典型,不指名地挨了批评。好心的同志劝他:
“为大家的事总挨批评,何苦呢!”他却说:“只要党的事业不受损失,群众利益不受伤害,就是一天批评我一百回,我也心甘情愿。”
朱万忠任支部书记十七年来,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公仆,为群众分忧,为群众解决困难。这个大队五百多户社员,谁家的门槛他都要迈迈,谁家的粮食口袋他都要摸摸,谁家没了钱,他帮着借,谁家有病人,他帮着找大夫、送医院,谁有了想不透的事,他给疏通开导……。
今年春节前,一队社员吴华东的爱人久病不愈。朱万忠和支委们常去看望,并决定由大队支给100元。到了年根,吴华东爱人病情恶化,抛下孩子和40岁的吴华东去世了。“少年丧母,壮年丧妻”这是最令人伤心的事。又正赶上过年,人没了,钱也花光了,吴华东哪有心思过年,他饭不做,炕也懒得烧,家里就象冰窖一样冷清。朱万忠和支委们又立即从公益金中给他补助45元,让他去买年货。他们的关心温暖了这个凄凉的家庭。吴华东这个连爱人去世都没掉泪的硬汉子对着朱万忠放声哭了起来。
年前,朱万忠外出办事,回家发现大女儿不见了,一问老伴,才知道是支委们考虑到他家人口多劳力少,经济困难,就趁他不在家,把他大女儿安排到县地毯厂做工去了。朱万忠赶到大队找支委们说:“你们的心意我明白,可大队五百多户,只有两个指标,怎么能该着我呢!”支委们说服不了他,只好让他把女儿叫回来。
多少年来,朱万忠就是这样,始终按照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本色。
朱万忠同志的高尚品德,在这个大队起着很好的影响;他们支部团结战斗,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们的党员队伍,是一支过得硬的骨干队伍;他们的民风端正,积极性高涨。自1964年以来他们亩产由三百多斤增加到一千多斤。社员生活水平由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三十多元增加到118元。
徐海昌 吴殿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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