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七一颂歌
怀念“抗大”的光荣传统
吴凡吾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每当听到“抗大”这首校歌的时候，总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我曾在延安“抗大”总校、新四军“抗大”总分校、分校学习、工作过六七年。今年是党的诞生六十周年，也是“抗大”（前身是“红大”）诞生四十五周年，这里写下“抗大”的若干片断，一则作为纪念，更重要的是为了怀念党的光荣传统，激励自己做好今日的工作。
我于1938年初从安吴堡专训班毕业转入“抗大”总校四期学习。由于工作需要，没有毕业，就调到“抗大”总校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工作了半年，于1939年初又调到连队当指导员。1939年是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抗大”的一年，我所在的连队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的连队。以地区分，几乎遍及全国，还有来自印尼、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以年龄来说，最小的才16岁，最大的则有56岁；拿家庭经济状况来说，其中有不少富裕家庭的“少爷、公子”，但他们不愿在大城市过着奢侈的生活，却情愿千里迢迢来到“抗大”吃苦。当时大家挖窑洞、吃小米、睡地铺、站岗放哨，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天不亮就上山开荒。1939年夏天，“抗大”总校执行军委命令开赴敌后，行军三个月，途中历尽不少艰辛困苦。每天行七八十里，有时饥肠辘辘，有时浑身被大雨淋湿；渡过不少急流险滩，爬过不少崇山峻岭，冲过层层敌人封锁线。敌人从碉堡里发射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嗖嗖地发响，随时有被击中的可能。可是，这一切困难、危险都吓不倒“抗大”同学，我们胜利地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毕业时个个服从组织分配，大家都抢着报名上前线，谁要分配在后方机关，还要做不少思想工作才行。
为什么“抗大”的同学能够不怕困难、危险？那时来自五湖四海的“抗大”同学，都有一个志愿，就是当时中华民族遭受日寇侵略，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青年纷纷自觉参加革命，投奔延安。同学们有一种追求真理的强烈求知欲，背包当板凳、双膝当书桌，夜晚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如饥似渴地读着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记笔记，勤奋自学，热烈讨论。由于大家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很快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即为了人类历史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应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为革命贡献出一切。正是因为树立了这一革命人生观，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和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给“抗大”同学作报告、上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这些报告、讲课对“抗大”学员提高思想觉悟，奠定革命人生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年“抗大”的同志关系非常融洽。“抗大”学员可以同副校长一起打乒乓球、赛篮球。指导员同团政委一起促膝谈心，有时还互相开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下级对上级布置的任务却坚决完成，不讲价钱。我们连部在行军中有一匹马，平时驮着连部的文件箱及连长、指导员的行李，但也给病号骑。一人有病，全班同学都关心照顾，大家抢着扛枪、背背包、送病号饭。
同志之间，政治上更加互相关心。谁要发现一个同学有了缺点或错误，就满腔热情地给他指出。在小组政治生活中也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充满着同志间真诚的情谊，既没有伤害同志的自尊心，更不会形成成见耿耿于怀。对于共产党员，要求更严格，谁要是模范作用不够，比群众表现差，到党的小组会就会不客气地向他批评指出。正因为在这种政治生活中互相促进，大家都进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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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大”在抗日战争年代里，培养、教育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干部，他们无论在抗日战争年代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有的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如今，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着四化的伟大事业，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抗大”虽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但它的光荣传统乃是我党光荣传统的一个侧面。在新的长征中，我们怀念您，“抗大”的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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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君子可欺以其方
季青
《孟子》上有一个故事：有人送给子产一条活鱼，他命手下人拿到池塘去放养，此人把鱼拿去吃了，却说鱼已放入池塘，并就此进行了一番描述，使得子产信以为真。而那人便得出结论：“君子可欺以其方”。
几年前，一个在大学任教多年的教师，为家庭牵累，调到某县一个小学教书。“四人帮”垮台后，他接到了教育部的信说：“你的问题已转某省教育局解决。”等待一年多，他又收到了某大学人事处的信说：
“欢迎你来校工作。”然而，时间又一个月一个月地空过去了。于是，他找到省教育局，一面介绍情况，一面出示了教育部和某大学人事处的信件。听到的回答却是：“某大学缺乏师资，我们知道。可是目前他们已超编，人调不出来。你如果愿去该大学可以，但只能你自己去，不能带家属。”当然这又是委婉的推托之词。他已经打算告辞了。省教育局的同志提出新方案：“某学院也很需要人，又没有户口问题，你去吗？”他又信以为真。某学院知道了此事，马上就去省教育局联系，当事者却闭口不谈此事，只说省里不好到某县里要人。如此这般推来推去，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这不是新的“君子可欺以其方”吗？只不过受欺者不是一个封建士大夫，而是党培养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是他那为四化多出点力的愿望，是他那寻求报国之门的一片赤诚。欺人者也不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卑微小吏，而是堂堂省教育局的一个人事干部。有个作家说过：“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天真的。”这种天真不正是对党忠诚老实、对社会主义祖国衷心热爱的表现吗？相信党，依靠组织，不正是一个革命者赤子之心的表现吗？难道这样的天真是应该欺骗、能够欺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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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语说文
想起在清华学习语文
郑林曦
今年4月26日，母校清华大学举行七十周年校庆。因事未能去参加。心中憾念，不禁回想起从1934年秋到抗战爆发在清华中国文学系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些往事。
以著名新文学家朱自清教授为系主任的中国文学系，不仅重文学，也重语言文字的教学。近读自清师最后两个月的日记，临逝世前还在努力编语文教科书，写《论白话》文章，一生对中国语文的研究是很有贡献的。他当年亲教我们一班的国文和习作课。他人很温和，就是对学生也常说谢谢、对不起；可是授课改文，要求却很严格。当时语言专业的教师队伍，学术水平高，教学力量强。杨遇夫先生讲文字学，王力先生讲音韵学，唐兰先生讲古文学，闻一多先生教楚辞，也颇注重古词语的考证。那时的清华学风，有一种朴实认真但又清新自由的空气，学生如果肯学，确实能学到一点新的东西。这新就新在能把当时较先进的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知识介绍进来；老师带着学生，一同运用现代科学来探索解决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问题。王力先生当年正是一位年富力强、循循善诱的讲师。他给我们讲《中国音韵学》，“首以玄虚之谈为戒”（《自序》），而是集王国维的准确考古和赵元任的精细辨音的传统功力于一身，踏踏实实地带领我们一班青年走进现代语言科学的大门。在名师的辛勤培育下，不少同学学有专长，在语文研究上各有成就。其中有几位同学还远在美国和台湾。在欢庆校庆七十周年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和祖国的师友通信讨论，共同用清华那种科学精神、清新学风为振兴中华的语文研究作出贡献。
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清华同学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记得是革命的学生会改组了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部，由中文系同学蒋南翔任总编辑，我也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大约是1935年，我们就在这个刊物上介绍和宣传新由苏联传入国内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那时还和别的学校的学生一起组织了北平新文字研究会，出版了《新文字》半月刊。它的编辑部和通讯处都设在清华。这个刊物的影响不仅及于华北和国内，而且远及海外。郭沫若先生那时在日本收到两期《新文字》半月刊，花了五分钟工夫读懂了上面的新文字诗歌，并在1935年12月写了一篇《请大家学习新文字》，发表在留日学生的刊物上，起了很大的推广作用。1937年，为了扩大新语文运动的圈子，团结一些持中间态度的教授讲师，我们曾筹备组织清华语文学会，并打算举行文字改革资料展览。“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同学们投身抗日和革命的洪流；不久北平沦陷，这些活动当然就停止了。然而，清华学生新文字运动的这一方面，今天把它写出来，也许可以给校史和文字改革运动史作一点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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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区速写
田野
绿化绿色的树，绿色的林，从山脚一直绿到山顶；流水也染上浅浅的绿色——因为它映照着山的倒影。绿色的叶，绿色的草，密得连路都遮住了；只有那守林的人知道——因为他在树干刻有记号。
山路大山让出一条公路，夹道是新栽的树。阳光自天而降，深谷中飘着炊烟、薄雾。村姑赶集归来，背篓里装着花巾、新书，客车里吐出欢笑的人群，消失在密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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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爱国主义精神在闪光
——看话剧《芨芨草》随感
潘絜兹
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七场话剧《芨芨草》，异常激奋。它把我带回那遥远的年代，唤起心底久已埋葬的记忆。
四十年代，长夜如磐，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民族文化在危难中。为了保卫祖国神圣疆土和每一寸解放了的土地，也为了保卫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人民在进行军事、文化两条战线的殊死战斗。前一条战线是残酷壮烈、有声有色的；后一条战线却是无声的，没有硝烟炮火，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甚至不被人所觉察，但实质上一样艰难，一样要付出巨大牺牲。我们的人民在这两个战场上所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高度。当然，在时代的涡流中，也有沉渣泛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呈现了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
《芨芨草》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它选择抗战大后方的一群知识分子——考古学者、画家和青年艺徒，表现了他们在艰苦岁月、艰苦环境里的艰苦斗争，歌颂了他们为保护祖国文物的献身精神，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和对友谊、爱情的高尚情操。它不是金戈铁马的庄严史诗，而是沁人心脾的抒情散曲，正象莫高窟前涓涓清泉，清冽而又略带苦涩，流注心田。
我是含着热泪看完这个戏的。剧中人物个个都象是曾和我朝夕共处的伙伴，其中也有自己的身影。那个年代，我也和康磊、郑平一样，是一个青年艺徒，刚出校门就接受了抗日炮火的洗礼，在豫鄂前线转战三年，又流亡到了大西北，转到另一条战线上来。出于对敦煌艺术的向往和热爱，我象古代虔诚的求法僧，经过两年的茹苦奋斗，终于到了莫高窟这座东西方艺术奇妙汇合的艺术圣殿，命运把我们这一小伙天南海北的人联结到了一起，共同负荷起力所不及的保护和研究敦煌文物的重任。正是这一段经历，这出戏才在我的心中激起那么大的回声。是的，这不是在前线杀敌，可也是在保护我们民族啊！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一个不能保有自己文化的尊严的民族，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但是，当时的处境多么困难，既要防止流沙、烈日、塌方等自然力的破坏，还要对付那些附庸风雅的官僚、军阀以及兵痞、无知香客等的滋扰。象鲁司令、曹副官、董雨田那样的人物，都似曾相识。而自己队伍里也曾出现过骗子、败类，乃至因不耐远离社会、远离大城市生活竟至抛弃自己亲人骨肉的弱者。类似陆云石的遭遇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比比皆是。险风恶浪，接踵袭来。《芨》剧所展示的许多催人泪下、发人深思的情节，都可以找到现实的依据。贯串全剧的是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民族危难中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忘我牺牲的高尚品格，归根结底是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沉的爱。陆云石、向建、苏孟、关思明等人物身上闪发的思想光辉，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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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花儿代代盛开〔宣传画〕 哈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