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建设小城镇的战略意义
易之
积极发展小城镇，有计划地建设好小城镇，是加快农业发展步伐、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性问题
三十一年来，我国城市发展很快，城市建设成绩很大，但有一个方向性问题：重大轻小。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解放初期只有5个，现在增加到15个。目前42％以上的城镇人口和5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集中在43个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里。1979年一个上海市的工业总产值就相当于西南、西北九省、自治区工业总产值的总和。辽宁省的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五大城市就集中了全省城镇人口的76％和工业总产值的72％。同大中城市迅速发展相比较，小城镇却显得冷冷清清。许多原来很热闹的小城镇，现在房屋缺旧破漏，道路泥泞坑洼，桥梁失修，古迹文物遭到破坏。有的农村集镇事实上已变成了一般居民点，直到最近几年才重又活跃起来。忽略小城镇建设，是我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失误。
“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代中期关于城市建设方针问题提出的重要的意见。当时，小城镇建设已经欠账很多，可是，在这以后，这个正确的意见也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这里，除了十年内乱，无暇顾及以外，主要是我们对小城镇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及在经济工作中推行了一套“左”的政策。
在五十年代，我们为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割断了农民同私营工商业的联系，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来取代，这是必要的。但是，因为统得过死和渠道单一，使城乡物资交流发生了某些堵塞。发展到后来，在农村里“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单纯种粮食，限制多种经营。同时，在城镇，又长期是国营商业的“一统天下”，小商小贩和其它个体劳动者都予以取缔。集市贸易也是常常关闭，即使开放，也限制得很死。就是这样，小城镇还常常被人指责为“资本主义的黑窝子”。总之，“左”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使小城镇变得冷冷清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建设了不少新工矿区。特别是开展大、小三线建设以后，不少工厂从大城市迁入内地，搬到农村。新工矿基地在建设过程中，本来可以陆续形成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小城市，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注意新工矿区的城市建设，却去搞什么“山、散、洞”，这个车间摆在这里，下道工序的车间却摆在十几里几十里外的山洞里，职工住宅也要同农民房屋交错安排，结果，弄得生产、生活两不便。
此外，还有一个管理体制问题。小城镇建设的领导，一直处于“省委管不到，地委排不上号，县委管不了”的状态。不少小城镇是地、县、镇或县、社、镇三级机构所在地，有的还驻有中央、省、地等所属单位和军事单位。单位多，各有自己的领导系统，没有一个机构把小城镇的工作统一管起来。农村集镇长期被认为是“消费场所”，既无明确的建制，又没有归口管理的部门，集镇建设基本上处于无人过问状态。
大城市是国家或省、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大城市要有相应的发展，这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大城市决不能无限制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设施，远比美、英、日本等国落后，可是，我国若干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却是世界罕见的。据统计，目前东京每平方公里居住着15，500人，莫斯科9，500人，伦敦9，000人，巴黎8，600人，华盛顿4，000人，而我国的上海市区高达42，000人，北京城区高达12，000人。工业在业人员占整个城市在业人员的比重，华盛顿只有3％，外国首都比重最高的是巴黎，也只有30％左右，而北京却在40％以上。人口和工业无限制地向大中城市集中，已经给环境保护、住房、交通运输、水电和生活物资的供应，生产上的供、产、销平衡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难于解决的问题，对战备和防震更十分不利。
为着控制大城市规模，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小城镇和卫星城。西德著名的鲁尔工业区，人口600万，面积4，600平方公里，担负着西德80％的煤炭和70％的钢铁生产的任务，但全区只有四座中等城市，其余密布全区的都是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小城小镇。国土面积不过四万多平方公里的瑞士，建设了3，050个小城镇，全国66％以上的人口住在小城市或小城镇里。从1970年到1975年，美国人口增长4．8％，而住在小城镇（人口在2，500到25，000之间）的人口却增长了7．5％，住在最小城镇（人口在2，500以下）的人口增加了8．7％。罗马尼亚近年来推行乡村城镇化的政策，全国已有269个人口在3万以下的小城市，计划从1981到1985年再在140个乡建设“农工城市”。有计划地加强小城镇建设，现在也尖锐地提到我国的日程上来了。
小城镇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小城镇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大中城市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
第一，小城镇能够容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控制大城市规模。
我国是一个人多耕地少的大国。按人口平均，每人只占有耕地一亩五分，仅相当加拿大的十七分之一，美国的八分之一。一些人多地少和农业机械化搞得比较好的地区，前几年就出现了劳动力多余。据不久前的典型调查，随着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劳动积极性显著提高，有些社队一下子就多出30％的劳动力。可以预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开展，用不了多久，我国农村将有成亿的劳动力多余出来。怎样安置多余的农村劳动力，这是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个极大问题。就按一亿个计算。如果这一亿个多余的劳动力都涌进现有的大中城市，现在的大中城市的人口就得成倍增加。如果新建大城市来安置他们，就得新建一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才容得下。如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把家属也带进城来，那就新建一百个特大城市也容纳不了。显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主要是在农村就地安排。
把小城镇建设起来，是就地安排农村多余劳动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据调查，浙江省鄞县最近四年在53个小城镇办起了一千七百多个社队企业，从业人员10万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三分之一以上。不仅使本县农村多余劳动力都有活干，而且还接收了来自宁波、上海等城市的一万多名知识青年。现在全国有三千三百多个设镇建制的镇和未设镇建制的县城，五万三千多个公社所在地的农村集镇。设想每个现有的小城镇平均只要安置1，000人就业，全国就能安置几千万人。如果小城镇再增加一倍，这一亿个劳动力就都能全部安置下来。在大城市周围建立若干卫星城，大城市每年新增加的待业青年，除了安排一部分在城区外，还可以有很大一部分安排在卫星城。这样，在我国人多耕地少的农村，不仅可以就地安置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而且还可以接受城市部分劳动力，这对控制大城市规模，将是大有益处的。
第二，小城镇是联结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纽带，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桥梁。加强小城镇建设，是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调整工业布局，改组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的战略需要。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一定要十分注意加强小城镇的建设，逐步用现代工业交通业、现代商业服务业、现代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把它们武装起来，作为改变全国农村面貌的前进基地。”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放宽和多种经营的开展，小城镇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越来越重要了。大中城市的工业品要通过小城镇输送到广大农村去，农村里的粮、棉、油、肉、禽、蛋等大宗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要通过小城镇加工或初级加工输送到大中城市里去。农民家庭副业产品和生产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后的多余产品要拿到小城镇去交换。小城镇接近农产品原料产地，有的还接近燃料基地，在不与大厂争原料的条件下，把某些农产品加工工业，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出口服务的工业、编织、刺绣、陶瓷、雕刻等手工业或工艺品生产单位，摆在小城镇，不仅有利于发挥小城镇的优势，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而且有利于调整工业布局，改变生产力过分集中在大城市的偏向。在小城镇对农副产品进行加工或初级加工，使饼粕、糠麸等副产品还归农村，做到来自自然，归还自然，有利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也能节约大量的运输能力。在名胜古迹附近或风景区建设小城镇，还是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
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发挥城镇的经济中心作用。上海、天津、沈阳、广州、重庆、西安、武汉等特大城市，是带有全国性的几个大的经济中心。大的经济中心下面，有若干层次的地区经济中心。小城镇就是分布在广大农村的国民经济中最基层的经济中心。小城镇建设起来以后，可以接受大中城市企业扩散产品，举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实行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经济联合。大力发展小城镇，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改组现有工业企业的重要一环。
第三，小城镇也是农村教育、科学、文化中心。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农民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不把小城镇搞起来，就满足不了农民的要求，也不能有效地阻止农村知识分子往大城市跑。目前全国还有一些县城没有影剧院，五分之三的农村集镇没有文化站。在小城镇举办中小学、科研所
（站）、卫生院、广播站、图书馆等文教事业，是对农民施行政治思想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
对于建设小城镇的战略意义，对于在小城镇办工厂的经济效果，不能单从一个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去观察，应着重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效果和长远效果去观察。应当承认，工厂办在小城镇，单从一个单位看，一般说，是不如办在大中城市方便、省钱。但是，从全局看，从长期看，这样做，安置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改善了工业布局，使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经济结构得到合理改革，而且避免了大中城市过分膨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总的说来，是有利的，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有计划地建设小城镇
有计划地加强小城镇建设，主要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区划和城市规划，通过经济结构的改组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通过经济政策的合理调整，依靠当地的力量，逐步实现。
经济区划是根据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习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区域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所作的总体部署。它是确定工业和小城镇布点的重要依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工业和小城镇布局合理。我国耕地本来就少，但是从1957年到1977年，由于城乡建设等各种原因，全国净减少耕地一亿八千万亩，相当四川、广东、广西三省区耕地面积的总和。每年平均减少的耕地，差不多跟福建省的耕地一样多。这几年城乡建设住宅，又吃掉了一大批耕地。耕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搞小城镇建设必须十分珍惜耕地，要通过合理的经济区划和建设规划，精打细算，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有了规划，还要量力而行，按规划进行建设，每年建设一部分，逐年扩大。不能一哄而起，乱拆乱建。
在小城镇发展经济事业，主要是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近期内，特别要着重发展投资少、收效快而又劳动密集的集体商业、手工业等。据1979年调查，全国农村平均一个公社才有一个饮食店，三个公社才有一家旅馆，平均一个县不到两家照相馆，群众生活很不方便。在小城镇大量发展各类商业、服务事业，花钱既少，又有利生产、生活和安置就业，可以一举多得。
在小城镇安置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尽可能采取亦工亦农的形式，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工，吃粮在社队，家居附近农村。这样，国家不增加吃商品粮人口，不需要在城镇为他们增建住宅，增加公共交通和其它生活服务设施。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拿出钱来资助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资金主要靠小城镇自力更生和地方财力来解决。发展经济，开辟财源，是我们筹集建设资金的一贯方针，搞小城镇建设也应当是这样。近年来，江苏等省小城镇建设搞得较好，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带动起来的。目前农村集镇建设费用，主要依靠社办企业利润提成和收取集市贸易服务费用来解决。黑龙江省已有三分之一的公社所在地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小城镇，他们解决小城镇建设资金问题的经验，就是从社办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集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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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
杨启先 项镜泉 刘振廷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当前要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在突出的地位。
就发展工业消费品生产来说，第一，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消费品生产发展。当前，要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在资金、厂房、设备、场地、原料供应以及技术力量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困难，必须有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援。特别是重工业部门要大力促进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一是将一部分目前生产任务不足或者没有任务的企业，直接转产工艺相近的短线和缺门消费品；二是为轻纺工业生产搞协作配套，增产各种适销对路的名牌产品；三是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节油、节电、优质、高效的技术装备，帮助轻工业搞好技术改造；四是为轻工业提供量多、质好、价廉、品种多样、规格齐全的原材料。
第二，认真抓好工业企业的整顿、改组，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大力加强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生产经营组织合理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是推动经济前进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过去，我们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一是企业管理体制和组织很不合理，大而全、小而全，地区、部门、行业分割，经营管理混乱，生产点多面广，互不协作，造成许多大量需要的产品，生产批量小、质量次、成本高，人们不欢迎的杂牌产品充斥市场，人们喜爱的名牌产品却上不去。二是过多地把力量用于铺新摊子，挤了必要的维修改造和挖潜革新，造成原有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厂房拥挤，生产、生活设施欠帐很多，经济效果也很不好。应当抓紧经济调整的时机，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准备、有步骤地搞好企业改组，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联合体和专业协作网，积极开展职工的技术培训和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切实改进经营管理，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和市场预测，使我国企业的经营组织水平、生产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要根据群众的购买力水平和市场需要，合理调整消费品生产的内部结构，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产量。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情况看，随着城乡居民货币收入的增加和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品需求结构也必然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对吃的消费品需求质量提高，比重下降，对用的、住的、穿的需求比重上升，对各种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品种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应当按照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来合理调整消费品生产的内部结构，认真搞好消费品生产的全面安排。发展各种高级耐用消费品固然重要，但是，它们在消费品生产总量中，毕竟只是一个部分，而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各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则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只有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注意安排好传统的和现代的、高档的与中低档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大商品与小商品、不同品种与不同花色的各种消费品生产，才能很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各种需要。
第四，坚持质量第一。这是保证我国消费品生产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提倡一个东西，往往一哄而起，盲目上马，不计效果，不顾质量，一边生产，一边积压，一边削价处理甚至完全报废。我们一定要汲取这样的教训，防止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新的损失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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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研究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紧急时刻召开的。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加强了对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推动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一面直接出兵干涉，以武力阻挡革命的发展；一面分化革命阵营，在革命阵营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破坏革命。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屠杀。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以武汉为中心的反帝讨蒋的群众集会，遍及广大城乡，工农群众运动继续高涨。这时武汉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所谓左派开始攻击工农运动过火，压制工农运动。
陈独秀坚持“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他放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采取了一系列的妥协和让步。他不仅不去领导工农运动深入发展，反而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从党的1926年底的中央特别会议以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严重危害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
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制定今后的方针政策，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是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小礼堂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夏曦、苏兆征、向警予、蔡畅、杨之华、张金保、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述之等80人，代表着五万七千九百多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等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闿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
“五大”的正式会议是在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举行的。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整个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并且为以往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如对革命发展方向问题，提出了“向西北发展”的逃跑主张。
对陈独秀的错误，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在大会前和大会中进行了抵制和批判。瞿秋白1927年2月写的著名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印发给出席“五大”的代表。瞿秋白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错误，指出工人阶级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不是“天然”就有领导权。他还批判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
蔡和森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妥协退让的错误，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资产阶级和地主分子随时可能用4月12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
毛泽东为了抵制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1927年1、2月间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热情地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并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意见，同时，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这些意见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没能提交“五大”讨论。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报告。
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作出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上，陈独秀对其错误进行了一些检讨，并表示接受大会的批评，他仍然被选进中央领导机关。当选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29人。大会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李振瀛、袁达时、林育南、吴雨铭等11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组成政治局常委和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担任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秘书长的职务。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及其危害，在组织上又把他重选上党的领导岗位。大会虽然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有所认识，但是对于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汪精卫反革命集团没有认识，完全丧失了革命警惕，因而也不可能提出挽救时局的有力措施。结果，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姜华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