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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前进
何祚庥
我们党走过了60年的路程，中间也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所有这些弯路，包括十年动乱在内，都只是一个很小的曲折。我们在经过了一些挫折以后，辨清了方向，能够大踏步前进了。这一点，有些外国人比我们的一些同志看得还清楚。最近我们接触到一些外国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会有一个大发展，理由是我们党已经把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改过来，并且已经很快见效了，这样发展下去前途是很乐观的。但我们自己的一些同志反而信心不足，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我们党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艰难险阻，走上坦途，就是因为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极少数人，从一些局部的事情，从某个阶段的问题，得出一种错觉，似乎觉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不灵了。他们主要是没有从整个历史发展的高度看问题。从整个人类历史看，马克思主义出现后的一百多年中，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我们党走过的道路看，马克思主义也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一旦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当初马克思主义刚传到中国，在我们党还没有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等一整套适合国情的做法的时候，大家的思想也是混乱的。但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不灵。现在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更好地结合。社会主义的方向确定无疑，但路具体怎么走，需要我们自己摸索。可以说，三中全会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真正开始结合了。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时间还只有两年多，整个国家的面貌开始改观。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
现在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越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同志，越是对旧中国知道得多的同志，越是同共产党打交道多一点的同志，无论党内的党外的，对我们党和国家都是有信心的。（钱学森同志插话：前不久《人民日报》登了一篇介绍中国近百年史的文章，效果很好。清华大学有的学生就对我说：“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些，你说资本主义不好，为什么不在中国试试看？一学历史，才知道已经试过了，行不通。”）我们要从大的方面，从历史的观点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认真总结经验，明确前进的目标。（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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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受到党的信任无尚光荣
马世骏
党报举行座谈会，请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谈感想，谈谈希望，来迎接党的六十岁生日，这种方式很好。
我们许多年纪大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虽然在思想上、生活上和自尊心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挫伤，而在四化建设中依然兴高采烈，干劲很足。这是什么道理呢？结合我个人的体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亲身经历了旧社会加给他们的痛苦，对新旧社会有更深刻的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到了当时“金元帝国”的富强，恨自己的国家不争气。抗美援朝时我正在美国，看到“小米加步枪”顶住了世界上第一大强国，从内心里感到扬眉吐气，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二是五十年代初回国后，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周总理的勉励中，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当时正处在三反运动后期，对大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使人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无私和社会上的廉正风气。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之后，我对中国共产党更产生了崇敬。这两种背景所构成的思想基础，坚定了我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心。这种思想也正是我国绝大部分年纪稍大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本质，也是他们经得住挫伤与考验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党能够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团结在周围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座谈会上，对科学家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这是党中央对科技人员的无限信任，我们很受感动。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指出我国工农业建设要靠政策，靠科学。这二者是互相联系的，没有正确的政策，科学发展不起来，当然也就靠不上。回顾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政策（包括经济建设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大变了三次，科学事业也随之三起三落。打倒“四人帮”以来是第三次起。每次起落都与知识分子政策有关，都与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关。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实事求是地了解国情、民情，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产生出来。过去我们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方面的失误，就是由于未充分了解国情、民情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今天这种不真正了解情况的状态，在某些省、某些地方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盼望这种情况能够迅速地改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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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没有党就没有我们女科学工作者的今天
林兰英
我曾经在美国从事过科学工作，五十年代回国后又一直在科研岗位上，两相对比，感触很深。
在美国，自然科学家人数很多，但女科学家却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妇女在科技界备受歧视。我在美国时，同我在一个公司工作的有一位美国女科学家康威尔女士，研究杂质散射很有成就，搞半导体的人都知道她。但她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受到男同事的排挤，只呆了一年就被迫离开了。后来还有一位搞发光物理研究的美国女科学家，受男的排挤也很厉害。西方社会表面上尊重妇女，出门让妇女先走，那是表面一套，表里不一。我回国时，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不愿意在你们这里受双重歧视。我是女的，你们科技界歧视妇女；我是黄种人，你们美国歧视有色人种。我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主人呢？！为什么要在这里寄人篱下，受双重歧视呢？！”回到祖国后，体会更深，在我们这里，不管在哪条战线，党一向非常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希望妇女真正起到半边天的作用。在科技界，女科技工作者的队伍成长很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1955年时女委员只有一名，现在增加了14名。当然，我们女同志自己努力还不够，还没有真正起到半边天作用。党对我们的关心和培养，我自己是很受感动的。
我1957年回国时，我国的半导体技术基本上是空白，二十多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原先我研究固体物理，回国后党让我搞半导体材料，我是边干边学。我在半导体材料方面能够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是同党对我的多年培养分不开的。党的教育培养，不仅使我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提高，而且在科研工作的方法上对我有很多帮助。
记得刚回国时，让我负责一个课题组，指导十几个人。我愁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一次听少奇同志的报告，他说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群众路线，对我启发很大。从负责十几个人的一个组，到负责一百多人的一个室，又到一千多人的一个所。虽然我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离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处处体现了党的关心和培养。我自己在两种社会的几十年的经历中，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我们女科学工作者的今天。（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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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向党汇报
徐冠仁
1956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回国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时，正赶上我国制订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规划中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列为重大任务之一。我选择了原子能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研究方向，是想用先进的核子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农业科学研究，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促进农业现代化。我们有三个明确的战略目标：第一，在北京建立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原子能在农业上应用的研究中心；第二，在全国范围建立一个原子能在农业上应用的科研体系；第三，原子能应用从种植业起步，推广到农、林、牧、副、渔的各个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60周年生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党汇报：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们的工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手抓科研，一手抓培训干部。现在，在北京已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原子能在农业上应用的研究所；在26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原子能在农业上应用的研究所或研究室、组；原子能技术除在种植业研究中有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外，已经向畜牧兽医、林业、水产等大农业的其它方面发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在庆祝党的70周年的时候，争取我们这个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到党的80周年生日时，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我相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会有一个高水平的原子能在农业上应用的科研体系，走在世界的前列。（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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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要在全党普及科学知识
沈鸿
我们党对科学事业一向是重视的。早在延安时代，就创办了自然科学院，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那时候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在那样穷的地方，对科学事业应该说是重视的，起步是很早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后来的步子迈得不大。我认为，有两条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一条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前政治运动太多，运动一来就把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都冲乱了，有时能使工作一下子倒退多少年。现在中央已经明确宣布，再也不搞那样的政治运动了。我举双手赞成。只要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贯彻下去，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下去，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发展得很快。
另一条经验教训，是要在全党普及科学知识。以往由于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不懂科学，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举个例子：“文化大革命”中，建一个汽车制造厂，来了一位领导干部，工作努力得很，就是不懂得汽车是怎么造的。他要造“政治汽车”，把知识分子都骂走，把设计好的图纸说成是“教条主义”，结果浪费了多少钱，造出来的“政治汽车”不能用。这几年类似的情况还是有的。有一位同志到外国跑了一圈，把外国的技术说得好得不得了，把中国的设备制造力量贬得一无是处。我问他你看过国内的几个工厂没有，他说都没有去过。缺乏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知识，这样指挥建设，即使愿望是好的，也难免办错事、蠢事。我们有五百多万科技人员，人数也不算太少，问题是要好好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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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站岗一分钟，负责六十秒”
——记交通民警、共产党员臧仲元
东四，是首都交通繁忙的街区之一。在这里值勤的北京市交通民警标兵、共产党员臧仲元，去年一年纠正交通违章六千四百多起，却没有和群众发生过一次争执和纠纷。
当我们在东四交通中队见到臧仲元时，这位脸色黝黑的中年民警却腼腆地说：“这没什么可夸的。我们纠正交通违章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保护群众的安全，而不是单纯地去管别人。所以，应该做到站岗一分钟，就要对人民负责60秒。其实——”他不好意思地说：“刚开始工作时，我也闹了不少别扭。”他才走上工作岗位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刚刚接触到的文明执勤、礼貌纠违的好作风被破坏了。那时，他经常同群众争执并被围。粉碎“四人帮”后，文明执勤、礼貌纠违的好作风又回来了，他感到自己的工作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
臧仲元说：“礼貌纠违，表明我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正如毛主席、周总理早就指出的，这不是芝麻问题，而是西瓜问题。”有一次，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工人急着上班，违章在快车道上行驶，被臧仲元叫住。臧仲元走上前，敬了一个礼。青年工人双手抱肩，说：“错了，我就承认呗”。臧仲元耐心地向他解释违章的危险，并按规定罚款。这位青年翻了翻眼说：“没钱！”臧仲元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元钱，说：“为了不影响你上班，我先给你垫上钱，以后你还我。”青年不觉一楞，定睛一看，臧仲元亲切和蔼毫无恶意。他脸红了，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交给臧仲元。
“过去总觉得要设法让别人服我。在工作中我慢慢懂得了，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对人民负责，就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一天上午，一个工人驾着小货车由东往西，在他的前面还有一辆无轨电车，挡着了臧仲元的视线。快到路口时，正好绿灯变红灯。结果，货车停在停车线外。臧仲元凭着过去的经验，估计他是在红灯亮后超线的，就把他叫下来询问。问了以后，他才知道，在红灯亮前就进线了，只是由于自行车在前面挡住过不去。这时，周围群众停了下来，许多眼睛望着臧仲元。臧仲元毫不迟疑地向那位工人敬了一个礼：“对不起，是我判断错了！”那位工人原想要闹一场纠纷，没想到民警同志这样痛快地承认了错判，连忙说：“不，不，你也是为了对我负责。过去总以为民警管群众，有理无理也要训几句。今天你的态度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以后我也得注意，看见红灯，一定想法停在线后。”就这样，可能发生的一场纠纷避免了。
责任心强，眼光就敏锐。1979年春天的一个中午，臧仲元来到沙滩路口的岗楼下，帮助值勤民警维护交通秩序。那天路口流量不大，但他仍然严密注视着从自己眼前经过的每一辆车。突然，他的眼光穿过一长串车辆，落在其中的一辆草绿色吉普车上。车的轮子不断地左右摇晃。他立即判断：不是酒后驾车，就是非司机驾车。车到岗楼时，恰巧红灯亮了。吉普车轮子又摆动了几下，便生硬地停了下来。臧仲元一个箭步跨上去，打开车门，让司机拿出证件检查。那人痴呆地望着臧仲元，嘴唇有些哆嗦，吞吞吐吐说：“我不是司机……车是偷来的……。”臧仲元发现他神情不对，为了防止他突踩油门跑脱，立即把他拉了下来。经与有关部门联系调查，才知道开车人是从河南流窜来京的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在北京站盗窃了一辆吉普车后，一路上闯过东单、灯市口、美术馆等六个路口，都没被发现。人们纷纷赞扬臧仲元为保证社会安全作出的新贡献。在群众的要求下，市公安局为臧仲元记了三等功。 新闻研究生 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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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则的带头人
——记沙市印染厂党委副书记丁启秀
湖北省沙市印染厂党委副书记丁启秀同志以身作则，处处带头，受到党员和群众的赞扬。
丁启秀同志解放前在上海一家纱厂当童工，解放后当工人，上大学，入了党。她在上海、北京印染厂任技术员期间，以实干巧干闻名，曾多次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69年调沙市担任印染厂党委副书记、工程师兼厂长以来，她和厂里的干部一起，用模范行动带领群众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丁启秀同志认为，“正人”先“正己”，要求职工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她胃下垂12厘米，还有贫血的毛病。但她不顾自己的病，保持了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作风。从1975年以来，几乎每星期天都在车间里搞“义务劳动”。去年一年，她没有休息过一天，坚持早上班，晚下班，一直在厂、车间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去年3月份，厂里赶做花样布，准备参加全国展销评比，她亲自蹲到设计室里抓进度、抓水平、抓平衡、搞评比。这时，她患了感冒，发高烧，加上胃病复发，疼得她直不起腰。同志们劝她回家休息，但她仍然废寝忘食地同工艺人员整整干了一个半月。在她的组织领导和模范行动影响下，终于使190士林蓝布荣获全国名牌，三种花布被评为全国优良品，12种花布被评为全省优良品。今年3月5日，二号热熔染色机出了毛病，检修人员存在着互相依赖思想，说什么“要修好需要40天的时间。”丁启秀发现后，立即找检修人员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那些同志很快地投入检修工作。经过两天苦战，使生产恢复了正常。事后，大家深有体会地说：“不是丁厂长抓得紧，我们将会耽误38天的生产，影响产量190万米，产值达760万元。这个帐一算，真感到后怕啊！”
丁启秀同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党的原则。去年11月16日，厂工会负责人瞒着党委，擅自决定将厂里次品的确良坯布分给全厂每个职工15尺。丁启秀同志发现后，认为这是严重地违犯国家政策的行为。她及时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并作了检讨。事后，厂党委作出了按政策收布票、收钱的决定。同时，厂党委积极向广大党员、群众进行政策观念和纪律观念的教育，使大家提高觉悟，纷纷地交了钱和布票。
丁启秀同志处处给群众做出表率，及时解决和处理党员、群众的一些问题，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去年，这个厂的总产值是2．34亿元，比前年增长26．73％，利润总额是2，405．87万元，比前年增长39．36％，一年内赚回一个半厂。
本报通讯员 林世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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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局长退休以后
共产党员邵伯文原是黑龙江省合江地区粮食局局长，今年77岁了。1964年退休至今，他不愿过安逸、清闲的生活，却努力为党、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刚退休不久，街道的同志来请邵伯文帮助搞些工作，他满口答应。早晨扫胡同，晚上参加安全巡逻，平时调解邻里纠纷，帮助生活困难户，件件事他都热心去做。以后，他看到一些家庭妇女没事干，张罗着办起了一个街道被服厂，既方便了群众生活，又增加了居民收入。一次，他无意中听说有一家粮店缺更夫，转身就来到那家粮店，当了一年多更夫。粮店要给他补助费，他说，除了退休金，我一个子儿也不收。以后，局机关院里盖起了招待所，缺个记帐的，邵伯文又当了记帐员，还兼管局机关报纸收发工作。
有不少年轻人不会珠算，有的营业员只能在纸上算。看到这情景，邵伯文就白天背个书包，里面装个小算盘，从这家商店串到那家商店，从这个单位转到那个单位，到处教小青年学珠算。从1967年春天开始，邵伯文义务办起了“马路珠算班”。十三年来，跟这位老局长学过的人少说也有几万人，不少人成了本单位财会工作的骨干。这些年请他去办珠算学习班的单位络绎不绝，他从不推辞，也不要分文报酬。晚上回到家里，还有一些年轻人等着请教，他挂起大算盘，又在家庭小课堂里讲课了。
1978年，邵伯文当选为黑龙江省珠算协会副理事长，还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珠算协会成立大会，被吸收为会员。群众赞誉邵伯文是个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的好干部。
本报记者 任永达 张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