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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千方百计把消费品生产搞上去
徐运北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根据经济调整的方针，轻工业的调整必须以现有企业为基础，用较少的资金，利用现有的设备，因地制宜，广开门路，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消费品生产搞上去。
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轻工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生产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轻工业有几十个行业，哪一个行业都要服从人民的需要；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不搞与人民需要脱节的生产。轻工业产品有成千上万的花色品种，每一个花色品种都应凝结着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我们通过提供产品为人民服务，产品质量好不好，花色品种对不对路，都是对人民是否负责的具体表现。
我们之所以抓“三大件”、糖、烟、酒、家具、服装、皮革皮毛、纸张等十几类大行业，就是因为这十几类大产品是当前人民所最急需的。抓起这十几类大产品，同时带动整个轻工战线的生产。我们之所以抓小商品，就是由于小商品产品虽小，却为人民所必需。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抓好出口产品的生产问题。总之，凡是人民需要和出口需要的产品，都必须切切实实地抓上去。
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追逐利润，我们发展生产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人民的需要是轻工业生产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根据这一点，才能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澄清是非，进一步肃清“左”的流毒，把轻工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前轻工业的形势很好。我们既已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就要全心全意、千方百计搞好消费品生产，把轻工业搞上去。
（一）在生产上要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国务院领导同志直接抓消费品生产，直接抓名牌产品，抓三大市，这不仅会使三大件的生产有新的突破，也将对其他行业有很大的推动。最近，上海市委确定把重工业任务不足的厂子拨给自行车厂，并制定规划，扩大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的生产。天津市委决定，从重工业划出17个工厂给三大件行业。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今年产量将比去年有较大的增长。在重点突破三大件的同时，还要着重抓好纸、啤酒、香精香料等16种产品。上海、天津要多生产高档自行车，扩大出口，扩大国际市场。北京市委在扩大啤酒生产和解决“买衣难、做衣难”的问题上，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今年啤酒和服装生产必将有很大的突破。这样，三大市从重点产品抓起，进行全面安排，将会带动三大市轻工业生产的前进。各省、区也应该从重点工业城市的名牌产品抓起，把整个轻工业生产安排好。
服装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不需要花多少资金，面料国内也不缺，只要计划安排落实，就可以很快地收效。要积极推广山东等省的办法：服装生产纳入计划，面料由纺织厂、印染厂直接供应，产品由服装厂和商业零售门市部直接挂钩。已经试行这个办法的有12个省。这项工作要作为改革工作来进行。所需面料，属于省外调进指标，由工商衔接计划，组织好供应。也可自销部分成衣。一方面提倡多卖成衣少卖布，推行面料直供，积极解决“买衣难”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多设立门市部，增加网点，开展门市零活带料加工，克服怕麻烦的思想，改善经营管理，切实解决“做衣难”的问题。今年内要有显著进展，并为二、三年内彻底解决“买衣难、做衣难”问题打下基础。同时，要提倡多出口服装，少出口布，积极扩大服装产品的出口，为国家多创外汇。
家具行业，国务院准备增拨一批木材，供家具行业专用。轻工部准备抓紧落实这批增拨的木材，及时分配到各地去。同时，希望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扩大钢木家具的生产，争取今、明年内青年结婚用的家具供应，首先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
食品工业，大有可为。京津沪三大市把发展食品工业作为重点来抓，各省区也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食品工业。
卷烟行业，国务院已决定提高烟叶的收购价格，种植面积已有增加，下半年烟叶收购情况可望好转。同时，准备对烟草工业产供销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力求从今年起，逐步改善烟草和卷烟的生产和供应，使长期以来卷烟原料困难和高中档烟少的问题有所改变。对于盲目发展、和大工业争原料造成严重浪费的小烟厂，在调整中应采取有力措施实行关停。
造纸工业，要努力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抓紧建立原料基地。
制盐工业，目前产略大于销。今后主要是搞好运输，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节约能源，有计划地发展盐化工，争取多出口。
家用电器工业，要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首先是适合我国人民目前的消费水平，积极发展物美价廉的洗衣机、电风扇、电熨斗等产品。
日用五金产品，要努力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量，特别要注意发展广大农村需要的产品。沿海地区要努力生产中高档产品，争取多出口。
塑料制品工业，要多发展一些适销对路的塑料制品，大力发展塑料包装材料、建筑材料，以便满足农业、牧业、渔业、副业的需要，以及工业配套和城市建设的需要。
工艺美术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切实贯彻日用品工艺化和工艺品实用化的方针，大力改进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包装装潢，以扩大出口量。旅游产品也要有新的发展。
轻工机械，要努力为轻工业更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服务。
（二）以质量、品种为中心，把企业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随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有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各行各业都来支援轻工业，轻工业产品的数量必将有更大的增长，质量也应有更大的提高。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轻工业出口产品也必须有更高的要求。因此，轻工生产在质量、品种上必须有个突破。要积极推广适合我们需要的新技术、新工艺，努力发展新产品，为轻工业产品质量升级换代，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作出贡献。
提高产品质量，要从原材料抓起，解决一系列问题。从当前来说，主要是要加强企业管理。关于加强企业管理，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基础工作，加强全面经济核算和全面质量管理，搞好全员培训工作等，都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要充分认识企业的特点，企业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企业中重要的是生产技术责任制、全面经济核算、全面质量管理和全员培训，要作到企业管理的好坏、产品质量的好坏和每一个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和每一个职工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人人都为创名牌、提高质量而努力，充分发挥广大职工主人翁的作用。
所有轻工企业，要进一步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提高经济效果为重点，全面整顿和改善经营管理，切实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把企业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供销工作必须有新的进展
把轻工业搞上去，一方面要把原材料供应搞好；另一方面要与商业部门加强协作，搞好产品销售工作。
解决原料的路子是很多的。例如，在各行各业都支持消费品生产的形势下，要主动争取冶金、化工、建材等有关部门增产一些适合轻工业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各地也可以用外汇留成进口一些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这样，既可以增加轻工业生产，又可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轻工部门还要积极主动商请外贸部门少出口一些原料，多出口一些成品；轻工系统各级供销部门要做好清仓利库、调剂余缺的工作，千方百计开辟原料来源，搞好回收、复用和综合利用。原材料要择优供应。从全国来讲，首先要保上海、天津、北京所需的原材料。各省、区也有一个保重点城市、重点企业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轻工业的原材料问题，必须搞好原料基地的建设。烟、酒、糖、纸、罐头、家具、皮革皮毛、工艺品等很多产品都存在着建立原材料基地问题。这是整个经济调整时期都必须作为重点抓的一个问题。现有的基地要巩固，同时要建立和发展新的基地。要把原料基地和传统的供应渠道结合起来。今后解决原材料问题，要使企业直接和原料基地挂钩，逐步固定下来，这是经济规律本身的要求。要切实解决原料基地的具体问题，保证原料产区和基地的经济利益，通过利润分成、产品返销、建立长期合同等经济办法，提高原料产区和基地的积极性，进一步把原材料基地的建设搞上去。
产品销售工作做得怎样，也是今年生产能否上去的一个关键问题。轻工部门要和商业部门密切协作，搞好轻工产品的销售。凡是商业销的，原则应当交给商业销；如果商业不销，工业就自销，而且要千方百计地销。1979年以来，轻工产品由商业统购包销改成了商业计划收购、选购和工业自销相结合以后，产销严重脱节的状况有所改善。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工业自销一部分产品，对搞活生产、搞活市场有好处。今后生产企业的自销要更多些，方式方法要更活些。我们要在加强工商衔接的同时，切实加强工业的自销工作。我们这样一个近10亿人口的大国，只依靠一个部门来包销是不可能的。
有些地区今年外贸减少收购，对此，要加强与外贸部门的衔接，尽量满足外贸收购的要求；外贸收购不了或者不收购的，争取自己组织出口。还可以搞“以进养出”，积极开展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业务。各地要有计划地加强工贸联合的试点，并注意总结经验。
（摘自《经济管理》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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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三元里前声若雷
乔还田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敌摧。”这是清末诗人张维屏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诗篇。
三元里是靠广州城北的第一个村落，离城约五里。1841年5月27日，奕山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条约的签订，使广州遭到英国侵略军的蹂躏。英军不断炮轰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焚毁房屋。侵略军还到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烧杀抢劫，奸淫掳掠，甚至挖坟掘墓，抢劫死人身上的东西。侵略军的暴行，清朝官吏无耻投降的丑态，早已使三元里人民怒火燃烧。
1841年5月29日早晨，一小股英军来到三元里肆行抢劫。菜农韦绍光等自动起来惩罚敌人，当场打死八、九名英军。其余英兵见势不妙，纷纷逃遁。
英国侵略者不甘心这次失败。三元里人民也预料到，英军肯定是要来报复的。为了迎击英军的大举进攻，为了进一步教训侵略者，三元里人民决心团结起来与敌人血战到底。在韦绍光的带领下，全村人民在村北北帝庙集会，他们以三星黑旗为令旗，对着庙里的三星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打死无怨”。
为了动员更多的群众战胜敌人，他们又派出代表到四乡各村鼓动群众联合抗英。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农民对英军的暴行早已切齿痛恨，决定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动，各乡自成单位，备大旗大锣，“一乡锣响，众乡皆出”。这样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反侵略武装。5月29日这一天，整个三元里沸腾起来了。
第二天也就是5月30日拂晓，三元里等各乡群众竖起了平英团的大旗，集合了几千人的队伍，主动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攻击，他们的目的在于诱敌深入。这时侵略军正吃早饭，突然听见杀声震天，只见手里拿着长矛、大刀、藤牌、火绳枪的人民武装，漫山遍野而来，英军司令卧乌古除留部分侵略军防守四方炮台外，率领二千多名英军向三元里进犯。农民群众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且战且退，牵着敌人的鼻子往三元里的牛栏岗走去。牛栏岗位于广州城北，离城约12里，是萧冈、三元里各村之间的丘陵地带，便于堵击围歼敌人。英军看到苗头不对，赶快下令后撤，可是已经晚了。群众将他们分别拦截包围，挥起大刀、长矛、铁锹、木棒、石块，排山倒海冲杀下来，一时满山旗帜，遍地锣声，敌人被团团围住。对于这种壮丽场面，曾经亲自参加战斗的林福祥在《三元里打仗日记》中记述道：103乡人民群众“执旗继至。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围在核心矣。”就在当天上午，人民群众歼灭英军少校毕霞等多人，生俘十余人。
下午，英军余众想逃回四方炮台，可是在撤退中，天气骤变，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火药尽湿，枪无所施”。大雨把田间小路淹没了，英军穿着皮靴，在泥泞田里难以动弹，狼狈不堪；而三元里人民，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愈战愈勇。连没有上阵的妇女，也自动做饭，送上前方。妇女老弱都前来助战。直到傍晚，英军始终未能突围出去，感到“可怕到了极点”。
5月31日早晨，广州附近佛山、增城等县共四百余乡群众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会合，十余万群众包围了四方炮台，把英军团团围住。英军头子义律率兵来救，也被围困在里面。这时面临灭顶之灾的英军只得派人向广州求救。卖国贼奕山竟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和南海知县梁星，出城到英军营中道歉，并无耻宣称：“乡民的敌对行动，当局并不知道，也没有批准，而且乡民中并没有满清官员”。随后，余保纯又采用欺骗等手段，强迫人民撤离解散。这样，英军在群众的唾骂声中仓皇逃走。
群众是暂时分散了，斗争的烽火并没有熄灭。6月7日，英军头子义律竟恬不知耻地要中国人民“后毋再犯”。广州人民也立刻贴出告示，尖锐揭露英军的罪行，并严厉警告侵略者：“若不退出虎门，自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并庄严宣告：“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即可杀退侵略者。
这场斗争的实际作用和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据统计，从5月29日至31日，三元里一带人民共打死打伤英军二百多名，使得“夷人自进虎门以来，未有如此受创者也”。（《鸦片战争》第4册第28页）一个亲自参加这次袭击的侵略者供认：“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种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亚当·艾姆斯里致威廉·艾姆斯里的信》）由于惧怕人民进一步反抗，英军不得不从广州撤退，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敢在广州附近横行无忌。
其次，这场斗争的战果并非仅仅在于打死打伤多少个敌人，更重要的是，一个所谓“落后”的民族在遭到强大的外来侵略时，敢于拿起原始武器进行抵抗，这是一种极可宝贵的革命精神。
第三，由于这场斗争遭到封建统治者的破坏，人民通过血的教训，逐渐认清了清政府和侵略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切莫忘记学习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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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方人大常委会建设
陈云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相继成立以后，在审议、决定本地区地方性重大事项、监督本级政府工作、任免干部、组织视察、处理提案以及联系代表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拥护。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下面几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
一、确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我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本行政区域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担负人大闭会期间的经常性工作，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一切重大事项。任何其它国家机关，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不能与它处于同等地位。然而，现在有一些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却尚未享有它应该享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有的地方把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政协看成是同级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兄弟单位，是平行关系。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些干部，对于来自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很不理解，认为是多了一个“婆婆”，是“找麻烦”。有的说：“党委都定了，还要人大走走形式干什么？”有的区长认为人大常委会的正常监督是
“干涉区政府的工作”。在干部任免上，有的已经公布了，还让人大常委会举举手。这说明，在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还没有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关。因此，要对广大干部进行法制教育，使他们能够正确处理地方党委、人大常委和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县以上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的领导，定期研究人大常委的工作，但不要代替和包办人大常委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执行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首长，必须向各级人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代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决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威，充分发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改善人大常委会的构成。现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从成分上看，很多委员是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如著名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的演员和运动员、工程师、教授、特级教师等。由于他们做出了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拥护是自然的。其中有些人富有政治热情，又愿意参加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把他们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是应当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愿意参加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有相当多的人由于业务太忙，无暇参加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兼职委员，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所担负的重要职务上，也难于参加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每到举行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时，总有相当一部分委员请假。为了达到法定表决人数，工作人员往往四出奔波，劝请委员们务必届时出席，参加表决。这种情况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性质和工作任务是极不相称的，很有必要进行改革。除了应该多充实一些富有政治才能和组织能力、热心公共事务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作为委员外，还应该逐步把委员的兼职改为专职。据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反映，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委员应该是专职的。否则，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是很难开展的。
从委员的年龄上看，普遍存在年龄偏大的现象。其中一些委员由于年迈体衰，或是生病，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有的甚至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应该逐步地选举有工作经验、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委员或领导工作。当然，人大常委会不象政府部门那样担负异常繁忙的日常工作，为了保证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积累经验，保留一些德高望重、尚有工作能力的老同志担负委员和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那种把人大常委委员看成是一种荣誉衔，把人大常委会看做是照顾老干部的机关的观念和作法是要不得的。
三、加强和充实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条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工作机构。但究竟设哪些机构，编制多少人，都不明确，各地的作法也不一致。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构中的重要工作机关，担负的任务是繁重的。现在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委员都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大常委会工作上，也不能要求委员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通晓各种专门知识，大量的具体工作要靠工作人员去做，这就需要一定数量的精明强干的干部队伍以及相应的办事机构和各种专门委员会。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完成各项任务，设置质询机构和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顾问机构也是必要的。
四、经费问题。目前，有的地方的人大常委会还没有专项经费开支，有些市辖区的人大常委会的办公用费是从区长的办公费里开支的。应该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必要的办公用费，包括联系代表、组织代表和常务委员视察工作所需的经费，作出明确的规定。
总之，为了加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尽快完善国家对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抓紧制定和颁布《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条例》之类的法规，对常委会的性质、地位、职权、办事机构的设置、编制以及各种工作程序等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章可循，以利于工作开展，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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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德怀自述》将出版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彭德怀同志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强加给他的错误结论进行申诉，并扼要地回顾了自己的生平。十年内乱期间，彭德怀同志惨遭迫害，他又写了几份历史材料，义正词严地回答
“专案组”的种种荒诞无稽的质问，并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这些宝贵的遗稿已经汇辑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将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自述》的材料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下来的。作者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自己的斗争历程：和滕代远等同志一起领导平江起义，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红四军会合的经过，等等。对于涉及本人的一些重大事件，作者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自述》不仅是一本个人自传，而且反映了党和人民军队英勇斗争的史实，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教材。
（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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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论集》出版
丁守和著《中国现代史论集》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入论文十七篇，包括中国现代史一些问题的论述和现代历史人物的思想研究。关于中国现代史一些问题的论述，作者着重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回顾了我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程，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关于现代历史人物的思想研究，作者专文介绍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蔡和森、恽代英等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并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的功过。（林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