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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红五军的艰难岁月
李寿轩
我曾经乘船过长江三峡，站立船头，仰望两岸重重险峰，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觉。奔泻的江水象一头威猛的雄狮，在峡谷中不息地冲击，终于过瞿塘，越巫峡，下西陵，把千层关隘甩在身后。一过三峡，江流浩荡，豁然开阔，令人为之一振。
过三峡的险峻情景，总使我回想起当年红五军曾经度过的一段最艰难的岁月，也是几临绝境而后生，终于迎来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留守井冈山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的红五军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四军在宁冈胜利会师。当时，井冈山正面临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派何键为总指挥，调动湖南九个团，江西九个团，广东三个团，共计21个团的兵力，进逼井冈山，形势十分严重。
1929年1月初，毛泽东同志在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了根据地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党的“六大”决议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同时解决四军的冬服等给养问题，决定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入外线与敌人作战。为了便于统一指挥，红五军编入红四军，彭德怀同志任四军副军长，滕代远同志任四军副党代表，和四军32团（王佐、袁文才部）一起，留守井冈山。
井冈山方圆三百余里，重峦迭嶂，山势险要，只有几条可以上下的通道，易守难攻。但是，守山红军仅有七、八百人，要对付四十余倍于己的敌人，力量相差太悬殊了。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深深了解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本来红五军到井冈山，是准备向四军学习如何建设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的经验，使湘鄂赣和湘赣边区连成一片。可是，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说服了五军党委中想返回湘鄂赣的同志，勇敢地挑起了这个反“围剿”的重担。
彭德怀同志随即在柏露村召开了全体留守干部会议，进行守山动员并研究具体的防守计划。当时，我在五纵队五大队当中队长，纵队长李灿把我叫去，说：“我们的任务有变化，要留守井冈山，我们还要开会，你带部队先背米上黄洋界。”
我带着队伍到了宁冈的粮库，只见那里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都是准备背粮上山的。一时我们也没处去找这许多米袋子，找得到箩筐的就挑担，大部分同志把裤子的两头一扎，灌上米扛起就走。
五军中许多战士是平江一带的人，都想回到湘鄂赣去，所以上山以后，议论不少。彭德怀和李灿等同志开完会，也上了黄洋界，一起察看着地形。这时，有个平江的战士对彭老总说：“军长，我有个问题，我们啥时候回平江去呀？”
彭军长笑了笑，说：“想回家乡了吧？是呀，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哪个不想自己的家乡啊！可是井冈山是全国的革命根据地，政治上军事上都需要我们留在这儿，红四军打出去，我们里应外合，打败敌人！”一番话，说得这个战士没话讲了。
彭老总又问：“还有什么意见吗？”
这位平江战士摇着头：“没有了，你反正有理嘛！”大家听着都笑了。
不几天，上级把我从黄洋界调到了金狮面的十二大队当中队长。一天下午，彭德怀同志来到了金狮面。他发现我们把山上几条石缝里的泥土抠出来，利用天然的石缝作掩避部，里面相当宽大，能藏好几个人，他非常称赞，说：“你们这儿比黄洋界有可取的地方，这个办法好！如果后面几条石缝互相能打通就更好了！”大队长黄龙同志告诉他，我们正在造土炸药，下一步准备这样干。
彭军长检查完工事，一眼看见了我，关切地问道：“李寿轩，你搞么子瘦成这个样子啦？”因为我以前是个小胖子，脸圆圆的，这两天一下就消瘦了。黄龙同志在一旁说：“他来这里以前就拉红白痢疾，我们没有药，他又不肯去找医生看。”
彭军长走近我，关心地说：“红白痢疾是很麻烦的噢，你去医院看看嘛！”我支吾着说不要紧，他把脸一沉，以命令的口气说：“哼，有病不治，还在这里‘拌蛮’，马上给我进医院！”军长想了想，又笑了：“恐怕你还不摸医院的门吧？走，我们顺路带你去。”我连说不用，他就叫李光同志送我到了小井红军医院。这次，我真亲身体会到了别人说的，他看上去象“牛肉老板”一样厉害，实际上有着副“菩萨心肠”。
激战黄洋界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不久，1月16日，敌军就以重兵火力同时向各个哨口进攻了。战斗一开始就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我在小井医院只听得四周枪炮交加，山鸣谷应，一连几昼夜，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山上的群众来回奔忙，为红军送水送饭，抬运伤员，神色非常镇定，我看着他们匆忙的身影，很有感慨，觉得这里的群众真好啊。
医院忙于安顿伤病员，工作很紧张，一部分重伤员已经转移到深山，那里备有粮食、木炭、食盐，指定了负责的医务人员，医院的轻伤病员都自动地组织起来，准备在紧急情况下上去支援。医院也作了规定：伤病员增援哪个口子，医护人员就跟哪个口子的部队行动，不要再回医院。因为那时医院可能转移了。
凌晨，气温越来越低，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突然，在黄洋界以内，离小井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枪声，越打越激烈。原来，山腰的湘军悬赏两百大洋，买通了两个反水农民带路，趁着月黑雾大，从黄洋界右侧后面采药的山道，流水的小沟，摸进了山。
枪声就是命令，我立即带着十几个伤病员增援黄洋界。半路上，我遇到军部的几个人，他们说，彭军长带着军部所有勤杂、警卫人员编成的特务大队和井冈山红军学校的几十个学员，从茨坪赶到这里，正在和敌人对峙。我们到达时，特务大队已经占领了几个小山包，把敌人的道路封锁了。敌人的机枪拚命地向我们扫射，在朦胧的雾气里，黄乎乎的敌军三五成群向上运动。情况很紧急。彭德怀同志在离我一二十米远的地方，提着驳壳枪，站在小山包后面指挥调动兵力。我向大队长李鄂同志打了招呼，立即带着伤病员们进入战斗位置。
敌人约有数百人，攻势很猛。在我身边的同志一连倒下了几个。战士们打红了眼睛，不顾一切地扔手榴弹。彭德怀同志一面亲自举枪射击，一面指挥我们往哨口方向反击，李灿同志也往我们这个方向靠拢，想把敌人撵下去。
敌人越聚越多，我们和五纵队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天亮以后，李灿同志曾从黄洋界方面向敌人发起进攻，彭德怀同志立即策应，企图两面夹击，把敌人赶下去。但没有成功。
早饭时分，贺国中同志从白泥湖派人送来一封信，报告部队伤亡很大，急需弹药补充。接着，从八面山下来一个通讯员，满面尘土，向彭德怀同志报告：八面山哨口已经失守，工事被敌人用重炮摧垮，部队被压在里头，形势十分危急。彭德怀同志咬紧牙关，沉吟了一阵，他命令李鄂继续顶住敌人，然后带军部通讯班赶回军部。
突 围
这时，敌人不仅突破了黄洋界和八面山的阵地，还攻破了白泥湖，直迫茨坪。在外线作战的红四军也全无消息。后来，我们才知道，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受到敌谢文彬旅的袭击，无法按原定的“围魏救赵”方案打破敌人“围剿”，只能经赣南出闽西了。
在这样万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死守，势必全军覆没。彭德怀、滕代远同志当机立断，决定红五军向赣南方向突围，去寻找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当时能集合的部队只有第四纵队的八大队、九大队和军部特务大队，在八面山的十大队只剩下几个人，黄洋界、金狮面的五纵队一大队和十二大队均下落不明。夜晚，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从敌人力量薄弱的荆竹山开始突围。
部队冒着风雪出发了。道路全部被敌人封锁，我们只能成一路纵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穿行。天寒、路滑、山陡，行动极为困难，翻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没有吃饭，没有宿营，身上的衣服都被雨雪浸透了。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掉队。第二天下午越过荆竹山，踏上了遂川地界。迎面遇上也在转移途中的遂川县委机关和县赤卫大队。县委负责同志见五军还没有他们的人多，决定拨出一个一等的大队充实五军。可是彭德怀同志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为地方同志着想，提出把一等的大队留县委身边，只须给个二等的就行了。彭德怀同志把遂川县委调给的百十来人，加上我从医院带来的七、八个轻伤病员，编为第四纵队第十大队。大队长是王清同志，政委是陈宝元同志。彭军长和滕党代表叫我到十大队任司务长。
在大汾附近，我们俘获了一股敌人，里面有个敌军官。据这个军官的口供，敌人约一个营，再加一个靖卫团，已经做好拦截我们的准备，还有个团长率两个营，明天就要赶到大汾来。彭德怀同志获悉大汾圩的敌情，认为，这是突围出井冈山的一个关键性口子。彭德怀同志挺立在队伍前面，用粗壮、洪亮的嗓门，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他说：“这是最后一个口子，我们一定要打垮敌人，冲出去！大家要听从指挥，要一个接一个、一个跟一个地走，只要冲出去，本军长自有办法！”我们从他那威严的面容上，意识到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斗就在眼前，大家紧握着枪支，跟着彭德怀同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敌阵，打开一个缺口。霎时间，敌人被红军的英勇吓蒙了。趁敌人忙乱之际，我军如飞箭离弦，冲出了包围，然后从左侧上山了。但后面枪声不断，敌人还尾追不舍。偏偏这时大雪纷纷，山陡路滑，路边的竹子被积雪压得东倒西歪，横在路上，一时部队前挤后拥。彭军长和滕党代表见此情形，立刻抽出马刀和刺刀，砍竹开路。战士们也急忙从“老俵”家里找来柴刀斧子，一面开路，一面前进。我们接连翻越几座山，才甩开敌人，在漫天的风雪中，部队往东南方向飞奔而去。
转 移
部队进入南康县境后，彭军长和滕党代表在路旁的一座草屋里，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部队向赣粤边开进。因为突出了重围，战士们心情振奋，一路上有说有笑，互相鼓励：“快点走呀，赶到新城过年去！”傍晚时分，已经听得见新城传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了。
农历除夕的新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烧香祭祖宗，这儿没住白军，一些土豪劣绅没有靠山，早已闻风而逃，大都躲到南康去了。没有逃跑的地主武装，很快就被我们收拾了。部队一到，立刻进行政治宣传。军部贴出了安民告示，到处刷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工农的队伍”等标语。为了让大家过好年，我这个搞伙食的也忙得不亦乐乎，召集各中队长、小队长开会，统一分配年货，互通有无，还得检查群众纪律。忙了大半夜，大家总算肥吃饱喝，过了个好年。
谁知凌晨三点，又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部队刚刚撤出镇子，接着就是一片呐喊、枪声，我们一鼓作气急行军三十多里，转移到了山里。清点部队时，发现九大队没有跟上。彭军长十分着急，即令贺国中带着部分战士去找，原来九大队迷了路。贺国中同志找到了九大队，很快赶了上来，但仍有一部分同志失散了。平江起义时即为地下党员，做过彭德怀同志马弁的李光同志，也就是在这次走错了路，没能跟上部队。军长那匹心爱的黑马，还是北伐战争时在宜昌缴获来的，也和马夫一起走散了。说起来，这次井冈山突围，我还多亏了这匹黑马。我因为病未痊愈，体弱无力，彭军长让我骑马，可是山陡路险，根本无法骑，我就抓着黑马的尾巴走，它也真助了我一臂之力来突出重围。没想到这次把它给丢了。彭军长见大家有些懊丧，便说道：“同志们，绷着脸干么子呀？白狗子半夜就来拜年，大家都躲到这儿来啦！这下可好了，马也没得骑的了，咱们彻底‘平等’啦！”听了军长的话，同志们又活跃起来，懊丧的情绪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大家紧紧鞋带，踏上征程，向信丰前进。下午四五点钟，彭军长问路时，恰巧碰到了一个于都地方党的交通员。彭军长向他询问了信丰和于都的路程和敌情。那位交通员告诉彭军长说：于都城里驻有国民党匪军刘士毅部一个营和于都保安队，你们先不要到于都。彭军长决定队伍向会昌、兴国方向行动。
自从撤离井冈山以来，我们就这样一面行军一面打仗。在紧张而艰苦的日子里，彭军长、滕党代表率领我们，纵横驰骋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之中。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敌人跟在我们后尾转来转去。我们时而瞅准机会，猛地一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在这样艰苦转战中，我们每到一地，坚决搞掉当地欺压农民的“地头蛇”和他们的武装，然后分田分粮，很快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这种零星的小仗中，部队得到了休整，人员物资得到了补充。
在部队转移到兴国的桥头时，因为那里是个逢圩赶集的地方，为了便于隐蔽，部队都分散到小庙、平头寨一带的山上去住了。这时，彭军长、滕党代表对于都城里的敌情作了认真的侦察研究，决定奔袭于都。于都县委和红军联系上了以后，还给红军补充了一些新兵和弹药。彭军长、滕党代表同于都县委领导同志一起调查敌情，研究制订攻打于都的作战计划。我们大队都派人与部分游击队员一起化了装，一方面到于都城郊勘察地形、侦察敌情，一方面到乡下去准备登城的梯子。那一带都用竹梯子，很轻便，很快就接好了。一天夜间，大约是十一、二点钟的时候，彭军长叫人在于都城西南方向生起一堆火。火一点着，就开始攻城。
当时，我们中队长因病留在地方休养，我代理中队长。趁着茫茫夜色，架起云梯，我们迅速地登上城墙，搞掉了敌人的哨兵，然后打开城门，部队悄声无息地迅疾进城，包围了敌人的各个营房。敌军这时早已进入梦乡，忽听枪响，一个个晕头转向，手足无措。有的刚刚坐起来就被撂在床上，有的一手提裤子一手去摸枪，还有几个家伙企图跳窗逃命，没想到正好跳在我们面前，一落地就被抓了活的。不到三小时，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敌刘士毅部一个营和民团，共消灭敌六、七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中间还有两挺机关枪。这个胜仗，使红五军的兵员和物资都得到了补充。战斗中，我们抓到了一大批俘虏。对俘虏的政策是：愿意参加红军的就参加红军，愿意参加游击队的也可以参加游击队，愿意回家的每人发一块钱路费。可是，于都县委因根据地还没建起来，不敢接收俘虏。于是，就放一些俘虏回家去了。
红五军在于都稍事休整后，就神速转移了。滕代远同志在于都受了伤，在群众掩护下，留在当地养伤。
后来，我们又打开了安远县城的土围子，占领了该县城，消灭了民团数百人和大批地主武装，缴获了大量粮食、布匹。这些缴获物除分给当地贫苦农民一部分外，军部还给我们每人缝制了两套军装，一顶荷叶帽。多余的武器送给了县委。这时，我们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获悉朱军长和毛委员率领红四军攻占长汀的消息，于是决定红五军向闽赣边的瑞金前进，寻找毛委员的队伍。
三月里，正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开遍江南大地时节。我们先到达瑞金，不久，红四军也来到了这里。蒙蒙春雨中，我们在城外桥头边等候，只见朱军长、毛委员策马而来，老远就兴奋地侧身下马，与迎上前去的彭德怀、贺国中同志紧紧握手。两军重逢，真是百感交集！毛委员、朱军长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一遍又一遍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回师井冈山 扩大根据地
会师不久，红四军、红五军都到了于都，彭德怀同志提出，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和扩大井冈山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根据地。毛委员、朱军长同意这个意见，并决定五军回师井冈山。于都会议尚未结束，彭军长、滕党代表即指示贺国中同志率领四纵队先行一步，取道信丰，返回井冈山。
临行前，毛泽东同志指示从红四军拨给我们一部分药品和其它物资。我们去四军仓库领回一批防治打摆子、拉肚子的药品和纱布等物品。四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送给我们草鞋、毛巾等礼物，还托我们捎信给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战友，大家依依不舍，握手告别。
贺国中同志率领我们到达信丰附近时，发现信丰驻有敌人一个团和地主武装保安队，遂行夜袭。因布置不周密，夜袭未能成功。这时，彭、滕首长在于都开完会，带着特务大队赶来了。鉴于敌已有准备，以逸待劳，工事坚固，彭、滕首长一致认为：强攻不仅会造成较大伤亡，而且延误返回井冈山的时间，就决定不打信丰城了，把部队带到信丰、南康之间的游击区。这时，领导为了照顾生病的同志，动员他们留在游击区疗养，病愈后再回部队。但是，谁也不愿留下，都希望早一天打回井冈山。有的嘴上答应留下来，出发时却又偷偷插到队伍里。
在休整中，地方党组织派县委组织部长郭一清同志带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参加红军。领导上决定和原来的保卫队合并成军政治部保卫大队，郭一清同志任党代表，我任大队长。首长找我们谈话，彭德怀同志要我们互相学习，搞好团结，还特地告诫我不要摆
“军队资格”，要虚心向地方工作过的同志学习。滕代远同志也嘱咐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注意教育新战士克服乡土观念。我们表示一定按照首长指示做好工作。
第三次“围剿”之后，反动派以为红军已被打垮，于是各自鸣锣收兵。一路上，我们行动秘密、迅速，从信丰向北，经崇义，直插遂川。到达黄坳时，我们碰到地头蛇肖家壁的地主武装。这个反动透顶的民团头子，盘踞在黄坳一带，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我军撤离之后，对井冈山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上级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为井冈山人民报仇。经过动员，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勇猛地向敌人发起攻击。一刹时，喊杀声震动山谷，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很快就被我们打垮了，歼灭了一大部。可惜匪首肖家壁逃跑了。直到解放前夕，这个在遂川杀人两千以上，焚烧房子五千余间的罪恶累累的反动头子，终被我解放军活捉，处以极刑。
我们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下，胜利完成毛泽东同志交给的任务，重新踏上了井冈山的土地。自从撤离井冈山，我们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行程几千里，现在又回来了！井冈山的群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来迎接红军，向子弟兵诉说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靖卫团在“血洗井冈山”、“石头也要过刀”的恶毒嚎叫中犯下的桩桩罪行。
接着，我们把毛委员、朱军长托我们捎来的物品和一路打土豪筹来的钱，交给地方党组织。这些钱和物品分发给当地群众，大约每人可以分到两块钱和一些食盐、药品等。彭德怀同志带着几个人，走家串户，访贫问苦。乡亲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毛委员、朱军长还记挂着我们，记挂着井冈山！……”
这时，因撤离时失掉联系而转入敌后坚持斗争的红五军第五纵队，又同我们相会了。五纵队在我们撤离黄洋界时，被敌人隔断，从悬崖上突围下来，转移到敌后，他们后来与王佐的部队合编，李灿同志任司令员，王佐同志任副司令员，何长工同志任党代表。我们这次回到井冈山时，五纵队正在宁冈一带打敌人的靖卫团。
在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的领导下，红五军的五个纵队相继会合在一起，同地方党并肩战斗，恢复了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亲手点燃的井冈山革命火炬，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从此，红五军活跃在北起阳新、大冶，南到广东的南雄、仁化，沿着湘鄂赣边的广大区域，同敌人进行了数十次激烈战斗，大量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有生力量，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高潮。在不长的时间里，井冈山根据地迅速扩大，从罗霄山脉中段不断向南北延伸，扩展成一块红色区域，同毛委员、朱军长领导的红四军在闽西赣南新开辟的根据地遥相呼应。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革命根据地扩大了，而且红五军也迅猛壮大，于1930年6月成立了由五军、八军、十六军组成的红三军团。
就这样，红五军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历程。这是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历史的不可忘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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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为的是方便群众
——记辽宁省军区退休干部曹营章
在沈阳市和平广场附近的街道旁，有一个自行车打气站。它的主人夜以继日地为过往骑车人承担简单的修理业务，态度热情，服务周到，而且分文不收。
这个打气站是辽宁省军区一位“三八式”退休老干部曹营章开办的。他因病退休后，就琢磨着如何为四化建设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发现在街上骑自行车的人，有的突然下车捏捏轮胎，四下张望一番，无可奈何地推车走去。为此，他买来一具打气筒，放在路旁供人使用，终于找到了为过往群众服务的门路。从此，许多自行车、手推车、摩托车都到这里打气，多的时候，一天有五六百人次，少的时候也有二三百人次。
曹营章发现，推到这里来的车子，还有坏气门芯、少螺帽、扎车胎的。于是，他又扩大服务范围，买了钳子、扳子、螺丝刀和一些配件，在打气之外，又负责修车。尤其是当自行车修理铺关门后，这里更是顾客盈门。
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中年妇女急匆匆地推着车子朝前走。她边走边问哪里还有修车的。原来她的自行车穿钉丢了，而离家还有十多里路。她赶到曹营章家时，老曹立刻取出工具为她修车。不巧的是，曹营章备下的穿钉已经用光了，那位妇女心里凉了半截。而曹营章却转身进屋，推出自己的车子，让这位女同志骑走，女同志一时激动得不知说啥好。第二天，当她来换自行车时，她的车子不但换上了穿钉，而且上了油，擦去了尘土，打足了气。
打气站开办五年来，曹营章买过三十多把打气筒，加上一些修车配件，每年都要花近百元钱。为弥补这项额外开支，他把烟酒也戒了。
每当人们谈起这个打气站，总是说，这位老同志给人带来的不只是方便，更重要的是鞭策。他退休不休息，想方设法为群众服务，不愧是一位革命老干部。
本报记者 黄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