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井冈功业铭千载
——回顾毛泽东同志开辟和坚持井冈山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
何长工
半个世纪前,当中国革命还处于摸索阶段时,毛泽东同志就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支工农红军,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揭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的一页。
今天,当我们向四个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刻,怎么能忘记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走过的光辉的井冈山道路。井冈山的功业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一)
开辟井冈山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里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之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
“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相继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无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特点,轻视农民的力量,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搞城市武装暴动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谁试图向农村发展,轻则被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意识”、
“狂热性”,重则被认为是“右倾逃跑”、“以匪为伍”。在当时,这种“城市中心论”使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众人皆醉他独醒。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同志毅然决策引兵井冈,开始向农村进发。这一决策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我和杨立三同志做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到会议的一些情况。会议进行了一整夜,围绕着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他说,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再打长沙,主张把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找一个落脚点。他指着地图上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达这象眉毛一样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依托着武长和南浔铁路,太靠近大城市,南段地形不很理想,唯有中段系两省交界的结合部,距两省省会较远,军阀内部矛盾较大,你来我不往,我们有回旋余地。开始也有不少人不理解或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去做“山大王”,还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中国经济不平衡、政治不统一、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毛泽东同志的话,深入浅出,寓意深邃,争取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但余洒度等人仍持反对和怀疑态度。这时,卢德铭总指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发表意见,坚决支持了毛泽东同志,他说:毛委员讲的对,现在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会议结果,绝大多数同志都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在这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及时为工农革命军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
“引兵井冈”这一战略转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把革命的力量从城市的必要退却(这种退却又酝酿着新的进攻),和向农村的积极进攻紧密结合起来,是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的。
在“引兵井冈”途中,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整顿了部队,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当部队到达宁冈县古城时,毛泽东同志在文昌宫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开展小军事行动(以后叫游击战争)的问题。会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做地方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的工作,和他们交朋友,并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到袁部工作。又派我去作团结、争取另一支农民武装首领王佐的工作。通过对袁、王部队的团结、改造工作,我军顺利地在井冈山地区扎下了根。(后来,袁、王两个人都入了党。)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实行工农革命军、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以后,在作战、保卫红色政权,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赤卫队、暴动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兵政权的三大任务。在我军扩大根据地,筹备粮饷的斗争中,正式提出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以后根据新的斗争经验,又不断的充实丰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不仅更加密切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巩固了红军的本身,成为我军战胜一切强敌的源泉之一。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么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正是在这艰苦频繁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特点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必须采取的“游击战争的战术”,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作战方针和原则。工农革命军就是根据这一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发展壮大起来的。它的壮大,使边界武装割据一天天扩大和巩固。
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选》一卷第50页)毛泽东同志一到井冈山就着手恢复建立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在红军所到之处建立红色政权,形成了边界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实行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革命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井冈山好比绿色的海洋,红军好比红色的潜艇。毛泽东同志把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有机的结合起来,用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用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进行长期而又残酷的斗争。革命根据地不但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又是建立革命政权的基地。毛泽东同志这一创举,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是具有独创性的。引兵井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真正做到了尊重实践和发展革命理论的统一。他既有严格依据实践经验办事的求实态度,又有不吃现成饭的创新精神,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确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点的革命道路,这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二)
开辟井冈山道路是艰难的,坚持这条道路又谈何容易!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坚定不移地同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进行不懈的斗争,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1928年3月上旬,执行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热中于城市暴动,派代表来到宁冈砻市,盲目批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政策,并调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使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为了坚持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在率队进军途中,反复向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讲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论述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这次教育是对忽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有力批判。当红军到达湘南时,适逢湘南三月失败,毛泽东同志即率部掩护朱德、陈毅同志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再次开始边界的割据,挽回了这次失败造成的损失。4月底,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会师后,虽然力量加强了,但由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和湘南三月失败,红军和边界一部分人感到“前途渺茫”,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为此,于5月20日在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了“家”,就不要乱跑,要在这里“发家”,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要不断扩大红色政权。通过长期的反复斗争,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这次大会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批判了右倾悲观思潮,保证了井冈山斗争的不断发展。此后,毛泽东同志又在边界党的“二大”和给林彪的信中,批判了林彪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思想,指出产生这种情绪的思想根源,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胜利信心。
1928年4月底,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联合会剿”,打开了局面,根据地更加巩固了,队伍更加扩大了,民团再也不敢进犯了,两省敌人的矛盾也因此而加深了。在这种形势下,本应安定下来,团结一致,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上级又来了个“左”倾盲动的湘南行动。1928年6月底,我们在永新开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时,杜修经以湖南省委代表的身份,杨开明以湖南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身份,来到井冈山。他俩一到就代表湖南省委宣布两条:一是“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进发”,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二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硬性指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得很激烈。毛泽东同志认为,目前没有任何条件改变对江西敌人取攻势、对湖南敌人取守势的策略。因此,他不同意“打回湘南”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拥护。朱德同志也不赞成到湘南去,特别不主张打范石生。因为,朱德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得到过他的帮助。我们二十八团也不愿到湘南去,主张到赣南就食。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拍着桌子斥责杜修经说:“你这个娃娃,你懂什么。”我说了一句赌气的话:“杜修经,如果我们失败了,我非用开水把你煮了不可!”结果,联席会议作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同志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重申了不去湘南的理由。可是,杜修经和杨开明却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人前去永新之际,违反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竭力主张二十九团与二十八团会合后,开进湘南。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送信到酃县,指示部队不要去湘南,要打了酃县回宁冈。但是,杜修经却利用二十九团的农民意识、地方观念和欲回家乡的思想,督促他们回湘南。结果,造成了八月失败。红军主力南进后,毛泽东同志率一部红军坚持了根据地斗争,打破了敌人夺取井冈山根据地的企图。同时,又获悉南进部队受挫,遇到很大困难,乃决计率一营兵力往湘南寻找主力。8月下旬,终于在桂东城与红军大队会合,并在城西唐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交换了分兵后的情况,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开进湘南的错误,决定重返井冈山。
1928年末,蒋桂战争爆发前夕,湘粤敌人对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为了粉碎敌人“会剿”,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于宁冈附近的柏露召开了著名的“柏露会议”。这次会议除了传达党的“六大”文件和通过毛泽东同志写的关于红四军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外,着重研究了粉碎三省敌人“会剿”的作战方针。井冈山退敌以后,蒋桂战争爆发,反动派军队投入军阀混战之中。我军则乘敌混战之机,在赣南、闽西取得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于4月在瑞金接到中央2月来信,来信对革命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我们的力量薄弱,工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还未健全,农民则由于城市工作未能建立而得不到城市援助,许多苏维埃区域相继失败等等,要求“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农村去”,并“决定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这样,已经建立起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在这紧要的关头,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以四军前委的名义上书中央,陈述自己的看法,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太悲观了。”“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方面坚持不离开根据地,不离开红军,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就又一次抵制了中央的错误路线。如果当时按照中央的错误指示办,分散部队,朱、毛离开部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块一块建立起来,红军和赤卫队武装不断发展和壮大。但是,正当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时候,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提出了“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迎接“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口号。这是与毛泽东同志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根本对立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又污蔑毛泽东同志是“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但是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建设农村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到了8月,第二次“左”倾路线发展到高潮,组织红军围攻长沙。在红三军团首次攻占长沙后,一、三军团于8月中旬胜利会师,8月下旬在浏阳永和市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并讨论了中央命令其第二次攻打长沙问题。在围攻长沙时,朱德同志、毛泽东同志没有死打硬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攻城不克时,果断地将两军团撤离长沙外围。正如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文所写的那样:1930年“9月13日下午8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随后,13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作出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的决策。在著名的峡江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地区。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接着,毛泽东同志又主持召开了罗坊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了两次打长沙的经验教训和根据地斗争的经验,使大家感到再也不能进攻中心城市了,从而纠正了第二次“左”倾路线打南昌、九江的军事冒险计划。朱德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过:“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撤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撤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
1932年8月,王明路线打击和排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调他专做政府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王明路线置敌强我弱的情况于不顾,实行主力对主力、碉堡对碉堡的正规战。结果,不仅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反而使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陷落。就在反“围剿”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南线会昌。当时我负责粤赣军区工作,他对于中央苏区南线的反“围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我们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他说,为了保存红军的主力,我们应该把主力拉下来,进行整顿,用少的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支持下,采取游击路线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毛泽东同志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我们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形势很快好转。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而失败了,但我们都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的办法是英明的,有他领导,我们就能打胜仗。
(三)
毛泽东同志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光辉思想,很快就传播开来,深受革命同志的拥护。她犹如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使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中国,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远在苏联就读的刘伯承同志1929年看到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后,十分感慨地说:“它打开了我的眼界。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增加了我的信心”。走井冈山的道路,学习井冈山的经验,成为那时一切从事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心声。
1927年朱德、陈毅同志组织湘南年关暴动前夕,我在广东曲江的犁铺头找到了他们。谈话中,朱德同志对井冈山怀有敬仰之情。陈毅同志跟我讲,朱德同志早有找个地方落脚的打算。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同志就深深认识到,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大城市。陈毅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是很感兴趣的。在深入交谈时,他详细地询问了井冈山的风土人情,山势地形,物产粮秣,以及毛泽东同志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他十分赞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事隔不久,湘南暴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朱德同志毅然决定“找毛泽东去!”他和陈毅同志率队上山,汇入了井冈山斗争的革命洪流。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鼓励大家“朝着革命的明灯前进”,果断地决定向井冈山进发。彭德怀同志这个行动是有思想基础的。早在1927 年冬至1928年春,他就注意井冈山这个问题了。他说:“我当时感觉……同现代化……的敌人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对毛润之的敬仰。”平江起义后,在铜鼓举行的幽居会议上,他提出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他认为,这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发展红军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于是在12月初,他率领红五军主力登上井冈山。以后,他在建设湘鄂赣根据地斗争中,传授井冈山和赣南建设根据地,以及红四军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使湘鄂赣在“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上,出现了扩大和巩固的新局面。
在党的“六大”会议上,虽然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但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决议案中却有一定的肯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关于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六大”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从此就有了理论基础。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运动的先导,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呈现出由低潮逐渐向高潮发展的态势。井冈山斗争的成功经验,不断促进着其他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正如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28年冬,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鄂东特委提出了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来创造整个鄂豫皖边界地区武装割据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伟大范例直接影响的结果。
在赣东北,方志敏等同志在南昌起义以后,就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他们发动了弋阳、横峰起义之后,从当时形势出发,决定深入农村,开辟游击战争,有其特色。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其为“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后方志敏同志又“根据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组织赣东北各级党组织,领导赣东北苏维埃的各项建设,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在湘鄂西地区,曾担任过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的邓中夏同志,当得到毛泽东同志《井冈山的斗争》文件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军团的《红星周报》上发表文章说:“要有革命根据地,巩固的向前发展”。他提出要建立象东固那样的革命根据地。纠正了有些地方在根据地建设上某些错误做法,如不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做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他还批评不抓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大仗,走州过府的军事行动,是“大军冒进,随得随丢政策,好似猢猴抓板栗,抓一个丢一个”。
1929年3月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对贺龙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其中还介绍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并且要他们注意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贺龙同志总结了1928年湘鄂边初期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照旧的一套打法不行,得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的游击战争
“十六字诀”,拍着大腿说:“我们有办法了!”他在一次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讲到军事作战原则,一定要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原则作指导,他按照这些原则加以灵活运用连战皆捷,使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左、右江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北根据地,都是接受了井冈山道路的。全国其它根据地也大致如此,尽管各根据地有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特点,但是,多是借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发展壮大起来的。井冈山根据地成了传授“工农武装割据”学问的大学校。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正规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建立了大小15块农村红色政权。从星星之火,发展到了燎原之势。后来,毛泽东同志完整系统的总结了这一期间革命斗争经验,回答农村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独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的三位一体的理论,也就是后来所概括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它是放之中国各个根据地而皆准的真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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