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开幕词
张光年
提要: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鼓舞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近几年来蓬勃发展,就其主流、主体而言,或者说,就其构成主流、主体的大多数而言,是健康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是人民的文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是一个很好的方针,是深得人心的。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党在工农业战线和文化艺术战线上实行民主的、开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既是开放,有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的东西大量地涌现出来,也会有少数不健康的东西、阴暗的东西、邪门歪道的东西混杂其间。我们在肯定主流,维护主流,发展主流的同时,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令人不快的支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采取适当方式逐步解决之。近几年开始形成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我们也必须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爱惜它,支持它,维护它,发展它;如果有问题,那就帮助它,指点它,而没有任何理由损害它。只要我们长期地同心同德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美好的丰硕成果。
两个月前,我们喜气盈盈地举行过1980年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会上预告了中篇小说评奖活动也将接着举行。现在,由巴金同志主持的1977——1980年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由冯牧同志主持的1977——1980年优秀报告文学评奖委员会,由艾青同志、臧克家同志、严辰同志主持的1979——1980年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委员会,经过辛勤劳动,在主办单位《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编辑部全力协助下,在全国文学界和各界同志们的热情支援下,都已胜利地完成任务,在这里联合举行发奖大会。这次三项文学评选获奖的作品共计80篇,加上这三年先后获奖的短篇小说80篇,标志着近几年优秀文学新作的大量涌现,宣告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上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开始形成。这不仅是我国文艺界的大喜事,也是我国新时期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大喜事。同志们,让我们和会内会外的全国作家们、诗人们、艺术家们一起,和热心护花的各地文学编辑者、评论者、文艺工作的组织者们一起,和各条战线上关心文艺工作的广大干部、广大群众一起,表示我们共同的喜悦和衷心的祝贺吧!
我们的三项文学评奖联合发奖大会,恰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9周年时候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以及他后来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辉思想,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前进的道路。今天,我们能够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际成果,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初步实践来表示纪念,我们心里显得踏实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鼓舞下,我国近几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学蓬勃发展,就其主流、主体而言,或者说,就其构成主流、主体的大多数而言,是健康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是人民的文学。其中为数不少的优秀之作,代表着我们文学的主流,它们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深处,生动描绘了时代的风貌、战斗的历程和新人的成长,深刻反映了人民的喜怒哀乐,愿望和要求,确实做到了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是一个很好的方针,是深得人心的。遗憾的是,由于来自左的或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多年来并没有认真实现过。林彪、江青一伙更是仇视它,硬要把它长期淹死在万马齐喑中。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抛弃了创作上的清规戒律,端正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个方针才得以付诸实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阳光雨露,为“双百”方针的实施创造了从来未有的良好条件。这个方针灵得很!它一经从理论付诸实践,从愿望化为现实,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就出现了繁花似锦、人才辈出的大好形势。虽然经验还不多,问题还不少,这里那里的阻力还是不小,左的右的干扰时常发生,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党的这个马列主义方针,这个坚定的阶级政策,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它已经深深扎根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土地上了。
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很难互相比较。但有某一点近似的地方,足以引人深思。三中全会后,党的调整农业政策的两项文件在广大农村付诸实施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短两年间,不少地区农业生产形势和农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新变化,在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有了激动人心的反映。一个月前,我和葛洛同志曾到河南短期旅行。在河南省文联于黑丁等同志热情帮助下,我们有机会在新郑县访问了两个先进农业队。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热烈拥护,他们在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中对于科学文化如饥似渴的要求,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很深。在农村的大好形势中,也不免出现一些支流,这些支流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引起一部分干部的忧虑和责难。一位大队支部书记用两句话总结这种思想矛盾,叫做:群众怕变,干部怕乱。所谓怕变,当然不是指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不断完善化。事实上,我们看到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是农民群众在农村政治民主、生产民主基础上的伟大创造,并在实践中不断求其完善化的。所谓怕乱,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对于思想落后于实际的某些干部的善意嘲讽,怕他们把支流夸大为主流,从而擅自改变了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回到不得人心的老路上去。所以说来说去,还是群众怕变的另一种反映。那么,在我们文艺战线上,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开始实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始出现繁荣兴旺新局面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群众怕变、干部怕乱的类似情况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着人民内部的各种复杂矛盾;要求以适当方式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将这类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严格区别开来,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扬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使亿万人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奋斗:这是实现“二百”方针的政治前提和共同目标。从这方面来看,近几年来,文艺界为了彻底粉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枷锁,彻底摆脱现代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并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广大群众的愿望,反复宣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宣传艺术民主,宣传放的方针,这些是做得对的,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有助于党和人民的拨乱反正,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在文艺园地上,这确实起了酿花、催花、护花的显著作用。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文艺界从十年苦海中抬起头来,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这次大会上的祝词,是十分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稍后,包括祝词在内的党中央为四次文代大会发出的第11号文件,其中许多基本论点,是值得重温值得记取的。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党在工农业战线和文化艺术战线上实行民主的、开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既是开放,有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的东西大量大量地涌流出来,也会有少数不健康的东西、阴暗的东西、邪门歪道的东西混杂其间。文艺界大好形势中,有时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抬头,或者有左倾情绪的流露,甚至有极左思潮的回声,是并不奇怪的。这类现象,今后还会发生。我们在肯定主流、维护主流、发展主流的同时,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令人不快的支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采取适当方式逐步解决之。一定要承认我们的工作有不少缺点,不少失误,不少漏洞。就说这次评奖,包括这次发奖大会,尽管办的是大好事,大喜事,不少评委们和参加具体工作的同志们费尽心血,还是会有缺点,有漏洞,有遗珠之憾的,因而会引来各种意见。有意见,有批评,是好事情,是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爱护。我主张在作协的刊物上,把那些善意的批评发表出来,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工作。
我要借此机会,重申文艺界绝大多数同志的共同心愿:我们要在三中全会路线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十分爱惜得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千万不能因一时的粗心大意损害它。说到近几年开始形成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那是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是三中全会开创的崭新的政治局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必须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爱惜它,支持它,维护它,发展它;如果有问题,那就帮助它,指点它,而没有任何理由损害它。我们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重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还不过是刚刚起步,仅仅取得初步的成果,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自满。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深刻地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帮助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帮助推动历史前进,等等……,都还要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文学,还是当代世界进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正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光荣旗帜,理直气壮地步入世界文学之林。一定要用我们的大量优秀作品,帮助各国读者了解我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经历了何等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我们排除万难,从废墟中重建家园的硬骨头精神;我们克服重重阻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惊人毅力,借以增进各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团结与互相支援。我们能不能脚踏实地地逐渐做好这些工作呢?关键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方向下,坚持不懈地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然经过实践的检验,这个方针一经付诸实施,能够在短短期间发生意想不到之效力,证明它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完全符合文艺生产者、文艺欣赏者的要求,那么,只要我们长期地、同心同德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美好的丰硕成果。
种花得花,种树得树。现在需要大批养花、育花、护花的热心家。洛阳牡丹花,历史上驰名天下。我们这次去晚了,据说几天以前,一场大风雨,使得王城公园、牡丹公园大面积的花圃受到惨重打击。真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幸有一批辛勤的园丁和技术人员,采取了各种措施,保存下来一部分,供中外人士观赏。我当时想,风雨是自然现象,是一定气候下的必然产物。适当的和风细雨,对于大田作物,对于姚黄魏紫,幼柏新松,都是大有好处的。我希望发展园艺方面的科学研究,不断改良品种,精心调护,防止病虫害,使洛阳牡丹及其他各种奇花异卉,也象松柏一样,壮大生命力,增强抵抗力。也希望更多的同志向洛阳的园丁和技术人员学习,争当惜花护花人,努力维护和发展百花齐放、万卉争妍的美好局面。洛阳同志要我写几句诗留作纪念,当时勉力从命了。我把它抄在下面,用来结束我这词不达意的发言吧。诗曰:姚黄魏紫诚可贵,幼柏新松弥足珍。都说洛阳春色好,辛勤莫忘护花人。198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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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求乡土美的诗篇
——谈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
张韧
去年出现的优秀中篇小说中,刘绍棠同志的《蒲柳人家》是一部别具特色的作品。人们说它写得很美。然而,美在何处呢?
我认为,文学作品的民族形式和风格美,不仅仅是它的乡土风味和方言俗语,更重要的是要看人物形象是不是真实而深邃地展示了民族的心理素质和心灵美。斯大林在阐述民族的共同特征时指出,民族的“心理素质”,即是“民族性格”。《蒲柳人家》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和特色,首先就在于它比较深入地发掘了普通劳动者的心理素质和他们的性格美。小说中的人物活动是在抗日风云初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作品没有正面去接触烽火漫天的历史烟云,而是集中笔墨去描写京东运河边上的农民、铁匠、船工、展翅初飞的青年学生和翩若惊鸿的农村姑娘等,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开掘他们所蕴藏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描绘人物的爱与恨、悲与喜的心理状态,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我国北方农民群众的生活与命运、觉醒与斗争。
小说里的两位老农民一丈青大娘、爷爷何大学问,是很有特色的人物。一丈青大娘是可敬可畏的农村老年妇女的形象。苦难的生活和长年的劳动,使她磨练出多才多艺的本领,种地、撑船、打鱼、接生、扎针、看红伤,都是行家。她泼辣但不粗俗,善良而不懦弱。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她兼而有之,举止言行,透出一股女中英豪的气派,连她“一丈青”的绰号,也同《水浒》中的女杰相似。何大学问在卖力气走江湖的人们中间,也是位叫得山响的人物。他早年参加过义和团,又给地主家当过车把式,后来又奔走于长城内外古驿道上赶马,他做的是粗活,但心细,有见识。他指望孙子何满子做个知书识礼的人,以改变何家世代的悲惨命运。为了把望日莲从花鞋杜四家的火坑中救出来,他和一丈青大娘宁肯吃官司,坐大牢,折田荡产,以成全望日莲与周檎的美满婚姻。何大学问“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忠义品格,那种有胆有识的胸襟,同古代的农民气质,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性格刻画得最为成功的,还是船工柳罐斗。他不同于性情粗犷的钉马掌的吉老秤,也区别于号称活鲁班的循规守矩的郑端午。小说给柳罐斗的笔墨并不算多,但是点染几笔,这个顶天立地、正气凛然的好汉形象,便如雕像似的巍然屹立于读者面前。他为人非常文明,刚烈而不粗野,对亲人、对穷哥们有一种自我牺牲的高尚品格。他宁愿单身“扛一辈子长工”,也要服侍好苦命的寡妇姐姐,把外甥周檎养育成材,以慰为革命牺牲的姐夫。他与鼓书艺人云遮月之间的传奇性的爱情,同他们久闯江湖的身份和自珍自爱的性格是贴切的。小说没有特别描写他的石破天惊的英雄壮举,但他对亲对友对敌的爱憎倾向,显示了他的精神世界恢宏大度,光彩照人。
蒲柳人的骨肉之情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蕴含着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传统道德。但他们的道德观念并不是陈旧的,小说善于从表现他们纯朴而善良的心理素质入手,努力展示出人物心灵的时代光泽。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富于革命斗争的民族传统。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日伪军沆瀣一气,民不聊生,巡长麻雷子跑到乡下来抓共产党。周檎痛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只书桌了”,他放弃到燕京大学进学的机会,按照党的指示,留在乡下搞群众武装斗争。如“豆叶黄”家“说亲”一节,小说逶迤写来,有理有节,错落有致,甚为精彩。周檎、何大学问等众乡亲这一回合斗争的胜利,与一丈青大娘那一次从兵慌马乱中搭救望日莲是不同的。这一回,不仅仅出于个人的义举,而且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次有组织的斗争;它不仅仅救出了望日莲,成全了她与周檎的婚姻,更重要的是挫败了麻雷子与杜四的阴谋诡计,它是抗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一次检阅。到此,蒲柳人那种济危扶困、行侠仗义的传统道德,已经带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含义。所以说,劳动者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只有在党的思想照耀下,才能闪射出新的时代光辉。
善于描写乡土的人情世态和风尚习俗,是《蒲柳人家》民族风格的一个特点。可捉虫打鸟的郁郁葱葱的蒿蓬,望日莲打柴洗澡的芦苇荡,那里的水乡景色是多么迷人!还有,望日莲与周檎两小无猜的“过家家”的嬉戏,“七七”之夜的情话,以及他们“风风光光”的婚礼,这些充满纯真和古朴的风俗画,又是多么真切动人!然而,旖旎的风光景色和乡俗风习的描写,不能离开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不是附加在作品内容之外的“补钉”。就如周檎与望日莲的一场不平常的婚礼,它是纯洁爱情的颂曲,也是挫败坏蛋阴谋的赞歌,因此必须办得有声有色。但是它又不能完全按照蒲柳人家的礼数,国难当头,怎能“大办喜事”?所以,小说描写这场特殊的婚仪,突出它的简朴而合乎礼数,喜庆而不落俗套。这幅别具一格的风俗画的色彩,是民族的,传统的,也是时代的。
语言美,这是《蒲柳人家》民族风格的又一特点。作者的语言以清新著称,但《蒲柳人家》的语言,似乎透露某种新的光泽。它一方面从传统文学中撷取精华,一方面从北运河地区方言俚语中汲取养料。然而,它学古而不僵化,给它注入了现实生活的新生命;采用俚语方言而不流俗,使人物对话有声有色。古与今的语汇,经过了作者的净化与锤炼,因而显得活泼,鲜亮,富于感情而染有时代的色彩。它是小说,但它却有一种诗的美。
《蒲柳人家》描写的是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阶级的压迫,民族的存亡,都在左右着蒲柳人的生活和命运。然而,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心灵,展示的故事情节,不只是眼泪与血污,龌龊与黑暗。作家透过血色与阴云的背景,在画面的主调上,用清晰而明朗的线条,描绘出中华民族英雄儿女自强不息、相扶共济的伟大品格。这里没有因为时代动荡和战乱而世态浇漓,民风衰败,相反,蒲柳人犹存古朴之风,讲礼义,重节操,敢于同邪恶相抗争,有着晶莹发亮的心灵。他们有挫折,也有悲伤,但他们在困苦中求生存,从泪水中追求光明。这是历史的真实吗?是的。我们民族的历史是悠久而又多灾多难的,如果我们没有坚韧不拔、勤劳勇敢的民族性格,怎能在祖国这片土地上闯过难关、世代相传呢?《蒲柳人家》这种美的诗韵和明亮的色彩,与我们今天除旧布新的时代,与我们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健康基调,是一致的。《蒲柳人家》从民主革命的历史波涛中,塑造出周檎、柳罐斗、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等民族的“脊梁”。我们的文学,正在从现实与历史两个广阔的生活漩流中,吸收精英以砥砺斗志。如同鲁迅所言,一个蕴有力量而富于自信心的民族,它的文学是要“从哀音而变成怒吼”的。
《蒲柳人家》还存在某些不足:它的某些情节有人工痕迹,历史容量还显得不算丰富。但是,在某些作品有所忽视传统的文学营养,只强调借鉴外国文学,轻视自己民族文学的继承的时候,而《蒲柳人家》和他的作者不尚新奇刺激,不趋之若鹜,在追求民族风格的道路上坚持不懈,从乡土中探求心灵美和生活美,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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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民族的新音乐
晓星
有人说,时代变了,过去的音乐已经陈旧了,过时了,没有人爱听爱唱了,现在人们要听要唱的是八十年代的新声。究竟如何理解音乐的“新”与“旧”呢?这是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诚然,我们的时代是在前进,在发展,现实生活正在发生变化。为此,音乐的内容、形式、表现手法乃至语言都要相应地变化,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着的形势。要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怎么发展,向什么方向变化。我认为,有一个前提不能忘记,就是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音乐只能在社会主义文艺的范畴内发展和变化。我们可以借鉴外来音乐中对我们有用的某些手法、某些经验,但是不能向资本主义现代派音乐中那些走向没落的成分看齐,尤其不能向海外的某些低级、庸俗的流行音乐靠拢。如果把它当作“探索音乐艺术表现手法的新路”,那就是对探索与创新的严重曲解。
聂耳、冼星海以及同时代的许多音乐家,他们以严肃的探索精神为我国革命的新音乐建立了基础,并为它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路,产生了一批划时代的新声,形成了我国音乐的新的传统。这种创新,在内容上,它是把歌唱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精神世界视为己任的。由于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因而成为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心声。形式上,它是从如何表现内容出发,不受旧的形式框框的束缚,善于突破,敢于创新,创造了我国群众歌曲和大合唱的独特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创作方法上,它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表现手法和音乐语言上,也都不是蹈袭窠臼,在不同时期都有新颖的手法和新颖的音乐语言产生。这个新的传统并没有停滞,随着生活的变化,它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如果把它说成是“陈旧了”、“过时了”,这是不公平的,至少是反映了一种偏见。我们是不能把革命的新音乐传统抛弃掉的。
去年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胡乔木同志说:“一些地方、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不去占领,就会有一些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不健康的歌声去占领。如果那样,就将是我们对五十年来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的革命传统的犯罪,就将是对聂耳、冼星海和其他一大批革命音乐家的犯罪!我们应该把五十年前聂耳、冼星海他们所创始的、带领我们大家唱起来的歌声继续下去……”(见1980年4月7 日《人民日报》)这话是很有针对性,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创新是传统的继承与革新的创新,而不是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那种所谓“创新”;我们所说的创新是指批判地借鉴外来音乐文化而立足于发扬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创新,决不是对海外已经趋向没落的音乐的蹈袭模仿。
因为十年浩劫,有的人分不清良莠香臭,盲目模仿,错把旧调当“新”声。对于这样的同志,只要晓之以理,正确引导,他们是会逐渐醒悟过来的。有的同志,从年龄与经历来看是应该知道新与旧的界限的,可是他们偏要把我国革命音乐家几十年来所创造的新音乐成果,轻率地用“陈旧了、过时了”一句话全盘否定,而给靡靡之音和模仿这种音调和情调的东西戴上一顶“新”冠全盘肯定,这就不好了。音乐的创作和演唱,若照这条路子走下去,不但不是什么“新路”,而是沿袭别人已经碰壁的老路。我们要提倡的是发展自己民族化的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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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

用音乐培养人的高尚情操
刘诗嵘
粉碎“四人帮”几年来,我们的音乐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正如舆论界许多同志所指出的:近年来,在首都的音乐舞台上,出现了一些轻型的,甚至在创作和演唱风格上受港台“时代曲”影响的音乐节目,被当作是“创新”,吸引了许多青年观众。而同时,一些严肃音乐的演出,却比较冷落,不大受欢迎。还有一些歌曲的歌词和音乐倒还不坏,但由于演员在表演风格上为了追求票房价值而迁就了某些听众不健康的趣味,产生了不好的效果。
对这种现象,我认为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单纯斥责或制止。一般说来,这样做的还多是些青年演员,他们大都由于对外国音乐缺乏全面了解,思想文化修养也还不足,不能很好地鉴别国外文艺的精华与糟粕。因此,我们应该循循善诱地对他们做工作,使他们明确音乐不论轻松的或是严肃的,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首先是要起到培养人民的高尚情操和美感的作用,通过艺术欣赏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决不能仅仅为了掌声而哗众取宠。同时,还要让大家开阔眼界,提高修养,对他们创作和表演的思想性、艺术风格和技巧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于要大力开展从幼儿开始的音乐普及教育工作,提高中、小学音乐师资的水平,组织和支持专业音乐工作者到学校、工厂和农村去演出优美健康的轻音乐和严肃音乐,并对群众业余音乐活动进行辅导。这样就能为各种类型的音乐演出培养广泛的、有鉴赏力的听众。当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都有了比较健康的美学趣味和较高的音乐鉴赏能力,青年工人、学生和农民都有了丰富多采的业余音乐生活——他们能够在一起演合唱、练独唱、重唱,组织业余的中、西乐队以至业余歌剧团、歌舞团的时候,那百无聊赖地对着录音机哼哼港台歌曲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同时,也就能够对专业的音乐创作和演出提出更高的、更严肃的要求,而不至于在演出场合吹口哨、起哄了。
当然,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在听众的欣赏习惯逐步养成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何从比较浅显和雅俗共赏的音乐开始,诱导听众进一步欣赏内容比较更严肃、更深刻的音乐。我认为,无论是从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锻炼艺术家的全面修养与技能,以及发挥一个演出单位的多方面的潜力来看,还是兼容并蓄更好些。只要不失去艺术家本人以及本单位的风格、特点,不为了追求票房价值而流于低级庸俗就行。至于某些音乐团体或是艺术家本人,由于能力、条件和兴趣的不同,而在表演风格、体裁上有所分工或侧重,是完全可以的。在任何艺术问题上,都不要一刀切。希望从事各种不同风格、体裁形式的音乐创作和演出的同志们,携起手来,为丰富和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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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

轻音乐问题小议
吴声
什么是轻音乐?(有时或称“流行音乐”,不过我总以为用这一国外的带有商业化色彩的概念来称呼我们的某些音乐,似有不妥,所以我还是用“轻音乐”这一名词。)我认为,轻音乐的特征是:比较通俗、比较轻松,一般来说,还大都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不带明显的政治色彩,如广东音乐、江南丝竹和一部分城市小调歌曲等等,就属于这类音乐品种。如果它健康、清新,就可以帮助一个劳动者在一天工作之余放松一下身心,恢复一下疲劳,增加一点生活的情趣。
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应不应该有轻音乐,而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提倡和鼓励什么样的轻音乐。
随着近年来港台“时代曲”的输入,在我们的歌曲舞台上,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存在着那么一股风,就是不论在音调上还是在演唱上对港台的“时代曲”进行刻意摹仿,个别的创作、演唱表现出柔靡和感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想原因大约不外两个。一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林彪、江青一伙多年来不让人们有一点轻松活泼、可资娱乐的东西,十年浩劫期间,轻音乐完全绝迹了。因而,“四人帮”一旦垮台,物极必反,人们对轻松音乐的需求便成倍地增长起来,而我们一时又拿不出来较多较好的东西,所以有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便乘机而入了。另一方面,有些单位由于片面地强调用经济规律领导文艺,一些文艺团体和个人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经济指标,一味追求“票房价值”,迎合某些低级趣味。
所以我认为,在音乐领域中要克服不正之风,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设法阻止这种使艺术商品化倾向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群众加强引导,对艺术家加强思想说服工作以外,还要更多地创作一些健康、清新的轻音乐作品,以及改变不管具体情况、硬性规定经济指标的不合理的办法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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