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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事业需要这样的好顾问
——记新闻老战士魏克明
在上海新闻界，提起《解放日报》顾问魏克明同志，大家都很尊敬。魏克明同志是个七十四岁的老人，由于长期患病和十年折磨，看来瘦骨嶙峋，风吹可倒。他的右腿胯骨骨折两次，由于接骨移位，至今不能走路。他的胃长期萎缩，难以进食，每餐只吃半两馒头。他的肺早在十七年前就已切除四分之一。他身高一米八，可体重只有六十多市斤。同他枯槁的形容、瘦弱的身体正好相反，老魏是个斗志不衰的战士，一生尽心竭力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即使在病床之侧，也孜孜不倦，从不辍笔。
魏克明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在太行山区从事党的新闻工作。艰苦的游击战争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胃病。解放以后，他的老胃病始终未能治好，十年浩劫，使他病上加病，满身残疾。很多同志怕他熬不到胜利。谁料到象他这样的风烛残年，当打倒“四人帮”，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担任《解放日报》顾问以后，他的精神状态，他的工作劲头，简直象枯木逢春，生机勃发，使人惊异、钦佩。
结舌成过去 扬眉在今天
1978年1月，魏克明同志写了一首诗：“狠批两估计，心潮涌如山。无限绞心事，历历呈眼前……结舌成过去，扬眉在今天。火里生凤凰，污泥出青莲。”表示在经受一场浩劫之后，要象火中凤凰一样，更加振奋精神，为党工作。他担任《解放日报》顾问之后，确实实现了他的心愿。
“老魏这位顾问，真是名副其实又顾又问的好顾问。”这是《解放日报》社许多同志对他的评价。
1979年5月26日，《解放日报》举行在上海创刊三十周年大会，市委领导人和新闻界的许多同志都来参加。老魏由两个人搀扶着登上主席台，作了题为《解放日报的三十年》的讲话，总结三十年来报纸宣传的经验教训。他说，三十年来实践证明，要办好党报，必须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要注意防“左”、反“左”。还说：要办好党报，必须有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精神，而决不要看风使舵，掘之东则东流，掘之西则西流。他列举事实，指出二十多年来报纸宣传的主要错误是“左”。在座的同志听了颇受启发。
1980年8月，在上海开了一个华东六省一市八报负责人座谈会，研究如何改进经济宣传。老魏尽管行动困难，仍然坚持参加会议，而且经过认真准备，作了发言，指出现在正是新闻工作大有作为的时期，是发明创造的时期，是英雄辈出的时期，鼓励大家开辟宣传工作的新天地。他针对当时报纸宣传中存在的缺少重要言论，缺少重大典型，轻飘飘、不解渴的缺点，作了具体的分析，对怎样办好报纸，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解放日报》社党委经过研究，认为老魏的建议很重要，会后就作出了改进报纸宣传工作的打算，已取得了初步效果。
老魏虽然是个顾问，仍继续战斗在第一线。他关心报纸工作，努力学习中央文件，制订报纸宣传计划，研究报纸改革方案，以至报纸的标题、版面、文字差错，他都经常提出意见和建议。
老魏学习和工作的劲头，使了解他健康状况的同志深感惊异。他除了认真学习各种文件、翻阅各种资料外，每天收听电台的新闻广播，看《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和一些杂志。其余的时间就是考虑给报纸的宣传出主意，写评报意见。他看到报上有一篇好文章或一个好版面，就高兴地写出评报意见，鼓励编辑记者。倘若发现问题，他也及时提出批评建议。他担任顾问两年半来，光是评报的信，每周都有一两封。《解放日报》总编室保存的老魏给总编辑的信件，有厚厚一大叠。他常常为报纸写文章。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不少精力旺盛的青年记者也赶不上。他写的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心得的文章，重评《清宫秘史》、重评《水浒》的文章，研究白居易诗歌创作的文章，一篇又一篇，提出不少问题，发人深思。
老魏是《解放日报》顾问，还经常关心上海整个新闻界。《文汇报》总编辑、广播电台台长，都是老魏家中的座上客。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向老魏谈谈情况，向他请教宣传中碰到的问题，共同琢磨，拟订报道的选题。
不务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
作为《解放日报》的顾问，魏克明同志给报社出主意、写文章，其中心思想，就是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克服“左”的影响。报纸接触社会比较广，各种思想倾向都会向它袭来。老魏总是要求报社的同志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被掩盖的倾向。他体会到，积二十多年之教训，从总体来说，我们吃亏就吃在这个“左”字上面。老魏说，他原来可说是个“凡是派”。但是，三年“大跃进”，十年“大革命”，逐渐使他认识到，“左”的思想不克服，折腾就会没个完。所以“大跃进”一结束，他就冷静下来和报社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检查报纸宣传“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一系列“左”的口号。但那时候，对“左”的思想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还是不足的，直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才看得比较深刻。所以他在文章中，在会议上，大声疾呼克服“左”的思想，推进民主和改革。
利用报纸这个党的工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老魏的一贯主张。他在总结《解放日报》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大会上说，“党报既是党的工具，又是人民的工具，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既要贯彻党的意图，又要反映人民的呼声，二者必须一致。《解放日报》对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传统的。如果报上不反映群众的呼声，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就不象张党报了。我们一定要继承这光荣传统，否则，忘掉了这一点，或知难而退，那等于白过了30年，愧对30年。”
要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左”的影响，反对不良倾向，并不容易。老魏经常鼓励报社同志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要因为引起了一些麻烦，就对此视为畏途。如果批评错了，就要更正，并接受教训，但批评得对了，就要坚持。他曾经说过，“我已七老八十了，余年不多，思想顾虑也不多了，凡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话，就说，有利的事，就做，个人的荣辱祸福可以放到一边了。”他在两年多时间里，以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写了二十多篇文章。他的《开言路的勇士——白居易》一文，大声疾呼，提倡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一文，提倡要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了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写了《家长制流毒不容忽视》，指出“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彻底清除封建家长制。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之日，就是家长制寿终正寝之时。”魏克明同志这几年来写的文章，多是针对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政治生活，为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呐喊的。
春风暖心田 老马要加鞭
象老魏这样年老多病的同志，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干劲，还有如此敏锐的思想呢？为什么象他这样一个命如游丝的人，还能熬过十年浩劫呢？我们终于向老魏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的想法都写在诗里，你看看我十年中写的诗就知道了。我有个信念，我相信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能够得到清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案能够翻过来，‘左’倾思想终将克服，可怕的历史不再重演。我要活下来，看看这个‘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结果！我愿意为评论‘文化大革命’尽一份力量，为党的事业尽一份力量。”这就是老魏的回答。
有了这样的信心和愿望，他就要顽强地活下来。他不象“乔厂长”那样一边挨斗，一边在心里唱京戏。他是白天挨斗，晚上作诗。每天“请罪”完毕，在准许回家的路上，往往便构思起诗句来。为了推敲一字一句，他可以想好几天，一旦得句，便默默地记在心里。为了不忘掉，他偷偷地抄下几十首，把它隐藏在一个装旱烟的玻璃瓶里。前后写了160首，保存下来的仅六十多首。这些诗始终贯串一个思想，那就是：真理必将战胜谬误，我们的党是能战胜邪恶的！他在1967年“一月风暴”后，写了如下诗句：“倒行逆施无已时，人心忍耐有尽头。……不旋踵间风云变，汉家明月照秦楼。”坚信党和人民终会起来结束这种暴行。1968年秋天，他又写了题为《自信》的诗：“何事苦萦怀，真理未应乖。请看希墨辈，而今安在哉！”坚信林彪、江青等人终将落得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的下场。
1976年4月，天安门前百万群众声讨“四人帮”的消息传来，老魏精神大振，他暗暗写了一首《沁园春》，其中有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八百诸侯会孟津。君不见，正雪涌千堆，骇浪奔腾。”果然，隔了半年，“八百诸侯会孟津”，一举擒住害民贼。病骨支离的魏克明欢欣喜跃，他又写道：“闻道四魔陷网罗，打开眉头千钧锁。欢乐泪水方出眶，转瞬破涕纵声笑。”
当时，魏克明同志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自己的疾病，急于为党工作。1976年冬，他写下了“欢呼四怪倒台后，日月增光人增寿。人活百岁不稀奇，决心再战三十秋”的诗句。他觉得自己这株枯藤老树又得到了生机，春风融心田，山花更鲜妍。1978年10月，他得到平反，马上要求担任《解放日报》顾问，为党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东风吹行客，老马再加鞭。魏克明这匹老马，正和报社同志一道，探索着在新情况下进行报纸改革的新路。
魏克明同志认为，当顾问是他这样既有强烈的工作愿望又老病缠身的老同志的最好的归宿。他说：“我考虑过，当顾问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对自己也有好处。既可为党多做点工作，而且是天地广阔，大有可为。由于不在第一线，可以清醒地考虑一些问题，总结一些经验。更重要的是，做了顾问，就促使自己学习，跟上形势，保持晚节。”
他在物质待遇上严格要求自己，报社主动关心他，照顾他，常常被他谢绝。
魏克明同志在顾问工作的岗位上所以能大有作为，这同《解放日报》党委的支持也分不开。魏克明同志深情地说：“这两年，我所以能做些工作，主要是报社的领导把我当作一名能够有所作为的战士，而不是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闲人。党委和各部门负责同志每天送文件和各种材料给我，或当面提出问题，诚心地同我商量，认真地对待我的意见。我虽然不能走路，足不出户，但报社的同志来往不断，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要是没有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我这个顾问，即使精力再好，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我对同志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对我自己很有限的工作，是感愧交集的。”
居欣如 萧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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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循循善诱 因势利导
优秀指导员李随国思想工作做得活
本报讯 用革命道理循循善诱，使战士树立远大理想，又为他们自学成才搭桥铺路，这是武汉部队某部优秀指导员李随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经验。
李随国1979年从步兵学校毕业后，到某团机枪一连任指导员。不久，就使这个比较落后的连队变成先进单位，军党委授予这个连队“建设精神文明的先锋”的锦旗，李随国也荣立了二等功。
李随国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经验是：
一、有的放矢，不回避矛盾，不隔靴搔痒。
有段时间，“当兵吃亏”的说法在部队里很流行。李随国认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在一次政治学习讨论中，李随国给战士们算起帐来。他问：“咱们每个人要服几年兵役？”大家回答：“不过三五年呗。”李随国又问：“那一个人一生能活多少年？”他接着说：“就算活70岁吧，除了你为保卫祖国、保卫他人尽几年义务外，那余下的六十多年，又是谁在保卫你？这个帐该怎么算呢？”
李随国说，如果只算经济帐，
“当兵吃亏”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这说明，大家来当义务兵，是作出了一定的个人牺牲的，也说明战士的风格是高尚的。但是，没有个人的“吃亏”和“牺牲”，怎么会有国家和人民长久的安宁与和平？反之，没有他人的“吃亏”和“牺牲”，又怎么会有你个人和小家庭几十年的和平与安宁？所以，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应当为保卫祖国、保卫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牺牲宝贵的生命。
听李随国一说，大家都感到入情入理。
二、用名人故事，启迪觉悟，激励上进。
由于十年动乱给人们心灵上造成了创伤，连里有些战士对政治抱厌倦情绪。怎样医治精神上的创伤？李随国发现，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对年轻人有较大吸引力。于是，就把自己搜集到的几十个伟人领袖、英雄模范、军事政治家、科学发明家、文学艺术家等各种人物的传记、故事，加以分析综合，从中概括出爱国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乐观精神等，用以教育战士。他把需要阐明的革命道理，寓于每个故事中，反复印证一个道理：一个人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都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强的意志。一年多来，他给战士讲了一百二三十个故事，不知不觉中给战士以启发，使他们开阔了胸怀，逐步树立起远大理想。
三、替战士一辈子着想，为其自学成才创造条件。
为了解决一些战士人在部队服役，心里却在想着复员后个人的前途和出路问题，李随国在领导他们学好军事的前提下，根据每个战士的文化程度、兴趣爱好和连队的现职工作，具体帮助他们确定学习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他到炊事班，经常手把手地教文盲战士刘少友写字，以后又要求他结合工作学习《烹调技术》一书。他又和卫生员谈心，鼓励他刻苦学习医术，做人民的“华佗”。驭手班的战士结合喂马学习兽医知识；养猪的战士，既学兽医，又学快速育肥法。对一些想报考军队院校的战士，李随国也热情地为他们创造学习条件。
本报记者 张春亭 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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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说台湾当局自毁声誉
本报讯 据香港《南华早报》文章透露：台湾地方当局“乘着大陆放松管制之机，派更多特务渗入沿海省份”，进行破坏活动。
首先是“伪造和捏造北京高级领导人的讲话和发言，已充斥于香港宣传媒介的不少于19件，约有八件或九件这类文件在超然的报纸和期刊杂志中有市场”。在国民党十二大之后，这种谣言更变本加厉。其次是“把无数的特务派往大陆从事间谍活动。有若干这类特务被捕”，“广州法庭把一名特务判处入狱”。
《南华早报》的文章认为：台湾当局的这些做法“显然”“是做得太过火了”，“他们正处在自毁自己声誉的危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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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拆除“国父史迹纪念馆”
岛内外同胞强烈不满 孙治强呼吁保存真迹
本报讯 不久前，台湾当局借口修建台北地下铁路，决定拆除台北“国父史迹纪念馆”，引起岛内外同胞强烈反对。
孙中山先生自1899年至1924年，先后几次赴台，可是在台湾只留下一处行馆。这就是1913年孙中山先生讨袁失败后，赴日途经台湾时，曾在台北住过的“梅屋敷”。后人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把“梅屋敷”建成“国父史迹纪念馆”。
该馆由于年久失修，早已“陈旧不堪”。几年前，又被“青年服务社”占用。孙中山先生的墨宝——“大同”、“博爱”等字样，都被“拆除一空”，如今又要彻底摧毁。
上述情况，引起同胞们的极大不满。一位老年人在报纸上撰文呼吁当局：“看在国父的面上”，“请放下刀斧”！台湾“国史馆”的馆长感慨万千地说：“国父留在台湾的史迹本来就不多，行馆是仅有的一个，拆了就什么都不剩了！”《中国时报》说，看见拆除的情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又讯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当局要拆除孙中山先生在台湾留下的唯一史迹——台北“国父史迹纪念馆”的决定，引起海内外广大同胞强烈关注。5月10日，孙中山先生的孙子孙治强，向当局呼吁保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真迹。
孙治强说，位于台北中山北路的“国父史迹纪念馆”是孙中山先生早年曾在台北住过的地方，如果迁移重建，在价值上则属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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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特务钟杰夫落网
本报讯 今年初，公安机关在广州车站拘留了一名国民党派遣特务，名叫钟杰夫，今年31岁。1971年他从广州偷渡到香港，因无固定职业，穷困潦倒，被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注意上了。1978年，一个特务结识了钟杰夫，向他提供了一个捞钱的机会——从内地倒邮信件到香港，每件给港币100元。钟杰夫一口应允下来。
所谓倒邮信件，就是把特务分子的信从香港弄到内地，再寄回香港，特务分子用这些“来信”充当大陆“敌后来信”，以欺骗舆论。为了“捞”钱，钟杰夫多次为台湾特务机关倒邮信件。他还利用回广州探亲的机会，为特务机关搜集情报，购买内地的信封信纸供特务机关使用。
今年1月14日，钟杰夫又受台湾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广州。在内地活动期间，他又一次按照特务机关布置的任务，以潜伏特务的名义，向国民党“十二全大会”发了两封“贺信”。
钟杰夫的特务活动，没有逃脱我公安人员和群众警惕的眼睛。就在他自鸣得意的时候，广州市公安机关将他拘捕了。
（据《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报道：在此前后，广东省公安机关还以同样原因逮捕了国民党派遣特务严明辉、曾福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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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加紧控制和镇压群众
台湾当局增强警宪特力量
本报讯 台湾当局为了加紧镇压人民和对付反对派势力，进一步加强了警宪特务力量。
据报道，从1980财政年度起，当局增加这方面的经费九千万元新台币；“法务部”组成了以防止群众发生暴乱事件为目标的“固基专案小组”，“警政署”成立了“空中警察队”，“空中监视和追缉群众骚动事件”，台北警察局成立“快速打击部队”。各县市增加警察总数为一千二百多人，占现有警察总额的6％，增员后的各县市警察总数已达13万人。据透露，台湾全省警宪特人数达一百多万，几乎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
香港《七十年代》一篇文章说：“台湾的警察密度原是世界之冠，今年宪兵编制又增加一个营，向国外添购了镇暴车，增加镇暴设备。”
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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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台湾简讯
台湾简讯
△ 台湾省博物馆展出一株巨型珊瑚树。这是去年十月澎湖县珊瑚船在宜兰县龟山岛附近水域采到的。这株桃红色巨型珊瑚，有主干五枝，宽七十厘米，高一二五厘米，净重七十公斤。据说，它的年龄在三亿年以上，堪称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一株珊瑚王。
△ 据报道，今年以来，台湾养牛业由于进口牛肉免税，充斥市场而陷入了困境；养猪户因外销猪迟迟不能“冲退”屠宰捐，资金周转大受影响。养牛户呼吁当局恢复牛肉进口税，养猪户则要求取消屠宰捐。
△ 台湾高尔夫球选手吕西钧以七一四点的成绩蝉联亚洲高尔夫球巡回赛总冠军。台湾另一名选手何明忠以六九六点的成绩赢得今年巡回赛的第二名。
△ 据台湾报纸报道，国民党元老张群最近对某报记者说，每天读到几份报纸的地方新闻，里面多是奸淫、逆伦、抢劫，不由不生气。张群对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表示忧虑。
△ 台湾“暴力事件日渐增加”，“警察连续遇害”，当局决定将警员手枪佩带部位由臀部改在左胸前，“以防被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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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绵阳拓印宋哲元“神道碑”文
本报讯 据中国新闻社消息：四川省绵阳市有关部门，最近帮助宋景孚姊妹拓印其父宋哲元“神道碑”的碑文，不久即可寄给海外的亲属。
宋哲元将军于1940年春在四川省绵阳市病故，葬于城郊的富乐寺山上。当时国民政府在离陵墓两华里远的地方，立了一座高大的“神道碑”，以为纪念。碑的正面是冯玉祥将军的亲笔题词：“故上将宋公哲元之神道碑”；碑背面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沈尹默写的国民政府关于追认宋哲元为一级上将的命令。碑两侧是于佑任亲笔草书的宋哲元将军的生平简历及评价。
宋哲元将军有七位儿女，除三女宋景文在上海外，其余六位均在美国、泰国和台湾等地。1979年9月，宋将军的小女儿宋景孚女士及其丈夫代表海外亲人专程由美国来绵阳扫墓，并瞻仰了“神道碑”。他们看见“神道碑”保护完好，十分高兴，希望拓印八套“神道碑”的碑文，每人保存一套，作为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为了满足宋将军儿女们的要求，绵阳市有关部门请来高明的拓印技师，经过细致的工作，现已全部拓印完毕，正用绸子进行精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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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监狱看守所犯人暴满
本报讯 台湾各地的监狱和看守所犯人暴满。据透露，台北监狱核定的容量是2，600人。目前已经容纳了三千九百多人；台北看守所的核定容量也是2，600人，目前容纳近三千人。其他如台中监狱、台中看守所、台南监狱、台南看守所、高雄看守所也都大大超出了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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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今年3、4月间，国民党“十二全大会”前后，台湾当局曾大肆吹嘘，说他们收到了一批来自大陆的“贺信”。这些信是什么人写的？在台湾当局顽固地拒绝同祖国大陆通邮的情况下，又是怎样“寄”到台湾当局手里的？对此，他们守口如瓶。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今天刊登的两条消息，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这种“自欺欺人”的拙劣伎俩，是谁也骗不了的。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