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
钱俊瑞
1981年5月29日晚上8时40分，电视机屏幕上突然映出了“重要新闻”四个大字。我心里惊叫“坏了！坏了！”果然，我们敬爱的宋庆龄名誉主席与世长辞的公告发表了！我同千千万万对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无限崇敬和爱戴的中外同志和朋友一样，刹那间陷入万分悲痛的深渊。我走进自己房间失声痛哭了。
整整50年前，我由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了宋庆龄同志。她那庄丽、深沉、坚毅、慈祥的仪表，她那温文尔雅、高瞻远瞩、不同凡响的谈吐，立刻把我这样一个革命青年吸引住了。从此以后，她便成了我崇敬的老师、领导人和战友。
“九一八”、“一二八”、民权保障同盟、和鲁迅、蔡元培一起欢迎肖伯纳、营救牛兰出狱、创办英文《中国呼声》杂志、“一二九”救亡运动、救国会、营救“七君子”出狱、悼念鲁迅逝世活动、文化界救亡协会，以及建国后的中苏友好协会，等等，等等，一桩桩，一件件，我们都在党的领导下，同时也在宋庆龄同志的教诲、鼓舞和支持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赢得了一个个胜利。
我在这里，只想回忆一件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宋庆龄同志作为卓越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历史事实，来纪念我们这位“国之瑰宝”、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
1936年7月，宋庆龄同志接到通知，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定于当年9月10日在巴黎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援助西班牙共和、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和声援各国反法西斯群众运动的问题。
当时，宋庆龄同志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副主席，主席是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她那时住在上海莫利爱路旧居，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监视极严，实际上并不能自由行动，所以无法出国。她和我们地下党联系，决定以她的名义，派我出国，一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会议，一面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代表名义（当时我是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参加同年9月2日在比京布鲁塞尔召开的由英国西薜尔爵士主持的世界反侵略大会。
那年8月15日，她通过史沫特莱，把我安全地接到她的住所，把这个决定通知我，一共谈了两次。一次有胡愈之同志参加，谈得很简单。另一次她把专程来华请她去巴黎的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介绍给我。她用精湛流利的英语告诉我：“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目标你是知道的，它反对德国纳粹法西斯，反对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反对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我们中国呢，还有个卖国独裁的法西斯。你说，这个法西斯我们应不应该反对？”我和达德教授同声回答：“当然要反对，而且要反对到底。”她就笑着对我说：“对，你说得对！所以你这次去巴黎开会，就要代表我把这层意思讲透：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凶恶的侵略者、压迫者。还有一个卑鄙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它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领土和主权。对于东方这两个法西斯主义，欧美各国人民还不很清楚。达德教授，你说是不是？”达德教授说：“是。这次钱同志出去，要把这点讲得充分些。”“是呀，”宋庆龄同志接着说，“你应当好好准备一下，多搜集些材料，并且同德意法西斯作个对比，指明它们的性质和我们对它们作斗争的任务。要说明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同欧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休戚相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压迫和剥削，挣脱自己的奴隶地位。”
说到这里，她转过头去问达德教授：“中国共产党最近发了一个宣言（指“八一宣言”）作了一个决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决议），我看很对，我完全赞成。你看过么？”达德说：“还没有。”宋庆龄同志立即说：“钱同志，你立即想法找一份给他，翻译给他听。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先把大意给他说一说。可不要把重点说错呀，说漏呀！”说着，她幽默地笑了。接着她又十分严肃地说：“我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达德教授也懂得一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达德教授比你年纪大些，钱同志，他斗争经验丰富，他这次陪你去，可以帮你很多忙。他了解了一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就可以帮助你，告诉你，在大会上，在小组会上，在个别谈话中，应该着重讲些什么，少讲些什么，那些东西可以不讲。因为他了解情况多，人头熟，可以帮助你说话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效果好。” 接着，他转过头去对达德教授说：“你这次来中国是初次。你一定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很糟很糟。但是，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你们美国朋友中有不少相当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比如史沫特莱、斯诺、葛兰尼契，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我看他们有眼光，有见识。他们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你虽然初次见面，但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她略停了一下，把话题转开，问达德教授：“听说你的父亲是美国现任驻德大使，是吗？”“是的”，达德说，“最近听说，他有点不想干了。”“为什么？”宋庆龄同志说，“我看还是干下去的好。在那里做大使可以了解法西斯德国的情况嘛。这次你陪钱同志去欧洲，就可以下飞机，到柏林你父亲那里，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回来做些报道。”
1936年8月底，我从上海经过海参崴到莫斯科，然后由达德教授陪同飞往柏林，住在他父亲那里，去看了国会大厦，进一步了解了所谓国会纵火案的真情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法庭上英勇斗争的实况。9月2日起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9月10日起在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我们在这两个大会上做了不少工作，学到了不少东西。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根据党的指示，也是按照宋庆龄同志的教诲办的。我们还参加了巴比塞同志的丧礼，并代表宋庆龄同志送了花圈。
那次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是由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著名科学家朗日凡主持进行的。他们两位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同志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曼罗兰曾经这样形象地描述宋庆龄同志：“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参加那次会议的法国共产党元老卡香同志紧握住我的手说：“假如宋庆龄这次能够亲自来到巴黎该多好呀！你们的国母不也就成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法国的保姆了吗？”
我们在国外，无论到哪里，都深深体会到宋庆龄同志作为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她的威望是非常非常高的。全世界进步人民都熟知她，崇敬她，热爱她。
1936年11月10日，我经过苏联回国。第二天，我就去看望宋庆龄同志，向她作了欧洲之行的详细汇报。她连连点头称好，表示对许多国际友人的感谢。她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最近国内情况十分险恶。救国会七位领导人被捕了，说不定哪一天你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我看你最好写篇文章，报告出国做了些什么，光明正大。同时我建议你干脆到南京去一趟，找找冯玉祥、于右任、林森几位，向他们报告世界人民怎样同情支持我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的信心。”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立即在《现世界》杂志发表了一题为《我从国外归来》的文章，并到南京去会见了林森、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王昆仑等，还由李德全同志介绍我在女青年会作了“抗日救国与保卫世界和平”的讲演。在这些活动中，我都着重提到了宋庆龄同志的鲜明坚定的立场和主张。
宋庆龄同志对于同志的关心照顾，真是无微不至，而她的动机只是：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
现在，我们敬爱的伟大革命战士离开我们了。但是，她将和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一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成为人们改造世界、推动人类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
巨星殒落东天边，
苦斗一生解倒悬。
挥泪竞奔长征路，
青松玉雪耀典范。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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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众望所归的引路人
——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朱学范
宋庆龄名誉主席是我国各族人民衷心敬爱的领导人，她的不幸逝世，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缅怀她为新中国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一生，我的心情极为沉痛。
宋庆龄名誉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她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我国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总是她引导革命的国民党人朝着历史的正确方向前进。
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发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号召，立刻受到了全国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广泛的热烈的响应。我在布拉格出席世界工联理事会议后，正转道旧金山返回香港。在旧金山我同冯玉祥将军会晤，他对我说：应该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内进步同志及早参加到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在我离开旧金山的前夕，冯将军将一封亲笔信交给我，并且委托我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去同在香港的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们商讨。我到了香港之后，就分别拜访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陈此生等同志，将冯玉祥将军的建议对大家说了。这时，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反蒋力量也在酝酿重新结合，大家看到冯玉祥将军的亲笔信后，都很振奋，就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在香港坚尼地道国民党在港的革命同志碰头的地址开会，商量成立新的革命组织，何香凝同志提出这个革命组织应该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她坚持一定要冠以“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以团结更多的国民党的同志来参加革命。她的提议得到了一致赞成。推举谁来当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呢？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非宋庆龄同志莫属。这时，庆龄同志在上海，大家委托我同她联系，请她俯允担任主席。
我通过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的关系，请俞志英同志到香港来。俞志英同志既在劳动协会工作，又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能够经常见到宋庆龄同志。我把李济深、何香凝等诸同志亲笔写在一张薄纸上的《上孙夫人书》，交给俞志英同志。主要内容是：“……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托俞志英同志带到上海面交宋庆龄同志，并且向她详细汇报我们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俞志英同志接受这个重大任务后，通过龚澎同志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同志，向他请示如何更好地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章汉夫同志对她说：你不用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参加这个革命组织，经她缜密考虑，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宋庆龄同志已把这个想法向我党谈了。我们党完全尊重宋庆龄同志的意见。章汉夫同志要俞志英同志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分别拜访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陈此生等同志，忙将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同志的意见转告大家。每个同志听了都很兴奋，把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革命活动的支持，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爱护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而对宋庆龄同志的深谋熟虑更是异常钦佩。于是，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召开了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战的政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的联合政府。推举李济深同志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同志为名誉主席。
三十三年前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经常展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思想是同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息息相连的，因此，她总是能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引导我们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宋庆龄名誉主席的这种崇高的革命情操，经常激励着我们不断进步。现在，她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革命精神将鞭策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竭尽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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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中央写信给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
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逝世
本报讯 5月30日，民革中央写信给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吊唁宋庆龄同志逝世，表达最沉痛的悼念。吊唁信说，“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的业绩，是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她的逝世，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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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孤儿做推销商品的广告
本报讯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许多营利机构打着慈善旗号，以举办“园游”为名，利用孤儿做商品推销的广告。
报道说，每年一到春游时节，台湾许多营利机关便纷纷邀请一些育幼院的孤儿参加“园游会”，美其名曰“社会服务”，实际上是打着慈善旗号，借助孤儿为主办单位的商品提高知名度。
一位育幼院院长叫苦说，今年春游时节，邀请孤儿参加园游的单位很多，育幼院孤儿象赶集似的，参加完这家园游，再赶往另一家，不停地穿梭在各个会场，孤儿还往往得挨饿。名为“共襄盛举，免费供应午餐”，其实有的只发给孤儿每人几粒豆子而已。
利用孤儿做推销商品广告赚钱，这说明台湾社会商业道德堕落到了何等地步。有关方面人士投书台湾报纸，大声疾呼，营利机关今后不要再利用这种毫无意义的园游会来伤害儿童了。
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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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托儿所——营利的工具
本报讯 据《台湾日报》报道，近几年来，台湾商人利用台湾大众“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理，纷纷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名为“学前教育”，实则多数创办人打的是经济算盘，动的是钞票脑筋。
该报说，近年来新设立的私立托儿所、幼稚园犹如雨后春笋。仅高雄市，已立案的有166所，未立案的还有七十余所，共招收幼儿二万二千余名。但是，绝大部分所、园的负责人不懂幼稚教育，也就谈不上教育。幼稚园的学费，比中小学的高出数十倍，每月还得另缴交通费、点心费、劳作费……等名目甚多的费用。台北一名幼稚园儿童的学费比读大学还贵，每学期高达台币一万元以上。为了营利，一些园舍设备差，又不注意儿童营养卫生，往往造成严重疾病，重者甚至有生命危险。该报说，台湾各地托儿所、幼稚园浓厚的商业色彩，已使得儿童学前教育趋于变质，令人担心。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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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幼童失踪案迭起
本报讯 近两年来，台湾一再发生幼童失踪案，寻找儿童的广告、启事充斥台湾的报刊和广播，使一些家有幼儿的父母忧心忡忡。台湾警方说，“孩童失踪案越来越多，已成为一种新的犯罪形态”。
据《台湾日报》今年5月2日报道：“警方每周都要受理很多孩童失踪案，有的小孩找到了；有的小孩杳无信息，使得这些家长终日以泪洗面，陷入愁云惨雾”。警方分析说，有些歹徒拐走孩童是为了勒索钱财，有的拐走小孩是为了据为己有。有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就被一个冒充“叔叔”的歹徒带走，锁在太平乡一处废弃果园的木桶中，乘机向其家中恐吓勒赎。今年4月10日，在台中市国光桥离地有十多丈高的一个桥洞里，找到一个失踪五个月的小孩张有志。据张有志的父亲说，在小孩失踪几天后，曾有一个陌生男子打电话给他，表示知道小孩的下落，希望见面“好好谈谈”。《台湾日报》说，张有志找到后不几天，台中市又有两个小孩突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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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茵获国际儿童画展特别奖
本报讯 在日本举办的第十一届国际儿童画展中，台湾八岁儿童李嘉茵荣获最高特别奖。李嘉茵是台南师专附小二年级学生，得奖作品的题目叫《郊游》。在这个画展中，台湾总共获得了200面奖牌，得到了总团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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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弃婴充作捐赠物
病娃塞入纸箱中
本报讯 据香港《明报》透露，台湾省台北市义光育幼院育婴所副所长郑祖许，在查收捐赠衣物时，赫然发现一个纸箱里塞着一个娃娃，起初以为是特大号洋娃娃，打开一看竟是个奄奄一息的女婴。
经医院检查，这个弃婴约一个月大，身高44厘米，体重2．5公斤。据医生表示，这个可怜的婴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等。
据报道，义光育幼院院长李世美抱着这个小女婴，不胜感慨。她表示，非婚父母或破碎家庭，不要悄悄地将婴儿放在育幼院门前，以免婴儿因挨饿受冻而发生生命危险。据报道：由于生活和道德的缘故，当前台湾的非婚生儿和弃婴现象都是很严重的。
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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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儿童没歌唱
本报讯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少年儿童缺少中国儿歌，满口唱的是外国歌谣。
台湾音乐界一项统计表明，目前，台湾小学音乐课本中，一半以上的歌曲选的是外国作曲家的作品，虽有四分之一是中国歌曲，但不适合儿童吟唱。有关人士指出，台湾当局一向标榜民族主义，然而，对下一代的音乐教育走的却是“世界主义”，这能不说是个讽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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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费猛涨 上学困难
本报讯 随着物价的上涨，台湾各类学校的学杂费也水涨船高，不断增加，造成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入学越来越困难。
据报道，近年来，台湾各类学校的学杂费普遍提高了三至四倍。许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得不被迫做工赚钱，以补贴学费之不足。《台湾日报》最近报道，一群十二、三岁的儿童，为了赚钱交学费，在丰原一家工厂做短工，厂主强迫他们每晚加班至九点，身体患病或家里发生不幸事故，也不准请假。因工作时间太长、活儿太重，许多儿童身心受到严重损害，有的甚至死亡。《中央日报》2月28日报道，基隆一16岁的学生李克峰，为了补贴学费不足，暑假期间在一家铁工厂做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一次操作攻牙机，因疲劳过度，体力不支，左手臂被高速的钻床绞入，成了终身残废。后来厂主把他撵出门外不管不问。这类悲惨事件，在台湾时有发生。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因缴不起学费，加上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学业，到工厂做工的青少年有九十万人左右。他们劳动繁重，收入微薄，境遇凄惨，已引起社会舆论的同情。不少台湾报纸揭露，童工在台湾是个社会问题。
武廉
第3版()
专栏：
噪音危害中小学师生身心健康
本报讯 近几年来，台湾各城市的噪音为害严重。据台湾师大卫生教育系专家对台北市不同类型中小学进行的对比试验表明，台湾城市噪音，不仅使学生的学习效果下降，而且会导致学生出现诸如高血压、心脏病、神经衰弱、听力障碍、失眠及情绪不安等症状。另外，教师长期在噪声中讲课，不得不一再提高嗓门，忍受着精神及肉体上的折磨，以致许多教师声带失音。台湾有关当局对此迟迟拿不出改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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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台湾简讯
台湾简讯
△台湾观光旅游开放以来，许多有钱人家的孕妇，以观光为名，到美、日或东南亚等国家待产，以便生下孩子能取得当地国籍，作为日后家人“依靠”。台湾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已丧失民族自尊心。
△不久前，台大医学院顺利完成了一李姓胸腹连体女婴的分割手术，住院费十二万台币，分割手术费五十万台币。其父母收入微薄，现正为欠款发愁。
△目前台北市只有十所公立托儿所，而且多数是高收入的家庭子女，贫户子女占极少数。有关人员呼吁，公立托儿所亟需增设。
△台湾最近举办“青少年问题”座谈会，据有关方面统计，青少年犯罪年龄逐年降低，女性少年犯罪逐年上升，未满十八岁的犯罪人数占百分之三十一。
△台湾一些学生家长，向有关部门提出四大呼吁：一、严禁上第八堂课；二、限制考试次数；三、严禁因成绩不好体罚学生；四、拯救逃学离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