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埃人民情深谊长
安国章
“万里长城的儿女，金字塔的子孙，我们的友谊永世长存；象尼罗河，象扬子江，永远向前奔腾！”一位埃及朋友曾用这诗一般的语言描绘过中国和埃及两国人民之间传统的友谊。
中国和埃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确实源远流长。如果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追溯历史的足迹，就不难发现，早在公元一、二世纪，我们两国人民就开始相识。公元二世纪，埃及著名学者托勒密在他的著作中曾谈到中国，他把中国称为秦尼，认为世界东方的边缘是秦尼的首都；我国史学家鱼豢在公元三世纪所著《魏略》一书的《西戎传》中也曾提到埃及当时的名城乌迟散，即亚历山大城。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中国古老的文化也进入到埃及人民的生活。埃及考古发掘出来的四世纪以后的丝织品中，就有一些是用中国丝织成的。到我国唐、宋时期，两国人民的交往有了很大发展。这时，不仅伊斯兰教已影响到我国部分地区，而且托勒密的《天文集》也传入中国。而中国著名的瓷器、造纸、火药、指南针也经西亚进入埃及。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陆续有埃及人来中国侨居和访问。
在《明史》的《西域传》中曾谈到：米昔儿（指埃及）……遣使来华，“既宴。赍命五日一给酒馔果饵。所经地皆置宴”。
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确实给埃及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拉伯有句名言是最好的明证：“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埃两国友好之路越走越宽，友谊不断加强。
不幸的是，后来由于殖民主义者垄断了海上航行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正常的往来受到了阻挠，友谊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两国人民先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被中断了的传统友谊得到了恢复，并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崭新阶段。
1955年，中、埃两国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隆会议，并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有了极大增进。万隆会议和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两国之间就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指导下，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
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中、埃关系的发展，希望中、埃两国团结友好。为此，周总理曾三次访问埃及，每次都受到埃及人民热情的欢迎。萨达特总统也多次派遣埃及领导人和特使出访我国，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一直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援的。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埃及人民也坚决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斗争。
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近年来，不仅两国的友好使者经常来往于北京—开罗之间，而且在外贸、文化、艺术、卫生、科技、体育、农业、旅游、新闻、广播、电视等方面也加强了交流和合作。
中、埃友谊之桥已屹立在东方，友谊之树在茁壮成长，曾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两个民族的子孙定会使友谊之桥更加坚固，友谊之树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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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国曼谷艺术学校是培养青少年文艺人材的学校。图为艺术学校的学生在练习打击乐器，他们沉浸在悠扬的乐声中。新华社记者王卫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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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小学的学生一面学习文化，一面劳动。这是孩子们在上气象课。新华社记者王敬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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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墨西哥儿童穿着中国式服装，在中国新春佳节时参加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的庆祝活动。新华社记者韩晓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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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向导
“马拉木车！”
“野鸽！”
“马拉猴！”
“野鸽！”
“阿马哥洛鸡！”
“妹扎！”
“威勒威！”
“威勒威虎”！
这不是在说相声，而是中国农业考察组在卢旺达考察的时候，那里的小朋友唱给我们听的一曲清脆悦耳、优美动听的“礼仪之歌”。它象这个“千丘之国”漫山遍野的蕉林一样，给人以清凉甜蜜、轻松愉快之感。
这些听来似乎好笑的译音，其实意思是：“早上好！”“您也好！”“身体好吗？”“很好！”“近来好吗？”“好啊！”“下午好！”“下午好啊！”这曲“礼仪之歌”，是出自一张张小黑脸蛋、白牙齿的天真活泼的非洲农村小朋友之口。虽然他们脚上有泥巴，甚至有牛屎，但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象原野上盛开的五彩缤纷的野花一样，招人喜欢。在那些孩子们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小向导”西蒙了。
那天，阳光明媚，微风吹拂，春意盎然。我们的面包车，在山间土路上颠簸着，摇摇晃晃地来到了鲁瓦几萨。不一会儿，围上来七八个男女孩子。其中一个名叫西蒙的七岁的小男孩，首先向我们打招呼：“马拉木车！”我们答道“野鸽！”其他小朋友，也跟着向我们问好。西蒙这孩子，长得很可爱：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短而卷曲的乌发；圆圆的、黑黝黝的小胳膊小腿，长得结实而匀称。
那天，卢旺达的陪同没来。我们一天的计划是：围绕鲁瓦几萨沼泽地走一圈，踏勘地形，然后决定布点测量。于是我们就在非洲的原野上，翻山越岭，涉水过泽，一面察看地势地貌，一面欣赏满山的奇花异卉，一阵阵蕉林的清香和那不知名的花草芬芳，迎面袭来，使人心旷神怡。我们走了一阵，发现那个叫西蒙的孩子，一直尾随着我们。我心想：我们人生地不熟，他跟着也好，就当向导吧。但语言不通，怎么办呢？用手比划。我走到西蒙跟前划了一个大圈，再走几步，表示走一大圈。他那有神的大眼睛，眨巴眨巴，然后咕噜了几声。我不明白他说什么，他也不懂我的话。但是，他就在前面走起来了。每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当口，小西蒙逢人就咕噜咕噜地打听，然后又向前走去。走累了，就在一块儿休息。午间，我们每人省些鸡蛋、蛋糕什么的，也分给他一份。李工程师还喂他喝水。自然而然，他也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了。这样，走着、瞧着、聊着、记着，我们从上午八点多，走到下午四点多，足足走了五六个小时，行程二十多公里。特别最后几公里，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感到疲惫了，但看到小西蒙那甜蜜的笑脸和轻松的步伐，我便鼓起了勇气，仿佛减轻了不少疲劳似的。当我们见到出发地的面包车的时候，小西蒙会意地笑了，好象在说：“我的向导任务完成了。”
李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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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喀喇昆仑公路纪行
何武 舒林
4月，正是巴基斯坦春光明媚的季节，我们去北部地区访问，沿着喀喇昆仑公路旅行。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到处都是崇山峻岭，我们从拉瓦尔品第乘坐的“友谊”号飞机起飞后不久，就看到一条高山公路仿佛一条细长的缎带，时而飞越深山峡谷，时而缠绕悬崖峭壁，一眼望不到头，间或有几辆满载货物的汽车在缎带上面缓缓前行。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喀喇昆仑公路。这条公路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段从中巴边境的红其拉甫山口至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塔科特，全长616公里，是由中巴两国筑路员工共同修建的。这是一条建设在地质和气候条件都异常复杂的“世界屋脊”之上的高山公路，工程十分艰巨。
在到达吉尔吉特以后第二天，我们就乘汽车沿着喀喇昆仑公路北上，一直到位于中巴边界上的红其拉甫山口。我们的老朋友、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贸易公司总经理阿什拉夫已经是第50次上红其拉甫山口了，但他还是执意陪同我们前往。
公路沿着洪扎河蜿蜒北上，两边都是壁立千仞的冰峰雪岭、悬崖峭壁和高山峡谷，地震、雪崩，塌方、泥石流的痕迹比比皆是，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建设这条公路的难以形容的艰险和困难。在公路沿线我们还不时看到一些陡峭险要的崎岖小道。阿什拉夫告诉我们，这就是古老的驿道——丝绸之路。
喀喇昆仑公路的建成，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部地区与世隔绝的状况，为这一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现在每天都有四班公共汽车在公路上来回奔驰。据说，巴基斯坦政府正准备在今年内使这条公路旅游开放至巴托拉冰川。为此，吉尔吉特正在兴建一座现代化的旅馆。
我们在北部地区旅行期间，遇到很多曾经同我们的筑路员工一起工作过的朋友，他们畅谈同我筑路员工一起劳动的日日夜夜，流露出对中国员工的深深的怀念之情。
有一位叫阿牙孜的朋友告诉我们，他把在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园前照的像镶上镜框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让他的孩子们永远记得爸爸曾同这些中国朋友一起工作过。他满怀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已在北部地区广为流传的我筑路指挥部技术大队第四队教导员武治业同志英勇牺牲的故事……
一天中午，正当卡亚尔沟路段工程紧张进行的时候，突然石块从陡峭的山坡上滚落下来，这是塌方的征兆。武治业同志立即发出警哨，命令大队马上疏散到安全地点，他自己却走在最后。就在这时，巨石滚滚而下，武治业同志为了保护巴基斯坦朋友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向他的遗体行礼、鞠躬，有的张开双手，为他祈祷，有的喊着：“阿兹姆杜斯特（伟大的朋友）！”
巴基斯坦朋友告诉我们，当地居民常到中国烈士陵园来，肃立在纪念碑前为烈士祈祷。陵园面向喀喇昆仑公路，背靠参天的雪山，仿佛要以这里雄伟的高山来象征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园工作的巴基斯坦朋友说，陵园里的花草树木采自巴基斯坦各地，于不同的季节开花，这样园内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开放。在巴基斯坦人民的心目中，这些中国烈士是青春常在的。
我们在北部地区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留下的印象却是异常深刻的。我们感到这里遍地都是友谊。在这深山峡谷之中，在冰峰雪岭之上。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花就象纯美而高尚的雪莲正在傲然盛开。
为纪念在建设喀喇昆仑公路中牺牲的中国员工的纪念碑。
新华社记者 袁长发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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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美国通讯
救救孩子！
新华社记者 钱行 彭迪
在美国，5月25日是个纪念日，原来是为了纪念过去战争中阵亡的人的，然而这天在华盛顿 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的群情激愤的大会上，却在悼念当前正在不断遭到残酷暗杀的亚特兰大的黑人孩子们。
这是另外一种战争。这场暗杀无辜儿童和反暗杀的斗争在亚特兰大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从1979年7月起，那里遇害的青少年一个接着一个，到今天为止已经增加到30名（包括两名下落不明的失踪者）。凶手一直找不到，而一再找到的却是一具又一具黑人孩子的尸体。
亚特兰大市长梅纳德·杰克逊说过，要破杀人案，必须要有人证、物证或犯人自首，这三条现在一条也没有。许多孩子的尸体在发现时已经腐烂，连死因也无法查验。
失去了儿女的父母亲，从美国南方阳光地带的名城亚特兰大来到首都诉说自己不幸的遭遇。在这天上千人参加的露天大会上“救救我们孩子”的呼声十分急切。一个十岁小孩的被害者的妈妈威利·马西斯上台发言的时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的孩子查弗里前年冬天失踪，将近一年之后才找到他的尸体。面对着向她深表同情的群众，她只说了声感谢大家就再也讲不下去了。
另一个被害者九岁的尤塞夫的妈妈卡米尔·贝尔接着上台说，“我们的孩子正在遭受各种手段的杀害，我们的前途将被破坏。”她反复向大会群众发问，“我们担心吗？”群众高呼“是的”。被害者的父母亲在问，其他许多美国人也在问，这场还在继续发展中的亚特兰大悲剧什么时候才能终结？为什么在同一个城市里这类案件如此频繁地发生却一次都破不了案？
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在美国常见，很难追究原因。有人认为杀人犯可能是一种精神病人，同社会制度无关。还有人认为，凶手也可能就是黑人，这同种族问题关系不大。但是，许多人并不这样看。
《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文章里一针见血地说：“犯罪问题有其社会根源”。卡米尔·贝尔说，“这是个阶级问题”。亚特兰大的悲剧只不过是纠缠着整个国家的一种顽症的突出表现。
在美国，亚特兰大悲剧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然而这样集中的残杀黑人小孩的情况还是少有的。这说明，美国社会的病情相当普遍，再加上种族问题，其表现就更加尖锐，突出。
尽管这些黑人青少年究竟是被谁杀害的，现在还不清楚，但他们大都是些贫穷人家的孩子。被杀害的九岁的阿伦·杰克逊从早到晚常常是一个人，光着脚，一身泥污。有一个孩子失踪前对他妈妈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妈，我去找些罐头桶卖点钱好给你洗衣服。”就是这样一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们，首先在心灵上受到摧残，有的甚至肉体上受到残酷地杀害。亚特兰大连续发生的惨剧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思考，追问：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左图原载美国《生活》杂志，图中的英文字为“亚特兰大在为它的孩子们哭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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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外语人才不足
学习外语的大学生只占其总数百分之一
美国外语人才不足的现象，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保罗·西蒙最近在他所著的一本题为《讲不了话的美国人》的书中提出的警告。据西蒙说，美国现在“学习世界四分之三人口所讲的语言的大学生人数，不到美国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在小学教育中，情况也同样如此。
西蒙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引起注意，是因为美国的“工业部门每八个人的就业机会就有一个依赖于出口，农业是每三英亩土地中就有一英亩是用于种植出口的农产品”。他指出，为了向国外推销美国的产品，美国必须改进学习外语的工作。
共和党参议员哈亚卡瓦说，日本在纽约大约有一万名推销员，所有的人都会讲英语，而美国在日本的一千名推销员中，只有少数人会讲日语。
西蒙呼吁政府对从小学到大学的外语教育“提供一些鼓励性的资金”，并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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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丹积极防治流行病
苏丹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和合作下，制定了防治青尼罗河流域灌溉系统流行病的计划。计划的第一阶段：调查研究吉齐拉北部地区流行病传染方式，已开始付诸实施。
实施这项计划的地方是青尼罗省的吉齐拉和边纳吉勒、拉哈德灌溉区。流经苏丹的尼罗河，上源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在首都喀土穆合流。苏丹人民利用青尼罗河水建设起来的吉齐拉、边纳吉勒和拉哈德灌溉区的水浇地面积不断扩大，使农业大受其益。这些灌溉区是苏丹种植棉花和其它农作物的基地。单是棉花一项，吉齐拉区的产量就占全国的75％。但是，随着灌溉面积日益扩大，钉螺和疟蚊等整年在这一带肆虐，从而使血吸虫病、疟疾与腹泻病广泛流行起来。吉齐拉灌溉区的血吸虫病发病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感染这种病的农民估计占当地农民总数的50—70％。
苏丹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曾使用各种杀虫剂来制止灌溉区的流行病。但由于不断使用药物杀虫剂使得传染病媒介产生了抗药性，而且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不利于环境的副作用。因此这次计划的重点放在与环境有关的工程防治和生物防治方面。计划用排水、填坑、平整土地的办法来小规模地改变环境，以减少传病媒介的滋生和人类与媒介物的接触。同时，还将引进几种以钉螺产卵的草、钉螺成虫和疟蚊幼虫为食物的泥鱼、草鱼等来控制疟蚊和钉螺的繁殖。作为预防腹泻病的可靠保证，将向灌溉区所有村民提供干净的饮水。
（元济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