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也析“衣食足则知荣辱”
于浩成
余心言同志在《“衣食足则知荣辱”析》一文（《人民日报》4月27日第八版）中认为管仲提出的“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命题是“糟粕”，“如果把他关于道德的观念说成是唯物主义，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我的意见恰好与他相反，认为“衣食足则知荣辱”确实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正确命题，并不存在什么误解。
管仲固然是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但他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还是正确的，合乎唯物主义原则的。正如余心言同志所说：“他从他的统治经验知道，如果不让奴隶获得一定的衣食，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就不能维持，要使奴隶们接受奴隶主道德的约束更不可能。”即使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有时候也能认识一部分真理。在这里，管仲就是一个证明。我国一向流传这样一种说法：“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我国旧历史小说中也常讲什么“民不聊生，盗贼蜂起”。马克思早就说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因此，从根本上说来，只有“仓廪实”、“衣食足”，人们才能“知礼节”、“知荣辱”，这已经成为唯物主义的常识了；余心言同志自己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道德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但是余心言同志却说什么“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命题很受到一些自命为‘唯物论’者的喜欢。他们往往模仿这个命题的逻辑来论证道德和物质生活的关系，照他们的说法，道德水平低，主要的原因就是穷”。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接着他指责那些人认为：“因此，教育就没有用。而且也不应该搞——因为那是脱离实际的说教。只有富起来了，生活好了，道德水平自然就高了。”如果有人确实提出这样的主张，那是应该提出反驳和辩论的。但是，这种否定教育作用的错误认识，与“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命题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从这个命题中绝不能就得出“只有富人才会有道德，穷一点就一定道德水平低”的结论来。如果确实有人提倡这一“瞎说”，那么尽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例如他文中所说“历来的衣冠禽兽，都是酒足饭饱的多”，就讲的很好，非常之正确，与我上面引证的我国古老的说法“饱暖思淫欲”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本来是正确的命题，也要作为糟粕扔掉呢？
余心言同志在文章中还说：“决不能把物质生活的条件简单地只解释为消费水平”，这是令人费解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消费水平”究竟有什么区别，余心言同志并没有加以解释，他只是说：“费尔巴哈曾经想把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消费水平直接联系起来，恩格斯引了施达克的话来批评他”。但是，不知是否余心言同志把恩格斯的文章看错了。因为翻阅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原书，恩格斯是说：“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有这样的命题：‘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等等。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地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从恩格斯的原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不是说他没有提出这样的命题，而是说他“间或也有这样的命题”，说他“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因而“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这绝不是说这些命题有什么不对。不知余心言同志从这一命题中如何得出费尔巴哈曾经想把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消费水平联系起来——而恩格斯批评了他的结论来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无论是管仲的话，还是费尔巴哈的话都是合乎唯物主义原则的，似乎还不能象余心言同志所主张的那样，都当作“糟粕”扔掉。我认为在我们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时候，更应该阐明这样一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绝不能忘掉唯心主义猖獗造成精神文明倒退的教训，又回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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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你好，普通的花
汪习麟
四十年前，当年轻的郭风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与少年儿童的接触中，深感可供孩子们阅读的读物太少时，他决心用文艺笔调来写动植物的故事。不久，童话诗《小郭在林中写生》问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四十年来，在散文诗这块园地上，他不停地辛勤耕耘，终于自成一家。但是，当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自选一个集子时，他却谦逊地称这集四十年之精品的散文诗集为《你是普通的花》。
在郭风的笔下，我们所见的，确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花卉：百合花、辛夷花、豌豆花、油菜花、小野菊、酢桨草、蒲公英、松菌、红菰……它们平凡，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那么谦和，那么友爱，那么彬彬有礼。你瞧，当红菰们持着雨伞出门旅行的时候，雏菊们挥着淡白色的手帕，向她们招呼；菖蒲们、红蓼花们、蕨草们，一齐向她们跑来，同她们握手，请她们到村里作客，喝一杯甜甜的蜜。
郭风在诗中言道：“我的确喜欢在野外开放的花朵。他们的确给我以美好的感受。这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是需要的。”而在这众多的花卉中，他所最喜欢的是蒲公英。他为此深情地唱道——
“你谦逊。你开放很小的花。
“你坚定。当你确认了自己是喜欢淡黄的色彩的，便服膺自己确认的信念，始终如一地开放小小的花，开放焕发着淡黄的色彩的花朵。”
读着这几行诗，难道你不感到，这里所赞颂的，不正是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执着地信守着确认的信念，坚韧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的精神么？
读着这几行诗，也使我们想起了郭风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吾人既然不计工拙，决心献身于此道了，就得坚定，就得从这条大道上一直向前走，绝无反顾之理”。不是么，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以60岁的高龄，还在“实验新品种”，把自由体诗、散文诗和童话揉合在一起，为孩子们写出新的东西。这与那些把儿童文学视为“小儿科”，或把写儿童文学作为向成人文学跃进的“跳板”，稍有成就，就悔其“少”的作者相比，不是显得更为可敬么！
你，普通的花呵，在野外的泥土中植根，平凡而朴实，单纯而圣洁，请接受我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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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文学园地开新花
——介绍改写本《西游记》
徐宗才
明代吴承恩所作《西游记》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长篇神话小说。可是，对少年儿童来说，阅读这样一部古典名著是比较困难的。吴庆先同志大胆地闯出了“改写原著”这条路子，成功地改写了《西游记》这部书，最近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深受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欢迎，并得到好评。
《西游记》原著共一百回，八十多万字，而改写本只有二十六回，不过二十万字。从字数上看，改写本比原著少了四分之三，但从内容上看，改写本基本上保留了原著中的精采故事。改写本《西游记》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故事情节集中，人物形象鲜明。改写本是按原著的故事情节发展顺序编写的，有头有尾，对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缘起、经过、结局都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删章节，一般在下一回的开头都用几笔加以说明，作了交代，使故事情节前后衔接。另外，改写本还把原著中的诗词、乏味的说教、公式化的描写等等，统统删掉，使故事情节比原著更为集中，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特别是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千姿百态，赢得了小读者的喜爱。
第二，语言通俗易懂，保持原著风格。改写本基本上用的是现代汉语，有些难字还加了拼音，为小读者扫除了阅读上的文字障碍。作者在改写过程中，力求句子简洁，语言生动，对原著中那些通俗、生动的对话，一般都没有改动，或很少改动。
第三，删掉封建糟粕，突出民主精华。改写本把原著中那些宣扬宗教迷信、因果报应等章节，全部删掉，这就大大减少原著的消极因素，突出了积极因素，从而提高了原著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
改写本《西游记》的出版，为少年儿童文学园地增添了一朵美丽芳香的鲜花。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更好的古典名著改写本问世，供少年儿童们阅读，满足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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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间说戏
衙内
黄 裳
衙内，看来应是一个元代的流行词汇，它的特定概念，也是由关汉卿的戏文，小说《水浒传》等作品中出现的形象开始逐步明确并规定下来的。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衙内，我们就能立即懂得这是怎样一种事物，不能说不是古典作品中一种成功的典型。
早于元代，这样的人物肯定也不是没有，只是因为元代这类人物出现得更多也更为凶恶，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名色。
旧戏里出现的衙内的标准特征之一是喜欢强抢民女。这当然只是一种概括。衙内们的本领肯定不止这一点。另外一个特点是，衙内和他们的老子是完全不可分割的。这是一种清清楚楚的封建依存关系。
也是关汉卿笔下的“权豪势要”鲁斋郎，有一段自白，是有代表性的：“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对待女人的原则也是一样。他的自我鉴定则是“我是个本份的人”。
《望江亭》里的杨衙内，要谋取寡妇谭记儿作小夫人，不料却被白士中事先“无理”娶去。因此“奏知圣人”，“奉着圣人的命，差人去摽了白士中首级”。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野猪林》中抢了林冲娘子的高衙内，是观众熟悉的知名人士，但在《艳阳楼》里我们才知道他的大名是高登。杨小楼对这个人物的创造，是值得注意的。他打了脸，但不是白鼻子；他武勇，并不象《铁弓缘》里丑公子之不成气候；他颇有“英雄气概”，但其实是一个“大灾星”。杨小楼并没有在外形动作上丑化高登，但那刻画、批判的深度是出色的。
高登有四句摇板：“我父在朝为首相，亚赛东京小宋王。人来带马会场上，顺者昌来逆者亡。”要言不烦，把“衙内哲学”的全部精蕴都表现无遗了。
在戏文里，衙内总是没有什么圆满可喜的结局。这是广大观众的意愿。演员也总是高兴地满足了这意愿。这就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报纸上揭露了一个“衙内”的劣迹，读者会那么愤慨并高兴。“大寨党支部前领导人”（这个名字太长了，记起来也困难）的“衙内”，所作所为实在古怪，仿佛完全不象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比起他的前辈来，本领和气魄自然也高得多。也只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一点“时代气息”。至于他所信奉的“衙内哲学”，却是完全没有走样、掺水的老货。
有些同志说京戏已经过时，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我看恐怕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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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海〔速写〕邬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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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播（外一首）
河北廊坊地区 李秀林
山上，飞着她们的笑，
坡上，堆着她们的歌，
山上山下耧铃丁冬响成一片，
忙得就象炸了窝……
布谷鸟，在树上报信催着，
姑娘们脸上的汗水扑哒哒下落，
落山的红日送来几片彩霞，
让姑娘们擦一擦红润的酒窝。
嫦娥为人间春来播种欢乐，
把月牙灯点着在树梢上挂着，
直到星稀日再出，
她才将月灯摘回西山坡！
枣林小曲
爬山坡，走山道，
荒山坡上长满枣，
支楞楞，嘎嘣脆，
顺着嘴角流甜水！
摘枣的姑娘心里笑，
都说政策好！
再不掐“富”尖，
再不戴“资本主义”帽，
社员家里啊，囤尖上都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