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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伟大的历史变革
——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三十周年（摘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阿沛·阿旺晋美
西藏的和平解放完成了祖国大陆统一的大业，为西藏民族开创了新的历史。我当时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参加了这个协议的谈判和签字，为祖国、为西藏民族做了应该做的事。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确认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内，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山河壮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藏民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藏族人民勤劳勇敢，刚毅豪迈，有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革命传统，他们为缔造伟大的祖国和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吐蕃与唐朝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不仅是一段历史佳话，而且体现了当时吐蕃与唐朝政治上的接近，并接受汉族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后来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此后经过几百年的酝酿与发展，到七百多年前的元朝，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到了清代，西藏地方同祖国的统一关系，更加密切。
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他们也逐渐入侵到我国西藏地方。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清朝政府、国民党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昏聩无能，动摇妥协，使得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逐步伸入西藏。帝国主义千方百计挑拨汉藏民族关系，利用西藏少数反动分子，妄图分裂我们国家，使西藏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由于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和爱国人士坚决反对和抵制，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始终未能完全得逞。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坚持各民族共求解放，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方针，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好形势下，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就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开始由于西藏上层人士中有些人顾虑重重，而某些人又制造种种阻力，西藏地方政府未能及时作出决定。直到1951年昌都解放后，西藏地方政府才终于同意派我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我们代表西藏人民向毛主席、周总理献了哈达，表达了西藏人民拥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当时除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和孙志远等同志和我们认真地、亲切地谈判以外，周总理还亲自接待我们，多次向我们讲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提高了我们的认识。经过反复磋商，根据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贯方针和西藏的特殊情况，正确地解决了各项复杂的问题，最后李维汉等同志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我们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签字仪式上，朱德副主席讲了话，签字后毛主席还特意接见我们并设宴庆祝这一重大事件。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对我说：“我们共产党是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侮你们，你来找我们。”表达了对西藏民族和人民亲切的关怀，我听了非常感动。我深深感到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唯一出发点就是要实现祖国统一，积极帮助西藏民族得到发展。
西藏的和平解放，为西藏民族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工作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以后，忠实地执行了十七条协议，他们进驻和保卫了祖国边疆；大力开展了统战工作，团结了各阶层爱国人士，促进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修筑了康藏、青藏公路和西藏内部一些重要公路，大大改变了西藏交通不便的状况，加强了西藏人民同内地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建立了学校，培养了干部；免费医疗，发放无息农牧贷款，无偿发放农具，赠送种子，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进行了一些工农业建设。在此基础上，1956年经西藏各方面的代表协商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带政权性质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有这些都得到藏族人民热烈拥护和称颂。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一开始就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优良传统，为藏族人民办了大量好事。人们亲切地称颂解放军是“新汉人”、“菩萨兵”。解放军同西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形成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
但是，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维护祖国统一和进行社会制度改革这样两个根本的问题上。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农奴主阶级中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和不明大义的人，极力阻挠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或明或暗地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阻碍西藏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妄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封建领主专政的农奴制度，于1959年掀起了反革命叛乱。这场叛乱，激起了广大农奴的极大愤慨，他们怀着对农奴主阶级的深仇大恨，积极支援并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迅速地平息了叛乱，随即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改革中，除对叛乱的农奴主实行没收政策以外，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其他上层人士，仍然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实行赎买政策。民主改革的胜利，使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土地、牲畜，永远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他们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爱国热情高涨，在保卫祖国边疆、建设新西藏的斗争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生产和建设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农牧业连年丰收，到1965年，同改革前的1958年相比，粮食增产88．6％，牲畜头数增长54．1％，交通运输、工商业、文化教育都有较大发展，广大农牧区建立了党团组织，培养了大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团结了爱国上层人士，加强了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们的国家遭受了空前浩劫，西藏也未能幸免。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努力，西藏各项工作有所好转。中央领导同志和西藏的负责同志都希望我回到西藏工作。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再能为西藏人民尽自己微薄之力。1979年8月西藏召开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我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上，选举产生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我被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后我下去作了几十天的考察，把看到的问题向中央如实作了报告。中央对西藏工作十分重视，对西藏人民十分关怀。1980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会后中央批转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5月，胡耀邦和万里、杨静仁同志受中央委托亲自到西藏考察。行前，胡耀邦同志约我同行。在去西藏的飞机上，胡耀邦同志向我说：“我们这次去，时间很短，但要解决问题。你对西藏情况很熟悉，看到有什么情况和问题，及时提出，商量解决。”我当即表示一定按照中央的指示为解决好西藏问题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胡耀邦同志等和西藏的同志共商发展生产建设、提高人民生活的大计，作了重要指示。
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大战略决策，使西藏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中央的指示，当前建设西藏的方针任务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根据这个方针任务，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要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其次，要从西藏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群众负担，几年之内免缴农牧业税和工商税，取消农、牧、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任务，废除一切形式的摊派。再次，是放宽经济政策，进行经济调整，把国家支援的大量经费，主要用在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上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经济上采取特殊的灵活的政策，尊重生产队、作业组和社员个人的自主权，按照群众的意愿，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自留地和自留畜可以多一些，鼓励集体和社员发展各种副业和手工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集市贸易和边境贸易等。要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历史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要使西藏有个比较大的发展。
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下达一年多来，西藏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民族关系有很大改善，民族区域自治正在逐步充实和发展，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大为加强。西藏地方治穷致富，发展繁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西藏各族人民正和全国人民一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满怀信心地为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大祖国而奋斗。（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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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
拉萨各族各界群众游园联欢
新华社拉萨5月24日电 拉萨市各族各界群众几万人，23日在罗布林卡、龙王潭和文化宫等处游园联欢，庆祝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
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人阴法唐、阿沛·阿旺晋美、杨东生和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分别到各个游园场所，同群众一起联欢。当年昌都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原藏军第九代本、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格桑旺堆，也带着他的儿子和孙女前来游园联欢，心情显得格外舒畅。许多当年背着背包进藏的汉族和藏族老战士欢聚在一起，表示愿将余年献给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的伟大事业。
一处处林荫草地上搭着各色围幕和帐篷，广播喇叭播送着当年进军西藏时谱写的革命歌曲；人们弹起六弦琴，起舞高歌，尽情地表达他们今天的喜悦心情。
阴法唐和阿沛·阿旺晋美等在罗布林卡的草地上，同堆龙德庆县朗卡公社第六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席地而坐，相互敬酒，促膝摆谈。社员巴桑告诉他们说：“和平解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粮食吃不完，钱也有花的了。”在一个蓝色围帘里，拉萨市胜利居委会的退休藏族老工人巴桑次仁，一家人欢聚在一起。巴桑次仁解放前是个奴隶，民主改革时分了住房，去年又搬进了新楼房，家里有了收录两用机、电视机等。他说：“我要教育下一代永远记住党的恩情，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服务。”
各文艺团体和一些群众性的藏剧队、歌舞队，在游园联欢中演出了许多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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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线上的年轻人
云南边防前哨，有一座险峻的高山。一群年轻的战士，在这里为祖国戍边守卡。
“英雄花”喷红吐艳的时节，记者来到这里访问。从炎热的河谷向高山哨所攀登，走的是一条战士们用弯刀、钢钎开辟出来的“攀天路”。一路上悬空搭起的“天桥”多至六座，周围云飘雾绕，脚下幽谷深邃。我们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而和我们同行的十多个战士，身上都背负着五十斤重的水哩！
山上没有水源，更无法种菜，吃的、用的，弹药物资，全靠人往上背。
送水行列中，有一个战士名叫钟介茹。他今年从昆明入伍来到边防，父亲是云南省一家大工厂的厂长。问他为什么不在城里找个工作，他说：“越南侵略者不断窜到我们边境枪杀群众，我在后方坐不住。爸爸、妈妈都支持我上前线。”
哈尼族战士黄自文，入伍一年多，已经在这条“攀天路”上往返一百二十多次，运送的物资累计达三千多斤。有一次，他往上送水，一块石头滚下来把他砸昏了。战友们把他送到连部。他一醒过来，向卫生员要了点药，又悄悄摸黑赶回阵地。战友们责怪他，他却说：“前边人少任务重，我在山下心不安！”
当我们攀上一千多米的高山时，眼前的情景更使我们对边防战士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我们出发时，山谷里阳光灿烂。而在这山头上，却是浓雾笼罩，如雨的水珠不停地从树叶上、从雾气中滴下。战士们说，这里一年四季难得看到几次太阳。初到时，深更半夜，寒风骤起，他们就三三两两地背靠着背取暖御寒。
哨所距越军的明碉暗堡只有数百米，敌人集合的口令声、吃饭的敲钟声，清晰可闻。战士们警惕的眼睛注视着敌人的动静。一天下午，战士们正准备开饭。突然间，狂风暴雨挟着鸡蛋大的冰雹向阵地袭来。大雨淋湿了粮食、被褥，山洪卷走了衣物和碗筷。战士们冒着暴风雨坚守阵地，及时向上级报告着国境线上每一个可疑的情况。
在阵地上，我们遇到了班长余国良。这个出生在西子湖畔的青年，1976年入伍到了繁华的上海。可是，他坚决要求到前线服役。来到边防不久，他和战友们一起去执行战斗任务，荣立了三等功。
在战士中间，传诵着副指导员张忠良“阵地婚礼”的佳话。因为忙于工作，张忠良的婚事一次次地推延。在一次巡逻中，他被越军埋在我国境内的地雷炸伤。伤口刚愈合，他就坚决要求出院，重返了前沿阵地。今年年初，家里连续来信催他回去办喜事，他却让未婚妻从千里之外来到连队，在边防线上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婚礼”。在蜜月里，他仍然不离阵地。妻子开始有些意见。张忠良对她说：“我也知道这样做委屈了你。但是，只有我们边防线上的同志多吃些苦，才能保证后方的安全。”一席话，说得妻子点头称是，乐呵呵地说：“这就是你们的人生观！”
我们在前沿阵地，看到年轻一代边防战士的战斗风貌，也看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新华社记者 周奋 王志耘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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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
编者按：台湾海峡两岸的同胞，都是黄帝子孙。骨肉亲情，岂可人为地长期隔断？！尽管台湾当局顽固作梗，但是，台湾同胞的书信还是源源不断地寄到大陆亲人手中。下面刊载的是一位台胞最近写给大陆亲人的信。母亲大人：
当年分别时，身边连母亲的一张照片都没有，幸而儿还保存着母亲亲手缝制的一件小褂子，是数十年来唯一的纪念物。这件衣服，母亲也许已经不记得了。它原来是蓝色的，由于时间太久，现在都快变成灰色了。它的一针一线都带着母亲的慈爱，沾着母亲的手泽，给儿以无限温暖。
最近，从照片中见到母亲的慈祥的笑容，真是悲喜交集，如在梦中。心头有多少话要向母亲倾诉，恨不得立刻投入母亲的怀中，亲吻着母亲温暖的手，享受温馨的母爱，弥补三十余年逝去的光阴。
母亲多年来茹苦含辛、抚育大姐、小弟成长，多么艰难呀！而今孙儿女绕膝承欢，健康可爱。母亲的勤劳，终于苦尽甘来了。
从照片看，母亲的牙齿完好，精神亦佳，只是头发全白了，跟爷现在一样。爷的牙齿已脱落不少，装了一列假牙。爷早年有胃病，自儿上大学以后，爷的胃病竟然不药而愈，真是谢天谢地。而今每餐食量甚佳，有时比儿吃的还多些，得到母亲及家人的消息，精神更加好了。收到家里的照片以后，他更是整日不离手，仔细地端详，还用放大镜照着看。一会儿称赞孙儿气质好，一会儿说孙女长得俏，内心的高兴，真是没得话说了。
只是堂上伯叔、姑母，竟然先后仙逝，今生今世天人永隔。想父亲弟兄姐妹六人，而今只有父亲一人健在，思之伤心，肝肠如裂。诸位伯母、婶婶情况如何？十分怀念，爷及大年哥还特别提到大叶（自和）、二姐、二专哥（自仁）、大靠哥、小毛哥（姑母儿）、大全弟、二振弟（其他年幼弟妹没法一一列举了），他们在何处？一切都好么？想不到二专哥的儿子建军都已27岁了，寄来的完婚照，看了真让人高兴。爷和大年哥都说：二专哥早年身体不好，而今儿子倒这么大了，令人欣慰。
家中亲朋，儿所知不多或不能记忆，幸亏父亲晓得详细，得以透过关系取得联系，否则即使兄弟道路相逢，恐怕也难以相识。父亲曾对儿言：“当年跟你小弟分别时，你小弟还穿开裆裤，大完便还要你妈擦屁股哩！”
三十余年来，儿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莫过于得到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的照片，儿简直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之情，仅先寄奉母亲一些零用钱，以略尽儿一点心意，更祈母亲千万珍惜善养福体，父亲与儿一切安好。媳江西人，岳父是儿念大学时的业师，前年因胃癌故世了，岳母亦于去年仙逝。
还是琴音侄女的话说得好：“在不久的美好将来，我们将团聚一堂。”这不但是全家人的希望，也是全族人的希望，全国人民的希望。儿这封信就写到这儿了，下次续禀。
肃此叩请福安！
儿媳 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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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祖国统一 台湾人才才有出路
——记两位回国的台湾留美青年的谈话
“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在台湾老百姓的心理上，总感到有一种压力，尤其是给台湾青年带来了很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使他们觉得在台湾前途很渺茫。仅大学毕业生，这几年平均每年就有五千八百多人离台。高级科技人才也往往是有去无回。”
这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芬同志的分析。赵芬原籍河南，在台湾长大，1971年离台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1979年10月回到祖国大陆。她说：“青年学生是有抱负的，总想学成报效国家。可是台湾这弹丸之地，大学、研究所的人员几乎到了饱和状态，工业界也不是有为之地。因此，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出于无奈而逗留海外。在海外，他们望台湾，那是他们生长地，有父母兄弟姐妹；望大陆，这是根源的所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两头就象一副担子在心中上下摇晃。从六十年代到现在，整个一代人，就是这种心理状态。”
1972年回国的、现在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林盛中同志说：“我在台湾，总感到前途无望。当年我在台湾大学攻读地质，班上有13个人，如今没有一个留在台湾。在台湾大学我们那一届学理工的90％以上的人都出走了。台湾是我的家乡，我何尝不想落叶归根。但我怎能回去虚度青春年华呢？”
“祖国统一以后，这些问题可以解决。”赵芬作了肯定的回答。她说，她所在的化学所面临的研究课题很多，有的选题是几个单位在搞，人多，单位多，互相协作，问题解决了，就在生产中推广应用。比如电子计算机的某个部件，西方对我们禁运，要靠我们自己研究解决，国内有几个科研单位在攻。有这方面专长的人，大有用武之地。林盛中还告诉我们，他在台湾大学地质系的一些同学，都想到大陆进行地质考察，发挥专业才能。因为他们知道，祖国大陆土地辽阔，有从古生代到新生代的地层，有复杂的地质构造，有各种类型的岩石、矿床，是进行地质研究的理想地方。台湾青年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是他们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
洪永固 陈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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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气象台
及时准确地为台胞预报天气
出没在台湾海峡风浪里的台湾渔民，每天早晨和晚上，总是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收听祖国大陆电台广播的台湾海峡地区天气预报。
福建省气象台是从1973年10月1日开始发布台湾海峡地区天气预报的。八年来，他们不辞劳苦地工作着。面对台湾海峡特定的地理环境，多变而复杂的气候，不能直接取得该地区的气象情报和资料，不能及时听到对预报结果的反应等种种困难。他们翻阅了有关台风的大量历史资料，收集和整理了1960年至1970年金门、马祖、澎湖、台北、台中等13个主要地区的风、潮、雨、雾等气象资料，分析其特点和变化规律，绘制出十年气象图。并收集了1885年到1949年沿海有关岛屿的气象资料，为及时准确地预报海峡地区天气打下了基础。
台风路径转折，在天气预报中是难度较大的工作。近几年来，福建省气象台专门开展了对西太平洋台风路径转折的科研工作，去年的几次较严重的台风，他们都及时地准确地作了预报。
每年冬季起，海峡大风嚣张，时间最长的大风竟持续45天，严重威胁着台湾渔民的生产和生命安全。为此，福建省气象台又对海峡地区的大风作了普查，对大风的过程进行了反复研究，提高了预报的准确性。今年3月里有一次大风，台湾气象台预报是五级，福建台观测的结果是六至七级，阵风八级。他们确信自己的判断，及时发布预报，在福建东山附近作业的台湾渔民，收听到广播后，立即驶进平潭岛避风。果然，那场大风连续刮了好几天，台湾渔民激动地说：“还是祖国大陆预报准确、可靠，要是单听台湾的，这回可就完了。”
福建省气象台最近又开始了新的研究，写出了《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短期振荡对近海台风路径影响》等论文，将在全国台风科研会议上进行交流、探讨。 杨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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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台湾
△据报道，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协会，最近把一项世界性调查报告寄给台北市动物园，指出台湾有四种稀有动物——云豹、石虎、猕猴、长鬃山羊濒临绝种。云豹已有近十年没有出现过，恐怕已经绝种，原产于台湾的长鬃山羊、石虎目前台湾都仅有两只，猕猴也只剩下十来只。台北市动物园人员指出，再不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后代子孙很难看到活的稀有动物了。
△据台报报道，今年四月，垦丁风景区管理处在鹅銮鼻灯塔西南隅近海于一尺深处挖出古物近二百件。包括石器及陶器两种。经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大学初步鉴定认为，出土的石器为新石器时代，陶器是四、五千年前的。这一古遗址的发现，为考证当时的地质、地理状况以及文化散布情况提供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