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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的繁荣和作家的责任
——对四年来文学创作发展情况的回顾与探讨
钱海 李言
中国作家协会继举办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之后，又举办1980年的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新诗的评奖活动。通过评奖，表彰先进，推动创作，这是我国文艺界的大事。我们预祝评奖活动获得圆满成功！
当前，围绕实现经济上调整和政治上安定团结，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稳步发展的目标，各条战线都在认真总结经验，以期使我们的工作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更好地沿着三中全会确定的轨道胜利前进。文学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四年来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一些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趁此评奖活动举行之际，我们想对此作一些粗略的回顾与探讨。
四年来文学创作发展和繁荣的概况
我国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便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文学和党的其它各项事业一样，四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卓著，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
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正是当时的天安门革命诗歌揭开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序幕。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创作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经过对林彪、江青一伙推行的极左路线及文艺谬论的批判，文学创作开始从十年浩劫造成的百花凋零的局面中复苏过来，并逐渐摆脱了“三突出”等唯心主义创作论的束缚，从瞒和骗及假、大、空的绝境中回到了现实的土壤。但是，这一步走起来是很艰难的，光是砸碎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文艺黑线”的枷锁，就经过了曲折的斗争过程。1977年和1978年上半年，作品的数量虽日渐增多，但创作上的禁区还不少，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纪要》的阴魂不散，许多作家仍旧心有余悸，没有彻底从长期形成的“左”的框框中完全解放出来。第二阶段，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深入展开，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党对文艺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解决了一大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文艺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作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文艺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艺作品纷纷问世，涌现出大批文学新人，文艺园地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党的三中全会，推动了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而文学的发展，又对三中全会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起了积极的作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成功召开，以及文代会之后随即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明确提出，进一步打开了文艺家的广阔视野，增强了责任感，文学创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作品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日益提高，就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有的已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水平。
在四年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诗歌创作最先掀起了热潮。粉碎“四人帮”后，新老诗人争相挥笔，揭露和鞭挞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行径，歌颂人民，歌颂老一代革命家，许多诗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郭小川的《秋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赵朴初的《金缕曲·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都是当时为人传诵的名篇。此后，诗歌创作的浪潮有起有伏，在反映时代的步伐、人民的心声、现实的矛盾和抒写诗人主观感受方面，不断有获得读者好评的佳作问世。如艾青的《光的赞歌》、公刘的《沉思》、白桦的《春潮在望》、张志民的《按照人民的命令》、邵燕祥的《中国汽车呼唤高速公路》、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都是近年受到读者欢迎的有影响的诗篇。
散文中开始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缅怀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挽悼散文”，这方面的作品一时间大量出现，情深意茂，感人肺腑。但散文中持续走在前列的还是报告文学。“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就出现了一批歌颂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人物的作品。随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柯岩的《船长》、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张锲的《热流》、程树臻的《励精图治》、雷铎的《从悬崖到坦途》以及杨匡满、郭宝臣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等，或热情歌颂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或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或真实地记述重大历史事件，博得了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在四年来的文学创作中，报告文学始终是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此外，还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被迫绝迹的革命回忆录、抒情散文以及游记、随笔、杂文、小品等，也以各自的风格逐渐获得了可喜的发展。
小说是近年文学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的文学样式。四年来发表的大量短篇小说，其中不少都是思想上和艺术上有一定特色的优秀之作。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短篇小说评选活动，1978和1979年各有25篇优秀作品获奖。如《班主任》（刘心武）、《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等，都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198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发展更快，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又有所突破，其中有30篇作品获奖，比较突出的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何士光的《乡场上》、李国文的《月食》、柯云路的《三千万》、锦云和王毅的《笨人王老大》等。实际上，水平不相上下的不止得奖数，还有不少都可以列入优秀短篇而毫不逊色。
近两年中篇小说相继崛起，佳作联翩。1979和1980两年出版和发表的中篇小说达两百多部。象谌容的《人到中年》、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冯骥才的《啊！》、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汪浙成和温小钰的《土壤》等，都是近年中篇创作的重要收获。
长篇小说的创作，数量也有增长，从1977到1980年共发表和出版了长篇二百多部，出现了若干有影响的作品。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和魏巍的《东方》（共三部）已为大家所熟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黄河东流去》（李准）、《云崖初暖》（高缨）、《星星草》（凌力）、《将军吟》（莫应丰）、《历史的回声》（李克异）、《漩流》（鄢国培）、《第一个回合》（于敏）、《将军河》（管桦）等也是比较好的作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兄弟民族文学创作的兴起和日趋繁荣。我国第一个发表少数民族创作的杂志《民族文学》已经创刊。一些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作家，如壮族的陆地、蒙古族的敖得斯尔和斯琴高娃，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瀑布》和《骑兵之歌》。玛拉沁夫的新作《活佛的故事》，藏族作者益希卓玛的《美与丑》、白族作者张长的《空谷兰》、哈萨克族作者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等，获得了优秀短篇小说奖。降边嘉错的《格桑梅朵》和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是藏族青年作家自己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还有少数民族一些中、青年作者的作品，如土家族作者孙健忠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等，也受到了文艺界的注意。
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创作这几年也发展很快。许多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都勤奋耕耘，续有新作。新涌现出来的儿童文学作者，根据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历的童年生活，张开想象的翅膀，写得真切、有趣而又富有教育意义，都受到了儿童读者的欢迎。
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表园地的增加是分不开的。“四人帮”刚粉碎时，全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文学刊物。到1980年，全国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的文学刊物达一百八十多种，光大型文学丛刊就有31种。而且许多文学刊物的销行量都很大，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广大读者和文学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
文学创作队伍也大大壮大了。“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作家协会有会员1，059人，经过十年动乱的摧残，减少到865人，最近，已发展到1，500人以上。地方作协的会员更普遍成倍地增加。当前的文坛，老作家恢复了革命的青春；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家成为文坛的生力军；每年都有一批新的作者参加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后继有人。许多老作家深有感触地说，这种新人辈出的兴旺景象，是几十年来所仅见的，感到由衷的欣喜。
四年来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思想艺术上的成就
粉碎“四人帮”以来四年的文学创作有自己明显的特色。一方面，这几年的文学恢复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以及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比较全面地发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战斗功能，同党的事业、人民的要求、现实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就其主导倾向来说，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许多新的突破，为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开阔了广阔的道路。
（一）题材范围的扩大和主题思想的深化
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从来是衡量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粉碎“四人帮”以来，由于党中央号召解放思想，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文学创作的题材大大扩大了，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乃至天上的神仙变幻，地上的鸟兽虫鱼，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纠葛，人们内心世界的细波微澜，以及欢乐的呼喊，痛苦的呻吟，对光明和正义的向往，对黑暗和邪恶的鞭笞，全都涌入了作家的笔端。许多长期不敢问津的禁区被一个一个地打破了，文学的视野变得异常开阔。
首先，被“四人帮”禁锢多年的历史题材，得到了广泛的描写。长篇小说中，包括描写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历史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李自成》、《曹雪芹》、《星星草》、《风萧萧》、《金瓯缺》等，描写的是古代和近代人民的斗争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反映“五四”以来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有《刘志丹》、《秦川儿女》、《伞》、《不尽长江滚滚来》、《霹雳》、《东方欲晓》等。中短篇小说描写历史题材的也不少。其次，冲破了描写爱情题材的禁区，其中一些作品注意赋予爱情描写以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有的歌颂爱情的坚贞，有的反对封建式的婚姻，有的探讨爱情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着眼于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这些作品为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所重视。第三，对当前现实生活各种题材的描写，涉及工农兵学商等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反映了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人们从文学作品中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生活面貌。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作家敢于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了，脑力劳动者走过的道路和他们的命运，以及科学、教育战线存在的问题，这几年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较多的描写。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描写工农兵的作品一度有所减少，但第四次文代会后逐步改变了这种情况，描写工厂和农村生活的作品显著上升，且不乏优秀之作。人民战士的英雄事迹，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后，反映得比较集中，也有许多好作品，除相当数量感人的报告文学如《赤子之心》、《威震峡谷七勇士》、《红河岸边英雄花》、《从悬崖到坦途》、《团长和他的儿子》和前面提到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外，还有《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等，也获得了读者的好评。总的看，写工农兵的作品越来越多起来了，特别在描写农村生活方面，已经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如高晓声、何士光、贾大山、陈忠实、贾平凹等，生活根底比较深厚，创作上各有特色。
随着文学创作题材的扩大，许多作者对作品主题思想的发掘也越来越深了。“四人帮”刚粉碎的时候，揭露林彪、“四人帮”，歌颂老一代革命家，构成了文学创作带有共同性的主题；后来，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文学创作开始着重反映四害横行时造成的内伤、外伤和社会问题，从思想路线上总结经验教训；再后来，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相适应，描写四化和竭力为实现四化排除阻力，成了许多有责任感的作者追求的目标，因此出现了一些描写四化建设中的新人和批评官僚主义、批评特权思想的作品。几年来文学创作的这种变化，和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步伐，是相一致的。1980年以来，单纯地描写“伤痕”的作品趋于减少，很多都能注意把描写“伤痕”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同塑造英雄人物结合起来，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结合起来。有的作品没有回避“伤痕”，却并不给人压抑、消极的感觉，相反，充满了鼓舞人心的道德力量，使读者从中受到了革命传统和健康的审美情操的教育。象《李顺大造屋》、《笨人王老大》等作品，都着重写人物的命运，概括力很强，反映着作者对历史生活的重新认识和深刻思考。另外还有许多作者在不断探索新的主题。文学作品的主题的变化和深化，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
（二）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
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从“高大全”的公式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变成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人”，从而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人物的无限多样化，而不是只有一种英雄或一种模式，这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又一重要成就。
革命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是四年来文学创作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的突出收获。话剧《西安事变》、《曙光》、《陈毅出山》和《陈毅市长》塑造的周总理、贺龙和陈毅同志的形象，取得了一定成功，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如《一月的哀思》、《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们的军长》、《刘志丹》等作品，描写的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也十分感人。社会主义新人，在四年来的文学创作中得到普遍重视。许多优秀作品都以这方面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创造，得到读者的好评。张志新烈士的光辉形象和“四五”革命运动的许多英雄人物，被很多诗歌和报告文学所歌颂和描绘。小说中刻画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刘毛妹（《西线轶事》）、韩腊梅（《永远是春天》）、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冯晴岚（《天云山传奇》）、石泓（《第十个弹孔》）、车篷宽（《开拓者》）、郭祥和杨大妈及杨雪（《东方》）；报告文学中描写的贝汉廷（《船长》）、宫本言（《励精图治》）、王运丰（《祖国高于一切》）等，都是带有时代特征的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理想，在艰难险阻面前永不动摇的革命精神，拨动了广大读者的心弦。
除了英雄人物和新人的形象之外，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反面人物，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有的也作为主人公被真实地加以描写。周克芹笔下的许茂，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何士光笔下的冯么爸，冯骥才笔下的老花农（《雕花烟斗》），叶蔚林笔下的盘老五（《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等，身份、性格、命运各异，虽不是闪光的英雄人物，却通过他们的生活历程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使读者窥见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个侧面，同样富有教育意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千姿百态，反映着文学面貌的丰富多采。
（三）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和探索
文学反映的生活内容随时代的前进而变化，必然引起艺术形式的变化和表现手法的革新。新时期文学在其发展的头两年，形式上的新探索不是很多。三中全会后，蓬勃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促进作家勇于开拓新的题材和表现新的主题，而且给各种文学体裁的形式和表现手法的革新，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开放的政策和国际交往的频繁，创造了借鉴和学习外国文学手法的新的条件。新诗风格的多样化，是近年诗坛的突出现象。新诗中格律诗和自由体诗都在发展。小说创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不少作者在注意发扬民族传统的同时，开始借鉴和吸收一些新的表现手法，以表现自己时代的生活。
总的看，这几年文学创作的路子更宽了，表现手法更丰富、更灵活了。虽然他们的探索并非都是成功的，也不是都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且评论界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只要是为了表现我们民族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作的探索，都应得到允许和鼓励。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越灵活多样越好。让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自由竞赛，是符合双百方针的。至于在探索中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正常的，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不难解决。
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四年来的文学创作，成绩是巨大的，主导倾向是好的、健康的，整个趋势兴旺喜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的来说，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满足我国人民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要求。在整个创作中，看来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还不是很多，许多都属于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是好的，内容是健康的，但艺术表现上还有不够成熟之处。平庸之作也不少。还有一些思想倾向不好的作品。各种文学样式的思想艺术水平也不够平衡，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成绩较突出一些，优秀作品也比较多，其水平有的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而长篇小说在深刻地反映时代风貌、描绘社会矛盾和刻画人物典型等方面，就不能简单说已经完全超过了建国十七年优秀长篇的水平。诗歌创作中具有广泛群众影响的作品，也不是很多。这种情况与林彪、江青一伙对文学事业的长期摧残有关，也与许多青年作者生活根底尚不够深厚和知识准备不足有关。中篇小说的创作，一方面是大丰收，一方面也存在着冗长和拖沓的毛病，个别作者往往把短篇的内容敷演成中篇。同时创作上还存在着雷同化、赶浪头的现象，有时一部作品受到好评，摹仿者接踵而至。
在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存在着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品。例如粉碎“四人帮”之初，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文艺创作中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继续宣扬个人崇拜，宣扬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左”的错误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客观效果上是不好的，不利于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
另外，在某些描写“伤痕”，反映现实矛盾和涉及社会弊病的作品中，有的作者由于认识上有片面性和偏激情绪，忽视艺术应有的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作用，作品的调子过于阴暗、低沉，甚至对现实生活缺乏正确的判断力，作了歪曲的描写。有的作品把现实生活中丑恶和卑劣的东西加以集中的展览，使人完全看不到新社会的光明面，读后令人感到窒息。有的则抹煞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区别，对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关系作了歪曲的描写。有的作品反映出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和厌世的情绪，对青年读者将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也有的作品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脱离开生活，追求情节离奇和故作惊险的构思，热衷于展览血淋淋的场面，或带有性感的描写，企图以此吸引读者，实际上有害于读者的思想道德和审美情操的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以来这种作品颇不少见。虽然这类作品大都写的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发生的悲剧，但过多地展览“鲜血淋漓”的场面，只能引起读者的恐怖和厌恶，败坏读者的道德情操。
在近年的文学创作中，表现“自我”和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有所抬头。“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优秀诗篇恢复了抒情主人公的鲜明个性，这是很好的。但有的青年作者和评论工作者又走向另一极端，片面强调诗的本质就是“表现自我”；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把“我”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创作中则出现了不少以表现自我为标榜的内容空虚贫乏、形式晦涩的新诗，这是不健康的。
有的作品在探讨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的时候，注意到了人物思想性格和思想感情的复杂性，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否定了人的社会性，以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把男女相爱、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等，描写为完全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东西。他们没有历史观点，忘记了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也忘记了自己民族曾被内外敌人蹂躏的苦难历程，他们不去正确表现人民中蕴藏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是很不好的。
一个时期以来，报刊上围绕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展开了讨论；同时，对某些创作倾向上存在着原则性错误的作品，进行了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有错误不批评，那就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开展正常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对克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缺点，进一步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大有好处。当然，有问题的作品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思想倾向问题，有的是艺术表现方法问题，我们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对创作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错误要批评，问题要分析，方法要说理，方式要适当。我们在总体上估量文学的成就和问题的时候，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应该采取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在前进中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要因支流而贬低主流，也不要因主流而轻视支流。
正确开展文艺批评，增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它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笔直而又笔直的。就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来说，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争妍的同时，出现一些有缺陷的、不好的或很不好的作品，是不可避免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包含着允许作家犯错误和准备有不好的东西放出来。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前一个时期对近年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重视不够，没有及时进行恰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我们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表扬好的作品，帮助不成熟的作品，批评错误的作品，是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当然，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林彪、“四人帮”破坏了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对我们党的肌体损失很大；在文艺方面，则破坏了正常的文艺批评，一批评就是打棍子，进行围攻，整人，这种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另一方面，“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路线的影响和后果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人们形成的“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社会心理，由此出发便惧怕批评，不愿意开展批评，否定一切批评。也有的是批评不得。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开展文艺批评的时候，应当讲究方式方法，既不姑息缺点错误，也不夸大缺点错误，而且应当和文学创作本身的特点结合起来，不能以政治评论代替艺术分析。尤其不能乱扣政治帽子。作品错了，对写了错误作品的作家，还要全面的看。文艺批评的力量在于实事求是，即对作品进行符合实际的思想的和艺术的分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重事实，讲清道理，就要有一种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于青年作者，主要是引导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靠科学吃饭，靠真理吃饭，不靠吓人吃饭。要知道，保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并不容易，挫伤作家的积极性则很简单；培养一个作家需要长年累月的艰苦工作，打击一个作家则只要一两棍子。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采取大轰大嗡或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和艺术问题，总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党中央在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的文件中指出：“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自由，创造一种最适宜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气氛，广开文路，广开言路，广开才路，把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和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文学艺术。对于有错误的作品和言论，可以也应当讨论，可以也应当批评。这种讨论和批评应当力求是真正同志式的，入情入理，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并且要允许反批评。只要做到这些，那么这就是正确的批评，而不是违反‘三不主义’的错误批评，即吹毛求疵，罗织人罪，无限上纲，剥夺民主权利，置人于死地的所谓批评。”中央的上述指示，是在认真总结我国文艺界多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林彪、江青一伙横行时期的反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党中央总结的这个经验，并在开展文艺批评时坚决贯彻执行。列宁说得好，对于作家，总的来说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当然，我们决不是要取消积极的思想斗争，对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作品，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造成经常的、同志式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和批评的空气，是保障社会主义文学沿着健康轨道发展的必要条件。
回顾四年来的文学创作，我们为社会主义文学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获得的丰收，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归功于勇于探索的广大文学工作者。同时，从近年文艺创作出现的缺点错误中，也感到应该提醒作家，要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革命责任感。文学虽不直接从属于政治，但它以情感人，道德力量是很强大的，政治作用也是很强大的。好的文学作品的确可以起到鼓舞斗志、增强信心，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的作用。作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要求。”四年来的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我们的绝大多数作家是有觉悟的，他们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精神辛勤创作，勇于探索，通过自己的作品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对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也确有极少数作者，革命责任心不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写出了一些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的作品。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之外，重要的还在于帮助作家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倡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反映矛盾；反对用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虽经过挫折但却已经勃发出新的生机的伟大的党和伟大的国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的文艺工作者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等基本原则，不但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有关领导部门要为作家创造一些深入生活的条件，使他们和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虚心听取他们的呼声，注意捕捉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写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新的特质来，从而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和反映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的文学事业四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相信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必将更加迅猛而健康地前进，枝叶繁茂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大树，将结出更加丰硕喜人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