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专论

苏联究竟有没有全球战略?
启亚 周纪荣
苏联到底有没有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西方某些战略家包括决策人对此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苏联对外政策是“纯机会主义的”,“只是临时应付”,说“苏联加强军事力量的目的不是为了称霸世界”,甚至还把苏联悍然出兵侵占阿富汗说成是
“为了防御”,最多是“周边战略”,结论是苏联没有全球战略。对这一事关世界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我们认为,苏联有没有全球战略,不能以必须拿到克里姆林宫“一张何时向何地扩张的时间表”作凭据来判断,而应该根据大量材料进行认真的综合考察。只要我们悉心研究苏联领导人的大量言行,尊重客观实际,就不难看出苏联确有一项妄图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苏联的全球战略是在它向社会帝国主义蜕变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增长,它向外扩张的野心也日益膨胀。六十年代末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它推行霸权政策的明显标志。七十年代上半期,苏联领导人鼓吹苏联正处于“力量和实力的极盛时期”,“帝国主义链条可能有更多的环节脱落下来”,是苏联“不停顿地开展历史性进攻的大好时机”,宣称“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不在苏联考虑之列”。尔后苏联向西方发动了一系列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势,并提出“进攻性战略”。迄今苏联已明显暴露出有一项企图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其基本目标和主要手段可概括为:以美国为主要对手,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从中东、非洲侧翼包抄欧洲,置欧洲于欲战不能的境地,以亚洲、太平洋为重要战略区,东西两线相策应,加紧向第三世界其它重要地区或薄弱地区扩张;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搞核讹诈,以“缓和”作幌子,玩弄政治谋略,并不断壮大经济实力,辅以“经济诱饵”,争取“通过全面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在全世界取胜”,必要时准备战而胜之,从而称霸全球。
多年来,苏联在世界动乱地区有机会就利用,有空子就钻。乍看起来似乎是在“临时应付”,但这些“临时行动”都是策略运用,多是为其总战略服务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苏联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行上述全球战略。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日益看清这种危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苏联确实要全世界”,“中国说苏联寻求的是霸权,这是形容苏联目标的合适字眼”。有的战略家认为“苏联长期持有要建立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世界的目标”,“苏联有一项企图控制全世界的战略和行动计划”。不久前西方14国的40名专职战略家经过讨论,共同得出结论:“苏联人有一个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和全球战略”,并拥有为实现这一战略“合适的人力、军事力量、组织和资金”。
以美国为主要对手
战后苏美就各自以对方为主要对手。随着美国力量的逐渐衰落,苏联军事实力的上升,七十年代便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一直把美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主要打击目标,认为美国仍然是“敌对阵营的中心堡垒”。有的国际问题专家指出,苏联夺取世界霸权的“先决条件是削弱美国”,苏联的总任务是“孤立美国,并使它丧失战斗力”。有人说,“苏联最怕中国”,因而中国是苏联的主要对手,这与事实不符。的确,中国有自己的分量,反霸坚决,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一大障碍。但中国永远不称霸。今天最有资格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是美国,苏联在世界范围扩张,到处刮美国的油,美有全球利益要保护,因此苏联的矛头始终对准美国。有识之士指出:“苏联了解,在其全球战略上,美国的对抗是全球性的”,“苏联深知因为中国而被‘钉在’亚洲毫无价值”。不把强大对手美国扳倒,苏联称霸全球的野心就难以得逞。
以欧洲为战略重点
欧洲是苏美争夺的战略重点,这是根据欧洲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决定的。谁控制欧洲,谁就能执世界之牛耳。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均在欧洲本土,而东欧是它对外战略首先要保护的目标。西欧则是资本主义世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核心所在。政治上,美国主要盟国在西欧,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上,西欧主要国家战后三十余年已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和壮大,目前共同体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贸易集团。西欧也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仅欧洲美元即达六、七千亿之巨。而美国在西欧有重大经济利益,1979年美国在全世界投资总额1,920亿美元中,西欧即占60%。军事上,北约集团强大的军事存在,和华约集团所屯重兵形成两军对阵。
由于两大军事集团壁垒分明,苏联要通过武力攫取欧洲,要冒很大风险,因此逐渐形成一套“智取”欧洲的战略构想:一方面它凭借军事压力,逼西欧同苏联搞“缓和”,推动西欧走向“中立”,瓦解北约,逐步排挤美国势力;另一方面“从欧洲延伸的后院”中东、非洲突破,控制西欧赖以生存的“两大宝库”,即波斯湾的能源和非洲的矿藏,并扼住通往西欧的苏伊士、好望角两大战略航道,置西欧于困境。西欧经济正常运转所需石油的90%、矿物原料70%来自中东、非洲。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利用古巴雇佣军在非洲扩张和加紧经营非洲之角、红海地区,都是服务于同美国争夺欧洲的战略目标。西方舆论指出,“苏联在欧洲的战略是不战而胜”,“不放一枪使欧洲垮台”,“夺取完整无缺的西欧工业能力”。
在第三世界加紧扩张
苏联的南下战略,乃承袭老沙皇的衣钵。早在十七世纪,彼得一世就说“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当前东西两线均严重对峙,苏联正面进攻“啃不动”,就选定“软肚皮”向南扩张。苏联武装侵占阿富汗,是实施南下战略的重大步骤。苏联军事力量往南作长距离伸展,使阿富汗成为南下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桥头堡”,并与红海地区苏联已到手的阵地相呼应,对海湾形成夹击态势,在中东、波斯湾、印度洋地区形成有利的军事布局。
近年来苏联还在东线加强战略部署,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大举扩张。它支持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同时加强陆、海、空军力量与军事设施。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兵力已达其总兵力的四分之一,部署了远程轰炸机,海军力量与美不相上下,还配备了核武器,扩建了军事基地。它积极推行“哑铃”战略,企图控制两洋“通道”马六甲海峡,并与南下行动相呼应,使西线经阿富汗、越南、柬埔寨与东线联结起来,建立一条从太平洋经印度洋到大西洋的海上弧形线,对美、中、日、欧形成大包围。
苏联从南线突破,加强东线,是避实就虚,围抄欧洲,搞东西策应。苏联东向矛头首先指向美国及其重要盟国日本。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有与苏联相匹敌的军事力量,苏联亟欲在亚洲挤走美国势力。日本是这一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抗苏倾向日益发展,苏联对之软硬兼施,企图压日本就范。苏联的矛头当然也指向中国,妄图对中国进行“包围”、“遏制”。外国报刊说,苏联力图“对中国树立一堵包围墙”,“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大强国”。
与此同时,苏联不遗余力地向第三世界其它重要地区扩张。西方战略家指出,苏联“八十年代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是不断寻机打进第三世界”,“当前目标”是“一些不稳定和脆弱的地区”,“苏联可以冒较小风险而得到战略利益”。
争取不战而胜,准备战而胜之
苏联一直谋求对西方的军事优势,以实力作为推行霸权主义的主要手段。苏联扩军目标是建立一个头号军事大国,在军事上压倒西方,主要是美国。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毫不掩饰地鼓吹夺取对西方的“军事优势”,并以“优势原则”作为扩军指导思想。它把发展与军事有关的经济部门置于优先地位,长期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如1973年至1978年,苏联在添置武器及军事设备方面所花的钱,据称比美国多出近一千亿美元。结果苏美军力对比愈益对美国不利,在战略核力量及海军力量方面已同美国旗鼓相当,而在常规地面部队方面已对美国遥遥领先。美国国务卿黑格指出,“最危险的倾向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膨胀,现在已经达到了足以推行其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地步”。它仗恃军事优势,利用西欧某些害怕战争、企求偏安的心理,约制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另外,苏联大搞核讹诈,进行核威慑,力争夺取核优势,使美国对西欧的“核保护伞”失去作用,以便加剧西欧对美国的信任危机。与之同时,它以军事“援助”为主要手段,在第三世界搞“代理人”战争,策划武装政变,支持某些国家推行地区扩张政策,甚至赤裸裸地进行武装入侵。外国报刊认为苏联出兵阿富汗,“标志着使用军事手段在国外达到政治目的”。尼克松曾警告说:“苏联现在甚至使用自己的部队来接管一个又一个国家”。
苏联大力扩军和扩张增加了引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但不少西方军事家估计,苏联还要尽量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不过,西方军事家预计,苏联“在若干小规模事件所引发的极不稳定的形势下”,有在局部地区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苏联领导人一再扬言“已作好打各种战争的准备”,既准备打常规战争,也打核战争,既打局部战争,也打大战,必要时准备战而胜之。
以“缓和”作幌子,辅以“经济诱饵”
苏联对西方的“缓和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借以削弱西方,壮大自己,也是“不战而胜”的重要谋略。而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幻想,以及它们的困难和弱点,又为苏联推行这一战略提供了客观条件。苏联利用裁军谈判掩护其大力扩军;利用“缓和”气氛增进“东西方经济联系”,吸收西方的投资和先进技术,“以增强苏联的经济实力”;并声言“缓和”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是两回事,即不准西方用“缓和”来束缚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的手脚;更突出的是,苏联通过同西方搞“缓和”,取得超过“同北约组织对抗所取得的成就”。它使“欧安会”与会国同意固定东欧边界现状;从西欧捞到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苏联领导人自诩搞“缓和”已取得“无可争辩”的“战略成就”,表示今后需要“长期地推行缓和方针”,因此,在最近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再次发动新的“和平攻势”。
苏联玩弄政治谋略是其惯伎,手法多种多样。除卖弄“和平姿态”以外,主要的还有:搞“缔约战略”,先后同一大批亚非国家缔结具有明显军事性质的同盟条约,并继续兜售“亚安体系”。国际舆论称该体系是“华约向亚洲的延伸”,而苏联的海、空力量则是“把撒在欧亚非广阔友好条约网连接起来的大动脉”。再就是大搞挑拨离间,利用一切空隙,挑拨欧美关系、日美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及邻近国家的关系等,有时软硬兼施,“不失时机地使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此外利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制造混乱,并多方渗透、培植亲苏势力,直至搞间谍活动和进行颠覆破坏。
苏联也十分注意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正如西方指出的“加强经济现代化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军事实力”,苏联领导人毫不讳言:“随时可以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利用“经济诱饵”,诱使一些国家上钩。例如与西欧谈判筹措100亿美元以上巨金铺设从西伯利亚到西欧长达5,0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妄图造成西欧对其能源的依赖。一再引诱日本参加开发西伯利亚的能源和资源。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各种“援助”,既可捞到经济实惠,又可进行政治控制。
苏联大搞“缓和”,利用“经济诱饵”,其目的都是从称霸全球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的,认清这一点在当今具有重大的意义。大量确凿事实表明,苏联确有战略意图和执行措施,而且不是什么“周边战略”,而是货真价实的旨在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特别是正在把它加速付诸实施。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严酷事实。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已总结了教训,他们认为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西方之所以常常陷于被动,重要原因是未从全球战略着眼看待苏联扩张,“往往缺乏战略性逻辑”,这是中肯之言。事实证明,对苏联不可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对其扩张活动采取“鸵鸟政策”,向苏提供经济、技术援助要从战略利害着眼,不能“使虎添翼”。一旦酿成对苏联只能俯首就范、战必败、和则降的局面,就悔之晚矣。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苏联内外交困,力不从心的一面。当前,世界联合反霸力量正在一天天壮大。只要我们进一步推动全球范围的联合反霸趋势的发展,不囿于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进行切实有效的工作,苏联在哪里扩张,就在哪里顶住,打乱它的全球战略部署,削弱苏联霸权主义这个战争温床,这样,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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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喀麦隆发展农业的成就
黄舍骄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濒临大西洋几内亚湾,是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全国8,657,000人口中,80%以上生活在农村,73%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其经济仍能得以起飞,主要是靠大抓农业。
独立二十多年来,喀麦隆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农业。喀麦隆政府曾将1963年定为“农民年”,将第二个五年计划定为“农民计划”。1973年又提出开展“绿色革命”,即把农业问题作为解决人民的粮食和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来予以重视。
喀麦隆地处热带,适宜于多种作物生长。特别是从南到北的不同气候和地形条件,为农业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中南省南部是热带雨林,气候湿热,重点发展可可和甘蔗。北部省属热带干草原气候,着重发展棉花、花生和小麦。靠近乍得的洛贡河流域是稻米主要产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目前也在发展稻米生产。西部高原盛产优质阿拉比卡咖啡。西南省喀麦隆火山区,因其肥沃的火山灰土壤及丰沛的雨量,成为得天独厚的可可、棕榈、香蕉产地。近几年来喀麦隆政府在这一地区大力投资,发展橡胶、茶叶和烟叶等经济作物。
喀麦隆发展农业除了依靠广大农民外,政府投资的农工联合企业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西南省的喀麦隆发展公司是喀麦隆国内首屈一指的农工联合企业。分布在各地的专业发展公司分别指导各类经济和粮食作物的生产及发展事宜。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喀麦隆政府积极提倡农业技术研究,加紧培训农业技术人员,加强科学种田的技术力量,改变传统的耕作方法。喀麦隆全国有不少专门学校培训中、高级农业干部。政府还在农村中开办青年农民训练中心或农村训练中心,农民在这些单位接受时间不等的实用农业训练或经营管理业务的训练。
针对可可、咖啡树老化和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政府建立农村发展基金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帮助更新老树,同时免费提供农药,防治病虫害。为了加速这一工作,还设立更新可可、咖啡树奖金,开展评比优秀种植园活动,定期举办全国农展会等。另外喀麦隆政府还想方设法扩大种植面积。
由于喀麦隆政府和农民多年的不懈努力,“绿色革命”已见成效,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济作物中可可产量1980年为12万吨,居世界第五位;咖啡1979年增至10万吨;棉花1979年为59,000吨;橡胶年产约为1.6万吨。喀麦隆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0%。由于采伐安排得当,产量从1962年的392,000立方米增至1980年的160万立方米,其出口值仅次于可可、咖啡,居第三位。粮食作物的地位虽然不如经济作物来得重要,但政府也给予了足够的注意,1979年小麦、玉米、薯类、巴蕉等粮食产量近800万吨,基本实现粮食自给。
喀麦隆农业发展的结果,既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又为本国轻工业和加工工业提供了足够的原料,同时亦为外贸出口准备了充足的货源,其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0%,正如阿希乔总统最近所一再强调的:“只有农、牧、林业才是取之不竭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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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雅温得大学农艺学校培养高级农业技术人员。图为学生们在试验田里查看玉米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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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报界的“新闻买卖”之风
陈封雄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生假新闻案而不得不退还普利策奖金之后,引起西方国家新闻界极大震动,纷纷议论新闻的道德问题。5月8日又传来消息说后来递补上去的“普利策新闻奖”中选新闻又是一篇捏造的作品。接着英国又发生有关新闻道德的两大事件。
事件之一是所谓“约克郡撕裂者”凶杀案。凶犯索克利夫年仅34岁,是个汽车司机,自1975年至1980年先后杀死13个女人,并有七次谋杀未遂。在他五年作案期间,英国警探花了大量人力财力一直无法破案。今年1月这个杀人犯终于被捕,5月初开始公审。
这种离奇的凶杀新闻向来是“叫座”的,英国十几家有名的报纸都派出干练记者作无孔不入的采访。记者各显神通,采访对象遍及受害者亲友、凶犯的父母妻子和密友。因为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妓女,所以新闻更具黄色性。《每日邮报》、《星期日镜报》、《星期日人民报》、《太阳报》、《世界新闻周刊》以及英国广播公司,都被查出用金钱贿赂凶手的亲友,企图得到“新闻”,有的出价竟达15万英镑之巨。
这种“新闻买卖”也惊动了英国女王。她命令秘书发了一个宫廷文告,表示对于用金钱手段向凶手亲属挖掘新闻材料极端反感。文告说这种行为虽不违法,因此女王不能干预,但她“确实和所有正直人民一样有厌恶的感觉。”
《泰晤士报》专门采访了12家有影响的全国性报刊主编,要他们谈对这种“新闻买卖”的看法,除了几家因付过这种钱而“无话可说”外,大多数主编都反对收买新闻的作法。英国报业理事会也感到“支票簿新闻”对新闻事业的有害影响,正在开会讨论如何煞住这股不正之风。
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另一个事件,是英国王储查尔斯亲王和他的未婚妻通电话问题。4月间查尔斯亲王到澳大利亚访问。曾向在英国的未婚妻狄安娜打过几次长途电话。没想到电话被人窃听并录了音,录音带落到一位名叫西蒙·理甘的自由撰稿人手中。他说他整理出来的电话对话记录稿已被西德的妇女周刊《现实》以两万西德马克买去。
英国皇家极为恼火,一面派人到澳大利亚调查王子的电话是如何被人窃听并录音的,一面通过外交途径,请西德政府协助制止《现实》周刊发表这种纯属私人交谈的电话录音记录。
在澳大利亚,调查尚在进行。而在西德,《现实》周刊却在5月8日出版的一期上把查尔斯亲王和狄安娜公主的电话记录全文照登,因为“停止印刷的通知来得太晚了。”《现实》周刊的销数一下子从35万份跳到95万份。这个事件又轰动一时,西方报纸都作为头版新闻登载。英国政府下令不准《现实》周刊进口,但很难防止旅客暗中携带,更没有法律禁止英国报刊翻译转载。5月9日,不但英国报纸,连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的一些报纸都译载了。所以事情闹得很尴尬。
在一个月之内,西方新闻界接连发生了几起够得上耸人听闻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又都涉及到新闻道德问题。西方舆论已发出强烈的呼声,斥责“支票簿新闻”,同时哀叹世风日下。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歪风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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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的“七·五”进军
金旻
近几年来,卢旺达每年都举行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即“七·五”进军。我来到卢旺达后,就在首都遇上了一次这样的机会。
“七·五”进军一般于六月下旬到七月底之间在全国各地举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队伍参加。进军活动以首都基加利最为壮观。市民们站在游行必经的路的两旁,兴高采烈地迎接队伍的到来。
那天“进军”的出发时间是早上七点半。游行队伍排成长队,从政府的会议地点——七·五旅馆出发,每队排头高举着标语牌,标志着它代表的单位。他们呼着口号,唱着“运动”以及其他歌曲,随着音乐的节奏击掌和拍,有时还翩翩起舞……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有条不紊地行进在基加利的主要街道上。
卢旺达举行“七·五”进军的意义是什么?
卢旺达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推翻了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在一九六二年获得了独立,并建立了第一共和国。但是执政的帕梅胡图党没有继续发展“全体卢旺达人民真正的团结和没有种族统治的新时代”,而推行民族仇恨和民族分裂政策,把国内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和同邻国的关系搞得相当紧张,民族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人民生活也受到影响。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以哈比亚利马纳少将为首的一批民族主义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帕梅胡图党的统治,成立了第二共和国,哈比亚利马纳任总统。为了同不发达状况进行斗争,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由哈比亚利马纳创始,成立了全国唯一合法的政党——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它的宗旨是:和平、统一、发展,并规定全体卢旺达人不分性别、宗教、年龄、部族、职业和社会地位,都是“运动”的“当然成员”。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在国家的和平友好、民族团结和发展本国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了把全国人民的意志与“运动”协调一致,教育每个成员拥护“运动”的宗旨。近年来,“运动”对它的成员进行多种方式的教育,而“七·五”进军是一次对全国人民进行“运动”宗旨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卢旺达人民所以那样赞成和拥护“运动”宗旨,是因为它顺应了希望和平生活和发展国家经济的民族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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