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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关于宋庆龄名誉主席病情的公告
（第五号）
宋庆龄名誉主席19日体温多在摄氏39度以上。血白细胞计数278，700，淋巴细胞占97％。胃肠道仍有出血。尿量减少。血压一直靠用药维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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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中国杰出的妇女
爱泼斯坦
宋庆龄是本世纪以来世界上最杰出的妇女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1年以来，她一直是国家领导人。在这以前，为求得中国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她从事过长期、积极的斗争。
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十四、五岁起便在美国上学。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爆发时，她正在美国一所女子大学读书。宋庆龄放眼于世界各国的精神文明，但她当时所写的文章表明，她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一心想把在海外学到的东西为祖国服务。
从少女时代起，孙中山便是她政治上的典范。孙中山是她父母的朋友。他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数十年，英勇奋斗，几经艰险，是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不久，革命的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篡夺了。宋庆龄决定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时，孙中山正亡命于东京。1915年她同孙中山结婚，成了孙中山亲密的战友。她作出这一决定时遭到家庭的反对，受到顽固的宗教人士和政敌的毁谤。
在其后的十年中，她常在孙中山左右，担负孙中山同国内外大量的机密书信来往的工作，在日本、上海、广州等地过着繁重、紧张、危险的生活。他们在日本根据争取各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并为此而终生奋斗的精神，同印度、朝鲜争取民族独立的志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孙中山几经失败后，1924年终于在广州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一个政治的和军事的基础。这一基础的核心除孙中山的国民党外，还包括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它不仅以中国自己的革命斗争及其失败的教训，而且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作为借鉴，来开辟新的前进道路。这一基础是在列宁对当代世界作了如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例如中国）的统治和掠夺是同先进工业国家的垄断资本在本国内对工人进行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各国的民族和社会革命也是互相联系的。孙中山，特别是在他的晚年，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并以此为指南，来领导革命。在他亲近的战友中，献身于这一真理的，无过于宋庆龄的了。
孙中山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北上寻求团结，但不幸于1925年因癌症病逝于北京。宋庆龄向全世界介绍了孙中山致同胞的遗嘱。不久，她亲自谴责了抛弃孙中山的原则的国民党右派。回广州后，为了打败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争取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她积极投身于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
当时著名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写宋庆龄说：“她温文尔雅，但性格坚强。……她对孙中山规定的革命忠诚不移，坚守孙中山关于联共、组织工农的遗愿……。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磨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由于她品格上的魅力，她甚至于从对手那里争得了协助，推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为革命军北伐赢得了喘息的时机”。
1927年，工人起义把上海从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北伐军打开了道路，北伐看来势将告成。正当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对共产党人、工会工作者、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了法西斯大屠杀。在武汉的国民党政客和军官，不久也效法蒋介石，大肆进行屠杀。他们杀害了无数农会会员。这些农会都是为反对地主压迫和支援革命军北伐而建立起来的。
斯特朗当时报道说：“宋庆龄不愿让他们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掩盖这一叛变……为了共产党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今天应该说为了整个中国的前途），她同自己的党断绝了关系。”
在南昌的革命军拒绝追随叛变，于1927年8月，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这部分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后，发展成为后来的红军和解放军。由于前述原因，当起义军宣布成立行使革命政权的委员会时，宋庆龄的名字也在其中，也就不足令人奇怪了。
随后便是十年内战（1927——1937）。
十年内战的头两年，宋庆龄在苏联和法国。在这一时期中，她是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反帝同盟中的一位著名人物。后来她回到上海。蒋介石政权企图用承认她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席位这种施加小恩小惠的办法，使她默不作声。但是，宋庆龄严厉指责蒋介石对内用兵，相形之下，对日本的侵略
（以1931年9月强占中国东北诸省开始）却不抵抗的荒谬言行。
1932年，宋庆龄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装备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给予了积极支持，对其伤员进行了救护。此后，她致力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极力反对国民党迫害人民，公开援助政治犯，即使在自己亲密的同事遭到暗杀、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她不仅反对国内的法西斯迫害，同时也反对国际上的法西斯迫害。她谴责希特勒迫害德国进步分子和犹太人；她在上海举行的半公开的国际反战大会上发表讲话，谴责日益增长的侵略威胁；她歌颂西班牙共和；对北京等城市不顾迫害，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学生给以鼓励。国民党以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罪名，传讯和监禁爱国救亡运动的七位领导人时，她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目光逼视法官，并亲自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
1936年，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后，蒋介石在西安被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扣留。宋庆龄是争取释放蒋介石的人之一，条件是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蒋介石的诺言并不是可靠的，但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压力下，他也无法完全抛弃自己的诺言。
于是，十年内战结束了。1937年7月7日，日军攻打北京附近的芦沟桥，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在八年（1937—1945）抗日战争中，宋庆龄致力于两项工作，即维护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和平等地对待各个抗日力量。她先在香港，后在重庆，发起和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吸收了中外人士参加，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援助。
她把在爱国、民主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国共合作，视为孙中山信仰的复兴，她欢呼国共合作的初步成就。但当蒋介石政权企图破坏这一合作时，她便敲起了警钟。
保卫中国同盟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医药和其他物资，并将其大部送往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支援反侵略的战士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美国政府大力支持下，再一次发动了内战。今天，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当时支持蒋介石是错误的。当时，宋庆龄仍在上海从事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但将其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在工人阶级人数集中的上海搞救济工作，其中包括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并建立了第一所儿童剧院。
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福利基金会也是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有着解放区的那种精神，它树立了一个同国民党贪污腐化的“救济”工作截然不同的榜样。它的工作人员以及它所服务的年轻人，都盼望行将来临的解放，并为此而作了准备，他们为1949年接管上海做出了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在国家最高机关工作。她多次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出访，她继续在国内外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这一时期中，她的著作比以往多得多，充满了建设新中国的喜悦之情。她继续在中国福利会（其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中国福利会继承了保卫中国同盟的传统，在其出版的月刊《中国建设》上向全世界的朋友介绍中国人民在做什么和在想什么。《中国建设》用七种语文向全世界发行，宋庆龄经常为它撰稿。
总而言之，宋庆龄一贯赞成和坚持在前进道路上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和各种力量。她从不要求每一个人在一切问题上看法一律，步调快慢一样。但她却不能容忍那种倒拨时钟、损公利己的人。她在国内外有无数朋友，有广泛、持久的友好联系。同她一道工作过的人都了解她的民主、谦逊的精神。她身上没有丝毫“官架子”，她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在工作繁忙、身体欠佳时，收到来信，也是当天或隔天立刻回信。
宋庆龄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从少女时代起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爱国、公正、目光远大、原则性强、尔雅自然、幽默和待人热情的本色。
（原载《人民画报》1981年第3期，本文作者曾参加宋庆龄同志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现任《中国建设》主编）（附图片）
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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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委会举行首次会议
邓颖超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纪念活动计划
欢迎台湾和海外有关人士和学者参加纪念活动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举行第一次会议。
会议由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颖超主持，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屈武在会上报告了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和纪念活动计划。屈武说，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70周年。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说，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学习和发扬辛亥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委员会欢迎台湾和海外有关人士和学者参加这一纪念活动。
会议通过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动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届时将举行以下各项纪念活动：
一、在北京举行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大会，大会除邀请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外，还准备邀请部分辛亥革命烈士的直系亲属。对在台湾的有关人士，欢迎他们参加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还邀请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和其他有关人士举行茶话会。
二、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将在武汉举行，邀请对辛亥革命史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到目前为止，筹备会已收到学术论文50篇。
三、举办展览会。这项工作已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办，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内展出。
四、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室”，在纪念活动期间准备对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界人士和外宾开放。
五、上海、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分别拍摄了有关邹容、蔡锷的故事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正赶拍一部历史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还准备拍摄一部反映中山县新貌的纪录片和辛亥革命70周年的整个活动（包括北京及各地的活动）的新闻纪录片。中央实验话剧院正筹备排演大型话剧《孙中山伦敦蒙难记》，长春话剧团也计划排演话剧《孙中山》。出版部门计划出版一些反映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的书籍。其中有《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论文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等。邮电部将发行一套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邮票。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都要配合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发表社论和纪念文章。
目前，除北京外，广东、上海、湖北、四川、江苏、福建等省、市，都成立了纪念筹备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的纪念活动计划。
武汉还将新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
各地的烈士陵墓、革命遗址等也正在修葺。
今年10月10日，各省、市、自治区的首府都将举行纪念大会。
会上讨论并通过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计划及筹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名单。
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德珩、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胡子昂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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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部大会选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
卢嘉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
六人：钱三强、胡克实、冯德培、李薰、严东生、叶笃正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今天上午，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的全部学部委员，齐集一堂，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
会场上，洋溢着喜悦庄严的气氛。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五个学部的委员，分区入座，每个人的面前摆着红色的选票，选举开始后，在欢乐的乐曲声中，分别在五个红色的票箱前投了票。这是他们第一次行使学部大会选举中国科学院最高领导机构的权力。
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主席团宣布了选举结果。主席团成员是
（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光远、王大珩、王淦昌、叶笃正、冯德培、卢嘉锡、华罗庚、宋平、严东生、严济慈、李昌、李薰、吴仲华、吴征镒、武衡、郁文、周培源、张文佑、张光斗、胡克实、侯祥麟、秦力生、钱三强、钱学森、涂光炽、高沂、唐敖庆、黄家驷、谢希德（女）。
当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66岁的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今天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按照《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规定，他的任期是两年，连选可连任一次。
卢嘉锡是今天上午在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他是中国科学院建立以来继郭沫若、方毅以后的第三任院长。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还推选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六人。他们是：钱三强、胡克实、冯德培、李薰、严东生、叶笃正。
这次主席团会议还任命郁文为中国科学院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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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刻想着八亿农民
——中南海纪事
书记处第八十八次例会
1981年3月2日，一个春阳煦煦的好晴天。
中午，北京电报大楼的钟楼敲过12响，在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里，一场热烈的讨论还在进行。
这是书记处的第八十八次例会，讨论的议题是发展农村多种经营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布局，以至整个农村经济繁荣的一项战略问题。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村问题。邓小平、陈云同志多次提出，要从我国有十亿人口，八亿人在农村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解决经济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面貌和政治形势，主要是看八亿农民的情况好不好。农村的情况搞好了，就是我们国家政治形势稳定的一个主要表现。陈云同志说，农村是一个大头，“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了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天下就大定了”。首先求得广大农村经济、政治的稳定，求得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两年多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为着贯彻这一战略思想。国家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在1979、1980两年内增加收入258亿元，同时着重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农业集体化之后，农业生产采取什么根本性的管理方法，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另一个是，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结构，合理安排种植，使之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破除主观主义和瞎指挥。1980年9月27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纪要，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今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就是为了解决后一个问题。
在这次例会上，一个多月以前从过去的老灾区，如今已经翻了身的河南兰考、山东东明等县农村考察归来的赵紫阳同志发言说：发展我国的农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们的农业资源，这是个总题目。过去农业种植不因地制宜，是很大的浪费。象鲁西北的一些盐碱地，适合种棉花；东北的一些轻碱地，适合种甜菜、向日葵。还有其他一些不适宜种粮食的，要继续调整。兰考县的群众说，兰考的沙地种落花生多好呀！种花生，一亩能收300斤。前些年，不种花生种水稻，产量低，就得吃返销粮，既苦了社员，又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胡耀邦同志接着说：粮食生产要抓紧，不要放松；同时，必须狠抓多种经营。中国的平原可耕面积少，但山地、丘陵、水面多，植物种类大约有三万种，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几个月前，胡耀邦同志曾经到南方一些省份考察多种经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多种经营，就会跟着出现“八个没有”：没有钱；没有肥料；没有良好的生产工具；没有健壮的体力；没有更多的轻工业原料；没有家庭副业；没有更多的商品；没有交通运输的发展。他举出淡水养鱼一事为例，说：我国淡水面积总共大约有三亿亩，可以利用的有7，500万亩，水库有4，000万亩。要重视可用的淡水水面；把水塘包给生产队或个人养鱼，种菱角，种莲藕。三、五年内，应该争取淡水鱼产量达到四、五百万吨！
今天的讨论，是在听取了国家农委党组的汇报之后进行的。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欣欣向荣。党的农村的经济政策打破了“左”的指导思想对农业生产和广大农民的禁锢，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象春潮一般高涨起来。这一切，已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现实。
从去冬今春以来，各地农村一个个喜讯，报送到中南海：
全国十个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山东聊城地区，去年粮棉双丰收，一年甩掉了二十多年的落后帽子。1978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46元，1979年为54元8角，1980年达126元，比上年增加将近1．3倍；
素以出“讨饭花子”出名的专区——安徽滁县地区，1978年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旱，1980年又是特大水灾，但全区却县县增产，1980年第一次实现平均每人生产千斤粮，棉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丰收年；
西南边陲的穷省——贵州，去年粮食大丰收，油菜籽入仓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民收入创历史最高纪录。那里的农民唱起了喜洋洋的山歌：“谷子堆满楼，吃饭不再愁，客人到我家，有酒又有肉。”
全国的统计——1980年尽管遭受了几十年来少有的南涝，北旱，低温，全国三分之一的农田受灾，但这一年粮食产量仅低于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棉花产量是三十年来最高的；猪肉库存是三十年来最多的；农村盖房总面积是三十年来最大的……。
书记处今天的会议正是为了发展这大好的形势。会议的讨论生动活泼，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位书记——万里、方毅、宋任穷、余秋里，列席会议的同志们，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发展多种经营，是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调整农业结构的步子要稳，但看准了方向，就要坚持走下去；
——过去，农业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左”的思想影响，一个是主观主义、瞎指挥；
——应该适当扩大自留地，这至少有五条好处：一可以容纳辅助劳动力，二能生产多种农副产品，满足人民需要，三能培养出一批能工巧匠，为专业化生产创造条件，四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五可以减轻灾荒的影响。
——广大农村要从提倡多用有机肥料，节约排灌动力这两个方面，大力节约能源……
支持群众的创造
为了寻求既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又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管理农业的方法，各地农村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党中央支持农村干部和群众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发表不同的意见。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的问题上，有些部门和地区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一方面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遍地开花；另一方面，少数干部在群众的创举面前，忧心忡忡，甚至“顶牛”、“纠偏”。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象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使每家每户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人。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后，有的地方一年收入可以增加一倍。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干部、群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创造和意见，1980年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分别到了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和北京郊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委托国家农委组织一百多位农村工作者和经济界、理论界人士，分赴十个省、自治区的农村，进行了两个月的典型调查。
接着，1980年9月中旬，书记处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请到中南海来，专门座谈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为了节约开支，各地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书记们，没有被安排住宾馆饭店，而是住在中南海的一些平房里；座谈会的会议室，就在中南海的院里。
许多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同志说，中央这次处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十分严肃认真，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会上，大家畅所欲言，遇有不同意见争论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有利于中央决定方针政策。
甘肃的同志说，中央允许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群众欢迎的责任制形式，这使我们敢于放手工作。现在甘肃实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队占95％以上，其中包产到户的占39％。这是甘肃特别穷、生产力水平低这个客观实际的反映。包产到户保留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和部分的统一分配，因而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责任制形式。群众反映说：“政策好，天帮忙，包产到户多打粮。”
贵州的同志说，生产队自主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大有希望！贵州生产力很不发达，有些地方还是刀耕火种。过去一个时期，却去“纠正”群众“包产”，群众有意见。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实行生产责任制，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1980年3月，我们开始转变了。我们的办法是：权衡利弊，算帐对比，充分讨论，群众选定。这样一搞，群众都高兴了。
河南的同志说，河南有些地方，长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劳的责任制后，效果非常显著，解决了社员群众吃饭、穿衣问题，同时减轻了国家负担。这种责任制，把社员个人的劳动报酬同最终产量联系起来，避免了干活“大呼隆”的平均主义，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也增加了个人的收入。
吉林的同志说，从吉林的情况看，实行生产责任制，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吉林农村机械化已经有相当基础，因此，我们省大多数地区不实行包产到户；已经实行了的，也不去纠。
云南的同志说，云南最困难的，是大约一千万人口的地区。1979年云南灾情重，但因为实行了包产到户，1980年农村情况很好，集市上的粮价稳中有跌。
上海的同志说，从上海郊区看，不存在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海郊区农业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继续向前发展，更好地为城市服务。
中央领导同志们在座谈会上认真听取各种意见，认为这些意见反映了各地工作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应该承认这种不平衡。各地应该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办事，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种经验指导工作。
1980年9月27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这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中共中央1980年第75号文件。这是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的发展，它肯定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肯定了两年来各地干部、群众创建的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一种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一种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一种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文件对于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从政策上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
“按农民的要求办”
第75号文件发出后，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指出，我国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某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在中央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农村形势迅速发展。为了进一步了解贯彻执行第75号文件的情况和经验，中央领导同志再一次去各地农村调查。今年元旦那天，赵紫阳同志上午出席中央书记处邀请首都各界人士举行的茶话会，并在会上介绍了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情况；下午，他就乘飞机去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工地，随后又去湖北、河南、山东一些农村进行考察。他一路看，一路听，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农村情况比城市好，原来困难落后的地区尤其好。一位农民拍拍他的肩膀说：要是在过去，你来了，就是向你要救济粮；现在，我们要化肥，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三大件”。一些地方的同志告诉他，现在农民手里有钱，
“三大件”到处脱销。一些老灾区的群众对他说，只要现在的办法不变，三几年后农村还要大变，日子会更好。他对大家说，“我们要按农民的要求办。”
这次考察后回到北京，赵紫阳同志总结沿途所见所闻，提出全国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可以采用不同的责任制形式；
——好的地区，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在逐年发展，农民生活在逐步提高，这样的地区主要应该实行专业承包、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实行包产到组的，作业组可以自愿结合；
——中间状态的地区，应该引导到在“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即“六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办法；
——困难落后的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有的地方在实行包产到户一年后，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又出现了新的联合的趋势，如联合买大农具、大牲畜、小型拖拉机等。对“四属”、“五保”户的照顾，有的地方也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办法。
农民要求多样的生产管理形式，也要求多样的生产门路。在解决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同时，党中央就已着手研究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了。中央书记处第八十八次例会专门讨论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于3月30日向全国联合发出了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这个通知不过三千字左右，但是，它包含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多少奔波调查的艰辛啊！
书记处成立后一年多时间，胡耀邦同志已经到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调查过。他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本子，调查访问时，随手记下各地多种经营的项目。他建议每个县、每个公社、每个大队，把自己那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每一片水面都查看一遍，摸清有多少生产门路。有一次，他去北京郊区四季青人民公社调查生产门路，对公社的干部风趣地谈了一个典故说，《红楼梦》上说过：“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那个“西方”可能就是北京郊区西山这一带。后来，郊区的同志果然在这一带找到了这种“黛”石。去年12月，他在江西井冈山一带调查时，综合各地所得，开列了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服务业、采集业五大类共50种可以经营的农村生产门路。他说：多种经营的项目多得很，我们大家都要来钻研，然后对农民加以指导。
毛泽东同志正确方针的继续
农民问题，农业问题，从来都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时摆在头等重要位置上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是党的这种一贯的方针和策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位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负责同志对我们介绍情况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我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工业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我们“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有所提高，农村个体经济也变成了集体经济，但是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0％，农业劳动大部分还是手工劳动，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考虑一切问题，还必须抓住这个根本点。195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各省工作的重点要摆在农业上，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他又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民经济极大。”毛泽东同志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和方针办事的。当然，现在比过去有所前进，在一些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创造。
党中央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重大决策，象吹糠见米那样，迅速在农村引起了种种深刻的变化。
中国农村在前进。八亿农民在前进。随着农业的继续发展，我国农村和亿万农民今后将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会有什么新的需求？
现在，党中央又开始着手规划新的农业发展纲要了。这是一件浩繁的工作，需要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方面人员共同努力去做。前些天，一个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农村调查团，已经分赴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福建、贵州等省农村去了。
陈云同志最近提出，一切从中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基本国情出发，这要体现在各行业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中。大家都应该从本部门所负责的工作出发，想一想怎样来为农民多做好事。比如，现在农民手里的钱多了，他们想要盖房子，工业部门就要多生产适合农村需要的建筑材料。
怎样为八亿农民多做好事，为全国十亿人民多做好事？这是今天摆在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干部，每一个部门面前一个光荣的课题。
新华社记者 曾建徽 冯健
（原载《瞭望》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