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了向良性经济循环过渡
孙尚清
不良循环的概述
社会的经济运动，在一定时间内，似沿圆形轨迹，周而复始地运动，这就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是由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经济上的因果关系构成的。
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不同，据之建立的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不同，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同，就会出现不良的或良性的这样两类经济循环。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过去在理论上的片面性，致使经济发展战略出现偏差，其集中表现是，孤立地强调快，把速度实际上当作经济发展计划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快，就出现了生产上的高指标，为了完成那些高指标，就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适应不断扩大基建投资的需要，又出现了高积累，在一定的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提高积累就意味着压低消费。这样，在我们的经济运动中，就出现了一种由高（速度）到低（消费）的运动。
如果高速度能给下一循环过程中提高消费创造相应的物质条件，那么，在一个短时期内，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要紧。问题在于，以往的高速度离开各经济部门协调发展，又不问具体物质内容，仅仅表现为统计上的高产值。这样的高速度，必然是若干孤立突起的高指标与许多巨大缺口同时并存，加上企业组织不合理和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又势必使低经济效果和严重浪费成为这种高速度的伴侣。于是，我们又看到一种由高（速度）到低（效果）的运动。
前述两种运动趋势，一方面使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另方面使经济发展的客观比例受到破坏，在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额中，掺有大量没有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不大的东西，形成一些没有有用物质内容的、虚假的“增长”或“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原来那种高速度就不可能长时期维持下去，经过一个时期，就要出现突发性中断，速度急剧下降。这样，我们又看到一种由高（速度）到低（速度）的运动。这就是说，高速度低消费和高速度低效果，是高速度变成低速度的深刻原因。如果发展战略不变，又会人为地从低速度再强制地过渡到原来的那种高速度，重走一圈。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就是一种不良的经济循环。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非注定要出现上述不良循环。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全面的理解，在制定发展战略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是抄袭某种现成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模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可以实现良性的经济循环。就是说，从长期发展过程来看，经济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要快。经过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大部类之间，各部门之间，供求之间，在不断出现新的不平衡过程中经常保持相对的平衡，从而使速度呈现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大起大落，通过国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可能和必要的积累、物质财富稳定增多、人民消费稳步上升，再回到稳定增长的速度。在不断往复中，每一循环都达到比上一循环更高一级的水平。这种循环就是良性循环，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能够做到的。
发展战略的转变
以往的发展战略，集中到一点，就是突出一个“快”字。一般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应当是争取快，而不是慢。然而过去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快，必然表现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结果欲速不达，在实践上导致慢。究其原因，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有很大片面性外，还在于对我国国情认识不清。
我国是在生产力很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至今人口的80％在农村，农业中手工劳动占很大比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很低，人均耕地面积少于世界的平均数；工业中已经建立起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但门类不齐，结构不合理，整个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都比较低；国土开发已作了大量工作，但许多自然资源不清；在某些科学领域我们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低，文盲还占相当高的比例；人民生活水平比解放前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其水平仍然很低。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穷困状态，必须长期奋斗，不能指望一朝一夕会出现什么奇迹。因此，我们应当把经济发展战略从过去那种快转到稳上面来，量力而行，循序而进。树立稳步前进的长期奋斗的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逐步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决定性条件。
有的同志说，速度上不去，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不快，怎样鼓舞人民的干劲呢？首先，以往片面追求的高速度并不是快，恰恰是慢。只有持续稳定的增长，才能保持平衡发展，才能提高经济效果。产值增长率不象过去有些年份那样异常的高，但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却可以比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快，而且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其次，说到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这当然是反映一国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得看国民生产总值所包含的内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同一水平上的若干国家，由于国民生产总值代表的经济内容不同，它们的实际经济水平，包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有巨大的差异。一个小国，可以发展几个出口加工区，来迅速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提高这个指标的水平，则是缓慢而困难的，也许到本世纪末，在这个指标上我国仍将居于世界许多国家之后。但是应当看到，那时我们的实际经济水平，将大大高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仿的中小国家。这是因为：第一、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可以适当集中财力和物力，在重点发展某些部门、某些领域中，形成强大的优势，从而迅速地在这些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样有利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第二、我们这样的大国，内部经济调剂的余地较大，从而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力量较强，而且可以更好地根据需要和可能加强国防，在经济生活上也能更加丰富多采。第三、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十分广阔，自然资源也比较丰富，从而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国际经济的动荡对我们影响也就较小。第四、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领导人与群众）之间财富分配上的差别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小得多，从而在相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条件下，人民实际享用的财富就相对多些。因此，我国在本世纪末虽说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标上，远未达到世界前列，但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可以跃进到世界先进的地位，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将有显著的提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较充分的发挥。这样的情景，是能够鼓舞人民干劲的。最后，我们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再不能用那种凭空设计出来的高指标和不切实际的预言来鼓劲了。过去用高指标鼓劲，结果不是鼓舞干劲，反倒泼了冷水，这个教训，我们应当记住。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性循环要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四个环节都能正常运行，并且要互相衔接，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设置障碍，互相抵消力量，互相扯后腿。
生产，在经济循环中是起点，占首位，生产的状况，对经济循环具有决定性影响。鉴于以往的经验，在这方面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关系。三中全会以后，产业结构有了初步改善。在今后继续大力发展轻工业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在社会生产发展中，客观上要求轻工业（主要是消费资料生产）和重工业（主要是生产资料生产）保持相互适应的比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相互适应的原理，表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有条件的，不是一个绝对规律。有的场合，消费资料应当优先增长；有的场合，生产资料应当优先增长，这取决于两大部类平衡发展关系的客观要求。
过去，一提发展生产，就铺新摊子，搞基本建设，忽视已经建设起来的生产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这实际上是用牺牲原有企业的办法去搞浪费很大的新建。日久天长，原有企业技术不断陈旧化，勉强维持；新建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又很难迅速发挥效益；而社会需要的大量产品，主要只能依靠原有企业。这样，必然造成社会生产效率和效果的下降。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强调生产发展首先要提高原有企业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使产品迅速升级换代，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和品种，这样做，花钱少，见效快，效果好。如果我们把新建理解为“外延”，把老厂挖、革、改理解为“内含”，那就可以说，我们的生产建设应当从过去以外延为主，转向以内含为主，并且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这样做。
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来看，根据客观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应灵活掌握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内含与外延两种形式的特定结合。这是经济计划机关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实现良性经济循环的一个条件。
分配的实质，是中央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之间，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的分配。为建立良性循环，国家必须严格控制宏观分配，即积累和消费的分配，积累基金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各部门间的分配，消费基金中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分配，把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正确结合起来。国家依据经济规律作出的宏观分配，实际上就是划出了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大框框。
国家对微观分配，即对劳动者的消费品分配，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必须科学地加以控制。不仅要有效地控制工资总额和奖金总额，而且要统一规定各行各业的工资水平和奖金水平，不能容许行业企业各行其是。如果微观分配失去控制，就会冲破宏观分配所确定的、旨在保证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条件。或者造成购买力过剩，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造成消费不足，使生产不能正常发展。因此，我们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要寻找出适当的形式，使之既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体现差别，又便于防止离开劳动贡献提工资，离开超额劳动发奖金。在工资和奖金的关系上，应把重点放在工资上。在工资形式方面，应多推行集体（小组、工段、车间）计件制或超额计件制（定额内支付计时工资）。这种形式，有利于劳动者自我监督和他们之间的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团结合作。
流通，是交换的总体，是连结生产、消费、分配的纽带。流通的顺畅，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保持相互适应的必要条件，是各部门内部生产单位之间进行专业化协作和保持连续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分配和消费的前提。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要通过流通来实现。因此，流通就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经济循环中的各种信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性循环，不仅要从理论上端正对流通的认识，而且要按照流通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及其机制，来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流通正常起作用的一个条件，是合理的价格。在我国目前对不合理价格不能大动的情况下，为了使流通尽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就应当运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把企业因价格不合理而得到的利益，或受到的损失，都由国家来承担，使企业既不能从不合理的价格上得到特别的好处，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损失。这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价格不合理对流通机制和企业经营管理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混乱状态。当前，利用税收杠杆，通过不同产品税率的变动，可以起很大的调节作用，限制长线产品的生产，调节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利润水平，调节利润分成的苦乐不均，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控制盲目生产和盲目建设，促进工业改组。
流通正常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市场供求的基本平衡。市场机制，是在供求不断出现不平衡又归于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而供求平衡又在颇大程度上依赖于宏观分配和微观分配。
消费，是一次循环的终结，同时又是再循环的引导。消费一方面从人们取得消费品的数量、规格、质量和取得过程上，反映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的运行状态和效率；另方面，消费在对现存生产的适应性作出最后的判断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需要。因此，消费过程不断发出一系列的信息，来表示它对现存的产业结构，生产规模和技术，产品的数量、品种、规格、质量，发展新产品的方向，各种服务的水平，以及对分配和流通方面的工作情况，作出评价和提出要求。
现代人们的消费，如恩格斯所说，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基本生活的需要，二是享受的需要，三是发展的需要。这三个部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仅它们的内容在不断丰富，而且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在变动，只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三者的内容和界限才是相对明确的。应当看到，人们的吃穿用住行，物质和文化上的享受，以及智力和体力的发展，都受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
党和国家，既有领导组织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责任，也有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宣传教育的、经济的、行政的各种方式，对群众消费加以正确引导的责任。根据目前我国的经济情况，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把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摆在突出的地位，同时适当兼顾那些可能又必要的享受和发展的需要。
转轨的路标
当前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到优先地位的决策，不仅是使我国畸形经济结构逐步走上合理化的关键性步骤，而且是使我国经济循环转轨的鲜明路标。
发展消费品生产，对于增加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回笼货币，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增加出口，节约能源，多安排就业，都有很重大的意义。还可以大大活跃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促进农业发展，加强工农联盟。因此，发展消费品生产，也是使我国国民经济尽快摆脱困境的良策。
由于我国原来的经济结构，不适应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要求，所以应当迅速改变重工业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不合理状态，使之变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当前首先要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同时，轻工业的发展，也要调整内部结构，作好行业发展规划，组织好专业化协作，避免盲目性，稳步前进。这就是说，必须与工业调整和改革相结合。
我国经济调整的近期目标，是消灭财政赤字，稳定经济。而调整的最终目的，则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企业组织的合理化。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合理化，正是实现我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必要的物质基础。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调整的意义，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然而，如果没有经济管理体制的合理化，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的合理化就难以真正达到，而且难以巩固。经济体制的合理化，是实现良性经济循环的必不可少的规范和条件。因此，良性循环要求经济结构、企业组织和管理体制这三个合理化的统一实现。有了这三个合理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才能做到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大大提高经济效果。
当前，根据比例失调的严重状况，以调整为中心，改革服从调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理解和执行中，决不可把调整与改革截然对立起来。因为，调整和改革，包括整顿和提高，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性循环。
两年来，我们的试点和初步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在经济调整中，把调整和那些必要而又可能的改革正确地结合起来，调整就会更快地收到预期的效果。随着调整和改革的进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将逐步过渡到良性循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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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中国哲学史中走向唯心论的几种途径
张岂之
哲学史界探讨如何评价唯心论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将哲学史的研究质量提高一步，使之更有科学性，这并不是简单地硬要给唯心论戴上“进步”的帽子。我觉得，探讨历史上的唯心论，应具体分析某些唯心主义者是如何把认识的某一个方面夸大为“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从而走向错误的。因此本文想结合中国哲学史分析一下走向唯心论的途径，这对于正确评价唯心论也许是必要的。
“天人合一”——走向唯心论的途径之一。“天人合一”思想是西周时期“天命”论思想的延续。战国时期有些地主阶级思想家袭取了“天命”论的形式，并增添了若干新内容。孟子就是这样的一位思想代表。他认为扩充内心的善良，就会懂得人的本性。知道了人的本性，即可领悟“天命”。因此，保持人的善心，培养人的善性，就是正确对待“天命”的态度。孟子的这种“天人合一”思想是唯心的，后来封建社会里许多思想家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孟子看来，研究客观事物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向内心探求，发挥固有的善性，认识了“性”也就认识了“天”，作到了“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的一条共同的论证途径。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结果，便不可避免地要得出人的主观精神（“心”或“性”）是万物本原的唯心论的结论——“万物皆备于我”。
“天人感应”论是走向唯心论的又一条途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历史是什么关系？这个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论争的主要问题之一。唐代刘禹锡的《天论》指出了两种对立的看法：天道与人事无关的“自然之说”同天人感应的“阴骘之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的主旨在于说明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以及封建社会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都是来自神性的
“天”，不可违反。这种顺天思想长期以来对人民起着严重的束缚作用。“天人感应”有两个理论基石：一、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二、天与人不同，天是主宰者，人是被主宰者。正因为如此，天人才能发生所谓的“感应”关系。唯物主义者批判这种神学说教，就不得不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便推动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到了中唐时期，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论争进入了高潮，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强调“人诚务胜乎天”（《天论》），这才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自然界与社会界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问题。从此，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论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理一分殊”、“心外无理”都是走向唯心论的途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界产生了理学或道学。在程颢和程颐的思想体系里，“理”有时又被认为是“天理”。“天理”指封建道德和封建统治秩序，即君尊臣卑、三纲五常之类。二程说“天理”是先天的，人人皆有，它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他们再三论述
“天理”乃是人们行动的规范，是不能违反的，并且要以“天理”来统率万事万物及其自然之理。这样，“理”便不是从万物中抽绎出来的规律，而是先于自然万物的“天理”。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天理”的规定而生成和运动。“天理”成为二程唯心论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
南宋时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这里所说的一理和万物的关系，就是所谓“理一分殊”的关系。世界上的事物纷然杂陈，千差万别，何以见得它们是“一理之流行”？他以“月印万川”之喻加以佐证。月亮只有一个，然而它照在江海湖泽之中，便成了千千万万个月，故世界上纷然杂陈的事物都是“理”的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理一分殊”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颠倒和曲解，把“理”夸大成为一个凌驾万物之上，又主宰万物的精神实体。朱熹沿着“理一分殊”的途径，走向客观唯心论。
“心学派”的代表是南宋陆象山和明代王守仁，他们则沿着“心外无理”这条途径走向唯心论。
陆象山把“心”当成是脱离客观物质存在的东西，得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观唯心论结论。
王守仁哲学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这实际是以“良知”吞并客观世界，并把它当成了万物发生的根源。
上面我们考察了中国哲学史中走向唯心论的几条途径。不可否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中国哲学史既有唯心论传统，也有唯物论传统，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正确地评价唯心论，并不是要把唯物论从中国哲学史中勾销掉。根据恩格斯提出的以思想家们如何回答存在与思维何者为第一性来划分唯物和唯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运用中，经过长期检验，可以看出这样的标准是科学的，尽管在运用中要注意一定的范围，防止片面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如果不是这样，而以思想家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作为划分的标准，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都将难以得到正确的解决。当然，标准并不能代替具体分析。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有的哲学家可能在这一类问题上持唯物观点，而在另一类问题上持唯心观点；他早期思想可能是唯物论，晚期是唯心论等等。仔细地分析唯心论为什么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以及它是怎样把人们认识的某个方面作了片面的夸大，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直线性的凝固化，这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任务之一。
（摘自《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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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和北京《临时公报》将影印出版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和适应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需要，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和北京《临时公报》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南京《临时政府公报》，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期的政府机关刊物。它创刊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停刊，共发行五十八号，约四十五万字。北京《临时公报》，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创刊的，至一九一二年四月三十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后为止，共发行六十六期，约三十五万字。北京《临时公报》记录了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况。（舒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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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宽《战国史》新版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杨宽的《战国史》新版，这是作者在该书一九五五年版的基础上修订改写的。它对战国史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汇集了大量资料，作了认真的考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新版《战国史》增加了篇幅，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七国的兼并和秦的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有关史料作了整理和考订。最后三章，着重探讨了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和文化、科学思想的发展。新版《战国史》充分利用了解放后考古工作中的成果，对一些问题阐述得比较全面，是一部资料翔实的断代史著作。（郁乃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