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谱写时代乐章 塑造新人形象
——评蒋子龙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黄泽新
高尔基曾经指出，文学“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努力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塑造光彩熠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是我们作家神圣的使命。蒋子龙同志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一个。从1979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到现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开拓者》、《弧光灿烂》两个中篇和十五六个短篇。这些作品，是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是雄壮有力的时代乐章。
热情反映四化建设题材
社会主义文学的题材无比宽阔，各种题材都可以写。但是，当前的题材更是值得大写特写。创作题材既要宽阔，又要有所侧重，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题材限制过死，无疑会束缚作家的手脚，影响文艺广泛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但是，如果片面强调题材的广泛性，贬低或忽视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题材的重要意义，那也是不对的。在中外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尽管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时代紧密地联系着，并以精湛的艺术形式深刻地反映时代的本来面貌，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愿望，提出人们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
蒋子龙同志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与时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全部取材于四化建设。由于他战斗在四化建设的第一线，对生活体验得较深，观察得较细，因而他的作品及时地揭示了四化建设中的矛盾斗争，表现了人民群众火热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劳动态度，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乔厂长上任记》及其续篇《乔厂长后传》适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如何对待严峻的困难局面？是唉声叹气、悲观失望，还是振作精神、奋发图强？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还是兢兢业业地为四化献身？乔光朴用自己的行动作了正确的回答。这篇作品有如人们踏上征途时的战鼓，是非常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对四化建设的危害。作者没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就事论事，而是深入地揭示不正之风对人们心灵的侵蚀。金厂长在本质上是一个正派人，忠厚而热情，然而在“有门路的走门路，有权力的使权力”的不正风气下，为了开展工作和照顾群众的情绪，他也随波逐流了。看不惯这一套而又不能不这么做，感到沉重的环境压力而又无法摆脱，金厂长的内心非常痛苦。他有如被大风扭曲了躯干的小树，虽然可以责怪它质地不够坚硬，但冷静地想想，金厂长的所以变形也确实有发人深思之处。《开拓者》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描写了围绕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所进行的斗争。小说深刻之处就在于：不是用单纯的经济观点描写经济领域里的斗争，而是把笔触深入到政治生活中去，深入到人们的灵魂中去。小说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向我们表明，经济上的调整、改革与政治上的、思想作风上的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有首先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扫除官僚主义、思想僵化、保守主义等政治思想方面的障碍，党的方针政策才能贯彻落实，四化建设才能胜利地向前发展。在以新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材的作品中，象《开拓者》这样居高临下，俯瞰全局，尖锐地提出如此带根本性问题的还是不多见的。由于蒋子龙能够敏锐地发现并迅速地反映四化建设中的矛盾斗争，所以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色彩。
象生活本身的无限丰富那样，蒋子龙善于将重大斗争和日常生活的描写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社会生活本来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可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过去有的同志机械地把重大斗争和日常生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致有些描写重大斗争的作品，缺乏人情味的生活气息，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斗争”的筋；而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又不免琐屑、肤浅，表现不出时代的风貌。实际上，重大斗争和日常生活是人们活动的不同侧面，只有将两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才能塑造出有思想深度、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蒋子龙在这个问题上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在观察、体验生活的过程中，他注意分析、研究、比较各种社会生活现象所包含的社会意义，用时代这杆大秤衡量它们的轻重。他坚持从大处着眼，选择那些富有时代特征、关系四化进程的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事件作为创作的素材，同时又很注意描写日常生活的场景和不同人物的生活情趣，这就使他的作品既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
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社会主义新人，是我们的革命理想的寄托者，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通过新人形象的塑造，充分地表现出革命人民崇高的思想品质和优美的情操，无疑能发挥更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如果回顾一下苏联早期的革命文学和我国革命文学所塑造的新人形象曾经给了我们多少营养和力量，那么，我们对这一点就会更加深信不疑。
蒋子龙同志在塑造新人形象方面是很自觉的。他说：“理想是生活的黄金。人们不能没有理想。理想破灭了，人们就生活不下去，……所以要写新的人物，要表现我们的理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新人形象。
在蒋子龙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最引人瞩目的是四化的创业者和带头人——领导干部的形象。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常常有这样的毛病：一般人物写得比较丰满、生动，写领导干部却苍白无力，而蒋子龙小说中的领导干部则写得多采多姿、栩栩如生。这是难能可贵的。车篷宽（《开拓者》）是继乔光朴之后又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这个“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第一书记，“论能力、论资格，他都比潘景川强”，但是，经过十年动乱的几番折腾，现在的职位却在潘景川之后，是专管工业的书记。可贵的是，他的革命热情没有随着职务的降低而降低。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热情地领导着四化建设。他一出场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和老伴要出去办事，不坐汽车，而是骑司机的自行车去。这一平凡而又不寻常的举动，表现了他那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当然，他的不同凡响之处主要还是他的胆识和勇气。当春暖还寒，有些人的思想还禁锢在旧经济管理体制的清规戒律之中的时候，他就深思熟虑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三步棋：打开门户、竞争、政治思想工作科学化。他敢于大刀阔斧地破除经济领域中的陈规陋俗，撤换思想僵化、抱残守缺的干部，即使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不徇私情，并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提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车篷宽的正确主张和作法，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一些人的权力和地位，他们想方设法排挤他、压制他。车篷宽意识到自己的艰难处境。怎么办呢？放弃政策吗？妥协退让吗？不能。他觉得生命的余热如果不为四化而燃烧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决定申请退休。这样“可以摆脱人事纠纷。身上没有职，说话更自由了。我可以继续搞调查，写文章。”这里，一个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四化鞠躬尽瘁的老干部形象，赫然站立在我们面前。蒋子龙笔下的其他人物，如应丰（《狼酒》）、高盛五（《人事厂长》）、路永存（《基础》）等也都是各有特点的干部形象。这些人物，尽管年龄、经历、身份、性格各不相同，但却有一脉相通的共同特点：他们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昂的斗志和科学的态度，敢于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能够领导群众扭转落后局面，开创新的局面。
蒋子龙还为我们塑造了不少青年一代的新人形象。他们是沐浴着时代的风雨成长的，如同春风催吐的新芽一样，具有新鲜的色泽和旺盛的生机。路凯（《弧光灿烂》）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和同时代的广大青年一样，是在政治动乱的漩涡中度过少年时代的。父亲被迫害致死、生活的磨难、人们的凌辱与歧视，给他的幼小心灵刻下了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个具有“横牛犟马脾气”的青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前进的勇气。当他被分配到工厂当了电焊工学徒以后，他一面“发疯似的投入工作”，一面“同时上两个业校”，拚命学习，终于在工作上和学习上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在他身上，冷静的思考和热烈的情感融为一体，对事业的热爱和对知识的追求交相辉映，表现了青年一代富有理想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姚一真（《血往心里流》）和凤兆丽（《开拓者》）是两个女青年，她们似乎没有做出路凯、杜恒（《解脱》）那样突出的成绩，但也以别具风采的形象和美好的心灵打动了读者。
有的同志因为蒋子龙笔下的新人形象比较高大，便认为他们是“理想化”了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当强调说明，新人形象的塑造是离不开理想的。没有理想，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在于：理想要植根于现实生活，而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鲜花，而不要人工制造的纸花。蒋子龙的小说创作显然属于前者。他坚持从实际生活提炼素材，创造艺术形象，他笔下的新人形象大都有生活原型。作者在《〈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一文中，清楚地说明乔光朴是根据他所熟悉的三个厂长概括集中而创造的。车篷宽也有模特儿。他说：“车篷宽是以我所认识的一位领导同志为模特儿的。他是个很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干部……我掌握的材料可以写成报告文学，为了方便起见，才写成小说”。事实说明，蒋子龙小说中的人物以至细节大都有生活的依据，而不是脱离实际空想的。
从新人形象的刻画来看，作者努力清除“三突出”的流毒和影响，注意描写人物的真实的思想感情，表现他们复杂的感情变化和激烈的思想冲突。他笔下的新人形象，并不是“高大全”式的偶像，也不是冷冰冰的木乃伊，而是具有常人感情的有血有肉的形象。例如，《人事厂长》中的高盛五，他有较高的思想觉悟，但看到厂里调资搞得不公正，内心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一会儿想去住医院甩手不干了，一会儿又想到还是应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作者写他的心理活动细针密线，入情入理，真实可信。《狼酒》中对应丰副部长内心世界的描写也是很真实、很细致的。应丰“正派，清白，不搞邪门歪道，不搞特权，办事可钉可铆”，按说这样的好干部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吧？事实不然，他弄得“很不得人”，同志们疏远他，女儿嘲讽他，这不能不引起他深沉的忧虑和思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是自己“固执、死板，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别人沾染了“苍白而又可怕的世界观”？他冥思苦想，自问自答，一时心头“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一时又意识到群众对他的有力的支持。应丰颤抖的心弦发出的复杂音响，既是复杂的客观环境的反映，又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必然经历的思想历程。从他那痛苦的思索过程中，他的崇高的思想品质也就一点一点地闪出亮光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蒋子龙笔下的新人和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一样，遇到困难、挫折和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也有思想矛盾，也有苦闷和忧伤，只不过他们能够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去克服它、消除它，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具有真情实感的人。
实事求是地歌颂和揭露
蒋子龙小说的基调是明朗高亢的，这是作者在正确认识生活的基础上辩证地处理歌颂与揭露的关系的结果。
歌颂也罢，揭露也罢，都要起到文学应有的改造人的灵魂和改造社会的作用，都应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生活中有大量的值得歌颂的东西，也有不少需要暴露的东西。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歌颂和揭露，这样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生活，提高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增强对未来的信心。蒋子龙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歌颂和暴露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作者对于反面人物、对于社会问题的揭露，注意准确性，力求符合生活真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不追求背离生活真实的离奇的情节，不作不切实际的渲染。《乔厂长上任记》中的冀申是作者无情地鞭挞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缺乏真才实学，却“诡谲多诈”，善于耍手腕、拉关系、找靠山。他把电机厂搞得一团糟，不但没有受处分，反而依靠市委书记的关系升了官。这个人虽然披着革命干部的外衣，却完全是市侩的思想作风。吴昭年（《开拓者》）和冀申不同。他善于夸夸其谈、吹牛说谎，搞不切实际的大计划。随着权势的增大，他那说假话、放空炮的恶劣作风更加恶性发展，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应该说，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揭露是尖锐的，文笔是辛辣的，然而又没有夸张失实。作者所揭露的一切都是合乎人物性格的，是在生活中常常见到的。
第二，作者不是孤立地静止地渲染社会灾难和心灵创伤，而是注重表现人们对丑恶行径的强烈憎恨和坚决斗争的精神，表现人们自觉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医治心灵创伤的过程，从而赋予作品以明朗的色调和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力量。《开拓者》中的凤兆丽心灵上留有很深的伤痕，用她的话说：“别人活一百年才能体验过的东西，我们只用十年的时间就体验过了。”然而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去写她受迫害的过程和内心的苦痛，而是着力描写她从辛酸的磨难中吸取教训使自己更快地成熟起来，表现她把仇恨化作火一般的激情、勇于同一切危害四化的言行作斗争的精神。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中，蒋子龙对凤兆丽的描写格调是比较高的。当然，作者如何处理人物的命运，是根据人物的性格发展的逻辑决定的，要服从于作品的整个艺术构思。不是说不能写人物的悲剧结局，更不是说大家都按照一种模式去安排人物命运，我们只是说，不要把一切苦难和不幸都写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而要努力发掘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歌颂人们战胜苦难、医治创伤的顽强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第三，作者不是以消极的旁观的态度揭露社会的消极现象，而是以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对待消极现象的。因此，他在揭露反面人物和消极现象时，同时大力描写强大的正面力量，塑造正面形象，表明美好的新思想、新人物必将胜利的历史趋向。《解脱》描写科技人员杜恒在试制新型歼敌机过程中遭受污蔑、攻击、批判、监禁等等磨难，“四人帮”垮台以后，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才得以“解脱”。小说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的暴虐罪行，但却不使你感到凄惨、压抑，原因就在于作者着力表现了杜恒对“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反抗斗争，歌颂了他那种献身科学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虽然经历艰难曲折，备受痛苦折磨，但终于赢得了胜利。作品的调子是乐观的、高亢的。在蒋子龙的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对立是很鲜明的，几乎每篇作品都有两种思想作风截然不同的人物。正面形象在思想上、道义上的力量远远超过反面形象。作者并不把复杂的现实生活简单化，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并不勉强地加个“大团圆”的胜利结局，但却鲜明地表明：真理在他们一边，人民在他们一边，因而最后的胜利也必然在他们一边。
蒋子龙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更深刻地反映时代的面貌，为了更有效地陶冶人们的灵魂，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从而对四化建设起更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蒋子龙创作的艺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作品艺术上还不够细致，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作者再接再厉，刻苦努力，一定会创作出更有分量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好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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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新时代主人的形象
——读短篇小说《内当家》
王慧敏
青年作者王润滋同志继《卖蟹》（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之后，最近又创作了动人心弦的短篇小说《内当家》（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作品通过一家农民在土改时分得的“果实房”院里打机井，和接待昔日的东家今日的华侨回国探望的故事，反映了急剧变化的新时期，我们党在实行新的政策过程中，农村各种人的不同反响：有的迷惑不解，有的思想抵触，而内当家李秋兰——一个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却坚定地相信党的政策。这是一篇使人振奋，富有时代感的好作品。和其他描写农村题材较好的作品相比，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新的突破。
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工人、农民的力量，已经和正在发掘和显示出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有责任把他们的生活、劳动和情绪生动而准确地表现出来”。《内当家》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她是八十年代的新人形象，在她身上反映了我国伟大转折时期的特点，显示了社会主义祖国主人的自信和力量！
“内当家”这个人物形象，是围绕着在院里打机井这件事显现出来的。打不打井？锁成老汉问内当家李秋兰。她说：“打！人家能，咱也能！”这带有权威性的干脆利落的话语，表明李秋兰无疑是一家之主。就在动工的头天晚上，电台广播了给地富摘帽子的消息，老头子为此犹豫起来。因为老地主刘金贵没死，而且即将从日本回国探亲，他担心“果实房”不保险，一整夜睡不着觉。李秋兰说他“神经病”，她理直气壮地说：“咱的房，咱的院，俺要怎的就怎的，怕啥！”县里来的孙主任，指手画脚让她清扫屋院接待刘金贵，用“注意国际影响”，“不要给咱中国人丢脸”等大帽子恐吓她，还让她把井填上。李秋兰不理睬他，说：“俺这家，不是当年刘家的衙门”，“可叫俺低三下四，没那步天地！”她以主人的姿态，不卑不亢地回绝了孙主任。这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生动地显示了李秋兰有胆量、有骨气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面貌，从她身上看不到奴颜媚骨，看到的是中国大地的主人的自豪！
李秋兰这种主人公的自豪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旧社会给她的只是寒冷饥饿和屈辱，共产党使她翻了身，分得了刘金贵家的房产，由奴隶变成主人，从此她的命运和党紧紧地联在一起。她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她今天的地位。所以她和党的感情，海水冲不垮，台风刮不散。她铁了心要跟着共产党。李秋兰坚定有力的立场和态度，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作者对李秋兰这个人物的塑造，并没有简单化。它通过波澜起伏的情节，步步深入地开掘了她的内心世界。她赶走孙主任之后的当天晚上，她问老支书：“真要变天么？”当老支书解释了党的政策，并告诉她县委书记批评了孙主任；还说刘金贵也是个中国人，他爱国该当接待。李秋兰听后爽朗地说：“他大伯，你给张书记回电话，就说俺李秋兰还有中国人的心肝，俺不会给共产党丢人现眼，也告诉刘金贵，俺请他……回来！”在接待刘金贵那天，她叫老头子换件洗浆衣裳，叫儿子骑车去割肉，还要割“红肉枣儿”，给刘金贵包他爱吃的发面包子，等等。这些描写始终将李秋兰置于主人的地位，入情入理地表现她对各种人的不同态度。这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而且真实生动地揭示了人物复杂的感情和心理，既写出她宁折不弯、刚直不阿的一面，又写出她善良的热心肠；她既没有忘记刘金贵给她留下的伤痕，但又有开朗宽阔的胸怀。她是一个有着阶级自觉和鲜明的阶级观念，又懂得政策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一定典型性。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历程，看到了社会主义祖国人民的精神力量。
作品刻画李秋兰的个性，也很有特色。没用冗长的文笔描绘人物的相貌衣着，叙述人物的特点，而是通过真实的生活细节和人物行动、对话，生动地显现人物的个性。特别是作者很善于选择最能表现个性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比如，刘金贵看到李秋兰额头上的伤痕时，哆哆嗦嗦地把打过她的水烟袋掉在地上，李秋兰嘴唇打颤，扶在门框上的手指要抠进木头里去了！她无声地一咬牙，把哄笑的孩子们赶开，拾起给她留下伤痕的水烟袋，递给了刘金贵，朗声道：“他大伯，屋里坐，锁成有好烟哩！”这里，并没用更多的笔墨叙述和描写人物的形态和内心活动，但使我们看到李秋兰在往日仇人，今天的客人面前复杂的、符合人物个性的情绪，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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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浅谈歌剧向民族传统的学习
——看歌剧《宦娘》随感
舒諲
歌剧《宦娘》是根据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同名故事改编的。原著是故事比较简单，情节比较集中，却含有深刻的哲理和馥郁的诗情画意的一篇寓言。天津歌舞剧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宦娘》，基本上表达了原著的精神。
《聊斋志异》对宦娘的身世，只提到她是“太守女”，对她的恋爱悲剧未着一字，而主干在描写“世家子弟”温如春和“员外千金”葛良恭的悲欢离合。宦娘因知音难遇而同如春产生微妙的感情，在原著中也写得含蓄。这可能正是蒲松龄大手笔的高明之处。歌剧将原著虚出的宦娘伤心史，同布衲道人（剧中改称盲道人）联系上了。道人因失恋出家，宦娘含恨九泉之下。他们不愿活着的人们重复自己以往的悲剧，决心玉成良恭和如春的姻缘。这一补笔补得好，耐人寻味。
歌剧以宦娘为题，而宦娘的场次不多。人们总觉有点不满足。然而，现在这样的处理方法，也自有它的妙处，妙在“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也不失为一种风格。当然，既属改编，就不能搞得面目皆非。但改编毕竟不是移植，而是作者的再创作，允许在符合情理的前提下对原作进行较大的改动。如果我们不单纯强调对生活已经绝望的良恭，由于听从了鬼魂的劝说而获得了生存的力量，并得到幸福，而是更通过恋人自身的奋斗改变现状，将有更积极的意义。
尽管《宦娘》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工提高，但它的问世是受到京津地区广大观众称赞的。由于歌剧对音乐、剧情等方面有着较强的专门化要求，这些年来歌剧剧目的数量不多，歌剧创作需要下大力量才能繁荣。所以，《宦娘》的演出以及最近一个时期各种类型歌剧剧目的出现，说明歌剧未来的丰收已经开始播种了。
繁荣歌剧创作的关键之一，是新歌剧应走什么道路，这是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而且只能在不断的争论和实践中逐步求得解决。我国新歌剧的历史还短，形式上不强求一致，允许多种多样的试验，有益于歌剧的繁荣。
但是，向民族传统艺术学习，不能不是发展歌剧创作的一把钥匙。如果说《白毛女》是以民间音乐、民歌和地方戏曲为素材而创作的民族歌剧的一个典型，那么这种形式如今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
歌剧的民族化，不单纯是采纳民歌曲调和学习传统戏曲的表现方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民族风格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因素。民族生活方式决定对艺术的欣赏习惯；而民族形式、艺术风格与欣赏习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在文艺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而在各种艺术形象中反映最为明显。现存的菩萨罗汉的雕塑，都是汉化了的艺术形象，是天竺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晶。
我们的民族歌剧，如《宦娘》的作曲尽管采取现代音乐的和声、对位、配器等等，并以西洋音乐的曲体与声乐歌唱，然而它的调性却是群众习惯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我国的传统戏曲有丰富的音乐语言。通过民歌表现民族情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创造气氛、发挥人物的抒情作用，但从整个戏剧结构论，要求更深刻地反映人物性格，民歌就显得单薄，而必须从戏曲音乐中汲取养分，使音乐的节奏愈益丰满。早期的《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都曾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窦娥冤》法场一折，运用山西梆子高昂激越的调子和急骤的节奏来表达窦娥的屈死，充分发挥了愤怒不平之鸣，形象化地体现了关汉卿“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的意境，远胜过京剧《六月雪》里大段反二黄所表现的哀怨情绪。所以，同样借鉴于传统戏曲，也还有个如何选择表现力最强烈的曲调问题。
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讲究音韵。汉语是单缀音的文字，并有四声阴阳的区别。语音的抑扬（四声）顿挫（节奏）的结合，使同声韵的字有丰富多变的音素。这种变化，加强了音调的多变和节奏感，产生自然音律的和美。目前有些歌剧在作词上，语汇还欠丰富，甚至不考究音韵，不注意词句的合辙押韵这个基本要求。传统戏曲的唱和说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在多音节语言的西洋歌剧中是不存在的。歌剧的民族化，也不能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我国传统戏曲中，音乐是和舞蹈动作的节奏相配合的，讲求歌唱、道白、身段、表演的完整性。西洋歌剧一般以歌唱为主，形体动作较少。我国新歌剧在演员形体动作训练方面，参考一下传统戏曲举手、投足动作的准确性和节奏感，把它的身段、手势、台步、水袖这些程式和眼神、眉语融合在歌剧中，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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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美学拾穗集》
申文钟
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拾穗集》最近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书名是根据法国著名画家米勒的一幅名画《拾穗者》题名的。该书收集了11篇美学论文，反映了朱先生晚年的美学研究成果。
朱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美学，不过，在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流派的影响下，相当一个时期他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立场和观点对他的束缚，直到全国解放后，经过参加国内美学界的辩论和争鸣，他才逐渐挪动了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走向新的美学里程，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对“什么是美”、“美学研究什么”等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
朱先生的美学行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经历了艰辛曲折的漫长道路的。他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时，很中肯地告诉我们，处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研究美学，首先就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认真地读译文，译文读不懂的，就对照德文、俄文、英文和法文来读。对译文中的错误和欠妥的地方，也都认真地提出了校改意见，并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有关论及美学问题的章节重新作了翻译。朱先生这种一丝不苟认真治学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在《美学拾穗集》一书中，朱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文中既肯定了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历史作用，也指出了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到了二十世纪，什么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已经成为它的主要内容，这样，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也就变成反动的东西了。
这里还需要着重说及的一点，是朱先生在《美学拾穗集》的序中（即《缘起》），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热烈愿望”，即“在四个坚持的大原则下”，认真研究一些美学问题，并做好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工作。他正是这样做的。该书中附录的《建议的校改译文》和《经济学——哲学手稿》新译片断，就是他校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稿。马克思关于美学问题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经济学——哲学手稿》新译片断中，其中关于“美的规律”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朱先生一生是研究美学的，从他的美学行程中，生动地说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冲出唯心主义牢笼，向唯物主义美学生涯迈进的重要途径。这一经验教训对刚刚开始美学行程的年轻一代美学工作者，是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