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顾问工作大有可为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顾问 李践为
顾问工作，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件新鲜事物。这里，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顾问制势在必行
顾问制好处很多，十分必要，势在必行。这是实际生活向我们党提出的新课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对于年老体弱而又能够做些工作的老干部来说，顾问制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切实可行的好制度。担任顾问工作的同志，他们的短处是年老体弱，已经不适合在第一线冲锋陷阵。他们的长处是，一般说，工作经验比较多。他们当了顾问，退到第二线，就可以摆脱日常的行政事务工作，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为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当好参谋，对年轻同志做好传帮带的工作。
顾问制，是当前党的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它又十分有利于当前党的整个干部制度的改革。
首先，顾问制有利于领导班子年轻化。“一个萝卜一个坑”。在领导班子中，年老体弱的同志不让路，年富力强的同志就上不来，就不易得到应有的成长锻炼的机会，结果就会造成领导班子的日益老化，以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无法适应党的工作和四化事业的需要。实行顾问制，使党的领导班子可以不断地新陈代谢，推陈出新，一代接一代，一代胜于一代。
其次，顾问制有利于实行集体接班制。老干部当了顾问，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可以协助党组织随时发现适合于接班的人才，可以协助党组织培养出大批接班人，使得各条战线、各个工作岗位上人才辈出，后继有人。
再次，顾问制有利于废止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必须废止，而实行顾问制本身，就意味着对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一种否定。
实行顾问制，绝不是党对老干部的不重视或不重用。恰恰相反，顾问制正是党对年老体弱而又能够做些工作的老干部的一种妥善的安排，一种重要的委托，一种高度的信任和爱护。这种制度的实行，十分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十分有利于党的事业。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党和政府机构设置顾问，就是这项“重大战略措施”的内容之一。
顾问工作贵在主动
顾问工作，是第二线的工作。当顾问是工作职务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同于平时工作职务上的升降或调离，而是一种没有经历过的新变化。对于一个初当顾问的同志来说，有一个怎样当顾问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顾问工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松了一口气，二是鼓上一把劲。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
一个老干部当顾问之后，会不会采取松一口气的态度呢？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为第一，顾问工作是第二线工作，似乎并不那么紧迫；第二，本人年老体弱，似乎可以多休息休息了；第三，当了顾问，可能有某些“后顾之忧”，如担心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会不会低人一等之类；第四，顾问的工作即便做得稍差一些，党组织和同志们也往往容易谅解。当顾问可能有人会觉得：“顾问顾问，既可多顾多问，也可少顾少问。”就是说，比较容易“心安理得”，原谅自己。不言而喻，采取这种消极的态度，是不对的，不符合党对顾问工作的要求。
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关系，当顾问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应该争取主动，加一把劲，尽力而为的。
我曾经想到一个老干部当顾问之后，应如何对待自己的入党誓言的问题。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要庄严地向党宣誓：“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对此，陈云同志过去在延安马列学院讲党课时，曾做过十分明确的解释，他说，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底”，就是“死”；“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这话说得好。今天，我们当了顾问，工作岗位变了，但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誓言决不能改变；职务退到第二线了，但是，思想决不能退到第二线。
对于老干部来说，有一个“抢时间”的问题。进入晚年了，工作时间不多了。正因为如此，就更要加一把劲，更要有争分夺秒的精神，力求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多作一点工作。古人常说：“老当益壮”。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善始而又善终。当顾问身居第二线，要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
关于传帮带
对年轻同志的传帮带，是老干部义不容辞的职责，是顾问工作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何搞好传帮带，谈一点初步的体会。
（一）在路线政策方面的传帮带。党的路线、政策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拨正了党的大方向，这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当顾问，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根据党的正确路线来考虑自己的工作，来进行传帮带。这是当顾问的根本立脚点，离开这个根本立脚点，就没有资格当顾问，没有资格搞传帮带。
（二）在党风方面的传帮带。陈云同志讲，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搞好党风是极端重要的。如何才能搞好党风呢？党是由广大党员组成的。要搞好党风，就要搞好每一个党员的作风，首先要搞好党员干部的作风，特别是搞好老党员、老干部的作风。因为老党员、老干部是党的重要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党内外有很大影响。人们看我们的党风首先就看我们党的老党员、老干部的作风。老党员、老干部搞不正之风，影响就会很大很坏；相反，老党员、老干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能带动广大党员和群众搞好党风与民风。“身教重于言教”。我们要搞好传帮带，最重要的就是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在党风问题上要为党争一口气。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必须永远向他们学习。
（三）在业务工作方面的传帮带。这是传帮带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年多以来，我在党史教研室主要参加了编书的工作。这项工作我做得很少，也谈不上什么传帮带。大部分工作是由一些中青年同志作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要任务明确，放手使用，严格要求，具体帮助。任务明确，就是职责分明，搞好责任制；放手使用，就是要充分信任中青年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格要求，就是工作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具体帮助，就是不能满足于“一般号召”和“原则指导”。
第二，虚心学习，不断前进。顾问工作绝不能靠“吃老本”。“老本”是有限的，也是靠不住的。特别是今天在四化事业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只有经常同大家一道，互帮互学，不断前进，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当顾问，必须采取平等待人的态度，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
第三，错了就改，不能文过饰非。当顾问，必须有自知之明，对自己善于一分为二。工作做对了，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不能沾沾自喜；做错了，要知错即改，吸取教训，千万不要自以为是，遮遮掩掩。
总之，顾问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它是重要的，也是光荣的。顾问工作大有可为，大有用武之地，只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顾问工作是永远干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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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委帮助市妇联解决困难
本报讯 中共广州市委今年3月底召集计委等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市妇联工作中的一些实际困难，争取把妇女工作搞得更好。
关于编制问题，市委根据有关文件，准备将目前市妇联干部37人增加到70人。针对市妇联、托幼办、儿童福利协会办公拥挤的情况，计委计划在市总工会大楼加一层楼，作为办公室。有关部门给妇联、儿童福利协会调拨经费各二万元，补助儿童福利费二万元，公助民办托幼园20万元，还为培训妇女干部等增加14，000元费用。市委领导同志在会上强调做好妇女工作的重要性，今后市委常委会吸收妇联参加，同各部、委、办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重视、支持妇联工作，积极想办法解决她们的困难。参加会议的妇女干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她们激动地说：市委为妇联今后抓好培养下一代的工作创造了条件，我们要为妇女儿童多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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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彭国瑞干涉婚姻自由被判刑
本报讯 去年12月27日，湖北省竹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案件，依法判处主犯彭国瑞有期徒刑一年半，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群众的拥护。
受害者陈永珍经人介绍，认识了龙坝公社红一大队的社员彭国瑞。陈永珍相不中彭国瑞，不同意这桩婚事。彭国瑞的哥哥、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彭国勤，便到处托人撮合，并提出要立即结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陈永珍勉强同意结婚。婚后夫妻不和，多次发生冲突，陈永珍提出离婚。10月间，两人一同去县人民法院离婚，经法院审理同意离婚，并就财产问题达成了协议，陈永珍答应第二天到娘家取东西还给彭家。在返回途中，彭国瑞抓住陈的头发进行撕打，被公社公安特派员发现制止。特派员为防止出事，当天下午找红一大队党支部书记彭国勤，要他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彭国勤不但不听，反而给彭国瑞出谋划策。次日凌晨，彭国瑞等人到车站抓陈永珍，不准陈回娘家取东西。彭国瑞弟兄几人对陈永珍拳打脚踢，强行把她抬回彭家。彭国瑞又对陈永珍进行了百般凌辱和捆绑吊打，然后又关押了四天三夜。
对彭国瑞吊打陈永珍事件，竹溪县人民法院和妇联联合进行了调查，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彭国瑞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彭国勤，怂恿彭国瑞迫害陈永珍，县纪委决定给予纪律处分。
邹蔚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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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拔中青年干部 促进部队建设
临汾驻军某部团级领导班子初步达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
本报讯 记者阎吾、彭子强报道：山西临汾驻军某部党委积极稳妥地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到团一级领导岗位，加快了领导班子的“三化”步伐。这些中青年干部年富力强，有朝气，干劲大，接受新鲜事物快，使部队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这个部队党委从1979年就着手选配中青年干部。党委主要负责干部多次深入考察，掌握第一手材料，力求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他们采取新老结合，强弱搭配的办法，使所属各团领导班子初步达到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这批干部的平均年龄36．1岁，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占26．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2．5％。由于他们是逐级提拔上来的，有群众基础，有威信，军政素质好，能胜任本职工作。
这些新干部一般具备三大优点：
一、政治热情高，事业心强，争挑重担，积极上进。某师四个团的参谋长都是年轻干部。他们见参谋人员业务基础差，不等上级布置，就主动作计划，找教材，担负起司令部机关干部在职训练的工作。这个师四个团新提拔的政治处主任，一上任就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提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意见。炮团副政委刘名泰，在得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后，没等上级布置，就主动组织干部翻阅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和许多学习资料，一起研究起草了两万多字的宣讲稿，用来教育部队，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前面。
二、他们富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工作内行，办事效率高，善于总结经验。一般的工作讲评、经验总结，他们都自己动手，许多人还能够担任专业授课，作业示范。30岁的团政治处主任林小华读书多，知识面比较广，又当过政治教员，给连队讲课不带稿子，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们这样做，不仅提高了领导机关的威信，也大大减少了机关干部的工作量。某团新团长林寿山，常常只身下到连队，发现训练和行政管理上的缺陷，及时写成通报，提醒部队注意。年轻团长罗星宝，今年开训以来一直蹲在训练先行连抓试点。由于他懂行，训练成绩显著，不到半年时间，军、师和军区就在他这个团召开了三次现场会。
三、严以律己，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某团在国防施工中，七个新干部都下到第一线，和基层干部战士汗流在一起，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徒步下连成为许多年轻干部的习惯。在连队，他们同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他们了解战士疾苦，战士也很亲近他们，彼此有共同语言，有心里话愿跟他们说。团机关出操或劳动，他们也往往是“排头兵”。在学雷锋、树新风的群众性活动中，新干部带头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按“普通一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战士很受感动。战士们说：“领导有朝气，战士有士气，他们有决心，我们有信心。”中青年干部榜样的力量，使部队士气大振，工作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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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台湾人士认为
国民党实行的不是三民主义
本报讯 据台湾报纸报道：一些台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大学教授、记者和硕士班学生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不是三民主义。
台湾“立法委员”仲肇湘说：“迁台三十年来，我们很客观地讲，名为宪政，实际上是训政时期。”“国父遗教中最被冷落的就是民权初步。”“连国民党召开党的最高会议——全国代表大会，有那一次是依照民权初步来表决的呢？民权初步里说拍手不能替代表决，但所有党的会议，常用鼓掌通过。民权初步不仅国民教育里付之阙如，连党里都忽视了！”
台湾“国大”代表沈云龙说，就以民生主义中的两大主张来说，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就没有实行。“目前的社会状况很不合理，有些人发了财之后，就进军立监两院，金牛大批滚滚而来，金权政治不仅污染了社会，终必使民主政治变质。”
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说，“执政党是不能批评的，批评执政党就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就是违背国家的利益。”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希望国民党“眼光要远大……不只要进一步容忍歧异的言论，而且要进一步容忍相反的政治势力。”1980年的增额监察委员选举，在实际投票过程中，部分财力薄弱的候选人（包括国民党提名的），硬叫一些财大势粗的候选人给挤了下去。结果，一场监委选举居然演变成“‘赛钱’的闹剧！”
据《台湾日报》报道：台湾大专院校的一批研究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表示：国民党高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实际是“流于空洞，与现实脱节”的口号。
台湾大学研究生何寄澎说，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已渐流于形式，其优越性渐隐晦不彰”，“竟少有人真正深入了解”；研究生邹理民说，国民党当局一方面高喊“贯彻三民主义”，但另一方面又禁止人们去了解三民主义。政治大学研究生张慧玲在谈到国民党如何“实践”三民主义时说：台湾“民族意识的低落及忧患感的缺乏，这一点尤其是隐藏在经济成长背后的最大危机”。（综合新华社、中国新闻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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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局禁止与大陆贸易表示不满
台湾工商界期望同大陆通商
本报讯 据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报道，台湾工商界期望扩大同祖国大陆的贸易。
报道说，“去年以来，台湾因石油等国际商品涨价而被严重的通货膨胀所苦恼”，加上美国这个“最大出口市场不景气，大幅度增加出口的希望微薄”，于是，民间和外资系统企业又开始要求“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去摘‘禁果’”；台北中小型企业的一些少壮派甚至毫无忌惮地公开说：“对那么大的一个未开发市场，总不能不予以理睬”。
在经常反映台湾工商界上层人士要求的《经济日报》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通商时，一位人士对当局禁止与祖国大陆间接贸易表示不满，他说，“一般消费品，毕竟是一般百姓使用的，可以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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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之外又一“通”
本报讯 去年上半年以来，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等竞相在副刊上发表了一些介绍祖国大陆文化科技方面的文章，透露了一些真实情况，受到台湾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注意，这一现象，被海外报纸称为三通之外的又一通——文通。
为此，前些时《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报屁股》的短文，作者说，他去年同一位《传记文学》发行人谈及各报副刊时，这位发行人说：“从前，副刊只是陪衬，所以称之为报屁股，可是今天这个屁股，比脸光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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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厌弃三民主义课
本报讯 据台湾《大学》杂志消息，一位“国父思想”专职教员说，本学年开始时，他对大学一、二年级的299名学生进行了一次“课前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曾喜欢过三民主义课程吗？”学生的回答持否定或回避态度的有95人，占总人数的31．78％。至于那些不敢公开表明态度，而不得不说几句敷衍话的人，为数之多，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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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在台湾“只是书本上的东西”
本报讯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在该报“十二全大会专栏”撰文说，“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类似话题，在以往国民党几次全会及中全会召开时，也曾经被列入议题讨论过”，但都“沦为口号、八股和教条”。“坦白地说”，在台湾，三民主义“只是书本上的东西”，要培养“大众对三民主度的兴趣”，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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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张地茂
版画反映了台湾人民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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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台湾报刊消息述评
从一次车祸看台湾的社会风习
据台湾各报报道：3月8日，台湾头前溪桥发生了一次大车祸。一辆疾驰的旅客列车和一辆满载河沙的卡车，在交叉路口相撞，以致列车出轨，车厢坠落桥下，造成三十多人死亡，一百数十人受伤。
“惨痛车祸”发生以后，在台湾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面貌、人与人的关系，究竟表现得如何？大量报道认为，这不过是给“成千上万的民众”增添了一场好看的“热闹”。以致象《联合报》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报纸，一直到3月下旬还在刊登现场照片，发表通讯和文章，研讨人们“为什么要赶一场带血的热闹？”
据报道：车祸发生后，“整个头前溪的干河床上”很快就“布满了围观的人群”，现场“是一团糟”，连“救护车也开不进去”。而当救护车把伤者运到医院时，又有不少人围在医院门口，漠然地“观看”“抬下来的不同伤者”。
第二天，车祸现场尚未清理完毕，前来“看热闹”的人却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人是听了广播或看了报纸，“不远千里”从竹北、竹南，甚至台中、台北，“专程”到此“看一看”的。“于是那片干河床上的野草被踏平了，河流两边的堤防挤满了人潮，被破坏的火车桥上也站满了好奇的人们”，公路上则“长长地排了一列”看热闹者的“车辆”。
第三天，“好奇的人们愈聚愈多”，桥底下更是“人声沸腾”。“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现场的堤防上出现了一辆卖豆花的手推车”，手摇铜铃，高声叫卖。“然后，卖葫芦糖的”、“卖棉花糖的”，最后，“卖香肠的、卖汽水的都出现了……”。
到了第四天，“卖玉兰花的”，“卖魔术方块的”也来了，“头前溪的堤防上、河床上已来了各种摊贩，远远看去，就象赶早集一样”。这种热闹景象，一直持续到3月16日，才渐形销匿。
面对这一社会现象，联系到不久前台湾今日公司火灾时，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拥到现场”，“只抱着看热闹的心理，隔岸观火”。《联合报》用大字标题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车祸发生时，有人围观，于是救护车进不来！火灾时，有人围观，于是救火车近不了火！在各种灾难紧急应变的场合，总有人围观看热闹。看热闹是什么心理？怜悯？同情？还是幸灾乐祸？……”对此，各有各的答案。有的认为是“群众心理作祟”，有的说是群众“缺乏责任感”，也有的说是对群众“缺乏理性的引导”。
对这类问题，台湾报纸抛开社会的本质，单看社会现象，就事论事，责怪群众，显然是本末倒置，也是永远得不出正确结论来的。在台湾这样一个互相倾轧，盗窃与抢劫成风，图财害命案迭起的腐朽社会里，头前溪车祸后，台报在披露现场情景时，都回避了那种必然出现的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现象，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慕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