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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风
本报特约评论员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恢复党的正常生活。现在，在中央和许多党委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风开始得到恢复。但是，就全党来说，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风，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两年来有一些新的经验：第一，不要滥用党内斗争的提法；第二，不要轻易讲路线斗争；第三，不要上挂下联，不要人人过关；第四，不要逼着人家写检讨；第五，改正错误后可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
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委（党组）以及地方党委的领导干部，针对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中的各种问题，针对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针对党内生活中的某些不正之风，特别是针对“左”的指导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提高思想，增强了团结，使党内生活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活跃气氛。实践又一次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思想矛盾，搞好党风，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方法。
我们的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在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培育下，全党同志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带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一整套优良的作风，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健全党的政治生活，使党的组织富有活力的重要保证。
经验告诉我们，在党内，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间，有没有认真的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的政治生活能否保持正常，关系极大。在延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建国初期，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运用得比较好。在党的七大和其他一些重要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严于律己，对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带头作自我批评。那时，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很平常的事，已经成了习惯。因此，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缺点错误，能及时地揭露出来，认真地克服和纠正。在这个时期，我们党的活动始终没有离开正确的轨道，党的许多干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长比较快，这同我们能够保持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分不开的。我们党内凡是经历过这一段生活的同志，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充满感情，觉得十分可贵。
但是，在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逐渐地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好作风丢掉了。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重要表现和原因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则盛行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那一套，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走到了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反面，把我们党的这个好作风相当彻底地破坏了。其突出的表现是：一，把正常的批评视为恶毒攻击、反党行为，横加罪名，或者是对批评者记仇，寻找机会打击报复；二，批评不实事求是，对别人的缺点错误无限制地上纲上线，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给人扣上一大堆吓人的大帽子；三，不允许被批评者申辩，不允许犯错误者改正自己的错误，一旦认为谁犯了错误，就强迫他没完没了地写检讨，让他长期靠边站，甚至斗倒斗臭；如此等等。这些做法的后果是党内万马齐喑，一潭死水，错误路线不能通过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得到纠正，各种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在党内泛滥，党的肌体受到极大的损伤。这些，是大家亲身经历，记忆犹新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恢复党的正常生活。现在，在中央和许多党委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风开始得到恢复。但是，就全党来说，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风，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有些党的组织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还开展不起来，开会思想不见面，问题摆不到桌面上来，言不及义，对“左”的东西和右的东西，以及其他错误思想作风，听之任之，或者是敷衍了事地说一说，不解决问题；或者对一些人的缺点错误，找出种种理由为之辩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些地方，腐朽庸俗的“关系学”取代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有些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有种种思想障碍。例如，有的人把提批评意见看成是“整人”，害怕得罪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而被批评者也往往认为是“挨整”，产生抵触情绪。有的人一听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怀疑人家别有意图，是要反对或者打倒哪一个人，是这一派整了那一派。有的人认为开展批评会激化矛盾，影响安定团结，不如息事宁人。有些人一听说要搞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怀疑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因而疑虑重重。显然，他们实际上还是用“左”的眼光来看待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过火的党内斗争混为一谈。
在一场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浩劫之后，往往会发生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象。它是对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惩罚，也是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因此，要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就需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既要反对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由主义，又要避免重犯过火的党内斗争的错误。
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不是简单地恢复，还要总结历史的和新的经验，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而且还应当根据新时期的任务和特点，自觉地培育倡导一些新的好风气。比如，在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中，大力提倡尊重和钻研科学技术的风气，就有很重要的意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最主要的，是要严格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特别是要改变那些“左”的做法。在这方面，这两年来我们有一些新的经验。
第一，不要滥用党内斗争的提法。党内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有斗争，包括思想上的斗争。因此，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我们党内生活的实践看，党内矛盾最大量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矛盾，工作中正确意见同错误意见的矛盾，党的优良作风同各种不正之风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应当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从广义说，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党内斗争的一种形式，但这与揭露隐藏在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处理违法乱纪、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处理严重的政治分歧这一类斗争，有着原则的区别。笼统地提党内斗争，不能把两者明确地区别开来。尤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讲党内斗争，就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继续，非要来一个你死我活不可。因此，少提党内斗争，在一般情况下，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提法，有助于避免过火的斗争。
第二，不要轻易讲路线斗争。多年来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什么都要上升到路线的高度，不但有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且人为地制造“路线斗争”，并把这种“路线斗争”无限制地扩大，弄得党内人人自危，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每一个政党都要根据自己的纲领，制定出每一个阶段的政治路线（用不用路线这个概念是另一回事）。共产党更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政治路线，同离开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倾向作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天，为了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必须认真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右的东西及其他错误的东西。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说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党的工作和党内生活中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工作中的一般性缺点错误，并不具有左倾或右倾的性质，更不能说是路线斗争。即使发生了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倾向性的错误，也不要轻易讲是路线斗争，不要戴“左”或右的帽子，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这样做，有利于在思想上弄清是非，加强党内的团结。
第三，不要搞上挂下联。谁的错误就由谁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挂下联成了一种极其恶劣的风气，什么揪后台呀，什么哼哈二将、四大金刚呀，上级、下级、秘书，甚至连警卫员、服务员、老婆孩子都不放过，打击一大片。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再搞这种东西了。当然，领导干部的错误往往会影响到他周围的人，如果有的人确有某种责任，也应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上挂下联，搞株连九族的那一套。
不搞上挂下联，也不搞人人过关。解决党内矛盾，一般说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结合学习，通过日常的党的生活，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清理错误思想。目前我们党内领导干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清理“左”的思想，就是属于这一种情况。另一种是，集中一段时间，搞整风。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好形式，不是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采取的。不论是经常性的形式也好，整风的形式也好，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谁有错误就解决谁的问题，都不能搞上纲上线，人人过关，这种做法在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
第四，不要逼着人家写检讨。由于犯了严重错误而需要改变工作职务的，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由组织上作出决定，将其调开，也可以由本人提出辞职。用辞职的办法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过去在党内很少采用。实践证明，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比较自然，可以避免顶牛现象。犯了严重错误，如果自己能自觉地检讨，应当表示欢迎。但是，不要逼着人家写检讨，更不要没完没了地叫人写检讨。犯了错误是事实，要把基本事实搞清楚。如果他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逼着他勉强写出来的检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认识自己的错误是一个痛苦的思想转变过程。过一段时间（如三年、五年），就可能认识得好一些。
第五，改正错误后可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不能一说谁有错误就是罪该万死，就要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一棍子把人打死，根本不允许犯错误者改正错误。这种办法对党对同志都是很有害的。因为犯了错误免去领导职务的干部，经过考验，确实改正了的，做出了成绩的，可以而且应当重新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同志因为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免疫力可能要更强些。这一条很重要，是增进党内团结，使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这些经验和做法，对搞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内生活，都是重要的。我们还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办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并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风，促进全党同志的思想在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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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人口看经济调整
田雪原 陈玉光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消费大。我国一向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但要具体分析。地虽然大，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大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但人口却占到世界总数的22．7％，人口密度已达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许多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自然资源是比较少的。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人均草原面积不到三分之一，人均林地面积只有八分之一，我国农业资源颇感严重不足。一般说来，我国各种非更生性矿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但按人口平均计算许多也相当贫乏。建国三十一年来总的说经济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粮、煤、棉、布等一些产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堪称名列前茅。但用十亿人口一除，按人口平均下来我们常常只有人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197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23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人口多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消费大，特别由于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多和人口年龄构成轻的特点所决定，这一点更为突出。若以目前10‰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以每人每年需用250元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计算，每年增加1，000万人共需增加消费基金25亿元。从1953至1978年，国家每年用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口的消费额多达450亿元，占到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出生人口减少一些，这部分人口减少10％（仍高于目前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国家一年就可以减少开支160多亿元，即等于1978年消费总额的10％或积累总额的15％。由于人口多和人口基数不断增大，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即使降低比较快，但每年出生和净增的人口绝对数量仍旧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目，用于未成年人口消费部分仍占很大比重。加上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老年人口的生活需要，国民收入使用额作了这样众多人口的消费扣除以后，所余是很有限的。
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消费大，决定了积累率不能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不能搞得过大，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要求过高。
其次，农业人口占80％，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很低。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基本还以手工劳动为主，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3．2人。据估计，我国粮食商品率在15％上下，按年产原粮6，500亿斤计算，每年只能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九百多亿斤。加上其他所能提供的全部农副产品的总价值，每年也只有五百多亿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提供约70元，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为此，国家每年不得不花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棉花、糖、油等。
我们这个基础只有那么大，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规模，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就要受到限制，盲目发展就要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商品粮“三突破”，到一定阶段就得调整、精简和压缩。因此，必须把变重轻农为农轻重的经济结构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再次，人口数量增长快，人口质量提高慢。1949年全国有人口54，000多万，1957年达到64，000多万，1964年达到74，000多万，1971年达到84，000多万，1977年达到94，000多万，每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大致为8年、7年、7年、6年，大有缩短的趋势，出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建国31年来，人口出生率年平均达到29‰，大约出生68，000万人，平均每年出生2，200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达到19‰，扣除死亡还要净增44，000多万人，年平均增长一千四百多万人。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人口身体素质和思想文化素质也有明显的增进，人口质量有所提高。但是总的说来，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落后于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妨碍了人口质量特别是文化素质的提高。我国每万人中拥有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大学生人数，不仅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而且比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不如，形成人口数量增长快和质量提高不够快之间的矛盾。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国人口多、增长快，迅速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人口质量的任务正紧迫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为此，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中要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抓紧计划生育工作，适当增加人口智力投资，使科学教育事业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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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本报讯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最近在重庆举行了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二百六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程是，讨论编写五百名有影响的党史人物传记的规划，并落实编写任务。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把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事迹编写出来，流传下去，这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是一项紧迫而光荣的任务，意义十分重大。代表们纷纷表示，要为编写好五百个党史人物传记而努力。大会收到人物传记一百一十多篇。会议交流了编写传记的经验。
会议期间，何长工同志作了井冈山的道路和两次攻打长沙的党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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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召开第一次民族理论讨论会
云南省第一次民族理论讨论会最近在云南民族学院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云南省民族理论研究组主持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一百八十多人。
会议着重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自主权和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观、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大家紧密联系云南民族工作的实际，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在民族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并认真清理了民族理论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对今后如何加强民族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云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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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出版
经济学家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已于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册内容包括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四个部分，共收辞条五百八十条，约六十万字，大体按经济范畴分类排列。
这部大型政治经济学辞典，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反映了当前中国和外国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三册出版，上册已于去年三月发行，下册正在校对中。
（杨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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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哲学史比较研究讨论会上的种种意见
《中国哲学》编辑部、《外国哲学》编辑部和《光明日报》理论部最近在京举行“哲学史比较学和中外哲学史异同”专题学术讨论会。从事中外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老专家、教授和中青年哲学史工作者四十余人参加了讨论会。与会的同志认为，建立“哲学史比较学”，开展哲学史比较研究，有利于中外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有助于正确地理解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言的同志指出，在旧中国，有些学者曾经进行过中外哲学的比较，有的人曾提出过不能用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剪裁中国哲学的看法。但是，他们中有的人从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出发来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儒家思想是最高思想的结论，宣扬国粹；有的人则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出发来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哲学不如西方，宣扬民族虚无主义。这些都是错误的。解放以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外哲学史，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贴标签的毛病。其表现之一，是把苏联的一套做法，当作框框来套中国哲学史。事实证明，旧的洋教条（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方法）不行，新的洋教条（苏联的框框）也不利于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哲学史工作者开展了关于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和方法的讨论，关于正确地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讨论，对于克服哲学史研究中的上述弊病，活跃思想，打破僵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倡哲学史比较研究，也有同样意义。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得出各民族和国家思维发展的特殊规律。做好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提高我们的中外哲学史研究水平，有利于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而且有助于我们总结人类思维发展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从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在讨论中外哲学的异同时，发言的同志认为，不但要注意研究中外哲学的异中之同，而且要注意研究中外哲学的同中之异；不但要从中外哲学的不同发展中找出它们的共同规律，而且要注意研究这些共同规律在不同国家、民族的哲学中的不同表现。发言的同志谈到，中国的先秦诸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以后的发展，距离却越来越大。例如，欧洲中世纪哲学内容比较贫乏，而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则比较丰富多采；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比较发达，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却比较孱弱。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哲学不如西方，也不能说中国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我们中国人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反对那种“欧洲中心论”，认为中国无哲学的偏见，也反对认为中国什么都好的国粹思想。
有的同志说，解放前有的学者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时，认为唯物唯心的斗争是西洋的事情，中国没有。这是错误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总结全部哲学提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运用这个原理去分析研究哲学史时，要考虑到各个历史时代和不同民族的特点。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的表现有一个过程，在古代，它是不太清楚、不够明确的。在古希腊，把“一般”当作离开“个别”而存在这样的唯心论是比较多的（如柏拉图），这种唯心论不是直接用意识决定物质的观点表现出来的。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有的对哲学基本问题回答得比较明显（如王阳明），有的则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又如，中国哲学中，社会伦理思想往往占较大分量，而用唯物主义来解决社会伦理问题，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事情。如何评价中国哲学中的社会伦理思想，是需要我们去具体分析、仔细研究的，决不能简单化。
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与会同志也比较了中西哲学的差别。有的同志指出，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而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以后就很差。西方哲学中不仅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相联系，唯心主义也充分利用了自然科学，在古希腊如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家许多都是自然科学家，笛卡儿、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人都是精通自然科学的。而我们中国的哲学，继承了孔子的传统，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往往是哲学、伦理、政治三位一体。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不少，但从哲学上概括不够。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提倡哲学工作者学习自然科学，建立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是非常重要的。
与会同志还对今后如何开展哲学史比较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张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