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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据调整需要打破“部门所有制”界限
常德市工业改组和联合取得明显经济效果
消费品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一批面临困境的企业又活了起来
湖南省常德市打破“部门所有制”的界限，结合工业调整，推动改组和联合，取得了明显经济效果。很多轻纺企业调整了产品结构，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一批面临困境的企业通过并转又“活”了起来；轻纺工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其它工业，今年一季度全市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8％，工业利润增长一倍以上。
调整前的常德市工业企业，是按全民、集体所有制和街道办企业等形式，分别由轻化纺、二轻、街道工业、机械电子、交通五个局管理。有的属于同行业的企业又分属于不同的主管局，盲目布点，重复建厂，各搞各的“小而全”。
去年常德市合理调整工业组织结构，按行业建立了纺织、皮革、塑料、轻工、五金、化工、日用品、电子等八个专业公司。各公司又按照专业化生产要求和产品是否适销对路等情况，进行了企业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划归纺织工业公司的八个厂，原来都是“小而全”，品种多，规格杂，批量小，质量差，产品缺乏竞争能力。现在公司把几个企业产品相同、工艺相近的车间合并，变成了经编、内衣、织布、染织、针织、制线、毛巾、织袜、化纤染整、纺织配件等十个产品比较单一的专业厂，花色由少到多，产品由低档到高档，调整了产品结构，提高了竞争能力，去年全市纺织行业产值和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一倍和三倍多，十二种产品被评为全省优质产品。
皮革行业共有11个企业，原来分属于二轻局、街道工业局和文化局管理，有的产品重复生产。现在以松散联合的形式组成了皮革公司，以市制革厂作为“龙头”，其它皮件厂利用制革厂的原料生产18种产品；同时采取集中下料、分厂生产、工艺协作的办法，承担了出口任务，现在已有八种产品出口外销。
各公司在企业调整中，还帮助一些企业转产适销产品，摆脱了困境。橡胶制品厂原生产橡胶杂件等一般产品，生产很不景气。化工公司成立后，帮助这个厂试制成功了印染辊筒和造纸辊筒，被化工部、出版局定点生产，企业越办越兴旺。塑料五厂由原生产瓶盖等，转产市场畅销的塑料编织袋后，产值、利润大幅度上升。全市已停产23种滞销产品，改产其它适销产品。常德市的消费品生产，今年又有了新的发展，品种繁多的轻纺产品正源源供应市场。
本报记者 纪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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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学上海中前进
——天津自行车厂提高“飞鸽”质量的经过
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在全国质量评比中夺魁后，全厂职工学上海、赶上海、保“第一”的竞赛活动更加热烈。
“第一”是从上海学来的
这个车厂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成为全国的名牌产品。1954年全国自行车第一次质量评比，获得“状元”以后，直到1958年，蝉联四次第一。接着，产品过了长江，进入了两广和浙江一带，增添了“鸽飞万里”的荣誉。此后十多年中，由于经济战线上“左”的错误，“飞鸽”的质量有所下降。1978年全国自行车质量评比，被评为第四，总分远远落在“凤凰”、“永久”之后。
“四清”时调出厂的党委书记赵顺理同志，前几年一回厂，就问大家有没有志气把丢掉的“状元”再夺回来？工人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老书记。1978年和1979年两次评比，“飞鸽”由第四升为第三，又由第三升为第二。“飞鸽”又飞起来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同志去天津自行车厂时，提出“飞鸽”为什么不能拿第一？
拿“第一”这个奋斗目标，鼓舞了全厂职工。厂党委经过研究，提出要在1980年争取拿第一，措施是学上海，从上海把“第一”学来。他们组织了厂长、书记、工程师等一百二十多人，分四批去上海第一、第三自行车厂学习。后来，逐一检查了一千多道工序，和全国评比的50个项目进行对照，从中找出差距。还在本厂选拔了一百四十多名生产技术人员，组成了十几个攻关小组，围绕焊接、电镀、烤漆等13项质量不稳定的项目，推广上海的先进措施。经过一年的努力，1980年9月，全国四十多家自行车厂评比鉴定时，“飞鸽”牌自行车，被评为质量第一，“飞鸽”22型荣获国家银质奖章。“飞鸽”又高飞了。
保第一还得靠学上海
“飞鸽”重新夺得“状元”后，震动了生产“凤凰”和“永久”牌自行车的上海职工，上海第一自行车厂和第三自行车厂，先后派人到天津自行车厂学习。
“争第一难，保第一更难”。这是今春以来，天津自行车厂上上下下留在嘴边的话。今年一月初，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专题讨论了保“第一”的问题，大家提出“争得第一是靠学上海，保住第一还得靠学上海”。正月新春，全厂又开展了学上海的活动。
“飞鸽”车架平叉质量不稳定是老问题，前年全国评比时，就是因为平叉焊接断裂减分，被评为第二。经过多次检查，原因是焊缝间隙内铜水熔化不满，造成焊接不牢，合格率在70％左右。去年评比虽然没有丢分，联想到前年丢分的教训，使他们很不放心。焊接组去上海学习时，得知“凤凰”车架平叉质量合格率达99％，便立即派人到上海第三自行车厂去学习，按照“凤凰”平叉焊接的方法，使“飞鸽”的平叉焊接合格率达到了85％以上。
勤于学习 勇于赶超
“飞鸽”牌自行车受到国内外的好评，自然有它独到之处。如车把宽，车身长，载重量大，在城市和农村骑行轻快等。通过学上海，又有一些零部件上升到优质水平。轮盘原来不稳定，他们每到上海学习一次，轮盘的质量就提高一次。去年评比时，“飞鸽”的轮盘得分最高。但小组的工人还是不放心。因为“飞鸽”轮盘的合格率比较低，车间主任赵长在就到轮盘小组蹲点，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先进经验，召开专业会议，找出了生产工艺上的问题，提出八项改革措施，使轮盘合格率由60％提高到80％。去年，这个小组获得了国家质量全面管理先进小组的称号。
去年10月以后，轮盘小组的工人为了使“飞鸽”轮盘质量保持第一，又专门进行了研究，改变轮盘冲压和压筋的次序，轮盘的质量合格率终于达到了98％。
本报通讯员 杨军 于培文
本报记者 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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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轻纺系统学上海
生产得到发展 质量显著提高
据新华社武汉电 湖北省轻纺工业系统开展学上海活动，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去年全省轻纺工业产值比1979年增长21．6％；有98个轻纺产品被评为国家优良产品，还有4种产品获得国家银质奖章。今年一二月份全省轻纺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7．3％。
1979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市应湖北省工业领导部门的请求，先后派出了近千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来湖北传授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到湖北的轻纺工业企业帮助工作的。现在，湖北省八个地区、六个市的轻纺工业系统都开展了学上海的活动。
湖北省咸宁地区1979年7月以来，先后聘请上海退休老工人和少数在职职工，到本地区轻纺工业的九个行业的26个工厂传授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办法。这些老师傅勤奋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提出合理化建议六百多条，改革工艺104项，使这个地区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变化。
武汉市纺织局学习和运用上海纺织工业棉纺织厂为成品厂服务、全局为用户服务和加强企业管理的经验后，收到显著效果。去年这个局有48种产品被评为全国优良产品，7种被评为名牌产品，两个产品获得国家银质奖章；发展了36个新产品、新品种和二千个新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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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政策落实 经济形势喜人
天津女知青石家明重返农村落户
据新华社天津电 新华社记者马杰、杜继昌报道：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变化，把一个调到城里当工人的女知识青年——石家明，重新吸引到了她原来插队的农村落户。她的父母也和她一起来了。
27岁的石家明是1973年初中毕业后到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公社大邱庄大队插队的。1977年12月，她被选调到天津市一家工厂当工人。在农村的日子里，她和社员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进工厂后，她经常利用假日回大邱庄看望社员，而每次她都看到大邱庄在发生变化，形势越来越好。这使她产生了重返农村的想法。从1978年4月起，她多次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请。1979年11月，她在申请得到批准后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大邱庄。
大邱庄地势低洼，盐碱地多，过去是贫困地区。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大邱庄大队认真落实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实行生产责任制，积极发展农副业生产，全大队两年就由穷变富。1979年人均分配215元。去年虽然遇到特大旱灾，人均分配仍达465元，平均劳动日值4．5元。现在全大队已盖起五百二十多间新砖瓦房，社员有电视机一百六十多台，自行车300辆。戴手表的社员很普遍。家家都有存款。去年，石家明收入1，650元，她父亲收入1，500元。她母亲在家料理家务，还喂了两头肥猪，收入360元。最近石家明买了一台电视机、一块手表，做了一套家具，还准备盖四间新砖瓦房。去年8月，她同附近大队一位社员订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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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柳州市工模具厂、液压元件厂和第二标准件厂，根据市场需要，联合改组为柳州市缝纫机厂。现已形成年产十至十五万台缝纫机的生产能力。这是工人们正在安装JB1—3型鱼峰牌缝纫机。 廖明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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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伪造人民币罪犯有期徒刑15年
本报讯 据《中国财贸报》报道：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大会，依照我国刑法第122条规定，判处伪造人民币犯辛守南有期徒刑15年；判处贩运伪造人民币犯芦忠有期徒刑4年。
罪犯辛守南，男，33岁，判刑前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五宝山公社半拉山大队社员。该犯于1980年1月非法制造印刷工具，伪造面值十元的人民币360张，共3，600元。之后，辛犯携带全部伪造的人民币流窜到黑龙江省讷河县等地，与辽宁省辽中县肖寨门公社三南大队的无业流窜人员芦忠勾结一起，共同研究了假票使用方法，芦以买小量物品往回找钱的办法使用假票，用去了两张，找回人民币16元。辛、芦两犯窜到齐齐哈尔、沈阳、苏家屯等地，继续使用假票被识破，查获归案，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中国财贸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击伪造人民币犯罪活动》的短评。短评指出，为了维护国家货币的正常流通和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保护国家财产和群众的利益，必须坚决打击伪造人民币的犯罪活动。这不仅仅是各级金融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各级公安、司法、商业、供销、工商管理等有关部门的共同职责。
短评说，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伪造和贩运伪人民币的辛、芦两犯及时给予严肃处理，是很必要的。有些地方对这一类罪犯的打击不够有力，存在着麻痹思想，认为几张假票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伪造国家货币，扰乱了金融市场，罪行是很严重的。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决不能掉以轻心。财贸部门职工通过购销活动和修理服务等业务，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现金，在打击和破获伪造人民币的犯罪活动中，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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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水深才能多养鱼
尹石
俗话说：“水浅养不住鱼”。想要放养大量的鱼，就得有适当深度和广度的水域。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农村劳力外流问题，也是恰当的。
农村劳力外流，是个历史现象。在旧社会，豺狼当道，民不聊生，农民不得不“携儿带女闯关东”，“身背花鼓走四方”。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靠农村破产搞工业化，农民被迫背井离乡，进城去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社会主义远优于资本主义，我国农村废除了剥削制度，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有些农村仍然出现劳力盲目外流的现象，受灾地区和困难地区不用说，就是一些条件较好的社队，也有劳力外出，出现靠“三八六一部队”（意指妇女、少年）种地的情况。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总的来说，是因为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存在，吸引着农民向往城市和工业；而集体经济不发达，又使农村多余的劳力不能不向外找出路。可是，有人不看这个根本原因，或者责怪农民光“向钱看”，或者埋怨干部管理太松。于是总想用卡和堵的手段，来防止劳力外流。当然，对“向钱看”的要教育，劳动管理要改善；至于卡和堵，显然不是根本办法。
不妨回顾一下十年浩劫中的农村。那时，“堵路”、“割尾巴”、“穷过渡”，还“用专政办法办农业”，可以说卡得够严了，堵得够死了。后果呢？农村经济如死水一潭，各业难得兴旺。有一些农民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你能责怪他外流？
再看三中全会以来的今天，农村政策放宽了，经济搞活了，生产门路多了，不少地方开始富起来了。昔日“闯关东”的老人迁回了故乡，凤阳花鼓变成了庆祝丰收的歌声。这样的好日子发展下去，外流的农民肯定会越来越少，而且还会吸引一些人回农村落户。
所以，防止农村劳力盲目外流的根本办法，是靠政策安定人心，调动积极性；靠集体经济和家庭副业快快发展，靠农林牧副渔工商各种门路大大打开，靠农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来吸引和保证农民安居乐业。换句话说，就是要变“水浅养不住鱼”为“水深能多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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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爱吃萝卜不一定爱吃梨
戴玉庆
近来，邯郸市场上青年用品特别多。有人画了幅老太太买不到平底鞋而不得不穿高跟鞋的漫画。此事引起一位老大爷的共鸣。他曾为买一双老式圆口布底鞋，跑遍了邯郸市的鞋店，结果无所获。托人到外地买，也未如愿。无奈，只得买了一双“青年式”。
有人把老大爷的苦恼反映给一家制鞋厂，不料这厂领导干部说：“老式鞋、新式鞋同样可以保护脚底板，何必自寻烦恼！”然而，俗话说“爱吃萝卜的不一定爱吃梨”。很多人因职业、年龄、气质、生活习惯不同而有独特的消费需求，怎可强求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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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调味品科技情报中心成立
全国调味品科技情报中心，已经在哈尔滨成立。这个中心是一九七五年开始筹建的，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科技情报网，并与国外开展了技术情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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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银行贷款支持食品工业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贷款支持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食品工业发展生产，较快地改善了市场供应，方便了人民生活。一些县、市的粮食、食品、饮食等行业，有的用贷款购置了粮食加工和糕点加工设备，有的购置了调味品和冷食饮料生产设备，从而分别提高了生产能力，增加了花色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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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兰州利用停产铁厂生产皮鞋
兰州市在经济调整中将停产的胜利铁厂与兰州皮革厂的制鞋车间合并，组成美高皮鞋厂，利用铁厂的人力和厂房发展生产。结果，在不用国家投资的情况下，一年就生产皮鞋二十七万八千双，盈利五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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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市场童装丰富多采
近来福州市场上从婴儿穿的“宝宝衣”，到十多岁儿童穿的各种童装，丰富多采，仅东街口百货商店经营的童装就有五百多个花色、规格和品种。这是福州市纺织品公司组织街道待业人员、郊区社员加工童装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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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采取措施保护地下水
北京市正在采取措施，保护地下水资源。不久前，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北京市地下水资源暂行办法》。从四月份起，全市拥有自备水井的单位都要根据这个办法的规定，按地下水抽取量计量交费。这个管理办法，还对凿井、水质保护和地下水人工补给等作了规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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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辽宁通讯
今日哈尔套
提起哈尔套，人们就会想到“四人帮”在辽宁导演的丑剧“社会主义大集”。如今的哈尔套怎样了？最近，记者怀着极大的兴趣访问了这个位于沈（阳）承（德）公路线上的古老小镇。
走下沈承公路不远，有一座约六千多平方米的大院，这就是原来的哈尔套大集所在的地方，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正式开辟的农贸集市。这里人群车辆，进进出出，熙熙攘攘，物资丰富，交易繁忙。据工商管理部门谈，“四人帮”被粉碎前，在这里强行组织过十一次所谓“大集”，实际上完全是造假、说谎、摆样子。当时，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哪有东西拿到集市上交换？为了装潢门面，他们强迫一些社员挎着空篮子上集，篮子下边用草装满，再从供销社借些鸡蛋、黄烟之类在面上摆一层，以供拍摄电影之用。没有猪肉可卖，就强迫一些社员从供销社里借肥猪和猪肉，让人背着绕街跑一圈。在这个“大集”上，除了搞批斗“走资派”和批“资本主义势力”整农民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买和卖的交换活动。
如今的哈尔套，集市上光农副产品就有一百三十多种：有粮油薯类，各种新鲜蔬菜和蛋品，还有烟麻类和木器家具、日用杂货等等。过去“大集”越赶越穷，社员们不要说吃肉，就连食用油也没有。如今卖肉大案一个接着一个，牌价与国营商店基本相同，有时还略低些。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在这里成交的有粮油类26万斤、薯类17万斤，猪肉30万斤，还有许多牛羊驴马肉，每集农副产品成交额达一万多元。供销社主任王英才告诉记者说，尽管去年这里遭遇历史上少见的旱灾，但通过开展议购议销活动，哈尔套供销社购进葵花籽、芝麻等二十多万斤，还有大批花生、大豆等。农村社员手里的钱厚了，购买力提高了。供销社去年的零售额达260万元，真正出现了购销两旺的形势。
我们访问时曾到社员刘权家里作客。他和他的一家曾因勤劳肯干，通过发展家庭副业增加了收入，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连连遭到批斗。粉碎“四人帮”以后，公社党委给刘权平了反。三中全会后，刘权一家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的同时，又搞起家庭副业：养了一匹马、一头驴和四箱蜜蜂，还养了猪、羊、鸡、鸭、鹅，加上小女儿编席，1980年全家总收入2，060元，六口人平均每人收入344元。刘权一家是有代表性的。
由于多种经营的发展，许多生产队的集体家底也厚实了，抗灾能力大大增强。哈尔套大队一直是有名的“涝套队”，多年来日值只有三角钱，人均收入30元。到三中全会前，全大队五个生产队光欠国家贷款就达一万多元，社员欠生产队七万多元。但是，在去年大灾之年却拿出七千多元买了12匹马，买进六千多元的饼肥和化肥，最穷困的二队和三队社员，还盖了25间新房。跃进大队第三生产队，买进32吨化肥，还提取二万多元公共积累。今日哈尔套，清除了“左”的影响，呈现出集体、个人一齐致富，生产、生活普遍上升的喜人景象。
本报记者 王 珂 崔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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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省杞县湖岗公社付李庄大队，连续三年实行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巩固和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去年这个大队新购置了手扶拖拉机九台。
新华社记者 樊鸣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