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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文史知识》创刊
庞朴
谁也不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无论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也无论是学者、粗具知识者还是文盲，清醒过来之后的一大突出感觉，就是知识饥渴。于是乎，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遍地开花，各种类型的书刊报章破土而出，一个赏心悦目的求知热潮，正在祖国大地上排山倒海行进。
当年宋太宗赵炅说道：“开卷有益”。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些格言，只要不是不加分析地理解和运用，对于我们的成长，从而对于我们的事业，都有好处。所谓分析，在这里首先就是要看开的什么“卷”，或者说要看吸收的是什么“知识”；它们的“益”处和“力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
以近三四年国内出版的知识性读物而论，在那浩如河汉的卷帙里，就既有旨在引人入胜的各学科的普及性著述和报刊，也有辅导业余生活的日用常识性书刊和文章，以及足以增广见识的奇闻轶事、风土人情的记述和发掘。这些都是知识，都值得为之开卷，也都可以化为力量。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从每一个人来说，无限的知识和有限的生命，有个矛盾问题。从社会全局来说，各类知识在出版物中，有个轻重缓急和合理比例问题，对于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还有个正确引导的问题。因而，如果把出版计划交给价值规律去领导，让财神爷压倒文昌君；或者漫无边际地开卷，盲无目标地求知，帮酒神赶走智慧神，那末在社会在个人，都会变得无益、乃至有害了。
我没有做过社会调查。根据零碎的观察，我觉得，比较而言，目前，辅导业余生活的读物，所占比例似乎大了一点，销售数量也多了一些；一旦青年们真把八小时以外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一方面，恐怕并非长久之计。增广见识的读物，新奇有趣，可以作为谈资，极易吸引青年注意，在内容、品种和数量方面，都以保持在一定范围为宜。值得我们花大气力去扶持以引发人们兴趣的，应该是各学科的普及性读物。因为它是通向科学之宫的阶梯，是打开宇宙和社会奥秘的钥匙，是培养青年成才的津梁，还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的利器。可惜，在我们现有的出版物中，这一品类偏偏太少太少了。其中，文史性的普及读物，由于种种原因，尤其为少；以至于，使人产生它同我们祖国的明天、今天和昨天都不相称之感。
中华书局今年开始出版的《文史知识》，以它丰富的栏目和鲜明的性格，弥补了一下这个不足，在知识读物界迸射出一道霞光，使我们为之一振。这本刊物，设有“治学之道”、“文学史百题”、“历史百题”、“诗文欣赏”、“文史工具书介绍”、“文史书目答问”、“青年园地”、“文章评改”等十七八个专栏，为文史师生和文史爱好者开拓了广阔园地。从第一期内容和二三期预告来看，它称得上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文史知识。在“治学之道”这栏里，继著名词学专家夏承焘教授于创刊号上“笨”字谈起，语重心长地传授了毕生心血结晶之后，二三期上我们又将读到著名文学家朱东润教授和著名史学家郑天挺教授介绍自己的成功之道。这样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每一个有志于成材的青年来说，当然是不可多得的篇章。“文学史百题”专栏在前三期中有计划地安排了有关唐诗、汉赋和元曲的题目，读者除将从中获得各该专题的知识外，一定也会感到编者的匠心。“历史百题”看来和上一栏目同等重要，二者必将交相争辉，共同组成这本刊物的核心。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的确需要成百成百的专题来仔细描绘，方能勉强勾出它的丰姿于万一，并唤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这一点，我们今天又一次深感大有强调之必要。编者于此两栏之外，特立“中国名著在国外”一栏，前三期上陆续追述了白居易诗歌、《水浒》和《大唐西域记》在东西两洋的盛况，大概也是有见于此的了。
对于“青年园地”栏目的开辟，我举双手赞成。韩愈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种现象，岂独唐朝为然。《文史知识》编者在创立“青年园地”的按语中说：“我们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两句话，是自然和历史的规律，也正是伯乐所以不常有的根由。因为一般情况下，伯乐总是“前浪”，是“旧人”，他处在被推被胜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出以公心，便很难发现健足奔来的千里之马，而拱手让出“九斤老太”的宝座。首期“青年园地”发表的北京大学学生朱则杰向姚雪垠教授献疑的文章，应该说，确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如果我们不以求全责备的眼光去读，定会雀跃三尺，鼓掌欢迎的。预告中的第三期该栏作者王兰仲，大概也是一位学生或知识青年吧，他的文章叫《说春秋时期的君和民》，这是一个很大而很有意思的题目。敢于选定这样的题目，本身就已反映出了一股闯劲。我们衷心企待，一代文史新花，定将从这块园地里吐出沁人的芬芳，把使人心烦的后继无人的叹息，变换成令人振奋的后生可畏的赞赏。
热烈祝贺《文史知识》的诞生，祝愿它同祖国的文史大军一道成长，并在其中发出它的热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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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知识
关于光武中兴
臧嵘
一
一个朝代由衰落而重新兴盛，史称“中兴”。虽说中兴，真正名副其实者为数并不多，“光武中兴”，可算是其中较有成效的一个。古人对这次中兴评价很高，东汉时张纯说：“（光武）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南宋诗人陈亮称赞：“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龙川文集》卷5《酌古论一》）。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他“允冠百王”，“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读通鉴论》卷6）。
光武，指东汉第一个皇帝光武帝刘秀。他出身西汉皇室之后，但传到刘秀时已经破落了。青年时代曾参加农业生产，也亲自长途跋涉到外地贩卖过粮食。史书上说他“长于民间”，“兴于匹庶”，都说明他出身不高，因而年轻时能接触到一些民间疾苦。28岁那年，刘秀随哥哥刘縯一起参加了反对王莽暴政的斗争。残酷的战争把他锻炼成为一员有胆有识有智谋的战将。在著名的昆阳之战中，刘秀立下了重要功勋，使他在诸家起义军中拥有很高威望。公元24年，他在河北与王郎争战，被追军所迫，连夜南逃，到达饶阳县的无蒌亭时，又冷又饿，脸都冻裂了，部下冯异弄来点豆粥，他吃得很舒服，对人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使刘秀有机会进一步体会民生的艰难，这对他取得天下后制定和施行一种较为缓和的政策是有影响的。
二
刘秀登上皇帝宝座后，面临的是一副残破到极点的烂摊子。与刘秀同时代的冯衍有一段话描写当时的状况说：“祸拿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以致“匹夫僮妇，咸怀怨怒”（《后汉书·桓冯列传》）。 一句话，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首先是阶级矛盾。由于王莽对外连年争战，加上刑法苛深，赋税沉重，致使各阶层人民都无法生活下去：农民在饥馑疾疫中大量丧生，被迫在官府劳动的工匠也大批饿死，以致长安城到处是死尸的臭气（《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其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莽凭权诈取得帝位，这就与西汉旧有勋贵发生矛盾，因此大兴冤狱，仅公元10年底，一次就借故杀掉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数百人（《资治通鉴》卷37《汉纪》29）。王莽迫害知识分子尤为残酷，使得士大夫阶层与王莽政权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采取与王莽政权不合作态度，有的“去官归家”，有的“呕血托病，杜门自绝”，有的“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薮”（《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这就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
另外，由于王莽恣意侮辱少数民族，因而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连年争战不已。经济上，币制混乱，物价暴涨，人口流散，田畴荒芜，也是一团糟，据《后汉书·郡国五》：经过王莽一二十年的折腾，“海内人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
三
光武正是在如此的基础上使国家“中兴”的。为了变乱为治，他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对农民采取缓和政策，切实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减轻他们的负担。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统治时代和农民起义的战乱中，也有很多人被掠卖为奴隶。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光武登极以后，先后下了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使许多原来沦为奴隶的农民提高了人格地位，也激发了他们对生产劳动的兴趣。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光武帝还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把田租从十取一之税，降低到“三十税一”，和西汉文景之治时代租率相等。同年，他还精兵简政，下令在各州县减员。光武后期轻易不谈战争，史书说在天下平定后，他“未尝复言军旅”。
光武帝还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后汉书·循吏传》说他：身不穿华丽之服，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还命令郡县不许贡献“异味”，认为这是“烦扰道上，疲费过所”的劳民伤财的事。他将贡献的名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兵，不盖豪华的宫室，不搞浪费人力财力的狩猎。他还给全国下诏“薄葬”。他死的时候，遗嘱要求象西汉文帝那样，葬礼“务从约省”，“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在光武的影响下，他的后妃和东汉初期一些大臣，也都很注意俭约。光武朝的首任御史中丞宣秉，政治地位很高，在殿上可以与皇帝并席而坐，但生活上他一点不特殊，“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被刘秀任命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有一个叫鲍恢的下属出差路过其家，正遇到他的妻子穿着布裙拉着柴，从田中归来，使他十分感叹（《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由这些人组织起一个较为廉明的政府，比较起来，对农民是有利的。
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光武对士大夫采取笼络和重用的政策，他礼贤下士，对他们表示非常信任。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太源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接连三次聘请来朝，王良做了东汉的大官，周党虽不肯受禄，光武也不强求，还赐予他帛四十匹。光武的少年时同学严光，东汉建立后“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备“安车玄纁”，遣使聘请，也是“三反而后至”，光武和他同卧一床，睡觉时严光把脚压在了光武的腹上，后世传为美谈（《后汉书·逸民列传》）。光武这种尊重与信任知识分子的政策，受到当时士人的欢迎，许多原先宣布与王莽不合作的文人，纷纷来奔，为新政权效劳。
光武和功臣们关系也很协调。他对他们从不猜疑，把大权交给他们掌握，放心地让他们镇守一方。光武最得力的助手冯异，建武初年被命令掌重兵专守关中，独当一面。有人告发他在关中专权，收买人心，号为“咸阳王”。光武把这一奏章交给冯异看，对他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后汉书·冯岑贾列传》）光武和将士们将心换心，大将贾复在真定大战中受了重伤，光武十分痛心，对手下说：假如他真有好歹，我听说他的妻子有孕，如果生女的话，我儿子娶她；如果生男，我把女儿嫁到他家，决不让他妻子受苦。后来贾复伤愈，十分感激光武，作战比以前更为勇敢。光武对从敌方投诚过来的战将，始终以信诚相见。朱鲔曾为更始（新莽末朝皇帝刘玄）坚守洛阳，抵挡光武军，而且参加过谋杀刘秀哥哥刘縯的活动，光武派人说降他：“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朱鲔降后，果然被封为扶沟侯，官至少府，富贵终身。光武还经常教育部下要团结，共同为安定天下出力。建武初，大将寇恂和贾复闹矛盾，长期不在一起共坐，光武给他们做工作，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说服他们“并坐极欢”，“共车同出”，终于成为一对好朋友（《后汉书·邓寇列传》）。由于刘秀善于处理君臣关系，所以光武一朝，政局始终比较稳定，形成了以云台28将和365功臣为支柱的稳固的东汉统治集团。
三、注意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刘秀早在战争时期就注意在各地整顿吏治，当更始派他到河北发展势力时，他在所到郡县，释放被冤囚徒，废除苛政；对于各级官吏，上自郡守下至佐史，一律进行考察；或黜免、或提拔，从不含乎。做皇帝后，他又下令要求轻省刑法，给各地被冤屈的犯人平冤免罪，罢免一批贪官酷吏，改任良吏（《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任用杜诗做南阳太守，杜诗性节俭而善于计略，诛暴立威，省爱民役，在当地修治陂池，开垦荒地，使一郡“比室殷足”。当时人把他比做西汉时著名良吏召信臣，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汉书·杜诗传》）光武还鼓励不畏豪强的清官，洛阳令董宣杀了公主家奴，公主告到光武处，光武不仅不为所动，而且以“强项令”的美名敕封董宣。（《太平御览》卷266《续汉书》）光武还注意用移民屯垦的办法缓和土地兼并问题，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在边郡“建立三营，屯田殖谷”，释放刑徒去充实边地。这些措施对安定人民生活，提高生产积极性，都起了有益的作用。
在民族问题上，光武尽量采取“息人”的政策。大将马武建议用军事手段出击匈奴，光武说：如今国家刚刚安定，百姓尚未苏息，能够又大事远征吗？他认为“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因为光武民族政策的正确，东汉初期周边形势比较稳定。
四
通过光武君臣三十多年的努力，到光武后期以及明、章二代，社会出现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汉书·刑法志》载，在光武和明帝时期，人民免去了“兵革之祸”，而有“乐生之念”。是时，人心安集，社会稳定，人民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人口逐年增加，到和帝时，人口数已从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达到五千三百二十九万六千二百二十九人。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五谷登衍”，“蚕麦善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不能不认为是光武帝刘秀的开创之功。
王夫之说：“天下易动而难静。”光武中兴的史实告诉人们：历史上的大乱走向大治，必需经过一番整顿，调整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才能求得一个安定的局面。刘秀顺应历史潮流，做到了这一点，因此能够“拨乱反正，以宁天下”，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原载《文史知识》，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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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对洋务运动的评价要恰如其分
党德信
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目前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认为，要正确地评价洋务运动，首先必须搞清楚洋务运动的起因和目的。洋务就是夷务，就是指和外国交涉的一切事物。在清朝的文件上，筹办夷务就是办理洋务之意。洋务运动就是指清朝政府中以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发起的购买或仿造外国洋枪洋炮的活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挽救和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对付当时爆发的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奕?、文祥等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是“心腹之害”，外国列强只不过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故“灭发（指太平军——引者）捻为先”。非常清楚，洋务运动的起因并不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恰恰相反，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从1861年开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办“洋务”，购买外国军火、装备并训练“新军”，建造一些近代化的军械所、枪炮厂和造船厂。他们利用这些新式武器，与法国、美国的洋枪队勾结在一起，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众所周知，曾、左、李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大刽子手，尤其是李鸿章更是多次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而李时岳、胡滨二同志的文章却说什么曾、左、李是“近继林、龚、魏”，“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抛开洋务运动的原委，这恐怕不合适吧？！
第二，李、胡在他们文章的末尾，提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我认为这种不看目的、只看是否向西方学习就作为评判人物或事件的标准的提法，也是不确切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救国救民”而向西方国家学习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的先进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将永远值得人们称道。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并非象李、胡所说是“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他们所标榜的“自强”，是通过建立军火工业，加强清朝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所谓“求富”，决不是求国家民族之富，而是要使李鸿章一伙封建买办性官僚集团发财之富。至于李、胡文章中说，曾、左、李拚命训练新式军队，是“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这说法也是不对的。曾、左、李在暗地里“积累”的是个人的实力，他们互相抗衡，目的是为了争夺统治权。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他怕毁掉自己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而不怕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去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就是明显的例证。
第三，李、胡二同志说洋务派是“有识之士”，“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固然，洋务派要比那些视近代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封建顽固派要“开明”些，但是他们的真正“企图”，绝不是“嫁接”，更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维护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我们说洋务派是反动的，并非指他们办的近代企业，而是说他们的“卖国镇民”的反动目的。至于洋务派所兴办的军事工业及其附带建立的民用企业，只能说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非洋务派的主观愿望，而是洋务活动导致的必然结果。
不容忽视的是，洋务派官僚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比如，（一）在税则方面，洋商轻，华商重；在厘金（厘是1％的意思，厘金就是值百抽一税）方面，华商有，洋商无。（二）在洋务派兴办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企业中，实行经济垄断。李鸿章在试办织布局折中就说：“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在其他如轮船招商局等行业，也是“不准另树一帜”。（三）在这些企业中，实权都操纵在政府派来的总办、帮办、坐办和提调等大小洋务派官僚手中，商股则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商人不敢投资官商合办企业。（四）洋务派头目曾、左、李都是背后有外国列强作后台的大官僚。正是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政权的重重压迫和束缚，从而决定了它的命运只能是在坎坷不平的崎岖小路上缓慢而又艰难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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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档案》第二期简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联合主办并发行的《历史档案》杂志（季刊）第二期，即将出版。本期以13万字的篇幅公布了10种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档案史料，同时发表了13篇研究文章。
本期发表的档案史料，都是第一次公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明军守卫松山等城堡的六件战报》，就颇有研究和参考价值。在《明史》和《清史稿》等史籍内，虽有不少关于松山之战的记载，但均为清方的一面之词，而这六件战报，则是出于当时明方官员之手。《顺治年间有关垦荒劝耕的题奏本章》，对研究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清廷所采取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是新从满文档案中翻译出来的，它不仅为研究李煦被革职抄家的原因及其家庭经济状况提供了新的第一手佐证资料，而且也是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的有用史料。《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则揭露了张国焘于1924年在京师警察厅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同志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当了可耻的叛徒。《章炳麟致冯玉祥的五封信》涉及面广，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章、冯两位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杀害项英、周子昆二烈士的叛徒自供》，则是叛徒刘厚总
（后改名刘雄）给蒋介石的报告原件，供出了他杀害项英同志的具体情况。
本期的研究文章，有韦庆远的《明清史研究与明清档案》、刘子扬的《清代的军机处》等。（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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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一《白朗起义》出版
白朗起义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发源于河南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在这次历时三年的武装斗争中，以白朗为领袖的起义军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攻克过五十多座城市，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农民出身的白朗是河南宝丰人，他率领的起义军由最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壮大至七八千人。白朗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把斗争矛头明确指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这场起义的胜利发展，一方面充分暴露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反动统治的腐朽，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中国农民中蕴藏着十分强大的革命潜力。而这场起义又说明了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起义，最终是要失败的。
《白朗起义》所收有关白朗起义的资料，有官方档案和个人记述两部分，近三十万字，大都是未刊稿。
《白朗起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一种，编者杜春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任佩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