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杂感三则
江霞
一
据说，瘦人多得肺病。而且，有统计数字为证。然而，决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瘦人必得肺病。这是很清楚的。——概率，并不等于必然性，并不等于规律。虽然，概率对于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人称：满腹牢骚的常有奇才。很新奇！此种例子，古今中外，很能举出一些。能不能因此就说这是科学的论断呢？能不能因此来个逆推理，认为要有“奇才”也得来点“牢骚”呢？
研究一下逻辑学，大抵就会清楚的。
我们尊重科学，却不能惑于新奇，迷于时髦，困于似是而非，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什么是类似科学的半科学或非科学。切不可被一些好象是科学（术语连篇），实际上不科学的论断（偶然现象而已）唬住了。
二
金子是闪光的，但并非一切闪光的都是金子。这句外国谚语，有道理。
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思想家，既然成为一个思想家，几乎无不留下一些闪光的漂亮的警句、名言和炼语。这些，从语言表达思想的艺术上说，确实很精采，吸引人，或说光彩夺目。但是，这类佳句，并非全部都是真理。
真理的特点，在于正确地深刻地反映客观实际、客观规律，而不在于语言表达上的漂亮、精巧或华丽。平凡的真理，朴素的真理，决不可以低估。虽然，明朗、简练、有光彩的表达，常常也是真理性论断的应有形式。
不明于此，抓不住实质，划不清界限，鱼目往往就能混珠。
讲歪理的，作蛊惑性宣传的，谈古说今、旁征博引之中，常有许多虽然闪光却并非黄金的警句等等。并不是真知灼见，也能博得掌声，“俘虏”一些听众；这些听众不少是由于被表达形式的闪光耀花了眼，削弱了判别是非的能力，没有认真想一想：这些，是否真有道理。
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
“知识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事实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意义重大。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喜悦和痛苦，都反复地作出了证明。
方法论是重要的。如培根所说，是照路的灯笼。
然而，方法论决不能代替切实、刻苦的功夫。真功夫加好方法，成效大，进展快。抛开功夫一味讲方法，弄得不好，就成为调皮的、虚伪的、取巧的法门。靠所谓“抓机会”、“爆冷门”、“出名计”、“成才要诀”，要真正在学问上、在事实上做出成绩，恐怕难。
有六字君听取：
为人民，练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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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步纽约
玻璃窗
冯亦代
平日在纽约街道上漫步，看到一排排店面橱窗里的广告装饰，你不得不佩服美国的广告师。即使是一家街角小药房，橱窗里尽管塞满各色各样的货品，从常用药到可口可乐，从牙刷到通俗书刊，丝毫没有联系的东西，堆在一起，经他那么一摆弄，都能显出一幅悦目的构图来，引起一种美感。不独此也，从那些明晃晃的大玻璃窗上，还反映出人行道上匆匆行走的男男女女，马路上飞驰的大小车辆。那又是一种色彩的叠印和总汇。即使是两种绝对抵触的颜色，经过阳光一抹，经过玻璃的折光一映，也会显出一种和谐来。这就使我一有机会，便想去街道上溜达溜达。
可是我还没有过在楼头看另一些高楼上玻璃窗所映出景色的机会。
有一天薄暮，我站在作家白英书斋的大玻璃窗里，俯首眺望。他的寓所就在中央公园的对面高楼里，因此可以看到公园里绿色的草坪，苍翠的树木，一湾流水，一带丘陵，点缀着鲜艳的衣裙，赏心悦目。
白英走过来说，“亦代你往右看。”我把头侧向右面，右面是城中区，不少矗立的高楼伸向远处。高楼不象我们是用砖块砌成的，是钢骨加巨幅玻璃搭成的水晶宫。西天的夕阳反映在玻面上，恰如天上有了两个太阳；云彩飞逐，似乎是从屋里飘出来的。窗玻璃也不是一抹平展的，因此反映的天空也不是一抹平的。这就构成了深浅的色泽光晕和变形的映象。那种奇观，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脑际，却又真的没有办法写下来；即使有高手能写下来，他也写不出这些云彩流动生姿的百态。
天渐渐暗下来，高楼的玻璃窗里透出了灯光。这座高楼里反映了另一座高楼上的灯光，那一座反映了这一座的，交相辉映，又是另一番景色。天色全黑了，于是万点星光又替代了灯光。那夜碰巧有一弯眉月，月光洒在这高高低低的大楼玻璃窗上，有如水洗，有如川流，说不完的瑰奇，道不清的变幻。
我们只习惯于欣赏大自然的景色，眼前的却是大自然与机械文明结合而成的景色。我曾经读过一篇美国作家克罗亚克写的一个人在酒排间壁镜中看望镜里反映街头风情的小说，此外就从来没有读到过其他的作品写过这样的景致，也更没有在画面上看见过。世上万千人难道只有白英和我才识得这是一种新世纪的美？因为我掩不住心头的喜悦，与白英赞赏着，兴奋得心都发抖了。我想，如果有位画家，能把纽约玻璃窗上的映象用他的彩笔画下来，他该是一位多么神奇的画家。至少他记录了一个工业社会里的都市，这是十九世纪那些专画田园风景的大师们所未见过的景色，也许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景色。
11月初我从爱荷华跟艾青、卞之琳、王蒙回到纽约，台湾来的侨胞姚庆章设宴欢迎我们。他是位驰名世界的中国画家，但是我太无知，我不知道他是画什么的。他送了我两本画册，当时也未及展赏。一回到旅舍，打开画册一看，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他画的正是我所想望的。尤其是题名为《艾魁本大厦》的一帧，前后的两座摩天楼，正面的玻璃窗，宛如一面大镜屏反映了街对面一座老式建筑，建筑上面瓦蓝的天空飞驰着朵朵白云，而摩天楼的天空颜色则作浅藕，色彩的强烈对比，更显出这一大片玻璃的迷幻。我为之倾倒。
我想另找一个时间和他谈谈，但在穿梭式地在纽约上空飞进飞出中，找不出时间和他再见面，我就回国了。他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那圆鼓鼓的身材，清澈的双睛，鼻下浓密的短髭，和他要我干杯时一脸年轻的笑容。但我想他也许将来会成为超工业社会的大画家，在绘画史上占一席地。因为他的敏锐的眼光，正是一个艺术家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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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做一支火把
茅庐
《我愿做一支火把》这首歌是柯岩、谷建芬同志专门为工读学生谱写的。“啊，火把火把多么美丽，给人以光，给人以热”。歌词是作者对“失足青年”发出的由衷的期望和祝愿。
“对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雷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失足青年”。他们是犯罪者，又是被害者。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歧视、冷淡。冰冷了的心只有用光和热才能温暖过来。“失足青年”尤其需要温暖。许多事实证明，对“失足青年”，“热”的关怀比“冷”的训斥，效果要好得多。火把要靠火来点燃。用火一样的热情去医治“失足青年”心灵上的创伤。点燃他们胸中的火，不光是工读学校的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做一支火把，给“失足青年”以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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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我家门前一条河
朱培龙
我家门前有一条河，小时候每天上学放学，现在每天劳作早出晚归，我都要打河上经过。我爱掬一捧河水洗洗沾满灰尘的脸，我爱听凭河水亲吻我裸露的脚。小河编织进了我童年的悲哀，小河也歌唱出我今天的欢乐……
那是在“史无前例”、“荡涤一切”的岁月里。一天清早，爸爸喜滋滋地宣布：“汛期到了，今天行排下龙川！”妈妈在一旁直点头：“早该去磨蹭些副业了。吃不饱，连盐都没钱买！”我也高兴得直拍手，要爸爸有了钱给我买支钢笔。
晚上放学回家，天空飘洒着阴冷的雨丝。河滩上围着一堆人。出什么事了？我不安地跑过去。
原来大队正在召开现场批判会。一个新上台的干部脑门上箍着一顶湿漉漉的新军帽，正慷慨激昂地嚷着，“别看河水浑了，可还是社会主义的‘龙江水’！岂能让资本主义的木排自由泛滥？！”爸爸沮丧地耷拉着头，斗笠檐倾滴着雨水。他不时抬起焦急如焚的目光向小河扫去。
河边，四五条整装待发的木排，痛苦地趴在雨水中呻吟着。河水惶恐地绕开突兀的礁石，忿忿地扑下水潭。隆隆的吼声，象天边频频传来的滚滚闷雷……
终于我长大了，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三中全会后，村寨欢天喜地迎回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小河也一改它往日的愁容。
晨光熹微中，河面蒙上了一层迷茫的薄雾，木排在雾中穿行（公社已经办起木排水运站了）；早出觅食的鸭群，黄的白的，在扑朔迷离的轻纱中出没。我们踩着桥上的露珠，欢快地为初春的莳田送肥。矫健的身影鲁莽地挑开小河的羞涩面纱；银铃般的歌声撒落在水气氤氲的河面上。小河羡慕地目送着我们摔脱了绊羁的脚步……
不久，我恋爱了。她，就住在小河对岸。
在建造水坝的工地上，我和她相逢。我们并肩挑来一担担炙手的石块，轻手轻脚地铺在水清见底的河床上。我们推着满载三合土的翻斗车，一路嘻嘻哈哈向小河奔来。坝基结实了，坝躯在升高，我们的爱情也随着增长，两颗红心连在了一起。小河欣然当了我俩热心的“月老”。
“放心地枕着大坝睡吧！嘿，小河，你变得神气多了！”我一把抹去脸上的热汗，笑眯眯地说。
她瞥了我一眼，撇撇嘴，不以为然。
“咋啦？”我感到委屈。
“就你沉不住气。电站、排灌站还没完工……”
“说得不含糊！”队长的大嗓门插了进来：“等把集体、社员的副业都搞活了，咱再筹资建座大桥，到那时……”他眯起眼深深地吸了口喇叭烟，“往桥上一站，小两口手那么一攀，嘿！哗哗的‘龙江水’啊！……”没等他说完，我转身在他肩上猛击一掌，四下轰地爆发出一片笑声。
笑声四处飞溅，她苹果般的圆脸红透了，岸边的芦苇醉了，小河也乐了，翻卷着金色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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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筑工人之歌莫西芬几片云彩几片霞，装饰得天空美如画。云块儿似砖，霞片儿似瓦。云彩缝里的月牙儿——是我的瓦刀闪耀光华。我的汗珠一串串，就在这月牙上滴嗒……我驾着云踩着霞，雪亮的瓦刀手中拿。我想截银河当砖，裁蓝天做瓦；为社会主义盖大楼，我就是又正又直的脚手架。我最讨厌世上那些弯脊梁，连骨头架都不正，怎么建设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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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乡长的铜锣
广东省博物馆 吴扬武
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凌晨，天色朦胧，广东省大埔县的大埔角新村，人们正在酣睡中。很有点警惕性的“伪乡长”黄必盖，隐约听到远处的狗叫声。他马上抓起一个大铜锣（见图）往门外跑去，远远看到黑鸦鸦的一群人窜进村里。黄必盖立即鸣锣报警。一刹那，锣声震荡着宁静的山村。接着，全村的人沸腾起来了，锣声四起，人们高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在这声势浩大的气氛下，敌人不知村中虚实，惊慌失措，只得仓惶退出村子。隐蔽村中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群众掩护下，乘机迅速转移到村后的山林中。当天明后，敌人再次摸进村时，扑了个空。
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是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于一九四一年春在广东白区的大埔西河地区成立的，它秘密领导江西、粤北、粤南三个省委和湖南省的湘南、广西省的桂林、广东的潮梅、福建省的闽西、闽南五个特委的工作。“南委”除接受南方局（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外，还通过电台同延安党中央直接联系。“南委”于一九四一年九月迁到埔东地区，分别住在大埔角、墩背村、百侯三个地方。
不久，“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投敌，亲自带敌特便衣队远袭大埔角。当时“南委”领导人正在大埔角开会，惊悉情报后，当即采取应急措施，决定“南委”机关分散隐蔽。当敌特到高陂后，一方面监视“南委”机关设在高陂的联络点“真真”照相馆，另一方面派人捕捉我方人员。之后，当夜兼程赶往大埔角新村，妄图一举破获“南委”机关。可是，当他们一进村，黄必盖的锣声就敲响了，“南委”机关在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转移，敌特兴师动众远道来袭，结果扑了一个空。
当敌特在袭击大埔角新村时，新村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赶在敌人前面往墩背报信。住在墩背村的我地下人员得讯后，立即登山躲避，连夜冒雨向后山转移。反动武装赶到墩背村搜捕时，一无所获。
黄必盖同志以“伪乡长”的身份掩护了“南委”的安全，他的大铜锣也立了功勋。（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