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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戴逸
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国以来，我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了彻底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要重视理论的作用，认真学习理论，加强理论研究，发扬理论的威力，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历史研究的阵地。“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两个口号，虽不那么完善，但曾起过积极作用。我们要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同时，又要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主张“史论结合”。
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经济因素和政治、思想、法权、民族、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了客观历史的基本规律，使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人们借以认识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篡改马克思主义，歪曲历史，蛊惑人心，败坏理论的名声。我们要彻底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就要重视理论的作用，认真学习理论，加强理论研究，发扬理论的威力，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历史研究的阵地。过去，千千万万的学问家虽然勤奋研究，孜孜不倦，但是由于找不到正确理论的指导，他们的科学成就，大大地受到限制，只能够搜集、排比历史资料，描述历史过程的个别片段，而不能够认识历史的规律和本质。有的甚至在错误理论的支配下，误入歧途，得出了谬误的结论。我们提倡科学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提高历史研究水平的最重要的途径。
当然，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因为它的基本原理，是由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且又被实践所证实了的。至于革命导师就某个问题或历史问题发表的具体意见，当然也值得我们学习和领会，但是其中一些词句和论断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完全符合于实际，我们切不可把它奉为不可改变的教条。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做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去任意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史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长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但它不是保证百事亨通的灵符。我们必须发奋努力，收集史料，弄清史实，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才能比较正确地说明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不畏险阻、肯于辛劳地攀登的人，才能够到达光辉的顶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却不能保证研究者可以躺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舒舒服服地摘取科学的果实。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只有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才能够建筑辉煌的科学殿堂。历史学家必须搜集和掌握丰富的资料，进行整理、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掉蒙在史料上的重重迷雾，使史实显露其本来面目。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是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我们应该十分尊重许多历史学家在史料工作上付出的劳动。这种工作过去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太少了，今后应该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片面地夸大史料的作用，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对史料的整理、考订，用史料学代替和取消历史科学。搜集和排比事实材料，考证某个记载的真伪虚实，是为进一步认识历史作准备，但不能把这一工作取代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历史的研究，一旦从收集和考订史料、排比史事进入到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确立相互联系，透过纷纭的现象深入本质、揭明规律的时候，研究者的历史观、方法论将起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深湛的理论素养，研究工作必将举步维艰。
有一些人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的指导必然会带来主观武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害科学性。因此，他们倾向于摒弃任何理论，标榜“无所依傍”和“超然独立”。其实，“只凭史料说话”，仅仅在某些陈述简单事实的很有限的领域中可以做到，例如某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这类陈述不是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当我们试图对历史过程作某种分析判断时，对一条史料也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就拿当前的学术争论来说，有些争论中，大家掌握的史料基本相同，而意见分歧却很大。“只凭史料说话”，也会众说纷纭。可见，对史料的陈述和解释，离不开各种理论观点的影响，这样才会对相同的史料做出不同的解释。完全不受某种理论影响的科学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是接受哪一种理论观点的影响，用哪一种方法进行思考。马克思主义是最严谨、最完整的学说，它总结和继承了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基础，因此和唯心主义的主观武断水火不相容。为了防止主观武断的弊病，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恰恰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如果历史研究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就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形形色色唯心史观的支配和影响。在两种思想体系之间，“无所依傍”、“超然独立”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指出：蔑视理论思维的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遭到了怎样的报复。这对于只重视史料的历史学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恩格斯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接受了唯心主义，把错误的思维贯彻下去，就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会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
也有的人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会束缚研究工作，妨碍人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这至少也是严重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不但不会窒息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而且，正是马克思主义才使人们的思考富有成果，使讨论更加生动活泼。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它要破除一切束缚思想的桎梏，从种种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摧残科学事业，使学术界万马齐喑，一片萧条。自从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正确的思想路线战胜了错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党的双百方针得以贯彻，学术界进行了各种讨论，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呈现出生机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这就充分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才使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有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不是狭隘的宗派学说，它不但允许科学上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而且认为，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当然，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目的都是为了揭示规律，追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规律最有效的武器。如果我们不愿意把思考和讨论变为随心所欲的狂想和无聊的清谈，那就不会拒绝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建国以来，史学界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获得了很大成绩，也走过不少弯路。开始是为了纠正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而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以后又为了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实史料的倾向而提出“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对历史学界的不同情况，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简单的口号只反映事情的某个方面，语义也往往含糊不清而容易引起误解。
“论从史出”，从认识的根源来说是正确的。历史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在某些理论家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历史实际。只有深入研究历史实际，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理论。“论从史出”对于纠正那种不肯在史实史料上下苦功夫，只凭背诵几条语录就自以为是，夸夸其谈，乱放空炮的错误倾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个口号没有表明理论在研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如果拿“论从史出”作为拒绝正确理论指导的借口，那是对史论关系的错误理解。
“以论带史”，语义更欠明确。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理论观点君临于历史实际之上，可以带着历史任意乱转，如果这样来理解，那末，这一口号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以论带史”理解为不很确切地表明了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那末，这一口号正好和“论从史出”相反相成，互为补充。我们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因此提出了“论从史出”；同时，我们又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提出了“以论带史”。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获得理论知识并不是都要亲自从实践中去总结，而通常是继承前人的成果，把前人创立的某一理论作为指导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原则。承认这种指导和不承认这种指导是有原则区别的，拒绝以前人的正确理论作指导，只能使我们永远陷于蒙昧状态中。
我们主张“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遵循这条路线，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一定能够迅速发展，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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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问题的讨论
近几年来，史学界就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是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有什么样的思想武器的问题。已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董楚平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徐祖根的《试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1980年第4期《历史研究》）、周良霄和张德信的《关于农民战争任务和作用问题的商榷》（1980年第4期《历史研究》）和董楚平的《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1981年第1期《学术月刊》），等等。
（一）平均主义的历史作用。一种意见认为，在革命初期，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破”的作用，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后，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他们以《天朝田亩制度》为例，说明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平均主义”与“公产主义”混为一谈。太平天国在天京城里搞的是拆散家庭，消灭私有制。这已不是平均主义问题，而是在搞“公产主义”。农民、手工业者反对《天朝田亩制度》并不是反对其中的平分土地、人人平等的平均主义，而是反对拆散家庭、消灭私有制的“公产主义”。他们指出，单纯的农民战争提出的平均主义，并不要求消灭封建特权制度，建立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社会，而仅仅要求推翻旧王朝，夺取地主田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建立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新的封建王朝。因此，不能说平均主义对农民战争所起的作用只有消极一面，更不能说它是反对的。
（二）平均主义是否会导致农民战争的失败。一种意见认为，平等观念、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阶段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农民起义能以平均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而取得最后胜利的。例如，黄巢、李自成的失败，固然与其流寇主义分不开，但是，流寇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平均主义。再如，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在二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可谓发展到最高水平。《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一个人间的平均主义“天国”，但这“天国”却遭到人民的反对，最后也失败了。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说平均主义导致黄巢、李自成和太平天国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失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平均主义不仅不是流寇主义的思想根源，相反，流寇主义却妨碍了平均主义的实行。李自成的平均主义口号喊得比朱元璋响，但招抚流亡、分给土地、平均赋税等却远远不如朱元璋。一败一胜，两相对照，足以说明平均主义不会导致农民战争的失败。他们还认为，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开始与其说是兴奋剂，倒不如说是强身丸，后来不但不是腐蚀剂，相反的是抗菌素。虽然这种抗菌素的效力不显著也不长久，但毕竟可以延缓农民军的腐化堕落过程，使它更多地得到农民的拥护。诚然，中国旧式农民战争，从来没有建立过与封建主义的封建政权相对立的平均主义的农民政权；他们建立的仍是封建主义王朝，但是，这个新王朝比旧王朝能搞一点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一点要求。
（三）怎样理解革命导师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导师经常批判平均主义。例如斯大林说：“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心理。”毛泽东指出：“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列宁在评价民粹派平均土地法案时说：“土地‘平均’使用制……小生产者的这种平等思想是反动的，因为它不是用前进的办法，而是企图用后退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尽管平均主义危害很大，不断受到革命导师的批判，但是它在我国史学界仍很走运。他们认为，其原因是：（1）左倾思潮作祟；（2）我们习惯于拿先验的思想作为判别是非的尺度，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3）缺乏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4）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作怪。
另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导师确实经常批判平均主义，但他们批判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平均主义，批判那种认为通过平均主义的分配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批判那种企图建立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社会的思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平均主义的想法和做法，他们是肯定的，认为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革命导师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平均主义的，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平均主义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
（四）封建时代的农民是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其理由是：（1）农民阶级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2）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它标志着农民阶级已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把封建时代的农民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是不妥当的，缺乏理论根据的。（1）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和其他任何社会意识一样，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它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作为其产生的基础。因此，民主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并且有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要求的时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当资本主义尚未萌发的时候，是不存在民主主义思想的。（2）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在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的封建时代里的单纯农民运动，不可能产生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3）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自由、平等，它要求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废除封建等级特权，保证人们在政治生活及经济关系中的平等权利，保障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因此，我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说法，是难于成立的。
（摘自1981年第2期《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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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品种质量和调整
张元奎
产品的品种质量对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努力增加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对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物资供需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中间产品和货不对路产品严重积压，社会急需产品短缺，或者产品质量低劣，一个只能当半个用，甚至不能用，就必然会破坏供给与需求的比例关系。尤其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必然会加剧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
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有加工工业和原材料、燃料、动力之间的比例失调，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机器制造业。机器制造业之所以成为长线，有机器制造业的规模过大的问题，也有品种质量方面的问题。如社会需要的大型、精密产品和耗能低、效率高或某些特定需要的产品不足，有些简单易制的“大路货”有余；主机有余，辅机和零配件供应不足，等等。过去机械工业主要是为新建企业制造设备，为重工业本身服务，八字方针提出以后，生产任务严重不足。1980年，一机部工业系统在品种质量上大做文章，着力制造新产品，为节约能源服务，为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服务，同时，努力提高质量，进入国际市场。这一年实现利润的实际水平，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比1979年超过1．3％。
在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中，现阶段农业、轻工业是短线，是要大大发展的部门，但即使是这些部门，也有个品种质量问题。拿农业来说，过去单纯抓粮食，忽视了经济作物及各种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粮食里面，有些地方又只抓高产的杂交玉米、杂交高粱。轻工业总的是短线，但轻工业产品中，有些也是长线，主要是货不对路，质量很差，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市场紧张。如香烟，总的产量不算少，但以品种来看，丙级烟、丁级烟大量积压，甲级烟、乙级烟奇缺，原因就是各地争相建起来的小烟厂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差，而一些技术水平高的大厂却因原料不足，不能正常生产。纺织品也有相同的情况，高档宽幅少，呢绒皮毛缺，款式新、质量好、颜色鲜、工艺精的产品供不应求。至于电视机、手表、自行车、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电风扇等等，这些产品数量都有很大增长，问题在于品种质量。在这些产品中，质量好的名牌货紧俏，质量差的产品滞销。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在品种质量上下番功夫，市场商品供应肯定会有明显的改观。
品种质量问题还会影响到财政、信贷、外汇收支的平衡。对财政平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因品种质量而亏损的企业直接影响财政的收入；一是有些企业货不对路或质量低劣的产品让商业物资部门收购了，积压在仓库里，而这些产品只要一出厂，就有相应的税金和利润上交，形成了财政的虚增收入。财政在当年动用这笔收入后，不仅埋伏着今后的缺口，而且为了使这些积压呆滞物资适应社会需要，就要进行一定的加工改制、报废回炉、削价处理，需要预算付出一定的代价。去年，通过清仓查库而报废的损失有几十亿元。对信贷平衡的影响表现在，这些积压呆滞物资主要是占用了银行的信贷资金，使本来作为短期周转的资金，由工商企业长期占用而不能归还，形成“短贷长用”，影响信贷收支的平衡。品种质量对外汇收支平衡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我国进口的产品，多属机电设备及耐用消费品，有些是国内不能生产的，这是属于品种问题，有些是国内性能差的，这是属于质量的问题。这方面的支出数字很不小。我国出口的产品，目前主要是农副产品、粗加工产品以及紧俏的原材料，机械设备出口较少。如果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情况就大不相同。有的产品通过更新换代，提高质量，即可出口。有的产品，变换花色，提高质量，销路即可增加。在这些方面，潜力是很大的。
以上情况说明，品种质量问题与国民经济调整关系很大。品种质量不好，会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品种对路，质量提高，则有利于调整国民经济，在真正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应当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但是，解决品种质量问题，还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第一，在发展生产时要把品种质量放到首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购买力和消费构成的变化，人们对于商品的品种、规格、款式、花样和质量等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说，在新产品、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竞相涌现的今天，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抱残守缺，不注意品种质量，将会走投无路，并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必须克服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现象，确确实实地把品种质量放在首位，在品种质量上下功夫，使企业生产的每一个产品真正成为有用的、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
第二，加强计划指导，搞好市场预测。生产是为了销售，品种对路，质量好，价格低，才能卖得快。如果不了解市场的要求，计划也就缺乏科学性和现实性，就会出现产销脱节，导致社会再生产的阻滞与破坏。因此，不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必须搞好市场预测。
为了搞好市场预测，必须加强国家计划指导，各个部门和地区，都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和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价格、利润、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对生产的品种、数量、质量进行调节，建立情报和统计中心，及时将各地各种产品的生产、生产能力，质量、价格、销售、库存以及社会急需的缺门产品等情况进行通报，指导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方向，注意品种质量。
第三，通过工业改组，推动经济联合。我国工业企业不少，但产品的品种质量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主要原因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各个部门和地区自成体系，互不协调，不搞专业化协作。以柴油机为例，我国本来只要上十个系列就可以满足各种配套的需要，但全国有五十多个系列、二百五十多个型号，系列重复，机型混杂，零部件品种繁多，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水平低，零部件损坏了不能互换，给用户带来极大的困难。有些先进企业开工不足，而那些货不对路、质量差、消耗大的企业却照常生产，因而加剧了原材料、燃料、动力的紧张。针对以上情况，必须进行工业改组，对现有企业按照产品是否对路、质量好坏、消耗高低、盈亏情况进行排队，有步骤地进行调整，通过联合和改组，改变产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