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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一九八○年优秀影片名单一、故事片八部:
《巴山夜雨》
《天云山传奇》
《法庭内外》
《花枝俏》
《第十个弹孔》
《残雪》
《苗苗》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二、舞台艺术片一部:
《白蛇传》三、美术片两部:
《三个和尚》
《雪孩子》四、纪录片四部、新闻杂志片两
本:
《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
《黄山观奇》
《他们怎样富起来》(第三辑)
《青春的闪光》
《祖国新貌(34号)》
《今日中国(12号)》五、科教片七部:
《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
成胰岛素》
《遥感》
《绿化祖国》
《试管苗》
《遗传工程初探》
《119与911》(代制片)
《蓝色的血液》六、翻译片优秀配音奖两部:
《啊!野麦岭》
《永恒的爱情》


第2版()
专栏:

文化部举行优秀影片授奖大会
二十六部各类影片获奖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在今天文化部举行的1980年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有26部影片获奖。
获奖片中,有八部故事片,一部舞台艺术片,二部美术片,六部纪录片、新闻杂志片,七部科教片,二部译制片。
习仲勋、张爱萍、周扬、傅钟、夏衍、华楠、韩英以及文化艺术工作者一千多人参加了授奖大会。
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在授奖大会上代表文化部向获奖影片的创作人员表示祝贺。他说,1980年一共完成了82部故事片和舞台艺术片、32本美术片、317本新闻纪录片、334本科教片,不仅数量比前年有所增长,而且拍出了一批比较有特色,有新意的好影片,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他在讲话中特别表扬了成绩突出的上海电影制片厂。
陈荒煤认为,去年摄制的影片在反映现实生活,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突破,风格样式也较以往丰富多彩。他说,我国美术电影、新闻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去年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导演谢晋、编剧万迪基、演员田华代表获奖的电影工作者发了言。
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司徒慧敏代表文化部向受奖者发了奖品和奖金。
今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
参加授奖大会的电影工作者和观众一起共贺电影战线取得的可喜成绩。
(附图片)
故事片《巴山夜雨》和《天云山传奇》的部分编剧、导演、演员及摄影师。自左至右:石维坚、施建岚、吴贻弓、吴永刚、叶楠、王馥荔、张瑜、谢晋。 王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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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电大两年来培训大量学员
目前正式学员三十二万四千多人,截止本学年结束,将培养出相当于大专水平的理工科毕业生九万多名,数理化英语等单科结业生十八万多人
据新华社南京4月18日电 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全国广播电视大学从1979年创办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共有正式学员三十二万四千多人,其中全科生十六万八千多人,单科生十五万五千多人。已经招收的79、80两届正式学员中,到去年暑假单科结业的已有九万多人。截至本学年结束时为止,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将为国家培养出相当于大专水平的理工科毕业生九万多名和数、理、化、英语等单科结业生十八万多人。
去年,电视大学扩大了招生对象,有19个省、市、自治区共招收了一万七千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入学。
据有关部门实际考核和各方面反映,电视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绩都相当好。已经结业的单科生,运用他们学得的知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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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贺中学生男女篮球队为国争光
教育部和国家体委开会奖励运动员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教育部和国家体委今天在北京举行欢迎会,祝贺中国中学生男、女篮球队在第三届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双双获得冠军。
这次比赛于4月6日至10日在比利时举行。在预赛和决赛中,男队六战六胜,女队五战五胜。
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副主任李梦华,教育部副部长高沂等会见了中国中学生男、女篮球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并向运动员发了奖品。他们赞扬运动员在这次比赛中所表现的高昂斗志和勇敢顽强的好思想好作风,为祖国争了光,为中国的几千万中学生争了光。他们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灿烂的文化,青年一代要热爱我们的国家,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建设我们的国家。
运动员代表李万隆也在会上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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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算计国家 要为国家算计
——记北京市退休老工人高振春
高振春是北京第六制药厂的仓库送料工。他自打进厂二十多年来,几乎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1978年又被评为市劳动模范。这里介绍的是从高师傅退休讲起的。
1979年6月,共产党员高振春退休了。他说:“我家里没啥事,我还来干活,只拿退休金,不多要一分钱”。从那时到现在,高师傅不要补差,不计报酬,整整为国家干了六百多个工作日了。
送料工的任务,是把生产药的原料和包装材料及时送到车间。退休前,只要车间料一用完,老高就蹬着平板三轮车送来了,从来也没有误过生产。退休后,天天早晨,头一个到厂的,几乎还是他。等到上班时间,料已在车间码放得整整齐齐。六十多岁的人了,偏不服老。百十斤重的原料药桶,他照旧自己装车、卸车。有的仓库离厂一里多地,赶上生产任务重,他一天要蹬十几个来回。
高师傅象个竹板弓,总是一个劲。他一进厂,除了中午坐在三轮车上吃饭的那点工夫,手脚就没拾闲的时候。
高师傅的举动,多数人打心眼里佩服。可也有人不理解:他为啥对钱不亲?有人问他:“你这么干,不觉得吃亏吗?”高师傅憨厚地笑了:“吃亏,吃谁的亏?国家是自己的,咱不能算计国家,要为国家算计。”
乔金 郭栖栗
(载4月18日《北京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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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人翁感高于奖金
木梓
青年女工周美铃超额再超产,不多拿一文奖金的事迹,在那些拜奖金为万能之神的人看来,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周美铃却一年如一日地坚持这样做。
奖金,是对多劳者的一种物质鼓励。它有利于人们发挥聪明才智,鼓起生产积极性。可是,如果劳动者不能正确对待,它也会产生副作用,束缚生产积极性。比如,有些人把奖金的限额称为“天花板”,认为碰到“天花板”就可松口气不干了,因为超额后是不会再给奖的。显然,“天花板”挡住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那么,周美铃为什么没有被“天花板”挡住积极性呢?因为她把主人翁的责任感置于奖金之上,因为她满怀着多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工作热情;周美铃高度的思想境界首先冲破了奖金限额。其实,有的同志并不是没有能力冲破“天花板”,而是没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周美铃说得好:
“我现在正是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好辰光,多做是应该的!”多么朴素的语言,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
(摘自《解放日报》)


第2版()
专栏:

主动干活,不当雇佣劳动者
——记安阳卷烟厂女工王秀云
河南省安阳卷烟厂女工王秀云长期坚持出满勤,工作不计较时间,劳动不考虑报酬,表现出了国家主人翁的精神。
王秀云经常勉励自己:要做国家的主人,不当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佣劳动者”。因此,不论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不管有无报酬,只要生产需要,她都积极主动地去干。去年十月,有一批甲级烟叶需要及时抽梗,当时,厂里人手比较紧,她就带领小组的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每天工作两、三个小时,连续干了三天,完成了抽梗任务,保证了这批烟叶按时投产。王秀云对厂里的财产,十分珍惜。有一段时间,她负责解包任务。过去解包都是用镰刀把麻绳割断,一斤断绳头只能卖两三角钱。王秀云用手解,长绳一斤就可以卖到四五角钱。在她影响下,不少工人养成节约好习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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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铁路分局南站派出所民警、共青团员王敬,把他因出色完成任务获得的奖金170元,全部捐献给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新华社记者 宋佑民 摄


第2版()
专栏:

培养新生力量 繁荣民族文学创作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开学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为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生力量,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专门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今天下午这个创作班在民族文化宫举行了开学典礼。
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以及林默涵、胡嘉宾、张光年、丁玲等同志和来自16个省、自治区19个少数民族的33个学员一起,参加了开学典礼。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他说,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曾经办了五期,培养了三百多名学员。但专门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还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视和关怀。
参加创作班的少数民族学员,大都是长期生活在基层,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已出版或发表过反映本民族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是少数民族中已经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冯牧希望新学员们刻苦努力,写出更多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强烈时代精神的作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2版()
专栏:

我国城乡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增多
新建一批国营网点发展集体营业网点和个体户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我国城乡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有国营、集体、个体以及非商业部门办的营业网点有79万个,比1979年增加1.4倍。农村的供销社,供销社分销店,代购代销店,合作店、组和个体商户,已达一百二十万五千多个,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营业网点的多少,对人民群众生活方便与不方便有很大关系。1957年以前,网点设置同社会人口、商品流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基本上是适应的。1957年,全国有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二百七十多万个,平均每万个居民有42个。这个时期,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有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比较方便。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受“左”的影响,营业网点由小变大,由多变少。在长时期中,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营业网点又开始恢复。各城镇根据当地建设规划,都新建了一批国营网点。同时,大力发展集体营业网点和适当发展个体户。城市集体营业网点去年增加了九万个,总数已达20万个;农村合作店、组去年增加了16万个。
目前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虽然比1976年增加了三倍,但和1957年比,由于人口增加,营业网点和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买东西排队,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等等困难问题。


第2版()
专栏:

联产责任制给吕梁山区带来蓬勃生机
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 王国英
山西省吕梁地区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联产计酬责任制已普及全区92.4%的核算单位,给贫困的吕梁山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
联产责任制为什么受农民欢迎?
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为什么会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发挥巨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把农业生产关系中的管理和分配方式,调整得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实际状况。
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开始时,干部中的认识很不一致。联产到劳、到户,是不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有人以为这是“右”了,是“倒退”。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必须从吕梁的实际出发来研究。
吕梁山区自然条件很差,沟壑纵横,山高坡陡,土地破碎,十年九旱。建国三十多年来,这里的农业生产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耕作主要靠“一个人,两只手,锄头、镢头加老牛”,一些偏远山区至今还使用着两三千年前留下的梿枷等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这样低,而生产关系,自合作化、公社化以来却一次又一次地“跃进”、“升级”、“穷过渡”,结果,粮食总产量长期徘徊在十亿斤上下,30年递增率只有3.2%,亩产量只有一百多斤。山区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贫困队,长期“吃粮靠供应,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近十年来,农村吃供应粮达6.6亿斤。有近半数的核算单位人均收入50元以下。社员欠集体款每户平均八十多元。这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学大寨”那一套做法造成的恶果。所以,吕梁山区穷,就穷在主观主义的瞎指挥、不计效果的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上。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得调整生产关系。地、县委负责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剖析典型。离石县赵家山大队,是全区最先搞起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单位之一。这是一个有186户的“老三靠”队。合作化以来的24年中,有12个年头吃国家的供应粮共五十多万斤。这里搞“大呼隆”、“大锅饭”一直搞到1979年,那年人均分配只有24元。那年秋后,开始实行“以队核算,以牛划组,专业分工,定产到劳,以户管理,全奖全赔”的生产责任制。去年,在三伏无雨的大旱之年,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27万斤猛增到48万斤,增长率为78.3%,每斤粮食的成本降了一半多,摘掉了“老三靠”的帽子。
事实生动地说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凡是对生产力起促进作用的管理和分配方式,就应理直气壮地坚持搞下去。
可喜的“五变”与“五多”
群众高兴地说:联产计酬责任制是“穷日子逼出来的富办法”。有些同志虽然也承认这种办法的经济效果,却怕“联”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担心会削弱甚至瓦解集体经济。我区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离石县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投资、统一分配等前提下,在一百多个贫困队试行了包产到劳到户,连同实行其他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共占基本核算单位的70%以上。据初步调查,实行联产计酬比未实行的社队,一般劳动出勤率提高了20%左右,工效提高一倍左右,粮食成本降低一半左右,在相同自然条件下,产量增加二成左右;尤其专业承包和包产到户两种形式,产量一般都增加三成到四成。全县去年三伏大旱,农业仍然获得了好收成,出现了可喜的“五变”、“五多”,即:农业内部结构变化,林、牧、副业收入增多;经营思想变化,因地制宜种植油料等经济作物增多;粮食品种变化,谷、麦、糜、豆等细软粮食增多;消费构成变化,社员购买农具和牛、高档日用品增多;居住条件变化,盖新房、?新窑的户数增多。粮食多了,不少人家没放处,仅据五个公社统计,社员新买储粮用的大缸二千六百多口,水泥箱四千多只,麻袋、口袋一万一千多条以及一些囤粮苇席等。集体经济如何呢?去年,全县共提取公积金40万元、公益金25万元,收回固定资产折旧费10万元,积累生产费基金15万元。这是过去长期所未有的情况。社员归还历年欠款6.8万元,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集体大牲畜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四百多头。农业基本建设也有了发展。
过去我们曾片面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忽视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小河无水大河干”,如果不注意农民的富裕,就不会有生产力的大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巩固。在贫困落后地区,尤其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这类地区,眼下首先应当解决的是群众的温饱。我们对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既不是压制、阻碍群众去搞,也不是撒手不管,放弃领导,而是要求在坚持几个“统一”之下,让群众大胆试验,让他们进一步掌握劳动的主动权和劳动成果的支配权。这对于调动贫困落后地区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措施。
丢掉“怕”字与群众共同前进
吕梁地区包括山区九个县、平川四个县,各县之间,乃至各社、各队之间,在生产力水平、经营管理水平以及生产状况、生活状况等各方面,都是存在着差异的。对任何一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必须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文水县刘胡兰公社,去年经过民主讨论,采用了三种责任制形式:在生产力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集体经济比较稳固、粮食亩产已达到千斤左右的16个生产队,继续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办法;在机械化、水利化水平较高的21个队,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形式;属于中间和下游状态的54个生产队,实行了在生产队“四统一”基础上责任到劳、联产计酬的形式。
我们还注意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产项目的生产和经营特点,采取相适应的责任制形式。如棉花、油料、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和平川地区的夏播作物,田间管理时间长,工序复杂,又大部是手工操作,适合于分散经营管理。因此,近两年来大部都采用了从种到收或田间管理责任到劳到户、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效果也很显著。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着眼点应放在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上,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深深感到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甚深。一些同志对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种种责难或担心,如怕“联”、怕“包”、怕“富”、怕“不公”,都与此有关。这些同志,只看到“联产”、“包”带来社员个人收入显著增加的一面,看不到或不去看集体收入增加得更多的一面,更不去分析目前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并不是这种责任制本身产生的,而是工作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对搞生产责任制,始而抵触、反对,继而撒手不管、放弃领导,遇到问题不去解决,反过来对生产责任制又怀疑动摇,有的甚至老想“变”。这就需要通过实践和学习,真正分清分散经营与分田单干,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富裕程度不同与两极分化等的是非界限,去掉各种“怕”字,与群众一道去实践,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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