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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坚持
熊焰 金广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驳斥了林彪、江青一伙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种种诬蔑和攻击，批判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重申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实践证明，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实行，调动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巩固和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最近，党中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完全是必要的、正确的。可是，有的人却把它同按劳分配的原则对立起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讲按劳分配了。有的人把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中出现的问题，统统归罪于这一原则本身。还有的人认为现在是“纠偏”了，要用精神文明纠按劳分配的“偏”。这些看法显然都是错误的。
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人们各尽所能，积极劳动，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此基础上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吃“大锅饭”，反对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这就有助于形成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实行按劳分配，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同企业、社队的生产状况直接联系起来，有利于动员广大群众更好地树立主人翁态度，关心生产，提高技术，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反对经营管理上不讲效率、不计成本、积压浪费等落后的现象，同官僚主义、贪污盗窃以及种种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推动了广大群众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就使得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更亲切的感受和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灿烂前景有更牢固的信念。
前一段时间，在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有的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滥发奖金；有的单位和个人为了弄钱，违法乱纪，不择手段；也有人一心“向钱看”，干工作围着钱转，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是不是因为实行按劳分配而引起的呢？否。恰恰相反，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往往倒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实行或者根本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奖金，是对生产者的超额劳动支付的报酬。无论是企业或个人，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给国家多创造了财富，多做了贡献，国家规定按一定比例提取奖金，作为对企业或个人超额劳动的报酬，这符合多劳多得的原则，是完全合理的。有些单位生产搞得很不好，严重亏损，甚至靠国家贷款过日子，仍然照发奖金；有的单位为了发奖金，不惜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有的单位发的奖金，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规定，超过了企业或个人应得的报酬。这种滥发奖金的做法，不是多劳多得，而是少劳多得，甚至是不劳而得，根本谈不上什么按劳分配，恰恰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嘲弄和破坏。
至于“向钱看”，同按劳分配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是为社会，也是为自己劳动。劳动者积极生产，为国家、为集体多做贡献，从而也按照付出的劳动得到应有的报酬。劳动者个人的收入，只要是正常的劳动所得，即便是高出平均水平比较多，也是正当的、允许的。为了个人增加收入而积极劳动，应当鼓励、支持，决不能说是什么“向钱看”。至于在评奖、调资等等工作中产生一些问题，原因比较复杂，更不能随便给人扣上什么“向钱看”的帽子。只有那些搞邪门歪道，为了弄钱而不择手段、不守法纪、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才应该受到批评和反对。还应当看到：我们的人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现行的工资制度、奖励制度还不完善，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因此，要克服一部分人中间滋长的“向钱看”的倾向，既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要逐步改革和完善工资、奖励等各项制度，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按劳分配的原则能够真正得到贯彻实行。
总之，把实行按劳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罪于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极端错误的。当前的问题不是按劳分配原则不应该贯彻实行，而是一些地方、一些单位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很好的贯彻实行这一原则。有的歪曲、破坏它，有的还在顽固地抵制它。在许多地方，平均主义思想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仍然障碍着按劳分配的实行。对农村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有些人至今思想抵触，顶着不干；对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有的人还看做是“修正主义”；在奖金问题上，不少单位实行的仍然是人人有份、个个均等。其结果，不是鼓励多劳，而是鼓励少劳；不是鼓励先进，而是鼓励落后；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挫伤，生产的发展遭到阻碍。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靠平均主义不可能共同富裕，只能共同贫穷。这个道理，经过多年的教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深切地懂得了。但是，也还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至今还不大懂得。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要向那些直到现在仍然对这一原则采取错误态度的同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懂得：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不坚持按劳分配，对按劳分配原则怀疑、动摇甚至反对，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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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献身精神
李文海
七十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一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运动中，不少革命党人，为了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置生死安危于不顾，摈功名利禄于度外，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对于今天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仍然是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者孙中山曾经回忆说：“我们从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难保，并且还有抄家灭族的危险。我们从前有那样的大危险，还能够去革命，那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我们富于牺牲的精神。”（《孙中山选集》，下卷，465页）孙中山本人就是一个蔑视一切困难和危险，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奉献给了革命的伟大人物。他穷毕生之力，“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同上书，上卷，104页）。
当时有许多革命者，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乐于选择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吴玉章：《辛亥革命》）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陶成章，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主要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为了联络会党，他腰束麻绳，足穿芒鞋，风尘仆仆地往返各地。他曾四次途经杭州，与他的家乡会稽只一江之隔，但都过门而不入。一次将近除夕，有人劝他回家度岁，他说：“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即不能出矣！”又说：“既已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见《篁溪文存》）对于所谓的“功名富贵”，许多人更是视若浮云。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时期，有不少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曾是留日学生。清政府为了拉拢知识分子，在废除科举后，曾规定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给以举人、进士等出身，并从中挑选一些人直接授予官职。做官还是革命？事实表明，不少人宁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作专制统治的叛逆，也不肯为了个人的荣华而去当反动政府的帮凶和奴才。所以陈天华在《警世钟》里说：“留学生若是贪图利益，明明翰林进士的出身不要，倒要做断头的事，没有这样蠢了。”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牺牲的李德山，临刑前曾厉声指斥政府的监斩官说：“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我岂不能致富贵者，特不能如汝辈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耳！”（见《武昌革命真史》）徐锡麟为着掩护革命活动，通过各种关系谋得了安徽省警察会办的官职。他并不因贪恋权位而稍变革命初衷，毅然组织安庆起义。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那一天早晨，他召集巡警学校的学生演讲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要不忘救国二字”。（见《浙案纪略》）后来事败被捕，徐锡麟惨遭杀害。就义前，他神态自若，对人说：“功名富贵，非所乐意，今日得此，死亦无憾。”（见《革命先烈传记》）
在民主革命运动中悲壮牺牲的女革命家秋瑾，生前曾写信给友人，说：“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同上书）后来，她果然实践了自己的约言。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以接受艰巨任务为光荣，以亲临险地为夙愿，一种慷慨蓬勃的朝气，弥漫于革命队伍之间。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曾讲到，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拚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刘道一、宁调元、杨卓霖等，就是闻讯后自动从日本返国，奔赴武装斗争的第一线，最后壮烈地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下的。
黄花岗起义时，活动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吴、楚、闽、粤、滇、桂、洛、蜀、越、皖、赣十一省之才士乐赴国难，无所图利者，相继来集。”（见《赵伯先事略》）战斗打响前，大家争着参加“选锋队”（敢死队），“其一种为主义而革命之热烈，实不知利害死生为何事也。”例如，朱执信本来有别的任务，起义爆发时刚刚赶到，他不顾旁人的劝阻，立即裁去长衫的下半截，参加了进攻督署的战斗，虽然“胸腿受伤，血透衣外”，仍然奋勇争先。林觉民在起义前，就给他妻子写了一封感情深挚的绝命书。在和别人的谈话中，他预计到此举“身必死”，但深信“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起义失败后，他不幸被执。面对着敌人的刑讯，他“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各国情事”，并要纸笔写了一篇坚贞不屈的自供状，“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若不复忍书者。”“又在堂上演说，至时局悲处，捶胸顿足。”（见《武昌革命真史》）最后从容就义。
象林觉民这样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刑讯下，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有一批这样的英雄。这里，我们只能举几个例。1900年惠州起义中被捕的兴中会会员史坚如，年才21岁，清朝官吏先是诱以“甘言美词，相待极优礼，欲以言餂得情实，因罗织成大狱”，但他毫不为所动。于是，反动派露出了凶恶面目，“以威力相胁怵”。史坚如“备受刑杖，惨酷无人理，始终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见《史坚如事略》）政府一无所获，最后把这位年青的革命家杀害了。1906年6月，萍浏醴起义前夕，清政府抓获了湖南革命党人禹之谟。官吏反复审讯，之谟“慷慨辩论，问官辞屈”。于是“更酷刑十余日以取供”，刑罚有跪铁链，压杠子，荆条鞭背，用大椒末熏口鼻，用香火灼肉，用绳吊大手指及大脚指悬于空中，等等，残酷野蛮，惨无人道。禹之谟被刑后，昏死多次，始终不屈。最后被绞杀在湖南靖州东门外。“就义之先，犹手书绝命词，虽拇指已断，字迹仍端好如恒。”（见《禹之谟就义记》）1908年领导安庆马炮营起义的同盟会会员熊成基，事败后亡走日本。次年，他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押解途中，他向围观的群众陈辞说：“诸君珍重，我死犹生，吾愿以一腔热血，灌自由之花。”“今生已矣，我愿继我而起者，大有人也。”（见《熊成基谋杀载洵始末记》）当反动当局审问他组织安庆起义的情况时，他昂然说：“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社会上亦不无小受影响也。”“尔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死愈多而已。”“总之，我心坚定，百折不回。”（见《熊成基供词》）临刑时，他还高声宣布革命宗旨，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列宁直截了当地认为：“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见《第二国际的破产》）我们所以要对他们抱至深的敬意，我想，除了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值得称道的业绩，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外，他们那种崇高的可贵的献身精神，也应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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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亥革命史丛刊》创刊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辑的《辛亥革命史丛刊》最近正式创刊，第一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一种不定期的专题性学术研究集刊，每年出二至三辑，它是在史学界和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教学工作者的要求和支持下创办的，主要刊载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文、考订、史料、图片、年谱、回忆录、译文、书评等（包括一些外籍学者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资料和论文）。第一辑中收入了有关辛亥革命、孙中山和黄兴关系、宋教仁、四川保路运动、亚洲和亲会等专题论文；秋瑾生平的考订；1894年孙中山谒见直隶总督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三件；《龙华会章程》的考释；1911—1914年间胡绍之等的亲笔信十三封，反映了武昌起义后的一些社会政治情况。此外还有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号义痴）于1934年撰写的自传体手稿《义痴六十自述》，记载自1873年出生至1934年间主要经历，本文系初次发表；日本学者近藤秀树所编的《宫崎滔天年谱稿》，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和孙中山、黄兴等关系十分密切、真诚地援助中国革命的传奇性人物宫崎滔天的主要经历和活动。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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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过激政策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1981年第一期《复旦学报》发表严修的《实行过激政策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一文。文章说，太平天国这场伟大而壮烈的农民战争结局所以未能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高度，有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组织上的、思想上的原因，就政治方面来分析，实行过激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文章说，太平天国的过激政策，首先表现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没有突出斗争的主要目标，而是四面出击，使自己陷于孤立。其次表现在视知识分子为异己，认传统文化为“妖书”，对知识分子实行排挤与打击的政策。侮辱孔子，残毁学宫、图书，破坏历史文物，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合作。再次，洪秀全借军事力量强行推广上帝教，摧毁中国原有的宗教信仰，屠杀僧道，焚烧寺庙，实行了一种令人畏惧和反感的政策，使自己陷入困难境地。加上太平军在军中，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却允许诸王放肆纵欲，造成上下对立，离心离德，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文章指出，过激政策的形成根源于农民的狭隘、保守和落后，以及洪秀全脱离实际的空想与狂热。大错一经铸成，起义的农民自身无法克服。太平天国在历史舞台上的威武雄壮的演出，不久就黯然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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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李秀成伪降新证
1981年3月2日《广西日报》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一文，提出了作者数十年来所持的李秀成伪降说的新证。文章根据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提供的一条重要的口碑材料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经罗尔纲先生的考证，材料的来源不是一般的传说，而是曾国藩家人自己说的口碑，是可信的，是一条证明李秀成学三国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
文章作者指出，世有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的传说。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经谈到这个传说。1944年，前广西通志馆就是要追寻这个传说而去湘乡曾家抄录《李秀成自述原稿》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看到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卷末被撕毁的情况，也认为曾国藩不肯把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多年来，历史工作者都在追寻着它的根源。
作者认为，俞大缜教授写的这篇口碑是十分负责的，十分严肃的。她是一位英国文学教授，不是历史研究的工作者，所以当1946年初，探望母亲曾广珊，在听到母亲和家人的闲谈中，说到天王府和李秀成等故事时，她没有留意。在那天闲谈之后，她母亲又亲口对她说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的话，她也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没有向她母亲追问。到了五十年代初，她看了作者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知道曾国藩把《李秀成自述》最后部分毁掉，记起她母亲曾广珊对她所讲的话，才认识到那句话的重要性，而顿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蜀汉的姜维。那时候，史学界对李秀成究竟是真降还是伪降还不曾作为一个问题讨论，所以她也还没有表示。到1964年秋至1965年春夏间，全国报刊展开李秀成问题的讨论，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她感到有责任把这口碑提出来了。于是她写信告诉周恩来总理。这说明了俞教授的正义感，说明了她对人民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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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基础结构的研究和改善
钱家骏 毛立本
基础结构是国外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我国在研究经济结构时，也曾涉及基础结构的许多问题，但尚未明确地把基础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所谓基础结构，指的是向社会上所有商品生产部门提供基本服务的那些部门。由于它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缺少了它，各行各业的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所以称它为基础结构。
基础结构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专指具有有形资产的部门，即运输、动力、通讯、供水等部门。广义的则不但包括这些部门，而且包括教育、科研、卫生等部门。后一类部门的“产品”是无形的，表现为全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管理技能与经验、科技水平等等。
一般说来，基础结构各部门具有四个共同特点。
一、基础结构部门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基础。现代的生产、交换、流通，离不开水、电、运输、通讯。建立一个工业区，首先要水、电、运输、通讯“四通”。运输、通讯又是商品生产发展和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教育普及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发展快慢、水平高低，更具有重大作用。
二、基础结构部门的建设，一般周期比较长。教育、科研、卫生部门虽然可以较快地建立，但人才的成长，科技的跃进，需要的时间更长。
三、这些部门对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但在商品生产中很难准确地测算出其贡献的份额。因此，人们对它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重视不够。
四、这些部门必须动用国内资源来建设，而不能靠进口“制成品”来满足需求。
由于基础结构各部门具有这些共同特点，各国在研究经济结构时就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把基础结构的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来研究。
从历史上看，各国各个地区的工业都是伴随着交通、动力等基础结构部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美国、西德、日本经济的发展，都与重视教育、科研密切相关。长期培养出的大量科技人才是他们发展经济的雄厚基础。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基础结构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扩大了投资。尽管效果各不相同，但它反映了一个普遍重视基础结构的趋势。
我国在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比较重视各经济部门的综合平衡，交通、电力等基础结构部门的建设进度是比较快的，是基本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的。但是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由于片面突出重工业、特别是提出“以钢为纲”以后，就出现了电力、运输紧张的问题。六十年代调整时期，由于大力压缩了基本建设，虽然电力、运输增长也有所下降，但紧张情况有所缓和。经过十年动乱，不但电力、运输，而且其他各项基础结构部门也都遭到了破坏，造成了与其他经济部门严重比例失调的局面。为此急需把基础结构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排，使之与其他经济部门协调发展。
我们认为：一、国家综合经济的部门和经济研究机构要研究基础结构部门和直接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研究发展基础结构的正确方针，为计划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
二、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强基础结构部门的建设。在目前调整国民经济阶段，首先加强运输、电力、供水等突出薄弱环节，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在长远规划中，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基础结构的作用，进行综合平衡。对于建设周期长的部门要提早安排。要结合生产力布局的长期设想，考虑运输网、电网、通讯网和供水系统的建设规划。
三、在管理体制上，要根据基础结构为整个社会服务的特点，推行适当集中统一的管理。对于各类运输部门、各类通讯部门、各类动力部门以及各类水源开发利用，都应明确主管单位，进行协调，防止顾此失彼、分工而不协作的毛病。对于各基础结构部门，也要有负责协调管理的单位。
四、解决教育、科研落后问题，需要作出长期规划，有步骤地进行。除国家兴办有关事业外，要调动地方、企业、集体、个人办教育、搞科研的积极性。多方协力，长期坚持，才能收到切实成效。
（摘自《经济管理》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