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
——怀念黄花岗烈士饶国梁之妹饶国模同志
钱之光 童小鹏 刘昂 牟爱牧
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单中的饶国梁,不禁使我们怀念起他的妹妹、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老友饶国模同志。她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她在我党艰难困苦的年代里,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她不顾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危险,掩护和帮助我们地下党的同志。饶国模同志的高风亮节,对我党和同志们的深情厚谊,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深明大义的新女性
饶国模同志1895年出生于四川大足县。她的童年时代,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清朝政府极端腐败无能,国家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这使她育孕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朦胧地认识到国家应当改造,中华民族必须复兴。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3月29日)广州起义,她的二哥饶国梁壮烈牺牲,埋骨黄花岗上,使她的这种思想更加强烈。但在那“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社会里,一个16岁的弱女子,能有什么作为呢?她只能收集烈士的遗诗遗文,以烈士的壮志雄图激励自己。不久,她毅然走出封建家庭,到成都进入创办不久的益州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新思想,新文化。
民国初年,她出嫁到铜梁县刘家。因为家庭纠纷,她和丈夫刘国华分居,自己带着三个子女去当小学教员,坚强地独立生活。二十年代末期,她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想自己兴办一些事业。这时恰巧四川军阀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出卖重庆郊区的荒地,供人垦荒。饶国模购买了二百多亩荒坡地,创办“大有农场”。这里都是风化了的红色岩石红壤,因此地名叫“红岩嘴”。她雇人修水坝,开陂塘,延聘农艺技师种植优良品种的桃、李、柚子、葡萄。由于她的辛苦经营,农场渐见成效。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挑起淞沪战争,又向华北咄咄进逼。她对国事忧心忡忡。她从农场拿出了一笔资金捐献给东北义勇军,表现了她的爱国热忱。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军队一溃千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成了鲜明的对照。关心国事的饶国模,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她由衷地爱戴党,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当时她是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曾捐款支援前方将士,后来的捐款都给了八路军。1938年前后,她的三个子女都在四川秘密参加了共产党。起先她并不知道,当她发现儿女都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十分欢悦的心情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并利用她和重庆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关系,掩护子女进行秘密活动。后来又让女儿去延安。抗战以后虽然国共合作了,国民党特务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仍是有增无已。一个拥有殷实资产的中年妇女,能这样高瞻远瞩、深明大义,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支持子女献身革命事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热心支持我党建设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0月,武汉危急,党派出周怡同志到重庆组织八路军通讯处,为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打好基础。武汉失守后,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人员分别由宜昌、长沙、桂林辗转来到重庆。八路军通讯处虽在棉花街、机房街租到两处房子,但房间很少。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同志到重庆后,把通讯处扩大为办事处,内部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人员增加,住房十分拥挤。早在武汉沦陷前,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蜂拥到重庆抢占抢购房子,加上工厂学校内迁,房荒非常严重。日本飞机又经常轰炸(我新华日报社已被炸),在城内办公很不安全。经组织决定,要立即设法在重庆郊区寻找地皮建房,把办事处迁到郊区。当时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同志知道饶国模在化龙桥红岩嘴有一片土地,她是一个开明人士,儿女又都是共产党员,就通过她的儿子刘参化、刘圣化同她商量在红岩建造办事处,她同意了。办事处即派周怡同志出面正式和她洽谈,她不仅慨然惠诺,而且立即划出房屋基地,帮助设计,并且亲自四出奔走,利用她的社会关系购买砖、瓦、木、石,雇用木匠、瓦匠,由她代垫建筑费用,很快就动工修建。她还先把一栋瓦房和一栋草房让给办事处的同志住。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机房街的办事处被炸毁,棉花街的宿舍被烧,只得连夜把全部人员搬至红岩。饶国模全力支援,她住的小楼除了二楼留几间房自用外,一、三楼的全部和其他两栋平房都让给了我们,并给我们烧水做饭。当我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而满腔仇恨的时刻,得到饶国模一家的热情关怀,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温暖,衷心地感谢他们。
在红岩住下以后,各单位都很快地恢复了紧张的工作。为了使办公楼早日盖好,由钱之光处长带头,全体人员以延安挖窑洞的精神,积极参加劳动,或到嘉陵江边抬木头、扛竹竿,或挖泥巴、夯土墙,一边劳动一边高唱抗战歌曲。工人同志也为共产党、八路军的精神所感动,干劲倍增,不到半年,就在红岩的山坡上矗立起一幢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这就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在八年抗战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统战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司令部。
楼房建成以后,我们把建筑费三千元给饶国模送去。她拒绝接受,情意深长地说,这是我对共产党的支持,这笔钱不能收。第二次送去,仍坚决不收。我们不得不第三次送去,并对她说,这笔钱你收下来,我们签订一个合同,写明租地以三年为期,有公开、合法的租赁关系,特务要找你的麻烦,你就好说话了。经过耐心劝说,她才勉强收下。实际上我们在红岩住了八年,她一分租金也没有收过。
由于工作的开展,不仅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增加了,而且要开办党的干部训练班;来往于延安和南方各省的干部也需要在办事处住宿或学习,就需要办招待所;同志们结婚生了孩子,外来干部带来了孩子,为了母亲们能坚持工作,就需要托儿所(母亲轮流值班);干部生了慢性病,住医院太费钱,需要疗养所……。这些,都由饶国模给我们做了妥善安排,她不仅把红岩的全部房屋给我们无价使用,连距离红岩二十多里的高峰寺果园的房子,也给我们当疗养所(一部分给了新华日报做印刷厂),使几个患肺病的同志得到很好的休养。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喜欢打球,她就把场院给我们做球场。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办事处同志要求自己种菜,她又拨给我们菜地。在那几年里,只要我们提出要求,饶国模无一不是欣然应允。她对待我们比至亲好友还要亲。逢年过节,总要请同志们到她家里做客。水果熟了,第一批是送给托儿所的小朋友们尝新,以后又送给我们大家。1939年,黄文杰同志患副伤寒,因躲空袭进防空洞受凉,不幸逝世。周恩来同志的副官吴志坚同志因枪失火不幸牺牲,哪里去埋葬呢?饶国模知道后,就在小龙坎福元寺拨出一块地作为墓地。后来周恩来同志的父亲、邓大姐的母亲,以后李少石、边爱莲、饶友瑚(饶国模的侄女、共产党员)等十二位同志和两个小孩都埋葬在那里(1958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已将全部遗体火化,骨灰深葬,墓地已作公用)。办事处的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说:“刘太太(同志们对她的亲切称呼)比我们的亲人还要亲,对我们的生老病死样样都管得非常周到啊!”我们在重庆这个龙潭虎穴里,处处得到她的热情关怀、支持和帮助。
最使我们感激的是红岩造起第二座楼房的事情。1945年办事处人员增加,包括过往的同志,最多时达到近二百人,住的地方很挤,吃饭都在草棚里。我们同饶国模商量,再建造一座楼房,楼下做礼堂兼饭厅,楼上做宿舍。她一口答应,热心帮助,加上我们大家参加劳动,这座楼很快就建成了。正好毛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个礼堂第一次使用,举行了欢迎毛主席的文艺晚会。喜悦之情不可言喻。没有饶国模的帮助,怎能有这样的好地方来欢迎毛主席呢?
办事处在红岩的八年中,我们和饶国模真是亲密无间,情同一家,彼此的革命情谊很难用笔墨来形容。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后,曾在红岩邀请饶国模共进午餐,表示对她的感谢。1946年5、6月间,同志们离开重庆到南京时,都对她依依惜别。董老在临行前曾写下《题赠饶国模女士一绝志谢》的七言绝句,嘉许她在困难时期对我们党的巨大支持和盛情帮助:“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诗后附有题跋:“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铜梁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其间,忽忽八年矣。当胜利还都,赠一绝志谢。”
董老的心情,就是我们办事处每一个同志的心情。
不顾危险支援我党事业
饶国模同志对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同志非常敬仰,喜欢听他们讲解时事,分析形势。她说,每次听到他们的谈话,都有“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疯狂搜捕地下党员、迫害进步人士。南方局把一些被特务注意的同志和朋友疏散到香港、桂林,有的去延安。当时办事处和延安的交通被阻断,我们的经费有困难。饶国模慷慨解囊相助,有时她手头不便,便向亲友借贷。当时钞票不值钱,要用麻袋来装,她带着儿子从市区背到红岩交给我们,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
她象同志一样地关怀我们的地下党员。西南地下党的同志来联系工作,有时不便直接进入办事处,就以她的亲友为掩护,先到她家里,由她传递消息。从华蓥山秘密来重庆的同志,扮作农场工人住在她的工房里,她不仅给予掩护,供给食宿,还常常帮助解决盘费。1940年陈波儿等六个同志住在她家里,国民党特务以查户口为名来无理纠缠。饶国模一面和特务说理,一面派人向办事处报告。经钱之光同志出面说明她们是我们的人员,是在这里等候车子到延安的,特务才不敢再无理取闹。饶国模千方百计掩护我们的同志,特务自然注意了她,但她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这反映了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对党的无限信赖。
1946年6月,办事处已离开重庆迁往南京,从南京派了胡南同志回重庆做地下工作,同样得到了饶国模的帮助。后来胡南被特务逮捕,英勇牺牲在渣滓洞,饶国模并未因此而畏缩。
1947年3月,我们驻重庆的人员被迫撤回延安,这时饶国模已年过半百,处境更加艰险,但对我们的同志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一本初衷地支持我们党的工作。一些地下党的同志不幸被捕,饶国模不顾自己的安危,拿出她的一些金条,做为费用,帮助党多方营救。1948年,重庆地下党负责同志因经费困难去找她,当时她也很困难,但毫不推辞,立即解下挂在胸前的金项链,拿出仅有的一些钞票交给了党。有两个地下党员在重庆不能立足,找她帮助,她给介绍到铜梁当教员。
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惨败,国统区特务异常猖狂,镇压罢工,镇压学生运动,特别是重庆,中美合作所一批一批地屠杀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重庆的党组织处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最为可贵的是,饶国模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参加共产党。从她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来说,她不愧为一个共产党人。由于当时地下党联系的困难和介绍人被捕牺牲,她的宏愿没有实现,但她仍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奋不顾身。重庆解放前夕,特务曾经扬言说:“刘老太太是把大红伞,包庇共产党,非把她抓起来不可。”她听到风声,就逃出重庆,在铜梁、大足这里呆几天,那里呆几天,避一避风头。后来她又秘密回到重庆,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重庆解放后,她参加了解放军和地下党胜利会师的大会。她和我们同志一样,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无限兴奋和自豪。建国初期,她就把红岩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1950年,周总理邀请她到北京来,特地在西华厅设宴招待她,曾在红岩工作的许多同志欢聚一堂,都一再感谢她的帮助。党和政府也给她很高的荣誉,她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第二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0年她患了病,在医院里仍然关心国事。当年6月14日,她不幸逝世,终年65岁。全国政协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都送了花圈。饶国模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在我党困难之中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做了大量工作,对革命是有功绩的。去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把她的骨灰埋葬在红岩,立上墓碑,许涤新同志题上“饶国模同志之墓”几个大字,表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在革命困难时期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的永久纪念,也让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知道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建设过程中,有饶国模的一份功劳,从而学习她的可贵的革命品质,让她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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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彭雪枫同志二三事
——摘自一位老战士的笔记
资料整理者郭文杰同志的来信编辑同志:
我在核实《中国民兵》史料工作中,在确山档案馆里偶尔发现一份零碎资料,有些篇页已经霉烂,字迹模糊。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同志写的回忆录,笔者的姓名不详,笔录的时间不明,内容全是记载彭雪枫同志生前的一些事。看后颇受感动。我将其中能看清的部分,认真地抄录下来,有些部分又查阅了有关史料加以核实,整理出这份材料。
材料整理出来以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这位老同志是谁?他在哪里?我曾多次向档案馆的同志打听,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又向熟悉当时情况的老首长打听,并把稿子呈给他们看过。他们说,文中记的一些事有的也听说过,是属实的,至于笔者是谁,无法猜测。无奈,我只好以“一位老战士的笔记”为题寄给您。
河南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 郭文杰
一位老战士的笔记
和彭雪枫师长初识于1939年冬,逾年以工作关系,常相过从,五年间亲承教益为时甚多,故于其言行,或得之于亲炙,或闻之于传诵,虽属琐屑遗事,确有卓越过人之处,堪为后人楷模、闻风兴起向其学习的地方。
相处五年间,每于夜半,过其住室,则必灯火荧荧,雪枫师长总是展卷阅读于灯下。虽在军事倥偬极端繁忙之时,从未少辍。如此勤于学习,持久不懈,诚为人所难及。
凡在四师的同志对他都有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儒将。这个印象,不仅概括了他十年内战中——“首登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民族解放战争中——“在豫东燃起抗日烽火,在淮北粉碎敌人扫荡”的克敌勇气和军事才能,同时也概括了他在我军政治工作上的成熟和多智。同志们都喜欢听他讲话,喜欢读他写的文章,都说他的讲话听着“过瘾”,他的文章读着“有味”,“说也说得透彻,骂也骂得痛快”。他出身贫寒,早年投军,没进过什么高等学府。他之所以会写会讲,完全是在党的教育下刻苦好学得来的。他的学习精神一直为四师干部、战士所赞颂。
在豫皖苏反顽斗争结束后,1941年×月,部队进驻洪泽湖休整训练,司令部设在一个名叫半城的古镇上。由于频繁的战斗,读书机会甚少,他想趁此机会好好读读书。在半城镇东首的一所旧庙里,同志们为他布置了一个简陋的“书房”。庙虽破旧,倒还安静,庙的东窗近临洪泽湖,凭窗眺望,碧波万顷,霞光满湖,除暮鼓晨钟外,别无干扰。就在这里,他勤奋攻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列宁选集》以及《孙吴兵法》等古今中外的政治、军事经典著作。读至深夜,实在困倦了,就伏案朦胧一下,警卫员为他轻轻披衣时,惊醒了他,他伸展伸展双臂,又继续读下去。同志们关心他的身体,多次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着说:“比起‘头悬梁、锥刺股’,我算什么苦读?我不抓紧时间读点书,就会输给工作的。”
他读书力求弄懂,一本书他总要反复读好几遍,不看懂不放手。《论持久战》一书,他读过数十遍,书中的签记、眉批有红有蓝,满书皆是。他还喜欢给别人谈自己读书的感受和见解,行军时谈,宿营时谈,兴之所至,往往谈到深夜。遇见不懂的地方总喜欢逢人就问。他还习惯于边读边写,在继“游击战术”之后,他又写出了“战略战术”的讲授提纲,作为抗大四分校的讲课教材,对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他在诱导四师同志们读书时曾说过:
“一个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了,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知识,正象一个外科医生不知内症,他决不是一个好医生一样。”所以,他不仅读政治书、军事书,还爱看报刊杂志、文艺小说以及县志、药书等,为了弄清某些问题,他还把《金刚经》找来读过。当时他还有许多书友,经常在一起阅读聚谈,探讨一些疑难问题。当时边区联合中学有一个小同学叫宋琼,一直和他保持着读书讨论的通信联系,他工作再忙,也是有信必复,而且大多都是自己亲手写信,很少让人代笔。
……他总是不断教导四师的同志要爱民如手足,他常说:“俗话说得好,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革命军队如若不爱护老百姓,不知人民的疾苦,就将得不到人民的拥护。离开老百姓的军队就会象鱼离开了水一样,非涸死不可。”因而,谁要违犯了群众纪律,都会遭到他严厉的批评。
1943年4月,淮北抗日根据地盱、嘉地区小麦泛金,丰收在望。这时,日寇倾巢出动,疯狂“扫荡”,妄图抢劫粮食。当时正在该区视察武装保卫夏收工作的彭雪枫师长立即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并亲自带领部队和民兵在紫阳山西边的一个山头上与敌人展开了战斗。当时大家为了首长的安全,几次劝他转移到河北岸安全地带去,他总是笑而不答,从容地指挥战斗。直到月色西斜,敌人完全被击退后,他才和群众一起离去。雪枫师长和群众一起保卫夏收的佳话,当地群众至今还津津乐道。
1943年7、8月间,淮河暴涨,大柳港河堤发生了严重危险,他亲自率领军民
冒雨与洪水展开搏斗。虽然他身上曾多处负伤,平素又有严重的胃病,但他一直泥一腿、水一身,坚持数日,直到洪水落退,险情排除。这件事,淮河两岸人民一直铭记在心。
1941年,为庆祝抗大四分校成立,专门组织了一个文娱晚会。附近群众闻讯,成群结队而来。见此情形,他立即下达命令,叫部队让出中间的位置,欢迎群众进场看戏。
每次部队出发前检查工作或战斗归来,他总是先到房东家和周围邻居家问好。不仅自己如此,还不断教育全师同志都这样做,他常说:“我们如果与群众失去联系,一切工作就没有了根子。”在雪枫师长的言传身教下,全师干部、战士遵纪爱民,蔚然成风。在过春节时,老百姓门上有一副对联:“过境我军情不厌,到家同志话偏长”,表达了四师和当地人民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四师的群众关系,使淮北人民久久不能忘怀,而以身作则、爱民如手足的雪枫师长更是为人民所敬仰。1944年他牺牲的时候,许多老人远自百里以外,赶来吊祭。有一个老人,因为自己卧病不能下床,就叫自己七岁的儿子买了一炷香,连夜送到灵前祭悼。当时守灵的同志见此情形,莫不啼泣有声。有一些战士当时因为得不到雪枫师长的确实消息,惧怕噩耗,怀念不置,常常从梦中哭泣而醒。
由于长期艰苦战斗,生活衣食失调,雪枫师长患着严重的胃病,同志们常劝他改善伙食,他总不肯。尽管到1942年以后,边区生活供应有所改善,但他依旧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直到陈毅军长到淮北视察工作指令他改善点伙食时,他才遵照执行。其实,只不过是把馍馍切成片,过过油,稍微适应点胃的消化能力,菜依然还是打大锅的。
雪枫师长与大家同甘苦的事,不胜枚举。记得有一年冬天,气候特别寒冷,后勤部门见他由于胃病的折磨,身体很虚弱,就为他做了一件棉大衣,他一见大衣即问:“各部队的棉大衣都发过了吗?”来人吞吞吐吐,未作明确回答。他立即看出了问题,对来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将新大衣退给后勤部门。
某处有一个连长见炊事班做的馍掺了许多糠稗谷壳,就与炊事员争吵起来,并拿起馍去见彭师长。彭师长笑着看了看篮里的馍,又望望在场的同志们,没有说话,随即拿起一个谷糠馍,从大锅里盛了一碗野菜汤,坐下大口吃起来。那连长见此情景,即刻拿起馍篮走了。
当时在四师指战员中曾流传着一段佳话。他原来的行装很简单,只有一条被子,一条毯子,一条被单和随身衣服。那条被子还是1937年在临汾时别人送给他的,用了几年,已经破旧不堪,补了几大块补钉。1941年他结婚的时候,供给部的同志们想在大喜的日子里给他换换被面,但遭到了他的拒绝。过春节时,同志们去给他拜年,摸着他被子上的补钉,个个深受感动,都提议让他换一床,他只是一笑而过,不让换。后来被子又破了,他爱人拿起针线,蹙眉摇头,说是实在不好再补了,他却笑着说:“淡饭充饥、粗衣挡寒嘛!”说着就接过爱人手里的针线,自己缝补起来,他爱人笑着摇了摇头,又找来一根针从另一头缝起来。就这样,缝了烂,烂了再缝,直到他牺牲时,陈列在灵堂前的还是那床补钉摞补钉的破被子。
雪枫师长克己奉公,一丝不苟,一贯如此。据说有一年夏天,他爱人前来看他,住了两天后要回去参加会议,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皖东北地区,多黄土丘陵,道路坎坷泥泞,非常难走,同志们商量着把雪枫师长的乘马拉了出来,要送她回去。雪枫师长一见,严肃地批评说:“一个负责人用乘马送爱人,有这样的规定吗?让指战员们看到会有什么影响?”随即令警卫员把马牵了回去。他又转身指着门外的大雨问爱人:“怎么?枪林弹雨还不怕哩,还能怕它吗?”他爱人一甩头发倔强地笑了笑说:“谁说我怕啦!”说着一抹赤脚跑进了雨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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