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关心儿童文学和儿童戏剧的发展
  ——从茅盾等同志的建议谈起
  叶君健
  一、儿童剧院和儿童戏剧
为了儿童艺术剧院上演场所的事,《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一些戏剧家和儿童文学家的呼吁,看来有可能解决了。茅盾等五位同志的文章中说:“现在,儿童剧场的问题,对于儿童教育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来说,应该算得上火烧眉毛的事了。”“其实,孩子们看不到戏,儿童戏剧工作者没有演出的场所,又何止是北京一地呢?”这几句话概括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和急迫。实际上,这不止是一两个城市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儿童文学艺术的问题。
儿童剧院在戏剧史上相对地讲,可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虽然现在已经不新了。它是十月革命后的产物。无产阶级领导的苏联政府,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成长,特别创立了儿童剧院。除了供儿童看戏外,它也给儿童戏剧工作者提供演出实验的场所,以便不断提高儿童剧的艺术水平。后来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儿童剧院和青年剧院这类的演出场所。我国解放后也建立了儿童艺术剧院。但是,儿童剧却只能在儿童剧院上演。这种“分工”一走向这个极端,儿童剧的演出就反而受到限制了。
试想,偌大一个北京,只有一个儿童剧场,而北京的儿童却有二百万,即使新的儿童剧场立刻建筑起来,恐怕也只能是救燃眉之急,还不能全面解决儿童看戏的问题。因为儿童剧团只有一个,儿童剧场也只能有一个,儿童戏剧的创作也相对地不是那么容易繁荣起来,儿童戏剧的艺术水平的提高,显而易见,也不会是那么快。这只是就首都北京情况而言。至于外地,有许多大城市既没有专门的儿童剧场,也没有儿童剧团,在广大的农村就更是空白了。不用说,这是当前的现实。但现在中国的儿童有两亿多,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现实。
最近文化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艺术工作的意见》,还成立了少年儿童艺术委员会。这是一件大事,说明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这在目前还只不过是一个号召,具体还有待于下一步的实际措施。从这一点开始,我还希望对于“儿童文学”这一词的理解,不妨把意义更扩大一点。儿童剧是整个儿童文学的一部分,正如我们不能把儿童文学局限于一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圈子里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儿童剧仅仅局限于“儿童剧院”这个框子里。
茅盾等五位同志在他们的呼吁中建议将一些质量相当高的机关礼堂向孩子们开放,这是目前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我希望这个办法不只在北京实行,而能推广到全国,时间上不只是“一年半载”,而应永远坚持下去,成为一种风气,一种制度。
二、“成年人”剧场为什么不能演儿童戏?
当今世界上,专设有儿童剧院的国家并不多。但现在许多现代化的国家里,儿童文学却非常繁荣,儿童剧作的数量也是很大,每年上演的剧目也很多,观剧的儿童人次每天也是成千上万。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观剧呢?在成年人的剧院里。去年秋天,我应邀去挪威的奥斯陆大学讲学,遇见了挪威当代著名的童话作家和儿童剧作家托尔边·埃格纳。回国后我把他写的一部三幕儿童剧《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译成了中文(已在《外国戏剧》今年第一期上发表)。为此他给我寄了一批有关此剧演出的材料,其中有关于它最近几年在世界各地上演的一个统计表。我现在从中摘出几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这个剧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国立剧院”上演了300次,在“国家剧场”上演了157次;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新大剧院”(最大的成年人剧场)上演了67次;在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剧场”上演了220次;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歌剧院”和“皇家剧院”分别上演了35次和50次;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国家剧场”上演了118次;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国家剧场“坦达里加”也上演了(次数不详);在日本东京的“牧马剧场”、“涩谷剧场”和“四季剧场”也上演了共81次。上述这些剧院都是威望很高的成年人剧院。由于它们向儿童剧开放,优秀的儿童剧剧目就得以大量上演,影响不仅在儿童中间扩大,也在成年人——即儿童的父母——中间扩大开来。儿童剧本因之也多起来,优秀的儿童作家、儿童剧作家、儿童剧团、导演和演员也不断地增多起来,整个儿童文学当然也会繁荣起来。
我想,这也正是我们期望所要做的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事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好。我们的“成年人”剧院是否能打破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束缚自己的框框,也为儿童剧开放呢?
三、儿童文学不是“下脚料”
谈到整个儿童文学的繁荣问题,我们的视野似乎也应从我们习惯中所理解的上述那种“分工”的框框扩展开来。我们虽然没有“成年人文学”这个名词,但“儿童文学”这个名词却深深地在人们心目中扎下了根,以区别于成年人文学。不错,儿童文学与成年人的文学有区别,因为它的读者对象很年轻,但这些读者是人类的花朵,人类未来的主人,他们逐渐也要变成成年人,负起社会的责任。一句话,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因而为他们所写的儿童文学,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文学事业的一部分。它不能只是儿童文学家所关心的事。但是,多年来我们无形中却把儿童文学从我们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分工”出来了。还有种看法把这个文学当成“下脚料”,认为它比成年人文学稍逊一筹,因而也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写儿童文学并不容易。世界许多伟大作家都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者鲁迅先生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意义深远的论述,他自己也翻译了不少世界儿童文学的名著,作为我们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借鉴。世界许多伟大的作家也是以同样态度对待儿童文学。他们不仅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自己也参加儿童文学的写作。俄国的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都写过儿童故事。普希金写的儿童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名篇。英国的小说家狄更斯写了《雾都孤儿》和《圣诞节颂歌》,吉卜林写了《丛林故事》,兰姆和他的姐姐根据莎士比亚剧本改写了《莎士比亚故事集》,都为人们所熟知。爱尔兰的诗人夏芝、比利时的剧作家梅特林克、法国的小说家法朗士和西班牙的诗人西曼尼斯也都写过不少儿童诗、儿童剧、儿童散文和故事。他们都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这些作品是他们整个作品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文学的一部分。
我们写成年人文学的作家腾出一点时间写儿童文学的人并不很普遍,这是否两种文学——成年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严格“分工”的结果呢?这个框框应该打破,特别是现在我们学龄儿童的数目是那么多、而儿童读物又是那么少的时候,是否可以这样说,为我们的儿童写点作品,是我们每个作者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为我国四化作出更多贡献——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除此以外,这也可以丰富我国整个当代文学的品种,提高我国文学的声誉。一个国家的文学,不管怎样有成就,如果缺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会使人感到美中不足和有缺陷的。
四、儿童文学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两、三年来,我因为参加一些国际作家会议,跑了好些国家,当然也接触到许多国家来的作家们,和他们交换过有关他们国家的文学的意见。我深深地感觉到,儿童文学在很多国家中都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以地处欧洲北部的丹麦、挪威和瑞典为例,那里的作家,包括人民,一谈起他们的文学,总以他们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儿童作品而感到自豪。丹麦人还特别为安徒生的一篇童话《海的女儿》的女主人公在首都哥本哈根港的入口处的海面上竖立了一个铜像,把她当作丹麦的象征。挪威人一谈到他们的当代的童话作家托尔边·埃格纳就眉飞色舞,认为他是他们国家的骄傲,他的作品被译成了四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流行,把挪威的声誉带到世界广大的青少年中去。瑞典的童话作家阿·林格伦在她的人民中也享有同样崇高的威望,她的作品也被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给世界无数的儿童带来了快乐(任溶溶同志已经译了她的好几本著作,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历史悠久,我们应该产生大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作家。我们确也产生了象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和严文井等那样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是,即使把目前还正在创作的、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包括在内,数目还是与我们国家的需要不相称。最近外文局的新世界出版社精选了一本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童话故事集,用英文出版,向世界发行,但内容一共也只不过二十来篇。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意义重大。我们应该还有更多的选集和个别作家的儿童文学专集,继续向世界介绍,参加世界儿童文学的行列。为此,我们还必须创造更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促使我们的整个儿童文学创作加速繁荣起来。
但是,儿童文学的繁荣,必须有写成年人文学的作家积极参加。是否可以这样希望:从1981年开始,所有的作家每年都腾出一点时间为儿童写些作品?这不仅可以增加儿童文学的产量,满足广大幼小读者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加强儿童文学创作的力量,促进儿童文学的质量和艺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儿童文学也得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目前儿童文学作品的刊物确也比以前多出了几种,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增加了一些,但是由于这种活动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一个队伍还不是很大的儿童文学作者中间,成就与实际的需要还有距离。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整个文艺界的重视和注意。
在许多工业比较先进的国家里,儿童文学是整个国家所关心的事。如英国,据我所知,象伦敦《泰晤士报》这样全国性的报纸和《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这样全国性的综合杂志,它们每个季度总要出一期儿童文学的专辑,字数从五万字到十万字不等。这种专辑不发表作品,而专载评论和书评,探讨、介绍过去一个季度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情况及其中所发现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要拨出这么大的篇幅来关心儿童文学呢?因为儿童文学除了是国家整个文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外,还牵涉到——而且这也是主要的——儿童教育与品德培养的问题。
五、应该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业
说儿童文学是一个国家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事业,这并不算夸大。在一些工业化、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中,情况就是如此。不仅全国性的报刊非常重视儿童文学,每年所出版的儿童书籍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装帧之美,书价之高,也颇惊人。尽管现在通货膨胀的速度很快,物价在不断高涨,书业日趋凋零,但儿童文学不仅仍在不断发展,而且还给世界提供了一些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这在上面已提到过了。至于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如日本,儿童文学也发展得很快,象“儿童文学研究会”这类的组织就有好几打,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也很大。日本所出版的儿童文学书籍,无论从印刷、装帧、插图、纸张方面讲,都是比一般成年人阅读的书籍精美。当然书价也很昂贵。但父母并不因为儿童文学书籍昂贵而不为他们的孩子购买儿童书籍。
我们有这样的体会:父母都有爱儿女之心,别的费用可以省,用在孩子身上的开支不能减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正因为父母都有爱儿女之心,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身心都能够健康地发展,将来长大成人,能够具有一定优良的品德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还争取能对社会、对人类作出一定的贡献。大概没有父母会对子女作出与此相反的希望吧。父母的这种愿望,不管在哪种的社会制度之下,恐怕基本上都会相同。学校和家庭的直接教导,固然是达到这种愿望的主要手段,但儿童文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它在丰富儿童精神生活的同时,还可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他们的性格和品德进行教育。我们过去有许多年轻人因读进步文学作品而走向革命;同样,儿童因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在生活习惯、性格和品德方面得到有效的培养。
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最集中的时期,就是在他们接受普及教育这段期间。这段期间,大体上就是16岁以前。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对象,实际上就正是在16岁以前受普及教育的孩子。这是一个人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期间。父母和社会,在这段期间,除了集中力量使孩子们获得一般文化和技术知识外,还得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性格和品德上的教育。这也就是每个爱护自己子女的父母所尽力要做的事,也是父母之爱的一种表现。
现在有不少孩子还不到受完普及教育的16岁,就参加了劳动。他们对许多问题也得拿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对自己的生活行为也得有自己的一定尺度和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他们到达16岁以前,父母也应集中精力关心他们文化和技术方面的教育,注意他们在性格和品德方面的成长。作为儿童的“灵魂的工程师”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儿童精神食粮的儿童文学,这时就面临着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配合国家的正规教育,协助培养他们成为具有高尚品质和远大理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儿童文学更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一切父母、全体人民所关心的事。儿童文学也是我们整个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文艺界和文艺领导还应该特别关心。我想提一个建议:我们的报纸和文艺刊物考虑一下改变过去每年在六一节发表一、两篇儿童文学作品的应景惯例,每个季度腾出一版(如《人民日报》的文艺版)专门发表和评论儿童文学作品和作家,以示重视和关怀儿童文学,逐步转变一下风气。至于象《文艺报》这样的刊物,至少一年可以出两次:六一节一次,春节前夕一次——主要评介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供父母选择,以便在吃喝的费用中节约一点钱出来,为儿童买几本好书作为礼品。儿童文学的繁荣,单从抽象的原则号召是不够的,还得有实际的具体措施。如果这个措施能推广全国,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也许可以较快地出现一个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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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要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劲旅
  桑城
文艺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文艺应当成为这支建设大军中的劲旅。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的。有一批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问世,颂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有一批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涌现,批判了封建的法西斯专制和现代迷信;有一批回顾建国三十年来生活历程的作品发表,帮助党和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有一批反映四化建设的作品诞生,讴歌了新时期中开创局面的时代英雄。当然,近年来在我们的文坛上也出现过某些调子低沉、感情不健康、追求低级趣味、脱离生活生编硬造的作品,个别作品甚至存在着倾向性错误。对于这些,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不可忽视。但就其主流来说,大多数作品充溢着扶正抑邪,拨乱反正,褒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浩然正气。可以这样说,这几年的创作已经为文艺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其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怎样全面地、辩证地理解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近年来,为了批判“四人帮”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思想,我们曾经反复强调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从而保证我们的文艺取材于民,又取信于民。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一切优秀作品的价值决不仅仅止于真实,而是在于真善美的统一。唯其如此,艺术才能提高人,鼓舞人,推动精神文明的建设。如果不讲选择、不讲概括、不讲典型化,对生活现象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这就违背了艺术的真实,也违背了艺术肩负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崇高使命。
近年来,为了批判“四人帮”在艺术上搞“样板”、“模式”那一套庸俗社会学,我们曾经强调创作应该具有独创性。但是,如果以“创新”为名,脱离生活生编硬造,盲目追求刺激与猎奇,有的甚至连政治原则都不顾,这恰恰不是文明而是愚昧。创新必须以丰富的生活积累为基础,独立思考必须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前提,作品的倾向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帮助党和人民总结十年浩劫的历史教训,我们曾经强调革命现实主义应该发挥它的批判功能。在此影响下,文坛上已经涌现了一批反映十年动乱和总结有关历史教训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数都是有益于医治人民的精神创伤、有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今后,我们有待于作家们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更加深刻有力地总结历史。但是,我们必须全面地认识革命现实主义的特征,决不能把揭露和批判视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唯一的功能,决不能用悲观失望的调子来描绘现实。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还“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这种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
生活在不断地前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搞四化,生活中光明的事物、美好的事物、令人神往的事物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要使自己的思想同新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要以最大的热情去关注、研究、反映当前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斗争。写四化,我们首先要以满腔热忱去歌颂那些克服阻力、开创局面、为四化而英勇献身的新时代的英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各种各样干扰‘四化’的力量、倾向、错误思想、错误行为多的是”,在生活中,光明面是同阴暗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写光明面,应该显示出它的主导性、必胜性;写阴暗面,应该显示出它的暂时性、非法性;既不自己麻痹自己,也不自己吓唬自己。这样,才能鼓舞人民满怀信心地向四化挺进。
总之,几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文艺只有真实地反映生活,正确地说明生活,能动地推进生活,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只有继续坚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保证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让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自由竞赛、自由发展,才能造成文艺园地中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克服和防止不讲艺术规律,对文艺工作粗暴干涉的现象;又要反对和防止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轨道的自由化倾向。只要我们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认真地回顾和总结四年多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缺点,我们的队伍一定会变得更加健康起来,更加成熟起来,就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就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劲旅!(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4月号,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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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御用……”之类》异议
  刘金
新近读了《安徽文学》上王若望同志的一篇文章,题曰:《“御用……”之类》。文中一则曰: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有“御用文人”;再则曰:“最近又涌现出若干‘御用批评家’”;三则曰:“这些御用评论家也许以为自己是听党的话,是党性颇强的表现”。
把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扣上“御用”的帽子,这种做法,我实不敢苟同。想写篇文章与王若望同志争鸣一下,忽然记起阿Q的“谁认便骂谁”的名言,我一发言,岂不等于自己凑上去认领这顶“御用”的帽子?然而转念一想,这篇文章所痛斥的“御用批评家”,明明白白,指的是对《唉……》等四篇小说发表过一点批评意见的同志。不幸我对这四篇小说中的三篇,都曾发表过王若望同志很不中听的意见。这顶“御用”的帽子横竖躲不掉,不如挺身而出。何况,王若望同志所说的是“若干”,是一批,我的争鸣,当然不是为了个人。
那末,所谓“御用批评家”,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请看王文的论述:“……最近又涌现出若干‘御用批评家’,他们厌恶作品里有揭露性的东西,一看到这一类描写,就勃然大怒,如对待《人到中年》、《重逢》、《说客盈门》、《唉……》等那样。他们……想方设法指定作者跟着他的曲子跳舞,还美其名曰:这是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你要是不跟着他的曲调跳舞呢,那就是‘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某某人又在翘尾巴了’等等”。
究竟“若干‘御用批评家’”对《人到中年》等四篇小说说了些什么呢?不妨请读者查考一下。就我所知,对于《人到中年》,报刊上确实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那讨论,据我看来,是说理的,心平气和的。一些同志持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应当允许发表。不然,还有什么“百家争鸣”可言?对于后来得了奖的《重逢》,前年夏天确曾有过一场争论,我也参加了。但那争论的焦点,在于应不应该让老干部朱春信承担“造反派”武斗死人的罪责,应不应该在“造反派”武斗伤人的问题上去审判这个老干部的“良心”。关于《重逢》的某些批评意见(包括我的意见)是否正确,完全可以讨论,也可以反批评。但其中绝无王文中所列举的那些罪状,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于《上海文学》去年一月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唉……》,也是有过批评的。个别读者(例如周克家)的批评甚至是很激烈的。至于讲到我对这小说的批评,并非如王若望同志所说,因为“厌恶作品里有揭露性的东西”,就“勃然大怒”。而是我不赞成小说向我们提出“四人帮”“在若干年后,会不会得到历史的同情”这样一个“严酷的课题”。我作为一个读者,有权不赞成这个“严酷的课题”吗?有权讲出我自己的观点吗?我想应当有这个权利。至于对《说客盈门》,我从未在报刊上看到过批评性的意见。我在《有感于火光和灯光》一文中倒是提到过这篇小说的。不过那不是批评,而是褒美。
“若干”批评家对于《人到中年》等四篇小说的评论,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王若望同志如果不同意这些评论,完全有权参加争鸣,或者说,进行反批评,但是没有权利给别人扣上“御用批评家”之类的大帽子。
我还想请问王若望同志:你所指责的“御用批评家”的那个“御”,又是谁呀?你也许会说:“是指李国才式的部长们”。可是,与那四篇小说有关的
“若干”批评家,跟李国才式的部长们究竟有何瓜葛,你能举出一丝半缕的真凭实据吗?实际上,你心里很明白,李国才式的部长们根本够不上“御”的资格。你心目中的“御”当然另有所指。你也许又会说:我早已在上海的《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上阐明了,我所指的“御”,是一个“党”,就是“以享受特权为荣,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或者专会打棍子,给人穿小鞋的那样的‘长官’的‘党’”。可是我不明白,在咱们中国,真有这样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长官’的‘党’”吗?或者,可以把中国共产党象切西瓜似的切成两个——一个,应当用“‘干预生活’的文艺”“使人民脱离”它的“‘长官’的‘党’”,另一个,按《准则》行动的真正的党?不必讳言,我们党内的确混进过一些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这样的坏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坏人。我们党内还有不少人沾染了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恶疾。我们党,从来就是、今后仍要和这些坏人坏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但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一个由这些坏人组成的“御”,也不可能从中分割出一个这样的“御”——即所谓的“‘长官’的‘党’”!
单看王若望同志的文章,使人觉得这些“御用批评家”真正可恶得很了。但如果把王若望同志指证的那些批评文章找来一读,读者就会发现,什么
“勃然大怒”、按“曲子跳舞”、“不合格”、“翘尾巴”等等,连影子也没有。这完全是王若望“设想”出来,为了坐实“御用”的罪名,强加给“若干批评家”的。
文学艺术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于某个作品,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很不相同。我认为,各不相同的意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而非王婆式的骂街,那就可以发表,应该实行真正的百家争鸣。就说批评吧,也不能要求非百分之百正确不可。批评有错,或其实不错而你认为错了,当然可以反批评,也可以反反批评。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共同的总目标下面,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可是现在竟很难做到。特别是对于所谓“有揭露性东西”的作品,不管写得怎么样,一律只许说好,不许说坏,不许有一句半句哪怕是极婉转的批评。可不是?“若干”批评家对《唉……》等四篇小说发表了一点稍稍不同的意见,王若望同志就给他们挂上“御用批评家”、“御用评论家”、“达官贵人”之类的牌子。在这种情势下,“若干”批评家真是无所措手足了。
王若望同志把吹嘘李国才的京剧《春蕾初绽》与歌颂光明的作品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似乎凡是歌颂“为四化做贡献的正面人物”的作品,都是“李国才之流指定作者制作出来的”“御用文学”,作者便都是“御用文人”。其实,出了一个靠造反和弄虚作假爬上高位的李国才,并不等于所有在高位者都是靠弄虚作假和造反起家的。曾经被吹成“锅炉史上的创举”的“国才式锅炉”是一场骗局,并不等于中国所有工人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都是吹牛骗人。一出京剧歌颂了李国才,并不等于所有歌颂
“为四化作贡献的正面人物”的作品都是“虚假的歌德派文学”即“御用文学”。这个道理不言自明。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出了一个或几个《春蕾初绽》,就把凡是歌颂光明之作,统统骂为“御用文学”而加以“扫荡”呢?
我不反对“作品里有揭露性的东西”。我不主张废除暴露。同时,我也不赞成——直白点说,我反对废止和辱骂对于光明的歌颂。偌大一个中国,近十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卓绝,革了六十年的命,真的就一无是处?真的就没有几件事、几个人值得文艺家歌颂一番?我不相信偌大一个中国,只有黑暗可供暴露,没有光明可以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建国三十一年来,虽然几经折腾,使人民吃过很大的苦头,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也建成了约四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难道也“完全是一片假话”?至于品格高尚、献身四化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动人事迹,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刊物上读到。我们应当提倡文学家去熟悉他们,去表现他们,写出能够提高人们精神境界、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好作品来,而不应以任何借口去打击、挖苦这些作家。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王若望同志有一着使论争对方不争自退的高招,这就是,谁要对“抨击在位者的特权,揭露官僚主义的危害”的“揭露性”作品提点什么意见,他就煞有介事地宣称:他(批评家)是“要在里头获得一官半职就终身受用;……生怕把自己的优越性和特权改掉了”,“这就扰乱了这些达官贵人的安定,当然不能容忍”。这就是说,批评家和作品所抨击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达官贵人原是一丘之貉,他批评这作品便是为的保护他自己的特权和官僚地位呀!这一着是很厉害的。先就把“批评家”抹上一脸黑,看你如何洗刷!洗刷当然很难。批评家如果把自己的职称、工资级别、住房面积、“住宅里的现代化”程度跟“御”有何关系等等,详细写出,辩白一番,我看是没有哪个报刊肯给他登载的。批评家当然更不可能把读过王若望文章的数以万计的读者邀请到家里,向他们介绍情况,参观住宅,把自己洗刷清爽。呜呼,“若干”批评家只好冤沉海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王若望同志的“‘御用……’之类”的战法可以休矣,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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