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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她关怀青年成长
——访王若飞同志夫人李培之大姐
北京的早春，还带着北方的缕缕寒意。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前三门新建的一座住宅大楼里，我访问了王若飞同志的夫人、革命老前辈李培之大姐。
培之大姐今年76岁了，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做妇女工作，后来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不久，党派她回国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工作。抗战时期，在陕北公学教书。解放后，她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我登上了六层楼，轻轻敲门后，她的独生子王兴把我迎进培之大姐的房里。她正靠在病榻上休息，见有客人进来，便吃力地要站起来。我急忙过去将她搀扶坐好，并向培之大姐致了问候。
培之大姐的卧室是一间向南的屋子，屋里的一盆水仙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党中央就把十年浩劫中强加给王若飞同志的一切“罪名”和诬陷之词统统推倒，并在延安“四八”烈士陵园重新修建了若飞同志的墓和墓碑。现在，他们一家又搬进了新建的前三门住宅大楼。说话间，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跑进屋来，这是王兴的女儿珍珍，她一会儿娇嗔地跑到奶奶跟前，一会儿又冲到妈妈怀里撒娇。望着天真可爱的孩子，我心里不禁想，悲剧过去了，一切都在好起来，培之大姐奋斗一生，经历了无数困难和曲折，现在终于可以安度晚年了。
培之大姐的儿媳张延忠给我斟上一杯茶，对我说：“妈妈现在最关心的是青年人的健康成长，她总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干工作的劲头比不上他们年轻时。”这时，培之大姐接上她的话说：“青年人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中，抓紧大好时光为人民为祖国多做些贡献。干工作就要有奋斗精神，要有事业心，不要松松散散，尽想家里事。”“妈妈这是说我们呢！”张延忠告诉我，前些天他们买了两个沙发拉回家来，培之大姐看见了就唠叨起来，嫌他们买东西多了，坛坛罐罐一大堆，把自己束缚住了。我看着王兴和张延忠那洗得褪了色的裤子和室内普通的摆设，心想：说实在的，比起今天的青年一结婚就要花费上千元置办各类家具、衣服等，他们夫妇买的东西真算不了什么。
谈话间，我们讲到现在青年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家庭观、恋爱观时，培之大姐回忆起了往事。她说：“我15岁离开家乡河北赤城县龙关镇，独身一人到保定女子师范读书，在那里参加了革命。毕业后，党派我到河南郑州豫丰纱厂做女工工作。1925年秋，在郑州，我和当时任我党豫陕区委书记的若飞同志相识，不久，我们结了婚。婚后12天，我们就离别了。党派若飞赴广州工作，派我去苏联学习。直到1928年党派若飞同志为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我们两人才在苏联共同度过了一年多时间。1929年我先回国，若飞回国后于1931年秋在绥远包头被捕。这一别又是六年多。那时候的革命者大都是这样工作和生活的。家里没有坛坛罐罐，心里没有牵挂，可以说是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面。”
谈到这里，我想起《王若飞在狱中》写到，在狱中，若飞曾托人带给爱人李培之一封信，这封信是用从衬衣上撕下的一块白绸子写的，绸子宽一尺，长一尺五寸。清秀的字迹，诗一样的语言，充满了革命的豪情。若飞说，“忘掉我，不要为我的牺牲而伤痛，集中精力进行战斗，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要坚持真理，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要用生命来维护党的团结，捍卫党的利益……”最后，若飞以无限的深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叮嘱爱人说，“别了，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是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请你伸出双手，来迎接我们的胜利吧！……
陷于沉思中的培之大姐停顿了一下，又感慨地说：“回想过去三十年代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革命志士坚贞不屈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宣传共产主义必胜的真理，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播下革命的火种。今天国内外形势已经完全改观，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正等待着青年亲手建设，如果我没有教育青年人接好革命班，我就对不起牺牲的革命烈士。我有义务把党的光荣传统告诉给今天的青年，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恋爱观、家庭观。”
前些日子王兴他们单位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定职称考试。李培之听说后，对这事认真极了，几次询问王兴考试情况。考试合格证书发下来后，她很认真地拿过来，仔细地看了好几遍，然后把它收好。
培之大姐接着说：“青年人就是要好好学习，热爱自己的祖国。在我15岁时，我的哥哥给我讲了丧权辱国的21条，讲巴黎和会的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激发了我爱国主义的思想。最近我的一个侄孙对我说，无产阶级无所谓爱国主义。我听了他的糊涂话，很吃惊，一个人怎么能不爱自己的祖国呢？”
培之大姐对自己的孩子要求是很严的。由于王若飞烈士只有一个遗孤，解放后国家决定每月发给王兴50元生活费。培之大姐一分钱也没有要，她说：“我自己有工资，再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负担不重，不需要组织照顾了。”后来，王兴考上了哈尔滨军工大学，培之大姐丝毫没有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的想法，反而十分支持孩子出去闯一闯。王兴上大学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家在北京的同学，家里经常邮寄或者捎去一些吃的东西。培之大姐从未这样做过。她的儿媳张延忠笑着告诉我当时的一件事：“妈妈还让学校的同志闹了一个小小误会呢！有一回学校一位同志来京开会，临走时，妈妈托他给王兴带去一个沉甸甸的手提包，他还以为是食品，交给王兴时说，‘你们干部子弟要注意影响呀’。打开提包一看，里面除了一些书和衣物外，原来装着两只锻炼身体用的大哑铃。”
培之大姐为革命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她希望青年人接好革命班，而且自己也时时注意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张延忠说：“那还是前几年，妈妈住院养病的时候，我和王兴每天来回跑，又要上班，又要看护妈妈，还要照顾家里孩子，我们考虑长久下去会影响工作，就向组织上提出能否派个护理人员照顾一下妈妈。于是组织上就派了一个护士来，谁知刚来几天，妈妈就对护士同志说：‘谢谢你，谢谢组织，我现在很好，不需要人陪着，你回去吧。’这样护士就回去了。妈妈常对我们说：‘我自己现在不能再为革命多做些工作了，怎么能再给组织上添麻烦呢？’”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三个多小时，我起身向培之大姐告辞，请她安心养病。在回去的路上，我默默地想，培之大姐和许许多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可是今天他们仍放不下心安度晚年，因为他们多么期待着祖国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抱负，能够以民族的兴亡，国家的前途为己任，把老一辈革命者那种为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和奋斗的精神发扬光大，把革命传统一代一代继承下去。任重而道远的青年朋友们，我们怎样才能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使这些创立红色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放心呢？
本报记者 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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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适应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记上海律师协会法律顾问处
人们称：上海市人民律师协会所属的法律顾问处，是一家没挂牌子而又众所周知的机构。
说它没有牌子，是指直到现在，他们全体52个人还挤在40平方米的两间民房内办公，经常是三个人轮流使用一张办公桌。说它众所周知，是指它成立时间不长，但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有一次，陈瑞谟律师走出法庭，发现后面有个人紧紧跟着，他觉得奇怪，就停下来询问。原来这个人渴望请到律师，但苦于无处打听法律顾问处的地址，干脆来了个“盯梢”。所以，尽管法律顾问处没有挂出牌子，还是门庭若市。
去年头十个月，顾问处接受法院指定辩护的各类刑事案九百余起；从去年5月开始受理民事案件以来，至10月有近六十起。
当人们在法庭上听着律师滔滔不绝的雄辩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在这背后凝结着律师多少艰辛的劳动！例如有件父亲杀死儿子的刑事案，法院请被告所在单位派人辩护，辩护人阅卷后认为证据确凿，无法辩护，不肯出庭。法律顾问处接受辩护任务后，派律师进行了深入调查，查明：被告冯林春是一个有三十年工龄的高级技工。其子冯志民是个屡教不改的流氓分子，民愤极大。冯林春痛恨儿子危害社会的罪恶行径，苦口婆心教育无效，曾多次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未获批准。他忍无可忍，决心亲手为社会除害。冯志民生前对全家七口人任意打骂，他死后，全家无一人流泪，里弄群众拍手称快。冯林春自动投案后，提起公诉时，在量刑上有两种意见，公诉人认为冯林春杀人虽有特殊原因，但仍应判徒刑五年；律师认为应该缓刑，理由是：冯之子确属犯罪分子，当地一害。被告杀人当然犯法，但他杀子实出无计可施，不是出于卑鄙的犯罪目的，而是为民除害。冯在厂一贯表现很好，判处缓刑，还可以使他继续发挥技术专长，为四化出力。而且，被告是自觉服法。判处缓刑后不会继续危害社会。鉴于上述情况，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律师辩护有理，遂判缓刑，并在判决前先行释放。
律师的特殊身份还解决了公安局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去年，有一名以盗窃销赃罪被拘捕的嫌疑犯，预审期间拒绝交代问题，并几次想自杀寻死，后来连饭也不吃了，审判无法进行下去。法院、公安局多次做思想工作无效，就找律师商量。经过律师耐心的教育说服，一直缄口不言的被告终于吐露了真情。原来起诉书指控的罪状大有出入，而另一个公安分局的侦察员可以证明他无罪。他被拘捕后一直期待着这个侦察员来为他作证，但侦察员一直未出现。经过律师对他进行思想工作和法律知识教育，他看到了在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不会再冤枉好人了，于是道出了实情。律师又协同法院进行了调查，法院也认为案情不清，遂退回检察院重新侦查。
群众说：“找到法律顾问处，等于瞎子问了路。”律师严肃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出庭辩护，使执法机关“兼听则明”，避免了冤假错案。法院和检察院同声称赞：有律师出庭，审得公正，判得放心。
吴鸿业 邢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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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军区老干部撰写回忆录
本报讯 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所属十个干部休养所的三百六十名老干部，已有二百三十一人拿起笔来，参加撰写革命回忆录的活动，自报题材五百一十九个，现已写出初稿一百篇，被报刊采用四十三篇。
为了鼓励老干部积极参加这一活动，省军区表彰了一批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积极分子，如：一九二八年入伍，只读过一年半书的张德同志，写出了八万五千字的回忆录；八十多岁高龄的何德全、张济民同志积极报题目、谈情况，请别人整理；老红军胡安吉在中央苏区时曾在连队当战士，也撰写了五篇；李绍平同志为写好一篇回忆录，拄着拐杖，爬山涉水，重访故地，挖掘和核实材料，反复修订稿件；袁福生同志长期坚持写作，不怕困难，近两年已发表了十二篇作品。
古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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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董老》第一辑出版
本报讯 回忆董必武同志的回忆录《忆董老》第一辑，最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将在全国发行。
收入第一辑的文章共三十七篇，反映了董必武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他在建党前后，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抗战时期在延安、武汉，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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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过十多部歌剧、话剧和电影的服装设计工作的舞台美术工作者塔娜（达斡尔族），对舞台服装设计很有研究，她编辑的《内蒙古各少数民族演出服装汇编》一书已经出版。
新华社记者 白斯古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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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筹资金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
黑龙江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村团组织有了活动场所
本报讯 去年，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充分利用本省土地资源丰富的优越条件，发动农村和农场的广大青年开展种植活动，自己动手筹集团的活动经费，收到了可喜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全省农村和农场的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共种青年田12万亩，营造青年林15万亩，总收入350万元以上，每个大队团支部平均收入二百元左右。全省65％以上的农村团组织都用自筹的经费办起了“青年之家”一类的活动场所。这些基层团组织充分利用这些活动场所，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
解决了经费问题，农村青年文化生活丰富了，增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促进了安定团结。过去有些地方的青年农闲无事干就打架斗殴，聚众赌博，搞封建迷信活动。办起“青年之家”后，丰富多采的活动象磁石吸铁一样，把青年们吸引住了，减少了不安定的因素。
团组织有了钱，除了组织青年开展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外，主要是用于青年的学习。克东县新农公社团委，用自筹的活动经费在村村队队办了夜校，现在全公社青年基本扫除文盲，有1，000名青年达到初小水平，800名青年达到初中水平，近百名青年掌握了农机、植物保护、电工、会计、兽医等专业技术。
过去有些团员青年说：“跟着团支部，成天尽义务，苦力没少出，没得啥好处。”开展种植活动后，团组织有了经费，给青年办好事，受到青年们的拥护。跃进农场三队团支部，自筹活动经费，发动青年自己动手，修建了一座约八千平方米的“青年公园”。每到工余时间，青年们就到公园里散步、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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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严以律己的林风春
吉林省镇赉县公安局长、共产党员、省劳动模范、全国公安战线一等功荣立者林风春同志，从事公安工作二十多年来，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准则》公布以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被群众誉为执行《准则》的模范。
林风春有个连襟在镇赉防腐厂工作，结婚多年，爱人和孩子的户口仍在农村，曾多次找林风春帮忙落户，都被他拒绝了。
去年7月，县玻璃厂有个工人为了给爱人落户口，曾三次拿着酒、罐头、茶叶、鸡蛋等物到林家“拉关系”。林风春出差回来，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叫家里人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
林风春一年四季和公安干警一起，骑着车风里来雨里去，看不出他是个“官”。去年5月，在乡下的母亲患病，捎信让他回去看看，局里派车，他说啥也不用，硬是骑着自行车回了家，往返八十多里地。
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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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邢山坡义务投递十六年
在河北省新河县城内，经常见到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肩背邮袋，走街串巷，投递报刊和信件。他就是原新河县招待所所长、退休老干部邢山坡同志。
邢山坡同志1944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2月退休。他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坐在家里吃闲饭，还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于是，他找到新河县邮电局领导，主动承担了义务投送县城和县城附近的信件、报刊工作。
邢山坡义务投递16年，新河县邮电局党支部领导几次提出每月要给他十多元的生活补贴费，他都婉言谢绝，分文不要。
高蓬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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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团结
鹤壁市开展“文明礼貌之家”活动
本报讯 河南省鹤壁市在职工家属中，广泛开展讲文明、懂礼貌的“文明礼貌之家”活动，促进了家庭和睦。
鹤壁市的“文明礼貌之家”活动，是前年11月先从矿务局五矿开始的。他们通过群众酝酿制定了六条标准：一、家庭和睦，遵纪守法，有礼貌，通情理。二、邻居团结，互相友爱，遵守社会公德。三、坚持晚婚和计划生育。四、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移风易俗。五、关心国家和集体利益，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六、家庭卫生和环境卫生搞得好。对评选出的“文明礼貌之家”，矿上赠送光荣匾，门口挂光荣牌。中共鹤壁市委发现这一典型后，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全市推广。
鹤壁市开展“文明礼貌之家”活动，使社会风气逐步好转，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社会秩序稳定，邻居之间团结了。以往邻居关系紧张的现象基本杜绝，代之而起的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五矿工人梁德合的邻居小赵做了结扎手术后，家里无人照顾。老梁家里的人主动去给小赵家打水、扫地，使小赵深受感动。其次，家庭和睦了，婆媳、夫妻、妯娌、姑嫂之间的关系融洽了。四矿学校一位教师，原先夫妻经常吵嘴闹离婚。如今合理分担家务，重新和好。三是“前方”与“后方”配合得好了，职工的劲头更足了。八矿一位职工因工作出事故受处分后，曾一度思想低沉，有时不愿上班。妻子就耐心地说服丈夫，帮他分析原因，总结教训。丈夫的思想包袱放下之后，工作上积极努力，受到同志们好评。四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加强了。过去有的家长教育子女方法不当，不是打就是骂，收效甚微；现在注意以理服人，并注意身教。七、八居委会有偷摸、打架行为的53名青少年，现已改变恶习，有的成了“三好生”。全市青少年犯罪率显著下降，好人好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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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子弟兵
为使吉林市煤气供应恢复正常
基建工程兵某部为群众赶制煤气贮罐
本报讯 记者李训舟、通讯员王大训报道：基建工程兵某部为吉林市煤气公司赶制了两个大型煤气贮罐，使全市煤气供应恢复正常。煤气公司经理李宪章激动地说：“我们公司和全市百万人民永远也忘不了亲人解放军，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大忙。”
吉林市煤气公司负责全市近10万户居民、11个工厂和7个福利单位的生活用气和工业用气。1979年12月，这个公司的贮气站因煤气贮罐的质量差，曾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所有贮罐被炸毁，全市煤气供应一度中断。
吉林省委、吉林市委和煤气公司采取了紧急措施，派出4台槽车到大庆、哈尔滨、长春等地拉煤气，仍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有57，000户居民得不到煤气供应，许多职工上不了班；以煤气为燃料的工厂，也有的停了产；有的勉强生产，但也不能完成计划。不少单位常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就派出汽车到煤气公司排队灌煤气，车队经常有一里多路长。吉林市煤气公司决定请有关部门赶制两个体积为50立方米的煤气贮罐。但由于质量要求高，风险大，一些单位都不敢接受。去年5月，他们找到了基建工程兵驻鞍山某部。这个部队虽然过去没有加工过这种类型的贮罐，但考虑到人民的急需，便欣然接受了。
担负加工任务的某部金属结构营，选出15名优秀焊工，经过7天培训和严格考核，又从中选出7名技术最好的同志参加焊接。所用母材为16锰钢，钢板厚达18毫米，焊接难度大。干部战士不怕天气炎热和罐体烘烤，汗流浃背地坚持作业。安装罐体时，副营长李学海同18名操作人员连续奋战，每天最多睡3个小时觉，有5个同志几乎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提前4天安装结束。
经过吉林市公安局、劳动局、城建局联合鉴定，气密性试验和水压试验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被评为全优工程。经国家劳动总局批准后已正式投入使用，每天可向用户灌装三十至四十吨煤气，达到了灾前的灌装能力。煤气公司送给部队的一面锦旗上写着：“全优工程，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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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子弟兵
野营驻训不忘为群众做好事
战士丁运江为社员修表124件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团卫生队战士丁运江在野营驻训期间，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驻地八个大队修理钟表124件，受到社员群众的赞扬。
年前，部队野营训练来到宣化县江家屯公社，发现不少房东家里摆着“走不动”的钟表。一打听，原来这儿离县城较远，社员进城一趟不容易，钟表坏了只好先撂在一边。有的同志就向部队领导建议，成立一个修理小组，帮助社员解决这个难题。政委崔书芳同志想到卫生队卫生员小丁入伍前在地方钟表修理部工作过五年，学过这门手艺，他就找小丁商量，很快建起了钟表修理小组。
开张后，“买卖”不太兴旺。政治处的同志专门为钟表修理写了广告，公社广播站又播发了消息。这一下可招来了满门“生意”，座钟、闹钟、手表、怀表摆满了小丁的桌子、炕头，送钟取表的人络绎不绝，把个小屋挤得满满当当。
驻地大队领导看到小丁施展不开，又为他腾出一间房子，还配了一名助手。小丁大显身手，加班加点，修好了各种钟表124件。
社员谢如的闹钟散了，零件用毛巾兜着送来修理，当他从小丁手中接过跑得挺准的小闹钟时，乐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说：“好手艺！好手艺！解放军就想着老百姓，可解决了我的困难喽！”
王鹭毅 兰中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