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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社会学
杨心恒
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我国已经中断近三十年了，所以许多人对社会学感到陌生。当我们重新开展社会学研究工作的时候，不能不从头学习。下面仅就社会学的由来、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它的研究对象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社会学的起源和定义
关于社会学的起源问题，历来的社会学家们说法不很一致，但大多数的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学起源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创始人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由于孔德首先提出社会学这个名词，并且创立了一套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所以后人一般认为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
社会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并非偶然。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占统治地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过程加快，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暴露，从而促使人们去研究社会生活，探求社会偶然现象背后的必然性，揭示社会的奥秘。同时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启发人们用自然科学的精确观点与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另外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学说，特别是孔德的老师圣西门的社会理论又为社会学提供了思想来源。孔德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创立社会学的。
孔德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建立他的社会学体系的。孔德的社会学把综合地认识整个社会当作自己的目标，它是一个企图包罗万象的社会科学体系。但是这样的社会学，孔德在世时并没有形成，而且在实际发展中逐渐改变了最初设想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综合社会学的形式，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两个平行的方向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理论社会学研究，另一个方向是经验社会学或应用社会学研究。
理论社会学试图探求社会生活的一般原理与法则。在这方面，继孔德之后有英国的斯宾塞（1820—1903）。他把人类社会比作生物的有机体，创立了所谓社会有机论。最先传入我国的社会学理论，就是由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的研究》（严复翻译为《群学肄言》）。
在应用社会学方面，早期最著名的代表有比利时的朗伯特·凯特勒（1796—1874）、英国的社会学家查尔斯·布思（1840—1916），这二人被认为是应用社会学的鼻祖。后来应用社会学在美国得到了发展。作为美国最早的社会学研究中心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把芝加哥城市看作是他们工作的天然实验室。他们对少数民族居住区、流浪汉、盗贼、舞女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他们认为社会学家的活动场所不是在图书馆里，而是社会舞台，因为那里有可供观察的社会进程。
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几乎没有一项人类社会活动不可以和社会学联系在一起而被称为“××社会学”的。而在如此纷杂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学研究之间，又很难找到它们的共同点，所以历来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没有统一的定义。他们都是从自己的研究范围或从某一个角度来给社会学下定义的。于是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1、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2、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科学；3、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团体生活的科学；4、社会学是研究人的共同社会生活的科学；5、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科学；6、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
关于社会学起源和定义的不同说法，并没有妨碍社会学在各国的发展，原因是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的。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
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如同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一样，它是研究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体系中，应当有社会学的地位。社会学是有阶级性的。有资产阶级社会学，也有无产阶级社会学，二者是有联系的，但不能混同。因此当我们讲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的时候，必须把下面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一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什么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这门科学应采取什么态度。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就是整个地否定社会学这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互相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都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科学技术基础以及部分思想来源都是共同的。但由于马克思和孔德的阶级立场不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不同，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因而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观点和社会理论。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体系中合理的进步的方面，并通过对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实际考察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解剖，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孔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吸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保守的方面，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创立了资产阶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用来进行社会改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工具。两者有本质的区别。目前西方社会学界有一种观点，把马克思和孔德并列为“社会学之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理论社会学中的一个流派——经济学派。这种观点抹煞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之间的原则界限，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理论，无疑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但这种批判不是形而上学的简单否定。在批判其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吸收，对它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通过实地调查收集的大量社会资料，给予充分肯定。例如，马克思在讲到经验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凯特勒（旧译克特烈）时，曾经指出：“过去，他曾立过大的功劳，论证即使社会生活表面的偶然事物，在它们定期的复现和它们定期的平均率中，也还具有内在的必然性。”（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第79页）
列宁在许多著作中批判过资产阶级社会学观点，但他并没有否定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相反，他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
（《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这就是说，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社会学。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学。
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还要什么社会学。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不了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社会的总体上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历史哲学。社会学是综合地研究社会生活的一门具体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提供总的指导思想，但是它不能代替具体社会科学。因为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并不等于认识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特殊规律。而且历史唯物主义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只能反映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方面，而社会生活是丰富多采的，社会发展过程是曲折复杂的，想用这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去直接研究一切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是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我们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在研究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过程中，不致迷失方向。才能把握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性，才能使社会学有效地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服务。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我们不妨从实际出发，看看有哪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需要社会学来研究。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婚姻家庭问题，妇女儿童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成年人再教育问题，老年人问题；人口问题，就业劳动问题，生活方式问题；生态问题，城市问题，乡村问题；社会团体生活问题，组织管理与效率问题，社会的制度化建设问题，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问题，人际沟通与行为方式问题，社会不安与集体行为问题，社会变迁与进步问题，社会现代化问题；越轨与社会控制问题，犯罪问题，其他社会病态问题，……等等。总之，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极其广泛，可以说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社会学研究有些什么特点呢？我们知道，社会现象的分类是社会科学分类的客观基础，每一类社会现象都有一门乃至几门社会科学去研究它。具体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揭露一类社会现象内部的规律性，而社会学在研究某种社会现象时，是把它放在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中加以考察的。社会学的任务是综合地分析一种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对犯罪这种社会现象，法学研究它，社会学也研究它，但二者研究的角度不同，目的和任务不同。法学是研究什么叫罪，什么行为构成犯罪，犯罪的主客观条件是什么，犯什么罪，判什么刑；怎样定罪判刑，等等。社会学在研究犯罪时，是研究犯罪的社会原因、社会后果以及防范措施等。法学研究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应如何依法办事，社会学则把注意力放到这些法律条文在实施中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总之，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多边缘科学。
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又是有密切联系的，它在研究某种社会现象时，不能不和这一领域的专门学科结合在一起，不能不掌握和运用这一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离开其他具体社会科学，社会学是不能孤立存在和发展的。
社会学研究人们的社会行为规律，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社会事实入手，所以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社会调查。社会学是用科学的方法，通过一定的程序，收集具体的社会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从而去寻求人们的社会行为规律的科学。离开社会调查，社会学便失去其生命力和存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主要是一门经验科学。
由于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而且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多有重合的地方，所以要给社会学下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虽然历史上有许多社会学家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给社会学下过许多定义，但没有一个定义能够为大家一致承认。所以我认为，与其给社会学下一个简明的定义，不如给它大体上划定一个研究范围更为可取。我在这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给社会学大体上勾画出一个研究范围，而非定义。
我国社会学研究工作刚刚开始，笔者发表一点肤浅的见解，目的是抛砖引玉，不妥处一定很多，请同志们教正。
（原载《南开》学报1981年第一期，本报转载时作者作了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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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艾思奇文集》序
周扬
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先后认识了两位从遥远边疆来的云南青年，这两人后来都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分别在音乐和哲学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左翼文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我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位是著名音乐家聂耳同志，一位就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我初次和聂耳见面的时候，田汉同志开玩笑式地给我介绍，这位的名字叫“四个耳朵”，我才知道是聂耳，因当时有人在旁，我只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没有深谈。后来，他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赢得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心，也更引起了我对他的敬慕。不幸，正当风华正茂之年，邻邦的无情海水吞没了他的生命。我认识艾思奇同志则是读了他的哲学著作，知道了他的进步活动之后。我专程到读书生活社去拜访了他，作了亲切的交谈。艾思奇同志1935年入党，1937年去延安。周立波同志和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又是他前往延安的同行者。我们在延安和北京，相处数十年，只是除工作上的联系外，私人来往很少。但他的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文风明快，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确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1966年初，我们同住阜外医院，他曾来探望我，他说我们不要被病魔所屈服，我们还可工作二十年，说时充满了革命的自信和乐观情绪。他走时，我久久地遥望着他的瘦弱的背影，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诀别。时光如流，现在艾思奇同志逝世已经十四年了。《艾思奇文集》即将编定出版，我现在写几句话来表示我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毋须介绍，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的光辉战士。他一生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面，贡献很大。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生涯开始于三十年代初。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个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从走进社会的第一天起，就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武器批判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了终身。
在旧中国的哲学界，除了几个先后卖身投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而为人所不齿的老唯心主义者以外，还有一些远离人民的哲学家，他们的倾向互有不同，后来的变化也很不一样，但在当时，他们由于完全脱离人民的斗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抹杀和反对的态度，实际上起了为反动派的统治粉饰升平的作用。艾思奇同志从来同这样的哲学家无缘。他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在上海所写的哲学文章就很少空论，这些文章或则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教育青年，或则向着种种错误的思潮开火。从1933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通俗哲学论文，到1935年结集出版成为《大众哲学》一书，是这一时期艾思奇同志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艾思奇同志到延安以后，即在有名的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他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毛泽东同志对艾思奇同志所写的《哲学与生活》一文予以积极的评价，并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商讨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提倡哲学走出课堂，艾思奇同志就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先驱者。在著名的整风运动中，他十分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执行这一原则。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比以前的作品显然更加深刻了。全国解放以后，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继续作出了新的贡献，有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艾思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工作，给中国的读书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艾思奇文集》收集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这些著作，包括一部分早期的著作，作为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入门读物，作为批判哲学唯心主义的战斗成果，至今仍然保有它们的生命力。我们希望，《艾思奇文集》的出版，将鼓励当代的青年哲学家们继承作者始终饱满的热忱，在新时期的思想战线上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作出勇猛坚实的努力。
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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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制人口增长与农村贫富的关系
陈国荣 杨守明
人口多少对农村贫富关系很大。我们调查，按目前农副产品价格和四川省什邡县农村低标准生活计算，一个人从出生到16岁，平均每年要消耗189元和500斤粮食，16年共消耗3，024元和八千余斤粮食。如果不抓计划生育，按1970年出生率计算，1971年—1979年要多生四万五千多人，今后每年要多消耗八百五十多万元，占一年农副业总产值的9．4％；多消耗粮食二千二百五十多万斤，相当于全县一年增产的粮食。可见，人口增长越快，被供养人口比例越大，集体和农民负担就越重。
总的说来，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农村贫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人口的发展对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贫富有着直接的关系。怎样衡量农村的贫富？过去有人认为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增长就是富裕的标志，而不管按人口平均占有财富是增加还是减少，农民是不是真正富裕。因而，注意了发展物质生产，忽视了控制人口的增长。结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物质的增长，人均占有财富逐年减少，延缓了农业生产发展的进程，影响了社员生活的改善。什邡县1957—1976年的20年间，总人口增长31．36％，而粮食总产量只增长22．22％，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由1957年的868斤减少到1976年的799斤。相反，1977年—1979年的3年间，全县粮食总产量增长32．4％，人口增长1％，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占有量提高到1，054斤，比1976年增长31．9％，每人平均分配收入提高到158元，比1976年增长79 ．5％。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两种人口增长速度对农村贫富的影响十分明显。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农业增长速度，增产也难致富。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农业增长速度，增产必能致富，而且在一定的增产比例下，人口出生率越低，人均占有的财富越多，农村越富。例如四平公社六大队四生产队，1976年以来，全队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控制在零或负数，人均占有粮食增长到2，030斤，比1976年增长60．5％；人均分配收入增长到322元，比1976年增加221元，当年提留公共积累10，152元，比1976年增长四倍多。实践告诉我们，衡量农村贫富，应以人口平均占有财富及其分配收入的多少作为标志。只抓物质生产，不控制人口增长速度，难以彻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当前情况下使农村较快富裕起来的一个必须采取的办法。解放三十年来，什邡县出生存活人口23．6万，占总人口的62％。如按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推算，1981—2000年20年将出生16．58万人，除去死亡，总人口将增加到47．5万人，人均土地将由现在的1．2亩下降到0．7亩。按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推算，20年出生8．19万人。很明显，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人口将继续大幅度增长，农村富裕困难较大。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广大农民就能够快一些富裕起来。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社员生活水平。农村集体和农民负担的轻重，与经济收入和人口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在一定数量经济收入的情况下，人口少的家庭人均占有财富必然多些，人口多的家庭人均占有财富必然少些。什邡县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拖累少，出工多，家庭副业好，经济收入多，负担又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高于当地社员平均水平。小孩子多的夫妇，拖累大，出工少，家庭副业搞得不好，收入少，负担又重，物质文化生活普遍低于当地社员平均水平。多年来，全县的“倒找户”中，多子女户占80％左右。例如南泉公社，1979年577户独生子女户，人均分配收入（奖励未计）214元，比全社每人平均收入水平高13．5％，比二至三个孩子家庭的人均收入高51．7％，没有倒找户，超分户。二至三个孩子的户，人均分配收入141元，比全社平均水平低11．3％，但也比上年增长了12％，其中倒找户127户，超分户304户，共欠集体超分款52，322元。孩子多的家庭，不仅加重了本身的负担，而且还影响集体资金的积累。这就不难看出，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要比二至三个孩子的家庭对发展集体经济有利。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进一步控制，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会进一步提高的，社会福利也会逐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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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律知识
律师制度浅谈（二）
建国以来律师制度简况
一九五四年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公布以后，司法部指定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几个大城市试办律师工作，主要是为刑事被告人辩护。那个时候不叫律师，叫公设辩护人。
一九五六年初，司法部在全国逐步建立律师机构。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司法部召开了两次全国律师工作座谈会。董必武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二次全国律师工作座谈会上说，律师工作不要摆样子，不要走形式，律师工作是有前途的。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年中，律师工作有很大发展，是新中国人民律师工作的一段兴旺时期。那个时候，律师协会或律师协会筹备会，全国有十九个，法律顾问处有八百一十多个，专职、兼职律师接近三千人。
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律师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律师给犯人辩护被说成是“包庇犯罪”、“丧失立场”，于是律师制度受到批判，被取消了；相当多的律师，因为执行职务而被错划为右派；绝大部分从事律师工作的同志被下放或转业。当时，只有个别城市如北京还留有极少数律师进行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连这极少数律师也被取消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恢复和发展律师制度就是其中重要措施之一。一九八○年八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这就使律师工作的重建和发展有了法律根据和保障。现在，全国许多省、市恢复或建立了律师协会，建立了法律顾问处，律师人员已达三千多名。
律师制度的恢复和发展，给了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不能因为律师的名称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就笼统地说律师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国家的律师，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二，恢复和发展律师制度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