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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提高经济效果方面狠下功夫
何建章 张卓元
经济效果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有一些经济效果指标不但很低，而且还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首先，在基本建设方面，每百元积累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国民收入，1976年—1979年平均为23元和34元，仍低于“一五”时期的35元和52元。
其次，在生产方面，物质消耗高。据估算，在社会总产品中，物质消耗所占比重，“一五”时期为44．3％，
“二五”时期以后逐渐上升，1979年为56％。其中工业部门的物质消耗1976—1979年为65．9％，比历史最好水平的1966年的62．7％高3．2％。影响物质消耗比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浪费严重。1979年全国重点工业企业71项消耗指标中，还有48项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每亿元工农业总产值消耗的能源，1979年为9．5万吨标准煤，比“一五”时期的6．2万吨高3．3万吨。
再次，在流通资金周转方面，1979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平均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31元，比历史最好水平1956年的17元多占用14元，如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一年可节约流动资金500亿元；国营商业每百元销售收入占用流动资金为49元，比历史最好水平1956年的37．1元多占用12元，如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可节约流动资金142亿元。
经济效果低，集中表现在按人平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上面。按美元计算，五十年代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比美、苏、日、英、法、西德都快，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从1971—1976年期间，却比上述国家都慢。
目前我国经济效果低，同经济体制不合理，同产业结构不恰当地向重型方向发展，是有关系的，但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二十多年来经济建设上“左”的错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怎样提高我国经济效果呢？要提高我国经济效果，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总的来说，要彻底清算“左”的错误，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现阶段，要进一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具体来说，除了要对企业进行整顿，不断提高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需要着重做好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
调整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是压缩基建规模。这实际上是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从而调整国民经济的其他比例关系，包括各产业部门的比例关系。
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前两年财政赤字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实质上是计划安排的积累与消费总额即国民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额。近几年，工人农民的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也就是消费上去了；但是，与此同时，基建规模和投资总额压不下来，积累压不下来，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支大于收，形成赤字。财政赤字正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反映。
为了解决当前的困难，要努力做到财政、信贷收支的平衡，稳定物价。这就需要压缩基建投资。
压缩基建投资，首先可以缩短基建战线，克服盲目建设。虽然从当前来看，基建下马，会造成相当的损失，但是这个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迟下马不如早下马，早下马损失小一些，迟下马拖下来损失更大。而且从长远来看，基建规模缩小了，战线短了，基建摊子同国力相适应了，还有利于缩短建设周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提高投资效果。
压缩基建投资，可以砍掉那些不是急需的项目，有助于控制长线产品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保那些急需的项目，有助于更快更好地增产短线产品，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本身就是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重要内容。
压缩基建投资，还可以腾出一大批物力，使现有轻纺等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当前我国原材料和能源不足，不能保证现有35万个工业企业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压缩基建项目，就可以把原来用于基建的燃料、电力和原材料，优先调给那些生产当前特别需要的产品的企业，让它们吃饱喝足，充分发挥生产潜力。
总之，压缩基建投资，不但可以使财政收支逐渐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而且能有力地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可见，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调整生产结构、调整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重要杠杆。
调整产业结构
要提高经济效果，特别是宏观经济效果，就要真正从我国具体条件出发，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
1、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建立一个轻型结构较为适宜。目前从重型结构过渡到轻型结构，可先经过一个轻重结合的时期。建立轻型结构以后，经过一个发展时期，随着条件的变化，也有可能重新过渡为轻重结合的经济结构。但那是将来的事情。据此，要多发展农业轻工业（轻工业投资少，收效大。1978年全民所有制轻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润和税金为54．08元，而重工业只有17．96元；轻工业资金回收年限为1年10个月，而重工业则要5年7个月），要在发展农业轻工业基础上适当发展重工业，同时重工业要很好地为农业轻工业服务。
2、适应我国劳动力多而能源不足和原材料短缺的特点，要多发展劳动密集行业和产品，如轻纺工业和手工业（单位产值轻工业消耗的能源大约只等于重工业的五分之一）。与此相适应，在技术结构上，要多搞中间技术即适用技术，不要盲目追求最先进技术；在企业规模上，既要有现代化大型企业，又要有大量中小型企业。
3、广泛实行专业化协作，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发展对外贸易，使国家和各地区能真正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更好地讲求经济活动的效果。
4、发展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商业和其它城市公用事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基础结构。
5、发展科学事业，使科学真正成为推动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杠杆；发展文教事业，为现代化建设培养足够的合格的人材。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在我国为什么要搞轻型结构的问题。什么是重型或轻型结构？一般来说，重型结构是以重工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但呈上升的趋势，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本国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而上升；轻型结构则是以农业轻工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社会劳动大部分分配在农业轻工业部门，重工业主要是为农业、轻工业服务，并且只是为适应农业、轻工业发展的要求而发展的。
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农业以手工劳动为主，劳动生产率很低。在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搞重型结构，必然是主要从农民手里筹集资金，而农业由于生产力低下，剩余劳动不多，要建设需要大量投资的重工业，必然要把农业内部的积累转移到重工业，使农业由于没有必要的积累而影响扩大再生产，并侵犯农民的利益。农业发展慢，农民收入提高慢，轻工业也不可能迅速发展，长此以往，农轻重比例失调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必然带来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降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效果。
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脱离农业孤立地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以钢为纲，不但不是发挥优势，而是弃长就短（我国铁矿石绝大部分是低品位的，生产钢铁的劳动消耗很高），事倍功半。这样的结构必然造成能供吃穿用住行的最终产品不多，经济效果低下。世界上许多国家从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一般都是先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然后在农业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由于要求重工业为它们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进行技术改造，从而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过去违反了这个规律，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果。
我们现在提出要搞轻型结构，主要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承认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求首先和加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要建立在农业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农业轻工业发展的要求而发展，真正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样，既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能更好地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果。
稳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把高度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改为国家、经济单位和劳动者相结合的决策体系；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把主要依靠党政机构、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依靠经济组织、经济办法和经济法规管理经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合理地组织各种经济活动，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实质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企业包括国营企业仍然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要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劳动者集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仍然存在经济利益差别。因此，要解决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问题，既要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劳动者、企业、部门和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又要使劳动者、企业、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利益服从于全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必要的行政干预，通过各种经济杠杆，主要是价格、税收、利息等，来引导个别单位的经济效果和利益同全社会的经济效果和利益相一致。
改革经济体制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真正实行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前提下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适应我国当前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采取灵活的措施，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广泛开展多种经营，特别要大大发展商业和服务业。有人担心采取灵活措施，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今天我国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绝对优势，只要掌握好分寸，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只会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更加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稳步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将运转灵活，生机勃勃，走向一条经济效果越来越高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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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有关李鸿章洋务活动的讨论情况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与他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过去，人们只重视研究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同法、日两国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特别是洋务活动则很少注意。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个刽子手、卖国贼。他成为一个被全部否定的人物。近年来，史学界开始注意研究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并重视研究他的洋务活动。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凡论及这个问题，尽管人们的表述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比如，有的说他是洋务派的旗帜和主角；有的说他是洋务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领导者，甚至把他看作是洋务运动的化身；还有的说谈洋务运动，就不能离开李鸿章，反之，研究李鸿章，也不能不谈洋务运动，否则，无论是对洋务运动还是对李鸿章都不能做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二、李鸿章为什么要办洋务。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视中国封建的“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他举办洋务，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另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是在承认“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的前提下从事洋务活动的，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地位，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企图保持半殖民地的现状，避免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
三、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的目的。筹建新式海军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北洋海军则是李鸿章用了20年的时间经营起来的。那么，李鸿章筹建新式海军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说是为“御侮”，而无“剿贼”之意。因为李鸿章一再强调“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再说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都因船身吃水过深，不能驶入海汊内港，因此，是谈不上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二种意见说是为拥兵“自重”、“靖内奸”，并无“自强”、“御侮”之意。因为当时有人指出北洋海军是李鸿章之水师，“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有余”；至于说为“靖内奸”，因为海军不但可以“上岸击贼”，而且还能为镇压人民起义载运军火援兵。第三种意见说，对外是为了“御侮”，这是主要的；对内则既带有“剿贼”之意，同时也包含着扩大个人权势的内容。
四、李鸿章创办的民用性工业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一种意见指出，李鸿章不仅是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始人，也是近代民用工业的积极提倡者。他先后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织布局、天津铁路公司、黑龙江漠河金矿等一系列民用性企业。他办这些民用工业是为“求富”而“争利”、“保权”，故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同时也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另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创设民用工业的着眼点，不在“厚利商民”，而是为了解决“军国大事”。他预料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所以，他提出用官督商办的方式来创设民用工业，借以达到利用和控制私人资本的目的。这类企业的出现，虽然同封建生产方式比较起来是一种进步，但在本质上是与民族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其结果只能是“损华益洋”。
五、李鸿章办洋务是否“事事依赖洋人”。关于这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一味崇洋媚外，“事事依赖洋人”，把向西方学习变成了卖身投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鸿章还是注意坚持独立经营方针的，并不是要永远依靠洋人。他强调“权自我操”，“由我主政”，竭力“防止尾大不掉”；同时还谋求自制工业设备和培养本国的技术人员。
六、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为何失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多少分歧，有关论者认为，第一，李鸿章的全部洋务活动缺乏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第二，落后的社会制度，腐败的官僚政治，严重地腐蚀着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第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不允许具有对外性质的洋务活动存在。
七、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是否要同他的外交活动联系在一起考虑。对这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是近代史上公认的卖国贼，又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主持人，是不能不影响到洋务运动的性质的，因而主张把李鸿章的妥协外交和所签订的卖国条约，同他的洋务活动联系在一起分析研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签订不平等条约属于外交，举办洋务事业属于内政，两者并不是一码事，因而应该区分开来。
（乔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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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董辅礽《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评介
王颉
董辅礽同志的经济论文集——《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三联书店出版，新华书店发行），选辑了作者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写的16篇文章（共二十三万多字），是他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成果。作者运用多层次的抽象分析方法，通过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公式的具体化，广泛而深入地探索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两大部类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农轻重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以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问题。作者坚持理论和方法的统一、质量和数量的统一、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统一的原则，对复杂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剖析。他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对深入钻研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很有启发，为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对恰当安排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具有参考价值。本书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内容丰富，说理充分。从研究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入手，进到国民收入生产的分析，再进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这就是这部著作的总脉络。而其核心部分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累和消费问题。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一个十分重要的综合性比例关系，它集中反映着社会再生产中各种比例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从多方面深入研究了制约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各种重要因素。他比较详细地分别分析了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国民收入的实物构成、社会总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诸因素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制约作用，提出了不少对当前的调整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观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分别考察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后，又进一步把国民收入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的计算公式，指明了上述诸因素之间及它们同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之间的相互制约的数量关系。国外一家杂志上曾评价说，这是“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作者提出的确定计划期安排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数量界限，以及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方法论原则，同样值得重视。他分别分析了生产性积累中的固定资产积累和由此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积累的最低界限，以及非生产性积累的最低界限，又分析了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一经确定，它们的最高界限也就不难算出。积累基金的最高界限等于国民收入额减去消费基金最低需要额，消费基金最高界限等于国民收入额减去积累基金最低需要额。上述确定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数量界限的方法既简便易行，又符合理论要求，近来已被一些同志应用于经济研究工作。
本书还以相当多的篇幅考察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在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上的平衡关系。除了从实物形态进行了分析外，从货币形态看，不仅国民收入生产额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国民收入总额为一定的情况下，初次分配中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数量和比例，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货币形态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数量和比例。至于影响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数量和比例的，既有生产方面的因素，也有分配方面的因素。所有这些，都将影响货币形态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平衡。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通过财政、信贷、价格等进行的。这里虽然基本上只涉及剩余产品，但由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具有相对独立的运动形态，从而也会影响货币形态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平衡。
为了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必须使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的积累基金保持平衡，并使这两种形态的消费基金保持平衡。实现这两组平衡，才能达到国民收入与积累和消费的平衡，进而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等方面的平衡。对这一复杂的问题，作者考察了消费基金加积累基金的货币形态总量同它们的实物形态总量相等的条件下种种可能出现的不平衡的情形。例如，货币形态的积累基金大于实物形态的积累基金，而货币形态的消费基金相应地小于实物形态的消费基金；在相反的情况下，即货币形态的积累基金小于实物形态的积累基金，而货币形态的消费基金大于实物形态的消费基金。在这些情况下，就要求适当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或者改变生产结构才能保持平衡。作者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理论分析。
作者考察的两种形态的积累基金之间和消费基金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以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货币形态总量同它们的实物形态总量相等为条件的，因此，对复杂的平衡问题来说，还是初步的。但作者的分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对进一步分析和解决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积累和消费支出的总安排大于国民收入额这个难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还分别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积累基金、消费基金本身及其使用的问题。他指出，不仅积累的数量和分配比例，而且积累的物质构成和积累基金的使用效果都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模、速度和比例，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对这些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是有参考意义的。至于消费基金及其使用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作者用了较多的篇幅进行了探讨。按照作者意见，探讨消费问题，应着重研究消费水平及其提高的途径、消费构成、消费方式和消费基金的分配。作者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具体化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他从社会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的统一的角度，提出了一组具体化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公式，从而使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反映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关系更为丰富了，内容更为具体了，方面更多了，视野更广阔了。作者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曾被一些国家的刊物译载。此外，书中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也很值得注意，限于篇幅，不一一评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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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才之路》即将出版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人才问题广播讲座”基础上编辑成书的《成才之路》，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广播出版社联合出版。
《成才之路》一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政法部编辑，中共中央组织部、人才学研究筹备组、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同志写稿。书中通过介绍古今中外有志之士、名家学者的成功经验，为广大中青年指引成才之路，介绍成才的科学方法，并且结合我国实际，探讨了人才的培养、选拔、识别和使用等问题。它不仅适合立志成才的广大中青年阅读学习，而且对各级人事、组织、教育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也有参考价值。 （任佩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