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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政治和文艺的关系
周扬
提 要：如何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关系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革命文艺运动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尽管我们在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有过一些“左”的偏差。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但他们都从来没有讲过艺术要从属于政治。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又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我们的革命文艺不应违背我们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但根据各种艺术类型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的比较直接、密切，有的则比较间接、疏远。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文艺可以“干预生活”，但我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
《文艺报》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全文发表了周扬同志1980年2月11日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这里转载的是其中的第三部分。 ——编者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文艺和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关系？这确实是关系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最近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的。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文学又是要写人的命运的。但人的“命运”是什么呢？有一次，拿破仑跟歌德谈到悲剧的问题，他说古代“命运”这一概念现在要由“政治”来代替，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支配人们命运的东西主要就是政治。他这个话讲得很深刻。但也不能由此就说人的命运，完全是由政治来决定的。文艺也不能说是完全从属于政治。回顾三十年代以来，我国革命文艺从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革命文艺运动就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我们文艺的光荣传统，尽管我们在处理文艺和政治关系的问题有过一些“左”的偏差。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文艺成为了广大人民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作用又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这里所说的生活，是指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内，而不只是政治生活。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义。这就是说，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是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从属于经济基础，往往要通过政治作为中介，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后动力还是经济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艺也是上层建筑，最后决定它们的发展的还是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宣传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是社会科学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大革命，它是与剩余价值学说同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但为了宣传这个真理，就不免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以至有人就把这种作用当做唯一的了。似乎只有经济起决定作用，其他因素都不起重要作用了。恩格斯晚年就为此做了自我批评，说他和马克思两人都因为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忽视了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其历史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马克思因为看到别人甚至他的门徒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简单化、庸俗化了，就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打棍子，只是幽默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可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各种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直线的。虽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要通过的中间环节往往是政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但他们都从来没有讲过艺术要从属于政治。艺术不但要受政治的影响，也要受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又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当然，不是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它们归根结蒂最后还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是过去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把这种相对的独立性看成绝对的，认为文艺本身的历史，是一个不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独立发展的过程。好象它的背后并不存在什么经济、政治的背景，这当然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在否定文艺发展的绝对独立性的同时，连它的相对独立性也否定掉了，这同样也是不对的。
因此，如果否定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包括文艺和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否定了文艺除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接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定了除政治作用于文艺之外，文艺也反作用于政治，总之，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林彪、“四人帮”在其长期反动宣传中，一方面叫嚣反对什么“唯生产力论”，否定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破坏了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叫嚣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政治的作用提到吓人的高度，以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他们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从历史上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来是比较复杂的。例如，我国封建社会时代，封建主义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文艺不能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但并不等于文艺一定要从属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它更多地是受封建宗法道德等儒家学说的影响。
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是和革命的政治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左翼就是个政治概念。我们的文艺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既然长期以来，我们都提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也确实起了革命的作用，为什么现在不要再这样提了呢？是不是过去提错了呢？有些口号过去提过，后来不再那样提了，并不等于过去错了。过去的某些口号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发生过副作用，现在情况变化了，又有了过去的经验，不再重复以前的口号，换一个更好一些的，更适合于今天情况的口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口号是随形势的变化而更替的，而且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要把任何口号凝固化，神圣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有分析。
就是讲为政治服务吧，也要分清是什么政治，是革命的政治还是反革命的政治。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你也为他们服务吗？就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也要看这政治是正确还是错误。你能为错误路线，为官僚主义的政治服务吗？我们所讲的政治，主要是指总的阶段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而不是指个别的具体的政策和工作任务。我们的革命文艺不应违背我们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但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配合当前的具体政策和工作任务。根据各种艺术类型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的比较直接、密切，有的则比较间接、疏远，比如山水画、风景画、抒情歌曲、舞蹈等等。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社会主义的涵义不只包括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不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要内容吗？
再顺便谈谈文艺“干预生活”这个口号。所谓“干预生活”，主要就是要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干预当前的政治问题。假如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把文艺置于从属的地位，而“干预生活”，则反过来，把政治置于从属的地位。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和文艺两者关系的问题。文艺可以干预政治生活，但也不能把文艺凌驾于政治之上。文艺的职能本来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影响政治，对政治起促进或促退的作用。现在人们讲文艺干预生活，通常只是指那些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描写社会的消极现象，可以有助于克服那些现象的作品，而对那些描写人民生活中先进事物，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积极作用的作品，却不叫干预生活。这和这个口号的来源，以及这类文学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有关系的。这个口号好象是五十年代苏联一位作家提出来的。在斯大林时期文艺创作中有“无冲突论”的倾向，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有一个作家叫奥维奇金，他到农村去实际考察了，他看到的不是象一些作品所描写的那样，一片光明。于是他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干预生活”。这个作家后来到中国来过，我1954年在莫斯科也和他交谈过。多少是在他这个主张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也出现了“干预生活”的口号。那么可不可以干预生活呢？当然可以。只是我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
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好象只有这样干预生活的作品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是现实主义的或不够现实主义的。这种看法就片面了。文艺既然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的，从广义的意义上讲，都是干预生活的。写革命战争，写土地改革，写地下斗争，写抗日战争，写解放战争的许多作品在人民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难道还不算干预了生活，推动了生活的前进吗？一个作家应该多方面地表现生活，他可以侧重某一方面，但不能说只有侧重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才算是干预生活，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算干预生活，因而就不是或不够现实主义的了。这样来理解干预生活未免太带片面性、阴暗性了，也许这个口号本身就多少带有这种片面性的毛病。作家眼界要广阔，题材要多样，取材要广，选材要严，挖掘要深。我们提倡题材应当广泛，要多样，在题材问题上不要加以限制，不要设禁令，下禁令。列宁说过，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有他的自由。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对文艺事业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加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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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流行音乐及其他
苏夏
所谓“流行音乐”，是与传统音乐相对的广义的称谓，是一个十分笼统的名词。在西方，什么是流行音乐，哪些音乐体裁隶属于它的范围，也还没有一个完全公认的、统一的、科学的概念。严格地说，西方的流行音乐已不属于创作范畴，它是由许多互相矛盾的东西组成，庞杂地包括了五花八门的音乐品种，从散拍音乐、怨曲、爵士乐、民间小调、摇摆舞音乐到军乐以及我们常说的群众歌曲。我们所指的“流行音乐”是酒吧间、夜总会和舞场音乐，这些音乐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现象，是唱片商和企业主发明的一种生财之道。流行音乐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以音乐的娱乐性为手段，旨在麻醉青年，使他们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严肃、重大的问题。谭冰若同志的《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下简称《看法》）一文中所说：“流行音乐，由于娱乐性强，容易产生消极因素，例如常渗进颓废的思想意识，结合低级庸俗的社会风气而变成资本化的商品音乐。”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有的音乐很有娱乐性，但不一定是消极的。例如约翰·施特劳斯的许多优秀的圆舞曲，其娱乐性是极强的，但不一定就是消极的。因此，娱乐性和“消极因素”并没有必然联系。“而变成资本化的商品音乐”的关键是资本家的利益决定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生财之道。讲清这个前提很重要。
在创作演唱方面，一般的流行歌星，对唱法并不太讲究，但也有些世界闻名的大歌唱家，在音乐会中也选唱一些艺术性的流行歌曲，当然，在艺术处理、台风等方面就很不一样了。在爵士音乐中，也有一些需要掌握很高的技艺才能演奏的作品；在众多的无聊的音乐剧中，也有内容较好的，如欧文·柏林的《面对音乐》和《万众欢腾》，触及了当时社会中所发生的丑恶现象；伯恩斯坦的《蔓断城西》反映了纽约市贫民区中的青年爱情生活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流行音乐中的佼佼者，这在流行音乐中占据的比例是不多的。流行音乐中多数仍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歌曲，部分歌曲是极其猥亵的，极少数属于社会性、政治性的曲目，其政治倾向性也被极强的音乐娱乐性手法所冲淡。
《看法》一文，对流行音乐社会功能的两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如把它比喻为中世纪走江湖的流浪艺人演奏的“舞歌”一类的音乐等。我认为，西方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浪艺人及其歌舞是城市贫民的音乐，人民的音乐；西方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下坡时的产物，而流浪艺人音乐是反宗教的东西，是为人民前进说话的。
《看法》一文说：“流行音乐在社会上掀起层层热浪，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广大群众对一种易于接受的轻松活泼的音乐形式的喜好”，因此“应在今日社会主义音乐生活中取得一定的地位”。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把“流行音乐”、港台“时代曲”同我国“新近创作的一些抒情歌曲”混为一谈了。
最近几年，西方的流行音乐在我国城镇青年中并没有很大的市场，而不健康的港台“时代曲”却在风靡一时。原因有多种：大量卡式胶带随录音机从港进口而传播；部分青年思想空虚，审美趣味低；文艺上长期实行封锁禁锢政策，我们自己的音乐创作又比较单调，因此挡不住五彩缤纷朱紫杂陈的外来音乐的冲击。这是简而言之。
“时代曲”并非现代音乐文化的产物，更不是“新旧风格的过渡”中的新产品。它产生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上海洋场，后流入港台，最早期称为“爵士曲”，大概是外商要把美国产的爵士音乐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广吧，但绝大多数人是弄不懂的。因此，结合具体国情，他们又耍了个新花样，实际上是某些西方流行歌曲的汉化版。由于这种唱片以中文“时代”（应为“时髦”）两字为分类标志，故以此名而被传用。“时代曲”面向一群只听懂中文并固守本国文化传统、口味的传播对象，为适应商业化，其音乐纯粹是消闲、娱乐性的通俗文化。歌曲主题多数是“郎情妾意”之类，采用传统的民间小曲、戏曲和西洋歌曲填词，在配置上是舞场化的。为便于推广，所用歌曲都是简单、通俗、易于背诵，而且强调词曲的“民歌体”格调。为争取知识层的顾客，还有一种称为“艺术时代曲”，这些歌曲吸收欧洲艺术歌曲中较细腻的表达感情的音乐表现手法，歌词比较文雅，曲调有较复杂的变化，色彩比较丰富，演唱者也多是受过正统声乐训练的歌星；这种歌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起过粉饰太平、麻痹斗志的作用。
港、台“时代曲”是资本主义畸形社会的产物，其中虽然也有少数民歌和思乡的歌曲，但多数是内容消极、颓废，情调低级、庸俗的陈腔滥调之作，在我们强调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的今天，对其危害性应有足够的估计。对“时代曲”泛滥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在各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在音乐工作中，应采用引导和取代的办法，如：加强音乐普及和音乐评论工作，提高群众的音乐审美能力，努力创作和推广大量健康的抒情歌曲来满足群众的需要和爱好，而不能任不健康的东西发展下去。
近年来，音乐品种逐渐多样化了，抒情歌曲、轻歌曲蓬勃地发展，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一大批青年作曲家、演唱演奏家在迅速成长，活跃了群众艺术生活，繁荣了音乐舞台，成绩很大，应当肯定。但对于群众喜爱的15首歌曲，有人抬得很高，也有人把它贬得很低。我认为可以各抒己见，但应该明确一点，无论在创作或演唱上，应该鼓励辛勤的探索者，我们要在新的道路上前进。容许作品或演唱有不成熟的地方，因为他（她）们也还需要一个磨练的过程，走错了，前辈要耐心引导。不能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待新生的音乐品种，那样会横看竖看都不合适。
当然，也不能忽视当前歌曲创作、演唱中一些支流性的问题。有的歌曲作家，在曲调风格上模仿“港、台风味”，自然这类歌曲的作者只是可数的几个人，而且所写的也并非全是此类情调的歌曲。就整体说，还没有形成一种创作倾向问题。
80年的北京声乐新秀们的演出是活跃的，他们在演唱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受到听众的欢迎。其中一些人确有才华，有圆润的嗓子，能动情歌唱。当然，他们都还年轻，缺少系统、科学的声乐训练，有些人对于国外传入的流行歌曲及其唱法，良莠不分，加上演出时的服饰和面部化装，使一些青年见此情景、听此唱法，便会学着狂喊乱叫，乱吹口哨，拍手跺脚。有人还以为是大受欢迎。有的演员也竭力去迎合某种剧场效果和一些听众的趣味，而一些歌曲作家又力图迎合一些演员的趣味。这些现象，稍加引导本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于某些报刊上的一些评论，作了很不切合实际的宣传，如说新星音乐会“代表着我国音乐的未来和希望”。“新星”们还很年轻，刚走上舞台，艺术上还不太成熟，褒之过高、视之为开拓者，这会把年轻人捧杀的。应该指出演出中的好坏优劣，肯定成绩，批评缺点，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在此期间，在演唱上并没有很好发挥各家所长，真正做到百花齐放，而是片面吹捧一种类型的演员。不少名歌唱家不敢在大场合的音乐会登台，害怕若不那么演唱会吃冰棒；事实上也有被哄的。这些与不确切、不合实际的宣传不能说没有关系。
要改变当前音乐演出中传播的一些不良现象，若没有更多更好的抒情歌曲出现，是不可能的。在《看法》一文中，提倡搞自己的流行音乐，用它来
“培养人民的社会主义道德、陶冶人民健康情操”。我认为不必去借用这个含混不清的名词。采用了它，将带来更多的副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音乐中，健康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抒情歌曲、轻歌曲、轻音乐、娱乐音乐，理应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优秀的革命的战斗歌曲，直接表现工、农生活与斗争的群众歌曲太少了，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那么，抒情歌曲是否太多了？优秀的还是不多的。两者均应该有个较大的发展。演唱的方法应该使之百花齐放，不能只热衷于宣传某种唱法，学院的、民族民间的一些唱法都应该受到尊重、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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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创作要继承也要发展
王玉西
当前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我们不能丢掉聂耳、星海开创的新音乐的革命传统；另一种说，现在不是过去，聂耳、星海那一套今天吃不开了。怎样来看待这两种意见呢？我们认为，必须对我国的音乐传统和现状进行具体的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继承和发展的问题，音乐和其他文艺也有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在歌曲创作上，聂耳、星海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的新音乐现实主义的道路，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确实发挥了唤起民众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战斗作用。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虽然和战争时期的任务不同，但音乐反映现实，音乐为人民服务这个基本点是相同的，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所以提出继承聂耳、冼星海所开创的革命传统是对的。但是，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发展，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欣赏兴趣也在变化，因此，音乐也要发展。经过十年浩劫各方面受到破坏，人们希望安定团结，休养生息，在音乐上需要更多的平稳的抒情的作品，厌倦了那些乱喊乱叫的杂音、噪音。今天也不象过去那样总是搞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因此，群众欣赏音乐和参加音乐活动的方式也不相同，他们更多的需要一些独唱歌曲和抒情歌曲，通过音乐抒发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反映他们劳动生活中的感受。因此，音乐创作在表现形式上也应该有所发展。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的继承，不只是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还有长期形成的民族传统。我国广大群众是喜爱传统的民族音乐的。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多地方的传统戏曲、曲艺、民间歌舞那么盛行，说明群众对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包括民歌、地方戏、曲艺等）是喜爱的，因此要注意对其中优秀的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现在一些好的流行歌曲大都吸收了民歌的音调，群众听起来感到亲切。有人说，有些唱民族风格的歌唱家现在不吃香了，她们演唱的歌曲和她们演唱的风格都过时了。事实并非如此。风格各有不同，只要具有独特的风格，就有生命力。至于唱的歌曲，有的百听不厌，有的曲目也要更新。现在的流行歌曲，过些时候也有个更新的问题，群众总是需要新的东西。
总之，新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年轻一代要求音乐创作和演出有新的发展。继承和发展不能割断，继承需要发展，发展也要继承，不管到什么时代，我们社会主义的新音乐都是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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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
对开展儿童音乐教育的意见
最近，在《辅导员》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上，与会的教师、青少年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就当前中小学音乐活动情况及如何进一步开展音乐教育问题进行了座谈。
与会同志认为，当前儿童音乐教育存在许多问题，应当引起重视。有的同志说，现在许多小孩子都学唱流行歌曲，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儿童的成长。有的同志说，现在儿童音乐活动很少有人过问，很少有人推荐和举办健康、活泼的少年儿童歌曲音乐会，电台、电视节目中，儿童歌曲少；儿童音乐唱片很难买到；有的同志说，我们的诗人、音乐家，五六十年代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儿童歌曲，但现在没有出现如《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这样水平的歌曲。有的同志说，现在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到小学五年级就不上音乐课了。
为了更好地对少年儿童进行美育教育、音乐教育，他们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1、在全国妇联、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领导下，设立一个少年儿童艺术教育办公室，加强对儿童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及宣传的研究、指导。
2、近期内组织一次儿童歌曲创作评奖，以促进少年儿童歌曲创作的繁荣。要为诗人、音乐家深入儿童生活积极创造条件。要关心业余作者的创作，把他们的积极性很好地调动和发挥出来。要鼓励有影响的诗人、作曲家为少年儿童写词谱曲。鉴于电影、电视插曲易于流行、推广，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多拍摄几部优秀的儿童故事片，多创作几首好的插曲。
3、加强宣传。在“六一”前举行一次儿童音乐表演会，希望团中央、电台、电视台、团市委、教育局、少年宫等单位联合举办，并转播。在“六一”前后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一批具有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儿童特点的歌曲，并请著名歌唱家演唱，灌成唱片发行。希望每年定期搞一次，推动中小学音乐活动进一步开展，引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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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
要扶持 不能禁止
柏吟
对于“新星”，我认为应扶持鼓励，并帮助他们提高，改正一些弱点。但是，有些评论者对流行音乐型的演唱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只是笼统地批评演员模仿了港台歌星的演唱，而没有指出那些具体表现。特别是对用真声演唱、松弛甜美、亲切自然而受到青年们欢迎的演员，许多批评者说她们只有一个八度、大白嗓子、没有功夫、缺乏造诣，而给予否定。也许批评的是客观事实，但我认为，这不能构成她们不能作为演员登台演唱的理由，也不应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指责。因为艺术上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逐步提高的。再说，演唱允许多种风格，当然这种风格是不是完美无缺，可以讨论。批评者总要以百花齐放的方针为出发点，而不能以个人好恶为批评的标尺。至于说造诣不深，那确是事实，二十几岁的青年，没受过学院训练，怎能有渊博的学问？我觉得，引起许多人有意见的不是她们的演唱，而是某些报刊过分的吹捧，说她们是声乐的“未来”、“希望”。这责任不应由演员承担，那是由对青年人的培养爱护不周的有关的人们造成的。
不足可以提高，稚嫩可以锻炼。在百花竞放的花圃中，只要他们还能发出一缕清馨，有给人赏心悦目之长，就总应给予他们一席之地。如果花枝上滋生出杂芜败叶，摘去就是了，而不能砍去尚可怡人的花蕾。大花、小花都是花，只要不是罂粟花，就都应允许存在。流行音乐，如同通俗性的作品，总要存在发展，通俗就必然不那么高雅，但也有它的欣赏者。当然，通俗决不是庸俗、媚俗。
经过十年浩劫，人们要求文艺方面多样化。前几年，抒情歌曲、爱情歌曲还是禁区，于是做了一些必要的提倡；后来就出现了柔性歌多，刚性歌少，个别歌曲还受了靡靡之音的影响，这是要改正的。但总的说来，还是个调整问题，把健康向上令人奋发的歌曲放在主要的位置，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歌曲创作，但绝不能理解为要把某些歌唱品种花色加以“关停并转”。